现代文学发展史范例(12篇)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通史研究基本是空白，文学批评往往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章节出现，作为文学史的附属来说明文学创作。1986年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第一部现代文学批评通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册)，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陆续出现一些批评史著作，代表性的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书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各著作在编写体例上有先后承继关系，但更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体现出编著者不同的编撰视角和批评史观。

一、文学批评”概念界定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各版本的材料运用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的王永生编本取材范围最广，包括各体裁批评、文学论争、文学思潮乃至文化思潮，其中社会思潮大背景与文学理论批评史实梳理紧密相连；90年代以后的编本则逐渐对文学批评”概念本身有比较严格的限定，批评自身经由两个层面的抽离逐步走向独立地位，批评自身的内在质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第一层面，文学批评史逐渐从思想文化史中抽离出来。广义来看，文学批评史是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必然受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推动着一定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不可避免要论及前期或同期的社会、文化思潮，但是这一部分在批评史整体布局中有多大分量，各著作之间有差异、有对比。王永生编本第一编专辟第一章来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先展开一幅思想文化涂抹底色的大卷轴，再细笔勾勒各种体裁的理论批评史，九章标题中有八章以五四……”作开头，十分重视五四文化思潮对理论批评活动的影响，充分表现出对文学理论批评所依托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重视。许道明是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人之一，然而他在近十年后编写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时，却压缩社会思潮背景的内容只作简短介绍，重点放在对批评的本色脉络的梳理上。温儒敏著本与周海波著本则更加关注批评本身，都不再把批评史放在文化史的前提下来建构，而将它视为区别于思想史、文学史的一门独立学科。

第二层面，文学批评史逐渐独立于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都是在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形成，文学批评从广义上看也包括文学理论，然而严格地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规律的探讨，文学批评则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因此狭义的文学批评史应更多关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文字，而不是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理论探究之作。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题即见主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问题都囊括其中，并且有意识地更注重理论史，列有诗歌理论批评”、小说理论批评”、戏剧文学理论批评”三章作题材理论研究，却仅用一章来写作家作品评论活动”，可见本书对理论的兴趣要远大于对批评本身。与这种偏好类似，温儒敏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在《自序》中表示：在选论这14家批评时，我最注重他们的理论个性与批评特色”，虽然理论个性”与批评特色”并置，但事实上，文学理论观念的特色才是本书所选批评家的重点标准，挖掘所选批评家对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贡献才是本书的着力点，批评特色、批评文体的探讨只是穿插其中。可见，批评还是附属于理论观念的，批评史还是以理论观念介绍、研究为中心。周海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差异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在《绪论》意对文学批评”作了定义并表示：这里是取狭义的‘文学批评’概念，把‘批评’看做论文联盟是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运动、思潮以及各种流派、现象的研究分析。当然，这里更多的是指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论述。”此书固然不能回避对各批评家理论观点的介绍，但重心却不在此，他有意识地择取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批评文本来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批评意识的产生和批评文体的特色，批评首次作为自足、自律的形式进入批评史教材。

从王永生编本到周海波著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撰，一层层剥离开思想文化思潮、文学理论观念的缠绕，一步步把文学批评推向独立自足的自由之境。

二、现代”的断代、分期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断代，王永生本与传统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通史同步，即从1917年至1949年的30年，与历史学意义上的现代”时间界定保持基本一致，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研究界对现代文学史和批评史断代的共识，80年代末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文学”概念以来，文学史现代”的时间界定开始向三十年之外延展，现代批评史的断代问题也是人言言殊。

关于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上限，许道明本沿用传统划分法，以1917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温儒敏则视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为现代批评的开篇，原因在于传统批评的某些特点在他引来的西方理论的渗透刺激下发生化合反应，逐渐酝酿成一种新型的批评”，周海波本进一步回溯：1897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劝学》，严复、夏曾佑发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可以看做是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我倾向于将‘五四’前后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看做‘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把‘现代性’作为界定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根本特质”。对批评史上限的这几种不同认识，反映出对现代”的不同界定标准：许道明代表了传统观念，把发生现代转变的文学史实视作标志；温儒敏、周海波则代表了新的观点，以文学批评现代质素的产生为标记，表现出对批评自身的重视，因而是更合理的。

关于现代文学批评的下限，温儒敏著本没有明确指明，但从书中对批评家批评活动的描述来看，基本是沿用传统与历史学同一的标准，以1949年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终结，简单通用但缺乏文学批评本身的依据；许道明以文学工具论为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调：‘文艺与政治’关系曾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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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重大的主题统御着现代批评，尤其建国后的文学批评几乎就是以政治的‘工具’确立自身价值的。”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这一主调落下了它最后一个尾音，之后的文学批评摆脱政治功利观几十年的束缚，走进文艺真正自足、百花真正齐放的新时期，显示出新的气象因而走向新的批评时代，因此他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为下限；周海波则把现代文学批评延续至当前，他声明是从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性质与特征着眼的”，即现代性”角度，而所谓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性，是指以现代艺术和思维与科学理性为主导，在语言、手段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现代特征。”故而把一般意义上的当代”也包容在现代文学批评范畴内。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王永生编本与传统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划分法，1917—1927年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1927—1937年是革命文学时期，1937—1949年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温儒敏著本以批评家专论设置章节，没有分期问题；许道明本前三十年的划分法基本与王永生本一致，后三十年则为第四时期，分别冠之以理性时期”、综合时期”、重塑时期”和一体化时期”；周海波著本把许道明编本前两个时期界定为创建时期”、发展时期”，后两个时期则综合为程式化时期”，1977年结束后的批评史界定为多元化时代”。各个版本对批评史上下限的界定有长有短但分期基本是重合的，每一时期所选批评家有多有少但重要选家是一致的，可见目前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编著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划分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各版本对各时期的名称界定，王永生编本鲜明地以现代文学划分法来命名，许道明著本和周海波著本则从文学批评的发展来定义，然而各个名称并不具有对所统率章节内容强烈的凝聚力，编者不象是从具体内容中提炼出分期及名称，更象先搭建一个构架，再往其中放置内容，因而分期更显主观性，当然这种主观在编著者那里是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于传统与文学史一致的划分方法。

三、以史带论、以论代史还是以论带史?

原生态的现代文学批评本身史实浩繁，如何进入批评史编写系统，反映出作者一定著述目的、批评史观，也决定了著作的存在意义。从写作目标上看，有三种情况：

一是偏重历史记录目的，王永生编本是典型范例，每一个十年以一本三四十万字篇幅的书来编写，享誉一时的批评家及其理论穿插在文化史、思潮史、体裁批评史之中来展开，并不设批评家专论；许道明著本同样有史录的特点，注重史实本身的完备，不同的是所选材料更集中于重大批评活动和重要批评家的论述上，设置批评家专论并对其批评历程进行详尽描述。

同是以史带论，王永生编本以体裁为构架对重要批评家分类论述，许道明著本则是把批评家放在一定流派之下阐述，譬如朱光潜，王本是列举在第二个十年本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章目之下的，而许本则是作为京派批评家之一来阐释。前一种标准简单，不易发生争议，便于从文本体裁角度考察一时期理论的发展史，如在上册五四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一章，同列了五四时期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理论发展史，相互对照、清晰明了，这种标准的缺点是相近文学观念的不同体裁理论散见于各章节，不能集中见出一个中心、一种色彩。后一种标准难度较大，流派之下罗举批评家，各种批评理论的特征表现的更鲜明，然而容易走向武断牵强，比如许本把曾任《新月》杂志编辑的闻一多作为新人文主义批评家”与梁实秋并列而论，虽说闻一多主张新诗格律与新人文主义节制精神有相似之处，却全然不是新人文主义的借形式纪律来呼唤伦理精神，他的目的不是新人文主义的善”而恰是被新人文主义所不重视的美”，故而把闻一多作为新人文主义者来看是惑于他曾参加新月社的现象，可见以流派归类并不是完全稳妥的。尽管如此，从简单地以体裁来统率各种批评观点到以流派归类，这其中的变化反映出编著者在分析、归纳史实能力上的进步，这也正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深入发展的反映。

二是侧重研究探索目的，温儒敏著本是典型，编者《自序》明确地说：本书并不企求对现代批评史完备的叙述，而重在对主要批评派系作系统的彼此有联系的专论，其中力图贯穿对现代批评传统的了解与重估，其研究探索的意义大于历史记录的意义。”对所选录的十四位批评家，编者重心在挖掘他们理论主张的特殊价值，无论是理论观念本身还是其产生的渊源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

以上两种范型，前者以史带论，后者则是以论代史，第三种情况则力图把史实记录与研究探索两者结合起来，以周海波本为代表，他的研究视角是批评文体：对批评文本进行文体分析研究，并进而研究批评家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批评的关系，研究批评方法论、批评文体论及其批评文体的建构和发展”。这种方式可以称作以论带史”，作者的意图正是既从史的角度看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又从批评家的个体批评活动研究批评史的发展，研究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衍变的关系，从而建立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学”，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切入现代文学批评，究其实是重在论”。

无论是以史带论、以论代史还是以论带史，都各有其他范型不能取代的优长；无论是史料的客观呈现还是编著者的独特论断，都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因而它们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从文学批评史研究自身的发展来说，以史带论是初期研究的重要工作，其意义在于对史料梳理的完备，在此基础上，就会出现也应该出现各种以论”为主的批评史著作，各种论”著所选择的视角差异愈大，它们显现的意义也就愈鲜明。目前现代文学批评史在史料积累方面较为充分和完备，更需要的是从不同角度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论”史的涌现是自然而必要的。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1篇2

［关键词］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Abstract:Themeaninginliteraturehistoryofresearchingthe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isre-surveyingandstudyingtheclassicalliteraturefromaspatialangleofview,diggingandmakinguseoftheurbanliteratureresourcesfullythathadbeenneglectedforalongtime,whichisgoodforrebuildingaspace-timeconcatenate,moreintegratedandsystematicChineseclassicalliteraturehistory.Furthermore,theresearchonChineseancienturbanliteraturecanalsoprovideawidehistoricalsightandprofoundhistoricaltextforthepresentliterature.

Keywords:urbanliterature;literaturehistory;spatialform;present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3

一、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二、初步形成时期（20世纪50-60年代）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三、恢复与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

在“文革”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四、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的着作《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该着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着《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着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Harvey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inaChanging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TrendsofRe-searchintheSocialandHuman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着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着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RiseoftheWest,AHistoryoftheHuman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World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Worldsince1500:A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Worldto1500:AGlobal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着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着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着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world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着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着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Ziegler,Traditions&Encoun-ters:AGlobalPerspectiveonthe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andWilliam.H.Mcneill,TheHumanWeb:ABirds-EyeViewofWorld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1篇5

关键词：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

TheSynthesisonthePluralisticDevelopmentofPostwarAmericanHistoriography

Abstract:Pluralismisthetrendandtraitofthedevelopmentofmoderninternationalhistoriography.Amongthewesterncountries,pluralisticdevelopmentofAmericanhistoriographyafterWWIIisespeciallyoutstanding.TheauthordiscussesthepluralisticdevelopmentofAmericanhistoriographyduringthisperiodfromfouraspectsincludingthepluralismofresearchsubject（thatishistorians）,researchobject,researchtheory,andresearchmethod.

Keywords:postwarAmericanhistoriographypluralism

历史学发展的多元性是现代国际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特点和趋势变得尤为明显，形成了历史学的多元化格局，史学观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流派的呈现林林总总，色彩斑斓。在西方各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中，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尤其引人瞩目。国内外研究美国史学的学者多有论述，但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全面分析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原委，首先要对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表征有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本文试在这一方面作一探索，以期呈现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概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一有力的铺垫。

何谓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呢？史学的多元性发展，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趋势。具体地讲，它是指史学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理论及方法等各个方面日益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和倾向，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显著的多元并存的局势。一般表现为历史学家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历史学家身份的多元化，史学流派林立；历史研究内容、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学科的划分更加细化、多元化，各种边缘学科、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频繁更迭或杂糅并存，史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合及应用。

这种史学多元性发展的特点在英、法、美、德等战后西方国家史学发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特征尤其突出。

（一）表征

历史学的研究从来不是一元的、单一的，如历史自身的发展一样。但是在传统史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史学研究的主体、客体、理论和方法都相对比较集中和单一。而现代史学的发展则日益突破这种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20世纪初，美国史学就已经在朝着多元性发展的方向努力了，显露出多元化的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隔，使得这种多元性发展的局势在战后姗姗来迟，却形成了让人咋舌的奇异局面，充分展示出历史学本身隐藏的活力。虽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但是它却昭示着历史学发展的某种必然。

1.研究主体的多元化

史学研究的主体，是指历史学家、历史作者、史学作家。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业余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分离、公共史学家的兴起、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平民史学家的崛起等各个层面。

业余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分离，是史学专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就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在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1]，史学研究的主体多数是业余作家，而且多数是贵族知识分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随着史学的职业化和各种专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只要能够进入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机构、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就可以从事历史研究。这无疑大大有助于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队伍的扩大，而且有助于史学流派的形成。

公共史学家的兴起也是史学职业化发展的产物，可以说是副产品。史学的职业化使得历史学家或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的数量大增，而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的人员需求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这就促使许多接受过专门的史学研究训练的人员进入社会服务机构或政府机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政府出谋划策，成为公共历史学家而不是专门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教学的专业人员。由于美国史学中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的传统，公共史学家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蔚为壮观。[1]（p126-137）[2]（p1162）

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则不仅是史学职业化的产物，更是现实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与史学界的民主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摧垮了西方殖民体系，民主、平等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美国国内，经过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60年代爆发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声势浩大，不仅冲击了美国社会，而且使美国史学界发生了变革。

首先是新老史学家主导地位的逐步交接。经过战后初期平稳而保守的发展，60、70年代的激进形势促使新史学家向老史学家进一步提出挑战，加之年龄上的自然更替，新老史学家在史学界所起的作用逐渐发生了转换。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尽管不能明确地说史学界已出现了特定的一代人或一支队伍，但却不能不说在70年代新老史学家已经换班。就美国历史协会来说，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任主席各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专业，彼此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的主题。在他们中间虽然有少数传统史学的卫道士，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3]（p168）

其次是历史学家身份、地位的平等化、多样化、大众化。新史学倡导大众史学，加之高等教育的普及、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少数民族和年青一代史学家登上史学舞台的前沿。历史学家的身份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手中，而是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是由精英人物向来自某些弱势群体人物的转移，包含着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的内涵。虽然这种趋势受到某些保守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却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4]（p660）[5]（p27）

最后是史学流派更迭、林立。战后的美国史学发展，是新史学不断向传统史学提出挑战，新史学节节胜利同时遭遇危机、迎接来自传统史学家和新新史学的挑战的进程。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化，一个明显之处就在于史学流派更迭频繁，各种史学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史学流派，或以历史观的差异区分，或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别，或以史学研究的方法来划分；或呈现出一种林立并存的状态，或是前后相继的更迭形式，或是杂糅并存。它们要么标新立异，自成一家；要么因具有某些突出的特征被史学理论家贴上了某某派别的标签。总之，战后美国史学给人的感觉是史学派别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战后美国史学流派如此众多，要想将它们之间的关系逐一梳理清楚并将其置于战后美国史学发展整个进程的合适位置，摆正此者与彼者的关系，着实不易。例如，一致论史学，战后初期的美国史学界是否是青一色的一致论史学流派？新左派与新史学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不能因为都有个“新”字，就轻易划等号。那些以“新”字冠名的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城市史等等诸多流派在战后各个时段上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复杂。

从时间的纵横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呈现这种史学流派更迭、林立的大致印象。从时间纵向上讲，由战后初期的“一致论”史学或新保守派，到新左派，再到新社会史学派，新文化史学派等等，这种纵向上的史学流派主导地位的更迭之频繁是西方其他国家史学发展中所罕见的。从时间横向上讲，虽然表面上看，美国史学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主流派别主导着整个史学的发展。但是，自从“一致论”史学让位于其他学派，或者说传统史学让位于新史学、一致论被“多元论”代替之后，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即同一时代的美国史学也呈现出各种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各史学流派盎然并存，争奇斗艳。当然，由于这些流派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说几乎在任何一个时代流派林立的局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只不过在多元主义日渐盛行的60、70年代其气象更盛。至今这种多元并立的状态仍然可见。

2.研究客体的多元化

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客体，当然是客观历史本身了。历史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重复的，而是多元化的、具有多个层面的。历史学的任务和本质正是研究多种多样的、决不是简单重复的事物在时间之流中的变化。随着时间之流的演进，从现代的望远镜去远观历史，由于现代的变化带给历史学家的不同感触，历史的不同层面也由此浮现出来，成为历史研究的真正客体。另外，随着人们对于历史学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的认识的更进，史学研究的客体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研究主体的不断扩大及成分的多元化，也使得历史学家有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更加深入的、多元的考察和研究。这种变化从趋势上讲是从比较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这种多元化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从政治史向整体史的发展，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方向发展，多层次，多元化。与传统史学只重“事实”的描述，而不重概括和解释不同，新史学特别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由于历史与各个领域的多元的现实问题挂起钩来，历史研究客体的多元化得到大大的激发。历史研究再也不是局限于政治、军事这些狭窄的领域了，而是大大得到拓展，家庭史、人口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各种范畴都包括进来，因此生发出许多相关的分支学科。即使是政治史的研究，也采取了计量方法等手段而成为新政治史。

其次，从精英史学向大众史学的发展，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等弱势群体历史的方向发展，平等化，民主化。传统史学主要是以精英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军事是最为常见的研究内容。战后，随着新史学的倡导日盛，大众文化取向的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整个历史的内容都被包括在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美国史学不再只是盎格鲁－萨克森上层男人唱主角的历史，而是包括一度遭到历史学家忽视的黑人、犹太人等各个族裔的历史，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在政治中、家庭中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历史，同性恋者的生活与遭遇的历史，平民老百姓的历史。[2]

最后，从民族国家史学向跨国家史学、世界史学、全球史学的发展，国际化、全球化。国际化是现代美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一个表征，而且认为这种国际化的特征在实质上趋向于全球化。《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自创刊以来发表的论文及书评等栏目所体现的研究趋向，便可以证实现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势。[3]可以简要将这种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表现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重点从以欧美等国家的史学研究为主到增加了对亚非等国家的关注；对本国历史的研究注意放在全球比较的背景下来考察；在史学理论领域，提出了史学“国际化”、“跨国家史学”、建立“世界体系”的口号等等。[4][6]（p1）[7]（p530-542）[8]（p1031）[9]（p1056）[10]（p1068）[11][12]

3.研究理论的多元化

与史学相关的研究理论既包括历史理论，也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历史理论体现的是对于历史进程本身的看法，是历史观。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研究的看法和思想体系。历史理论的变化是史学理论转变的基础。因此，战后美国史学研究中既存在着历史理论的多元化，也存在着史学理论的多元化，而且这两方面有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史学理论也包括历史观、历史理论。

一致史观让位于冲突史观，是战后美国史学家历史观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史学家对本国史的研究中。在战后初期，美国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的描述是一种“一致史观”（consensushistory）或者说是“和谐史观”的体现。这种史观认为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一派和谐、祥和的气氛。即使有矛盾与冲突，也是次要的，无伤大雅的。持有这种“和谐史观”或者“一致史观”的美国史学家被称为“新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霍夫斯塔特、布尔斯廷等人。这种“和谐史观”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影响的产物、是冷战的产物。也许看似有些矛盾，但是事实可能就是如此。战争与冷战都需要强化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一致对外的需要要求步调一致的、和谐的历史。而在冷战初期的暴风骤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过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妇女权益的斗争，使得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家对照现实，再也不能相信美国无冲突的和谐的历史，“冲突史观”由此而再兴。[5]由此出发，新史学家们开始探究以往历史学家忽视的各个族裔和群体的遭遇与斗争的历史。

史学理论上的一元论让位于多元论，是新旧史学交替的一个特征。在传统史学那里，史学理论基本上是一元的，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如实地描写历史真相，而且主要是政治、军事事件、重要人物等等。随着史学学科化、科学化的进程不断发展，新史学将历史的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而且特别强调大众层面的史学研究，使构成历史的各个阶层、各个层面的历史逐渐从沉睡中复苏过来。这种多元论的倡导，直到战后60、70年代新史学家逐渐取代传统史学家的地位后，才逐渐取代了“一元论”，步入了多元论的时代。在这一元向“多元”的转化中，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转换：政治史观－社会、文化史观；精英史观－大众史观；民族史观－整体史观、跨国家史观、全球史观；科学史观－文学史观；现代史观－后现代史观；客观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

新史学家一反传统史学家重视政治、军事重大事件的潮流，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研究历史包括的所有领域和内容，因此在实践中重视政治史以外的领域，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的开拓，在史学理论方面体现为社会、文化史观；传统史学家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新史学家则认为应该关注大众的历史、下层人民的历史，新左派史学家“由下而上”的史学观念最是让人印象深刻；新史学家不仅重视美国史学的研究，而且注重美国以外的世界史的研究、重视美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了整体史学、跨国家史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在本质上趋向于全球史观。

科学史观向文学史观的转化，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化，客观主义史观向相对主义史观的转化。这种转化是趋势上的，表面的，但不是主流。这些转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实质上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之后产生的影响，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从神学在知识领域的统治地位被推倒之后，科学与理性成为学术发展的楷模。史学在学科化过程中也以科学为范本，力图建立一门科学的历史学。这大概就是科学史观的含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想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的理想深信不疑。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史学界对于科学的进步性、科学可以创造理想生活的观念产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反科学的思潮。科学似乎不仅可以创造美好的事物，同时也会毁灭美好的事物；不仅可以促使社会的进步，也会带来人性的倒退。而在历史学的建设方面，科学的楷模地位也受到了冲击。历史开始被某些学者恢复到科学化以前的地位，被简单地等同于艺术、文学、修辞、诗学。由此，历史的客观性也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由客观主义滑入了相对主义的危机。这种趋势性的、非主流的、但是却具有重大影响的转变，就是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变。

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比较复杂。在美国史学方面，后现代史学主要体现为运用了后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反思历史写作、历史研究，从本质上将历史学归为文学、修辞与艺术。这总起来说，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变。具体到美国史学，这种后现代史观主要体现在思想史领域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中。[6][13](p405)[14](p425)[15](p581)[16](p610)[17](p622)[18](p879)[19](p908)因为这种趋势是非主流的，所以并没有阻碍战后美国科学史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不断涌现。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作用，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科学史的研究工作是在战后真正繁荣起来的。在战后美国科学史的研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库恩，他在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著名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理论，对学术界影响巨大。美国史学家霍林格早在1973年就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系统评价了库恩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受库恩的直接影响，美国科学史家科恩出版了《科学中的革命》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库恩的研究。[20][21][22](p370-392)[23]

4.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史学方法上的多元化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叙述让位于概括和解释；二是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理论的结盟。

在传统史学那里，叙述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表述方式，历史不容概括与解释。19世纪末，兰普勒希特等持有新观念的史学家向传统兰克史学提出“新史学”的挑战。[7]历史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概括和解释的看法，随着兰普勒希特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逐渐在美国新史学家思想中扎根。美国新史学家掀起了洪洪烈烈的新史学运动，其力倡的主张之一就是历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结盟，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对照传统史学来看，这一主张的本质改变就是在史学方法上，叙述让位于概括与解释了，由此在史学理论领域逐渐产生了思辩史学和分析史学的分野，分析史学成为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8]在20世纪80年代末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论战中，新史学家的代表司科特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项阐释性的活动。[24](p690)[25](p32)因此，在新史学家的研究中，叙述体的传记相对受到冷落。后来，在新史学遇到危机和挑战的时候，有些新史学家站出来倡导新叙述史，美国的一些后现代史学家则将历史学等同于叙事。[9][26][27[28](p373-390)[29](p391-406)这些主张的提出显然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史学研究离不开史学家的认识和阐释，同时更离不开叙事这种基本的表述形式。事实上，新史学家的研究并不完全排斥叙事的手段和形式，它所排斥的或者不经常采用的是纯叙事的形式。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由于新史学的力倡，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20世纪是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创立和发展的世纪。在美国，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十分微妙，社会科学的地位和身份也与其他某些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历史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在美国曾一度是有争议的事情。正是这种争议使双方互相需要，互相交叉，又相互分离。因此，在西方其他国家，例如，法国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化，而美国的特征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以对社会学的研究为基础的。[10][30]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使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呈现出多元性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历史学应用社会科学常用的一些方法，如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形成相应的门类和派别计量史学、统计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新社会史、人口统计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另一方面，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某学科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形成跨学科性质的史学研究形式，如历史学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方法和理论，形成心理史学。再者，历史与社会科学的某一学科交叉，形成交叉学科，实现方法和资源的共享，如历史地理学。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这方面主要涉及科学史的研究。在战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科学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在史学理论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人们对于科学史观的认识，尤其是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历史学的影响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方法上的意义。科学家转而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本身就带来了他们自己专业研究的方法和优势。在实践中，这是既成事实。

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理论方法的结合，主要是后现代历史学家将后现代的文学批评方法引入历史学理论的探讨当中，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的共性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历史与记忆、历史与小说、历史与电影的关系也密切起来。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历史界，记忆史学、历史小说、影视史学等等都占有相当的市场。

从史学研究采用的媒介手段来看，战后美国史学体现着现代史学从口述史学到记忆史学、影视史学、信息史学等等线索的演变。口述史学，凭借记忆来进行历史研究，原本是比较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可以运用现代录音技术、录像技术来进行口述史学、记忆史学、影视史学的研究，恢复集体社会的历史。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的信息化，促使历史学家更加关注信息、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可称之为信息史学。信息史学一方面体现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31]（p1）[32]（p69）

（二）原因分析

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可见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学术方面的因素是直接原因。

1.新史学思想的倡导与实践。现代美国史学深受德国史学的影响。兰克曾被美国历史协会聘为名誉会员。同时，反兰克史学的新史学思想也相继渗入美国史学界。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较早地提出了新史学的主张，后来到美国做演讲，反响较大。1909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E.W.道发表题目为《新史学》的演说。1912年，美国史学家鲁宾逊出版《新史学》。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同时成为新史学主张的旗手。新史学运动洪洪烈烈，影响深远。新史学家主张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主张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结盟，主张大胆利用各种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新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未占据主流的地位。战后初期，由于冷战对峙，新史学也没有突出的表现。60、70年代新史学与激进运动一起兴起，提倡多元主义。当然，对于新史学的理解，也存在着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史学的发展。新史学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僵化的史学流派或者史学思想。新史学的“新”，其根本就在于推陈出新，不断突破旧的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时段的新史学在具体的表现和代表人物方面都有所不同。它们所挑战的传统史学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新新史学”的概念，大致也可以划入新史学的范畴。[12]

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要包容一切社会领域，这就使得历史研究从传统的政治领域生发开去，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战后美国史学在基本的趋势上存在着从政治史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这样一条研究重点逐渐转移的线索。社会的构成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对照美国社会本身的复杂情况，美国历史学家更能够体会这种复杂性，并将目光对准变化万千的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各种社会构成的不同的发展历史。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多元性。

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现实问题的变化是复杂的，不同的阶段会提出不同的时代问题。战后美国社会的各种民主化运动要求美国人对于一般民众的历史有所了解，了解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人民及女性、同性恋者、少数族群等等具体的历史状况。无疑这也是形成史学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史学主张历史可以阐释，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进行历史分析。这就使得新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新史学所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盟，在美国史学的具体发展中体现为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意味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各种方法的广泛结合和实践应用。这直接促使了各门跨学科史学的出现。

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法的多元性，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相交叉，形成各种分支奠定了基础。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结合和交叉造成的。史学的分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而是形成了新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或者理论命名的历史学，由于新方法、新理论的应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前面也冠上了一个“新”字，形成了“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因此，从主导地位和变化趋势及在史学界的具体表现来看，新史学的倡导及兴盛，可以说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2.美国史学研究体制方面的多元性因素。美国在现代史学建制方面虽然比德国、法国、英国起步要晚，但是在为国际交流创立条件方面，美国史学界有其独特的优势。继德国、法国、英国之后，美国相继创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的历史学家组织和科学的综合性的历史专业期刊。这就是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评论》。[13]虽然美国历史协会与《美国历史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方治史的保守性，但是它们却在组织上、形式上保证了美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保持着组织上交流的畅通，切实促进了美国史学发展走在国际史学发展的前列，创新、出新、多元性发展，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历史协会的人员构成和《美国历史评论》所发表的文章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国际性。例如，美国历史协会每年一度聘请的名誉会员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它自身就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从事美国史学研究的会员。《美国历史评论》的文章除了来自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之外，还向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征稿。这些无疑促进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多元性发展。

3.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使得历史学家的队伍复杂化了、多元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传统的史学家以精英人物为理想的历史学家形象的楷模，主张美国史学研究应该围绕着政治、军事、精英人物来展开。战后，持保守态度的史学家仍然持这种保守的立场。他们与战前的某些历史学家一样慨叹历史学家身份的变迁。有许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不断进入历史学家的队伍中来，并且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被保守的史学家们称为平民借以向上爬的条件。1989年，新史学家在与传统史学家的论战中指出，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悲叹史学界因非精英人物的进入而黯然失色的问题了。关于下层人士加入史学界而引起的史学标准下降问题的讨论，一直继续到了战后时期。1957年，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皮尔逊（G.Pierson）在写给校长格里斯沃尔德（Grisworld）的信中说，“在历史系的考生中，有专门知识的阶层的弟子太少了。当人们看到下层人士的子弟正在奋发向上，也许会感到高兴。说我们是电梯，也许是一种恭维。不过，即使是最坚固的电梯，如果要它超载也会垮的。”[14]哈默罗（T.Hamerow）在1989年与新史学家的辩论中谈到二次大战以来历史学所发生的变化时，也指出，“从前，历史是贵族人士的保留领地，他们在政治或宗教事务中常常起重要作用，而现在，历史学变成了那些虽具有学术研究能力、但出身平民的人向上爬的渠道。”[15]

从传统史学家、保守的史学家的持续不断的慨叹声中，可以分辨出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的多元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使得历史学家的视野更加开放，更加易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历史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令传统史学家们眼花缭乱的景状。一方面，这反映了美国新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大力拓展；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史学家所把持的固有立场、单一史学观念的一个猛烈冲击。当然，与此同时，并不讳言新史学多元性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即使是最保守的传统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条道路、这种趋势是不可扭转的。[16]多元性发展是史学发展的趋势，是史学本身固有的属性的一种体现。如果说这些多元性，在以前由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员来自十分有限的狭隘的范围，局限着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那么，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生活的民主化使历史学家的队伍多元化，使历史研究的多元性特征成为事实。

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特性方面的原因。

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为史学多元性发展态势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体系和动力来源，是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多元性发展有所区别的个性化原因。多元性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几乎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来自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等西方国家及亚非拉各地的移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原因来到美洲新大陆，使美国成为一个多种族裔、种群混杂的国家。历史学家们一度认为美国各个少数族裔逐渐融入了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族裔为主体的主流社会，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大熔炉”。但是，后来事实却证明，专家们也逐渐倾向于认为，美国各移民群体、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各自的文化习俗和群体特征，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专家们称这种族群关系为“大拼盘”或者“马赛克”。这种“大拼盘”或者“马赛克”的修饰语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和族裔关系的多元性。每一种族裔文化都是美国多元性文化中的一元。[17]

这种多元性本身为史学发展的多元性提供了参照系。现代美国史学作为“文化中之文化”，集中体现了美国文化这种多元性的特征，呈现出繁杂富丽的景象。另外，这种多元性使得美国学术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善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学术前沿思想的影响。在现代美国史学学科化、科学化的进程中，先是受德国的影响。19世纪末在德国留学的一些史学专业的美国留学生，后来成为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干将。在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史学又受到法国新史学主要是年鉴学派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使得美国在人员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为广泛的国际交流创造了条件。美国在二战前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受到法西斯侵害或者其他形式的迫害的各国史学家的避难所，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史学与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亚非拉国家史学研究的交流。美国本土在二战中没有直接受到战争袭击，有些在本国内受到迫害的历史学家到美国避难，丰富了美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流。例如，在希特勒掌权时期，德国许多自由进步史学家在国内受到排挤或迫害，被迫逃往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18]

另外，美国人求新求奇的民族特性和精神，是战后美国史学多样性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熟悉美国人民创业史的人们都了解，美国是在一片新的土地上，由新来的以盎格鲁－萨克森人为主体的各族移民逐渐替代了土著居民开辟的新天地、新事业。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新移民在新的环境中相对自由，自食其力，自我做主，一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否则只有饿死。在新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向西部进军的过程中，尤其如此。正是这种开拓新环境的需要培养了美国人“doyourself”的精神。在这种一切自己摸索、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了美国人的求新、求奇、敢于接受新事物、推陈出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美国不断容纳来自各国移民的内在因素，是美国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

第三个方面，新技术革命造成的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对美国史学提出了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为这种多元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世纪是新技术革命的世纪，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大发展的世纪。自从启蒙运动推倒了上帝、神在知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以来，科学、理性逐渐成为知识领域、学术王国繁荣、发展的旗帜。技术作为科学成果的体现，为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20世纪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成为相当专门的学科，并且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

新技术革命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便利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条件。世界的变化也日新月异。历史学是一门综合的社会学科。从广义上讲，它考察的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所包含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历史学不再只是政治方面的内容，还包括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更加广阔的内容。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政治史十分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史方面的资料作为官方资料、档案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系统，易于运用。而新技术革命则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计量方法、方便的计量工具和统计工具——计算机和相应的软件，使过去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零散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相对简单化了，使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能。虽然这些研究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毕竟在史学方法上、领域上都是丰富、是突破。录音技术则使口述史学成为相对比较科学的、有章法可循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资料库，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多元性。

（三）问题与影响

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是主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观察和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内容，一切可以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具都被拿来为我所用。同时，在这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的成绩面前，新史学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带给人们许多疑惑与不解。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点：

1.“碎化”与“综合”的问题

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伴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碎化”与综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新老史学家都有专门的论述，我国的学者也对此表示忧虑。[19]

“碎化”与“综合”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碎化”（fragmentation）问题，也有学者称为“零碎化”问题，仅仅是翻译的不同。这一问题主要是指由于新史学的大力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都大大的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见细小的微观的专门史、不见包容的通史的问题。“碎化”问题的危害：多样性与“碎化”现象并生，专与通的矛盾，没有出现国际史学大师的问题等等。[20]这是对于“碎化”问题所产生的危害的简要概括和认识。

针对这种状况，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历史学家大力呼吁历史要进行“综合”，并且提供了几种设计方案：戴格勒提出要围绕“做一个美国人，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来进行综合研究；本德建议以“公共文化的形成”为核心来勾画综合叙事史的情节；辛格尔等人则设想以“思想演变”为线索来构建整个美国史，等等。[21]他们都在努力实践自己的设想。

这些设想固然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不过，根据的研究和考察，谈论美国史学的“碎化”和“综合”问题的史学家一般局限于美国史本身，指的是建立新的包容一切专门史的内容在内的美国通史的问题。如何做好这种“综合”，史学家们争论的核心是，是否要围绕一个中心来构建美国通史；如果要围绕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在传统史学中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以政治问题、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是传统史学家的一般共识。而对于新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则不这么容易解决。新史学家倡导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即是说在史学描述中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各个史学部分之间在史学的表述中所处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新史学不可能找到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史学表述的中心，比如是以高级白人的历史为中心、还是以黑人的历史为中心；是以男性的历史为中心，还是以女性的历史为中心，等等，新史学的开拓为人们提供了如此多的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

由此，提出一点质疑，史学的综合是否一定要围绕某一个狭隘的中心才可以？这种围绕某一中心来展开历史叙述的史学概念仍然是局限于传统史学家对于历史撰述的认识。是否可以打破这种认识，将历史的多元性以多角度分析的形式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呢？这是一盘色拉，这是一个大拼盘，任何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个拼盘的价值。而也许正是这种可以各取所需的多棱镜的呈现正是这个拼盘的价值所在。历史本身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可以是环绕的关系，也可以是平行的关系。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呈现也不应该是只有一种环绕的模式。

至于没有出现史学大师的问题，可以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历史叙述本身就是本着真实记录的原则，从这一点上讲，是不可能出现史学大师的。因为掌握了历史叙述的材料和技能的人，都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并不因为它的平凡而失去其重要的价值。其他所谓大师级的研究都是在这些基础研究的支持下，做出来的。但是无论怎样大师级的人物，都是某种史学社会建制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史学研究的产物。通俗点说，是环境和体制再加上史学家自身的才华才创造了大师级的人物。而这种大师级的人物并非所有研究历史的人，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推举的或者赞同的，只是某些范围内为大家所推崇的，这其中也包括他在该领域的某一权威机构中担任的职务。

再者，从根本上讲，美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多元性发展的趋向本身是一种反权威的运动，是反对大师级的人物出现的，是一种民主化的运动，平等化的运动。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平凡而真实，而不是伟大与权威。新史学的民主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将精英人物作为历史学家的理想形象。因此，在这种运动和背景下，在美国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将美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与那些诞生了所谓的史学大师的国度的史学研究体制相对照，也许读者会看得更真切一些。

最后，认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史学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这样的，它不应该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垄断，而是任何对此有兴趣、有权利的人们可以评头论足、积极参与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可以成为协助、承担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任务的主体。历史学家既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也是来自这一主体各组成部分的各种声音的反映者。

2.相对主义的问题

有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史学理论在美国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并不显著，或者说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次生品。不过，在战后的美国史学研究中，史学理论方面仍然出现了不少令美国史学家至今仍在关心和争论的理论。例如，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海登·怀特的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史学理论都是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库恩将对客观史学持怀疑态度的“特洛伊木马”，引入了史学研究领域；怀特则将“特洛伊木马”蕴藏的诡计全部施展了出来。如果说，库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引领了史学研究的后现代的到来，那么，怀特已经是在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现代的文学史学理论了。在库恩那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块阵地；而到怀特这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甚至是怀特倡导的后现代史学本身都几乎无路可退了。怀特等后现代史学家利用文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攻击史学家的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否定历史真相被揭示的可能性，认为历史与修辞可以等同起来，历史与文学可以划等号。在这里，后面两个“历史”当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撰述、历史著作。历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历史的真相变得遥不可及。[22]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史学理论方面出现的相对主义的倾向，出现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的危机，根源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在美国史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是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而是以它们被理解的形式得到运用。新左派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史学家就明确声明，自己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认为有用的那些部分。[23]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具体的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还要由实践历史学家来进行。

概括起来说，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就是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乃至新新史学的演进与变化，包含着从客观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化的因素。但是，正如伊格尔斯所讲的，不管如何争论，如何多元化，如何百家争鸣，如何相对主义盛行，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科学的信念一直没有变。[24]后现代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而且，后现代史学家对于历史真相的质疑，本身并非质疑客观历史本身，而是质疑历史著作是否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历史的真相。这一问题，这一矛盾是每个历史学家需要一生的经历来探讨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无论如何质疑，每一部历史作品都包含着客观历史的因素，问题是这种客观的程度和人们对于这种客观程度的要求。历史的真相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历史学家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就扼杀了历史本身，遏制了历史学本身的活力。客观是历史学家不变的追求，也是客观主义、相对主义争论的起因。没有历史学的客观标准，也就无所谓相对主义的问题。相对主义不只是历史学家一味要避免的东西，而是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它可以启发我们去探索被我们自己的认识所蒙蔽的历史真相的另一个侧面。

3.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主要是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对于政治与历史的概念及其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史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两者的认识耳目一新。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英国古典经济史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众所周知。传统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西方政治史传统的主导地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政治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来说，首先，政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史传统中，这一概念延伸为与国家、民族、上层人物有关的一切重大政治、军事、宗教等等方面的活动。在新史学家那里，“政治”一方面似乎是被有意规避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内涵。政治扩展为指代某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或者“权力结构”。在这里，“权力”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含有“以强凌弱”的意思。[25]

习惯上，历史从内涵上讲，可以分为历史I和历史II两个层次。历史I指客观历史本身；历史II指对于客观历史的描述和规律的揭示，可以等同于历史撰述和历史著作。政治史传统及新史学对于政治的新的认识都是体现在历史II中，体现在历史II对于历史I的反映和认识中。关于弗里德曼的名言，新史学家理解，他所概括的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是从内容方面而言的。新史学家则扩大了政治的内涵，拓展了对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

新史学家司科特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他解释说自己这一概括与弗里德曼的不同，他的“政治”是说历史本质上是政治的。[26]也即是说，不管历史描述的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方面的内容，它都是政治的，都体现了某种现实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在新史学家的描述中，政治不只是简单的被规避的内容，也是被扩展的对象，用新方法获得新认识的对象。

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是许多史学家都关注的事实。可是要将这一事实描述清楚，阐明其中原委，则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做此抛砖引玉之作，希望会有更好的见解嘉惠读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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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M],Chicago,1970.

[21]T.S.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22]DavidHollinger.T.S.Kuhn’sTheoryofScienceandItsImplicationsforHistory[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78(1973):370-392.

[23]科恩鲁旭东译.科学中的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8年.

[24]JoanWallachScott,HistoryinCrisis?TheOthers’SideoftheStory[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94(1989):690.

[25]司科特王建华译.历史学处于危机中吗？[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5):32.

[26]HaydenWhite,Metahistory:TheHistoricalImaginationinNineteenth-CenturyEurope[M].Baltiomore,Maryland:JohnsHopkinsUniversity,1973.

[27]HaydenWhite.TheContentofForm[M].Baltimore,Md.,1987.

[28]GeorgG.Iggers.HistoriographybetweenScholarshipandPoetry:ReflectionsonHaydenWhite'sApproachtoHistoriography[J].RethinkingHistory,4:3(2000),373-90.

[29]HaydenWhite.AnOldQuestionRaisedAgain:IsHistoriographyArtorScience?(ResponsetoIggers).[J]RethinkingHistory,4:3(2000):391-406.

[30]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J]美国研究.1999(1):.

[31]RobertDarnton.AnEarlyInformationSociety:NewsandtheMediainEighteenth-CenturyParis[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105(2000):1.

[32]PhilipT.Hoffman.GillesPostel-Vinay,Jean-LaurentRosenthal,InformationandEconomicHistory:HowtheCreditMarketinOldRegimeParisForcesUstoRethinktheTransitiontoCapitalism[J].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104(1999):69.

注释:

[1]这个过程大概最早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其后逐渐向英法美等国扩散。美国相对较晚，大概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2]1983年到2000年，《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以“women”为题目的文章共有19篇。不仅论及美国历史上妇女的状况，还涉及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妇女在历史上的活动，例如苏联、澳大利亚；以“feminism（女性主义）”为题目的2篇；以“Jews（犹太人）”为题的2篇；以“black（黑人）”为题目的约3篇。

[3]对《美国历史评论》自创刊到1983年初发表的论文分战前战后做了统计分析发现：与二战结束前相比，战后《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亚洲、非洲”方面的文章数量有所上升，有关“拉美”地区的文章数量大幅下降；整个来说，战后美国历史学家增加了对于第三世界的关注。

[4]从1983年到2000年，《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以“international(ism)system)”为“题目”的论文有12篇，其中比较重要的、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是原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入江昭在1988年12月发表的主席演说《历史学的国际化》一文。直接以“transnational”为“题目”的为3篇。关于“跨国家”史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1991年笛瑞尔和麦克吉尔的争论，其中涉及对沃勒斯坦等历史学家构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看法。

[5]20世纪初期，美国进步史学家所主张的也是“冲突史观”，因此这里称为“冲突史观”的“再兴”。

[6]思想史与后现代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在《美国历史评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次争论中。《历史与理论》(History&Theory)杂志上有关后现代史学的争论更加激烈，特别是关于客观性问题。

[7]兰普勒希特在这时并没有使用“新史学”这一词语，只是使用“新的”、“旧的”史学这样的区分。

[8]当然，这种表述不能过于绝对。虽然传统史学倡导描述，但在具体的史学撰述中难免概括和解释的成分。

[9]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就持这种观点。他先后在代表作《元史学》和《形式的内容》等著作中表述和强调他的这一主张。在2000年与伊格尔斯进行的争论中仍然强调和坚持这种看法。

[10]关于这一区别的由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学者称，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发展已经十分引人瞩目了，但是它并不像法国那样影响巨大，缺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大师。

[11]JamesHarveyRobinson,TheNewHistory:EssaysIllustratingtheModernHistoricalOutlook,TheFreePress,1965.最早的版本为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1912年。《新史学》中译本，最早的是何炳松译1922年本，又有齐思和1964年译文本。

[12]参见IgnacioOlábarri,"’New’NewHistory:ALongueDuréeStructure”,HistoryandTheory,1995,p.1.

[13]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1884年成立，《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895年创刊。

[14]转引自JoanWallachScott,“HistoryinCrisis?TheOthers’SideoftheStory”,AHR,94(1989):684.译文参见司科特《历史学处于危机中吗？》（王建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5期，第30页。

[15]同上，司科特文，第31页。

[16]TheodoreS.Hamerow,TheBureaucratizationofHistory,AHR,94(1989):660.译文参见哈默多：《历史研究的官僚化》（王建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4期，第27页。哈默多说：“让我们无论如何承认：历史学的范围在本世纪已经扩大了，它已开始考察基本上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团体和社区了。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加之更加丰富多采（彩）的观点和更加强烈的同情新，完全可以抵得上为文化孤立和学识渊深所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史学家仍能充当预言家、诗人、演说家和教师的、比较单纯的早期时代。”

[17]有的学者指出，美国文化的“大熔炉”和“大拼盘”的状态和特征是兼而有之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

[18]有些德国史学家在德国纳粹掌权后逃到美国避难，战后就没有再回到德国。参见伊格尔斯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7页。

[19]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国内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以下论文中：罗凤礼：《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第125页。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4-37页。王建华：《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第11-14页，等等。美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的认识，见：HerbertG.Gutman,"TheMissingSynthesis:WhateverHappenedtoHistory?",Nation,Nov.21,1981,pp.521,553-54.卡尔·N·戴格勒，《美国史求索》，《美国历史评论》，1987年第92卷，第1页。CarlN.Degler,"InPursuitofanAmericanHistory",AHR,92,(1987):1.（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9-90页。）TheodoreS.Hamerow,"TheBureaucratizationofHistory",AHR,94(1989):660.ThomasBender,"WholesandParts:TheNeedforSynthesisinAmericanHistory",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73(1986):120.ThomasBender,"WholesandParts:ContinuingtheConversation",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81(1994):123-130.AllanMegill,"FragmentationandtheFutureofHistoriography"，AHR,96(1991):675-699.等等。

[20]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4-37页。

[21]参见王建华：《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第11-14页。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1页。ThomasBender,"WholesandParts:TheNeedforSynthesisinAmericanHistory",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73(1986):120.

[22]参见注释14、18；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城、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46-49页。

[23]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参见：欧文·昂格尔：《“新左派”与美国历史：当前，美国史学动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第10页；爱德华·萨维斯：《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1980年第2期，第75页。

[24]参见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16-17页。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6

文明史观认为，整个世界发展呈现出整体多元化和区域统一性的重要特点，在发展研究过程之中，不仅仅应该注意到人类整体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相同性，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发展同时又各具特点，且为人类整体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文明史观研究过程之中，对于不同类型文明的交流非常重视，尤其是在不同类型文明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极为重视。

二、文明史观构建高中历史教学内容

（一）农业文明时期

文明史观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则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文明阶段过程之中，政治、物质和精神发展都囊括其中，同时也是高中历史教材必修课程的重要模块。新课标要求当前高中学生在准确把握文明发展过程的历史脉络同时，要求学生了解中外文明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人物、重要事件和关键制度，同时也应该逐步学会利用历史知识阶段现实。当前，新版本的历史教材都是以文明史观的角度便编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之中，历史教师完全可以利用教材编排顺序为主线进行课堂教学活动，并适当进行调整。在学习农业文明时代阶段之时，以下两个要点必须注意：第一，着重关注中国古代文明。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性非常突出，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出当前精彩纷呈的世界文明。但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农业文明时代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没有中国传统精彩异常的古代农业文明，同时也就没有雄伟异常的当代中国文明。在学习中国文明过程之中，既要深入了解到古代文明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同民族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新版本的历史教材编排内容之中，每个文明主线非常明显。历史教师在课堂实践中应该以这些主线为基础进行讲解。例如，历史教材必修的政治文明分为部分，其中政治制度建设就涉及到五大部分，因此历史教师完全可以以此为教材主线。历史进程发展和政治制度演变，促进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当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主线则应该转变到生产力发展和民族思想文化传播上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文明史观涉及到的各个知识点必须精确，简明扼要。例如在政治文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含的内容就包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监察审查制度、国家权力制度以及官员选拔制度等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还需要从历史背景、阶段特征、创新改革以及历史意义四个部分予以重点讲解。

（二）工业文明时期

在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笔者对于书本体系进行稍微整理，重新构建。在当前历史教学过程之中，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在相互对比中展开的。在农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后面，意在强调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于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前面，旨在强调西方文明发展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影响。当然，在大部分的历史教材之中都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编排。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利用文明史观编写教材内容，能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展现出来。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中华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高峰，且长期领先于世界；西方文明则在1500年后开始崛起，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典型，并与近代至今领先于全球。将中西方文明相互对比，进行了解，分析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之中的碰撞以及代价，更能使得学生了解文明进步的艰辛。其次，文明史观对于比较不同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非常重视。将中西方两种文明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认知知识的同时，深刻的了解到两种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联系，以更好的诠释两种不同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三、总结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7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观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

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

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起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

梁启超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了纵向的因果关系，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了他对史家就要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这一观点。

3.《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着开拓意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献，其研究方法、内容及史学观无不产生重要的积极地影响。这部作品自成书以来，积极地践行其观点，不断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

1.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目的在于更好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将其作用于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诸多精华和优秀特质，不断发展为重要的特性。中国近代必须力求突破，穷则思变，必须要变化，必须要不断成长，必须要不断发展，改变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变传统被动为主动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观是被动的，史学家只是注重对历史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有一些不可避免地站在史学家对立的角度，因此，必须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转变传统被动为主动，这样的史学观才会有意义。变传统被动为主动，需要其不断发展，需要在不断践行中，积极主动地去努力践行，尤其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传统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严重桎梏。鉴于中国的历史，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积极地成长与发展。

回顾中国近展历程，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践行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宣告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反过来看却是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中国发展而做的积极地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努力探索后的失败也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再一次相结合，找寻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史学观来说已经超越了从被动到主动学习，是中国史学观发展的重要实践，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最为有益和最为积极的方面。

3.注重史家修养的史学观

史学家的修养，注重的是史学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德，代表必须要有德行，因为德是史学家重要的方面，唯有德，才会站在客观的立场或角度，评价历史事实与人物，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偏颇。有德行的史学家，才不会被动地受各种思维观念的影响。才，即才华，这里所指的才华，不仅仅局限在只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加工上，更是对于历史文字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脚步。对于才学，尤其是要有才气，这样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学，学识，要有洞见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的积淀，只有这样，其创作才可以圆融，才可以不断发展，才可以不断成为其重要的方面，对于史学家而言，还有一重要意义，就是自身要处于不断学习中，更要对于其当前中国变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脉络，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意义。识，即知识，广博的知识积淀，只有注重知识的积淀，在用的时候，才会迅速地发展，并且产生积极地意义。识见，包括对知识的问题，只有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才会积极有效地明确解决，对于问题的不断发展，才会产生出积极客观的认识。只有其阅历上的不断增长，史学家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增强，才会在发展中独具历史眼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国内外形势，对于发展提出客观、真实的见解，对于发展产生出积极地意义。

4.注重通史的史学观

注重通史的史学观，研究历史，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准确的把握其发展，必须站在通史的角度上，不断对于历史中的各门学科，对于其发展，不断做出积极地建议，只有注重通史，其发展才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地践行，注重通史，在这些发展中，注重通史，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才会不断地朝前发展。通史是对各朝各代历史的发展，是其不断地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极地践行。只有注重历史，只有在前进的脉络中，将历史的线条与脉络具有连贯性，这样才会在发展中不断注重通史，不断成长为最具发展的空间。注重通史的史学观，是最具其发展空间的轨迹。注重将各学科不断融合与发展，注重各学科在不断前进途中，主张明晰历史的脉络，在其不断发展中，独具特色的发展，这样才会在史学方面，取得积极地进步。

5.注重西学的史学观

明代以后就存在“西学东用”的历史思潮，西方的文化、数学、算数等积极地向前发展，明代以后的发展中，最独具特色的理念是注重西学的史学观。注重在不断发展中，将最具特色的西学理念，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全面和综合的运用。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选择路线，在洋务派的改进中秉持“西学为体，中体西用”，但这只是片面的学习西方军事方面的技术，因此注定失败；康梁变法，主张改变中国的体制，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是这场变法遭到了慈禧的打压，失败告终，说明简单的通过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仍旧未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只有改变双半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实践中不断对于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结果失败，但却是伟大的尝试，这才证明很多道路是不适合的，从而找寻中国最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

1.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范本。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巨著，对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付出最为高的代价，为研究其发展找寻最佳的时机、开辟道路。

2.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提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站在全新的角度上，不断地注重研究，注重在新的历史领域，不断具有开拓性，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在最新的发展中，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巨大，只有站在合理的角度上，才会不断发展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国实践发展做贡献。

3.是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

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转型与开拓，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又是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历史观，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也深受中国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努力，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这样对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全新的影响。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只有站在最新的角度，才会对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产生最积极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其思想上的建树、历史学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守正.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J].廊坊师专学报，1994（1）.

[2]姚玳玫.学术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

[3]苏红彦.浅谈史料与治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J].前沿，2003（12）.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8

一、文化、人文论

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生成物，其生存、成长和发展与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学者所论：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而文化精神的演变，也决定着文学形态的演变，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就能够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从哲学、宗教、艺术、风俗等广阔的角度认识文学。张新科也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在研究实践中，始终把文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他的这一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二是文学的人文研究。

就文学的文化研究而言，张新科首先对文学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透视。他认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就能够探讨文学发展中与其他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说，是文学内在问题的深化，而不是脱离文学去研究政治、历史。因此，他在《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从文化渊源的角度阐释了汉代文学所受到的先秦文化的滋润，认为先秦时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子文化系统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文学范式等都对汉代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将汉代文学放在两汉四百年间文化变迁的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汉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其特征，并且从文化演变过程中考察汉代文学如何逐渐向文学的自觉时代迈进，勾勒汉代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挖掘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较全面客观地揭示汉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在该著中，他把汉代文学放在汉代大一统文化政治背景下予以观照，挖掘汉代的经学、道家思想、神学思想、神仙观念、风俗文化以及音乐、歌舞、绘画与汉代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了经学盛衰与汉代文学风格的变化，神学思想与汉代文学的哲学化思潮，道家思想与汉代文人的自我情怀，神学观念与汉代文学，风俗文化与汉代的杂歌谣辞，汉代艺术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等问题，探究了汉代文人心态由自我肯定到失去自我再到寻找自我的变化过程，并且就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史记》的文化意蕴、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比较、经术与文学的结缘、道教经典与五言诗、七言诗等文学文化影响的个案作了分析。通过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他指出：在汉代各种文化思潮中都可以看到文学的因子；汉代文学的实践及其理论的总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体形式的变化等，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他认为，文化因子影响文学，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规律。

另外，张新科还对《史记》的文化综合性特点和文化的创新性做了研究。在《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等文章中指出：《史记》十表，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

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强暴、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

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

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

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

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

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

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

《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

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

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所谓文学经典，乃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学文本。文学经典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检验的结果。而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接受的过程，扬弃的过程。张新科从经典化过程切入，以汉赋、《史记》为例，深入探讨了文学经典化问题。

张新科最早论及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当是《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一文。该文从汉赋繁荣但散佚多、存世少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张新科认为，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但流传至今完整的作品只有百余篇。这是由于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使许多无消费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冷落，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正是这一经典化过程，造成了多数汉赋的散佚。

此后，张新科一路寻来，先后撰文探讨了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认为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而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尽管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一文认为，文学家对汉赋的学习与借鉴、文学选本对汉赋作品的收录和保存、评论家对汉赋的评论与推崇乃是汉赋在明代经典化的主要途径。通过分析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该文还论及文学经典化的相关问题，认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与社会的政治、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也与读者的文学素养、见识、审美观念密切相连。明人对汉赋的认识，既继承了前代传统，也有自己的新见解；既有一定的理论，也有自己的新的辞赋创作。这些成就，既促进了明代的文学发展，也对清代辞赋发展以及汉赋在清代的经典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除了研究汉赋经典化以外，张新科还撰文分析了《史记》的经典化问题。他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一文中仔细梳理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和历史，认为汉至唐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时期，宋元则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期，明清时期《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进一步巩固，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不断加强。在研究的过程中，张新科还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史记》经典化的途径、方式和发生原因。他认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史记》中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在历时与共时的存在范畴里，不断实现着自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增值与保值，就是《史记》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通过文学经典化研究，张新科认为：文学作品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经典化之后，有价值的作品永远具有不朽的魅力，经典作品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解构，反而不断加强。

规律的探寻与把握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永恒主题，也是其最本质的目的。张新科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人文论、创新论、学科论、嬗变规律论、经典化论等，都有着发现规律的学术理路，这正是他在为探寻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寻求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建构方法和途径而努力的证明。

参考文献：

[1]梅新林．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研究[J]．河北学刊，2009(3)．

[2]张新科．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9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人兽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10

关键词：文献学中国音乐史出版现状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1）03－0134-05

ResearchonthePublishedStatusofChineseMusicHistoryinPerspectiveofPhilology

XuFuping(TianshuiNormalCollegeLibrary，Tianshui,Gansu，741000)

Abstract：Thereareabout100kindsofmonographsofChinesemusichistoryatpresent.Theauthordividesthemintosevencategoriestoprovideresearchersinvolvedinmusichistorywithsomebasicinformationandreference,andtoattractattentiontosuchacademicphenomena.

Keywords：philology；chinesemusichistory；publishedstatus

CLCnumber：J609Documentcode：AArticleID：1003-6938（2011）03－0134-05

音乐文献作为音乐家从事各种音乐活动的一种重要载体，是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研究等的及时反映，是进行经验交流、学术成果反映的重要依据，［1］包括文字记载、乐谱和音响制品等。音乐史研究则是传承音乐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依据，是发展民族音乐的的根基。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有着辉煌的历史，历代都有不少或官或私编修的各类“乐书”、“乐论”等，涉及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律学、乐学、演奏法、乐器制造法等。20世纪初，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有关音乐讨论的各种观点、理论竞相论争。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理论研究工作，配合教学、创作、演出等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逐步展开并已渐成规模。

“对中国音乐历史予以记录和研究至少已有2233年以上的历史，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就是明证。对中国音乐史文献的讨论研究也已有了1481年以上的历史。”［2］现代意义的音乐史研究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陆续有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编写出版了较为系统的《中国音乐史》专著。日本人田边尚雄著、陈清泉翻译的《中国音乐史》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学者对中国音乐史的基本认识。之后，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编写的《中国音乐史纲》成为当时这一领域内的集大成之作，并作为音乐通史教材在当时的国立音乐院使用（许多专业音乐学院至今仍在广泛使用）。解放后，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院校及科研院所均很重视收集整理存活于民间的传统音乐品种，多次组织力量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如对自先秦以来各个朝代的古代音乐文献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有价值的成果不断涌现。随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和音乐学科的逐步发展，音乐出版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大批音乐史文献应运而生，出现了李纯一、廖辅叔、沈知白、孙继楠、金文达、蓝玉崧、刘再生、夏野等一批音乐史专家，他们相继公开出版了以《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史纲要》或《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等为名称的各种中国音乐史文献。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作者的讲稿或者是作者生前的讲稿，后来被出版社或单位公开出版的，如沈知白的《中国音乐史刚要》就是在沈先生在时期被逼身亡后，由卫仲乐悉心保管下来的一些手稿，后经上海文艺出版出版的。

截止目前，仅笔者可见的中国音乐史类专著大约有109种，该数据显然无法穷尽现有的和即将出版的中国音乐史文献。总体而言，随着音乐学领域里各分支学科的不断细化及其自身研究的不断深入，如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民族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在近年的显著发展都在为中国音乐史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补充新的材料。然而，综观现有的中国音乐史文献，可以说数量丰富、种类多样而略显杂乱。笔者初步将其罗列归类，目的有二，其一是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二是为音乐史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参考与参照。具体分为七大类：通史类、史纲类、史话类、图说类、断代史类、专门史类和区域史类。

1通史类

通史类有45种，共分为3大类，其中反映从古至今的音乐通史文献――中国音乐史有19种，全部为正式出版物。名称都用《中国音乐史》的有14种（含油印本一种），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有19种，研究近现代音乐的有13种，近现代音乐史的有13种，详见表格：

表中所列举的文献中，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由于时间和篇幅以及个人能力所限，无法对先贤作品一一简介，因此只对其中有代表意义者略作概述。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等文献，集中体现了我国音乐史学的最早开拓；［3］廖辅叔、苏木/伊鸿书、金文达、华夏教育（高等专科学校教材）、陈四海、朱舟、祁文源/李锦生这一类著作的作者大多数是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其音乐史著作不管是正式出版还是油印本主要是作为各自学院的音乐史教材出现的。是在为学生讲授学科的基础上经过必要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的逻辑梳理和归纳之后，形成自己对于中国音乐史认识和记述性的史学文献和学科教材。

需要强调是杨荫浏、李纯一、王光祈。［4］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多次再版再印，以文献为基础，按照律、调、谱、器的板块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这部书的特点有三：其一，进化论思想；其二，比较音乐学方法；其三，事实求是的态度。而“在其之前的几本音乐史，多数是一些现象的罗列，或者是种种资料的堆砌。”［5］他所应用的这种结构方式无疑推动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但是，正如杨荫浏先生所评论的一样，王氏用大半部分的篇幅去写一个乐律问题，削弱了史学研究的份量。［6］

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有关论文以及在本文中归入断代史类中的《先秦音乐史》，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有重点地、系统地叙述从远古到殷商音乐发展的过程，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解，开创了以考古资料为主、文献为辅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断代史的先河。他力图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去把握和衡量一切历史现象，并做到无证不信。

杨荫浏编写，198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至今仍可看作是音乐史领域里的权威之作，也是后来许多同类型著作演进的蓝本。以古代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所论述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各个方面，是“最注重音乐实践的一部通史”，打破了过去音乐史偏重于“音乐文学史”的局限，它一改前人以乐律学史为主线而忽视音乐作品、音乐活动的倾向，初步实现了有音乐的音乐史的理想。第一次全面地讲述了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为音乐史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途，成为新的音乐史的奠基性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7］是影响力最大的音乐史学文献。冯文慈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评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现代时期中国古代音乐通史学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里程碑，为本学科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立下了一块丰碑。［8］

2史纲类

史纲类的中国音乐史文献有14种，其中中国音乐史纲9种，中国古代音乐史纲1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类4种，这类文献有两个特点：其一，文献的名称上有史纲、纲要或简史的字样；其二，文献是以凝练的写作方式来完成，内容相对简要。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内容充实，对史料力求辨伪存真，并注意与音乐联系，特别就雅乐与俗乐、戏曲音乐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是四十年代对中国传统音乐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汪毓和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是当代近代史最出色的著作之一，他运用清新、易懂的笔风给我们带来辩证、客观的文字，描述了音乐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流淌信息。

3史话类

史话类文献有14种，这类文献的特点是把中国音乐史从深奥枯燥的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既具有系统性又具有学术性和趣味性。其中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后记中写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以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部权威性著作为经线，以散见于各类书刊中许多专家、学者新的学术成果作纬线，纵横交织、删繁就简写成。”［9］这类文献中通史类5种，古代音乐史类3种，近现代音乐史类6种。

4断代史类

断代史类文献有12种，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音乐的历史。中国音乐断代史现有文献较明显的特点是文献少，编著者少，而吉联抗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显得格外突出，他所整理的古代音乐断代史史料达7种之多，占现有同类公开出版物的一半以上。

5区域性音乐史类

这一类的音乐史文献是比较难掌握的，因为我们国家地广人多，民族也多，各地区、各族可能都有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音乐史出版物，而要把各地的这些资料都找出来，以笔者现有的能力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仅把能找到的7种同类文献罗列如下。

6专门史类

这一类音乐史学文献是指专门整理研究某一种类音乐历史的专著，如戏曲音乐史或流行音乐史等，这样的分类实际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要把舞蹈音乐史、宗教音乐史、少数民族音乐史都纳入进来的话，由于这些门类的研究也已经细化，独立于音乐大门类之外的著作也非常多，在此不便表述，故选取了少数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7图说类

随着近些年大量地下和民间文物的出土和发现，音乐图像学取得了显著进展，从侧面揭示了我国音乐文明的灿烂内容，音乐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音乐史图鉴》、《中国乐器》、《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等图文并茂的音乐史学文献，让这一领域的最新学术成就直观地展示在国人面前。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相关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研究结论的重新定论、一些史料的重新认定，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补充新的资料，不断地勘正、纠错、补漏，增加新的数据，因此出现了目前所见的《中国音乐史》丰富而略显凌乱的出版现状。

总而言之，不同时代的学者，为记述、探寻民族音乐历史文化，使用不同题材、不同方式、不同的风格创造了大量的音乐史学文献，这些文献既带有著者的主观性，又带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性，而且具备文献在不同时代出版时所特有的及时性和真实性，补充新时期的新发现和新成果。［10］对这些出版物的整理和研究，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能让我们开阔眼界，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视角了解和认识本民族的音乐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总述［J］.中国音乐学，2005，（3）：28.

［2］郑锦扬.从三本《中国音乐史》管窥：二、三十年代中日学者的中国音乐史视野［J］.中国音乐，1998，（2）.

［3］乔建中.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2）：5.

［4］王安潮.十年饰一剑――读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7，（3）：92-95.

［5］廖崇向.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M］.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370.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1069.

［7］冯文慈.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J］.人民音乐，2000，（1）.

［8］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5，（2）.

［9］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469.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早在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曾对编修文学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③换言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也必须足以揭橥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纵向分析、说明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描述其演变轨迹，探究其演变的原因、规律诸方面，的的确确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不但是编著者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成了该著贯串始末的两条红线。著者由此深入到文学的时代历史联系。文学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较准确地揭示出近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但在横向展示近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面目上，由于体例本身的限制，这种展示有其不足之处。

具体而言，“文体编”在分论近代各体文学的变化发展时，侧重于纵向描述各式文体的变迁。虽然其中也有近代作家作品的重点剖析，“作家传”、“大事记”部分于此又有所补充，但对近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读者仍难有一个同步的全景式的印象。

其次，文学发展的渐变性决定了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的界标。作为一部论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自然应该放在近代文学，但能否如某些论者(赵慎修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综论编”中增设一章“古代文学的没落”，集中论述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衔接。同时，考虑到近代后期、现代初期，近代文学的一些非主流的社团、流派仍在部分区域有所活动，如同光体的绵延不断的存在，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定程度上的“繁荣”，现有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此极少关注。“近代文学”能否有一个延伸式的断结?

再次，反殖、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但主流以外的分流作家、作品.事实上在特定的区域、阶段内，影响、声势反大于主流作家、作品。对于这种貌似“反常”的文学现象，编写文学史时不应当予以简单的忽视或仅作表层的解析，而应从文化、时代、区域性读者群的构成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考察，真正发掘出其内含的、本质性的根源。由此又引发到“文学史”的另一层任务：客观、准确地估定文学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的成就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的兴趣中心如果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而艺术品味、艺术手段的高低巧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淘汰和历史筛选之中。作为近代文学支流的同光体诗歌，虽然不再被粗暴地垢病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的代称，但对这一诗派何以延续不断、声势广大，如果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恐怕也是不完善的。又如鸳鸯蝴蝶派，在承认其部分作品有“反帝爱国和抨击社会现实的积极的主题”的同时，对于这一派小说何以能畅行不衰，如果能从中国近代的畸型社会心态、读者群的独特构成、艺术手法上对古典传奇及世情小说的自觉继承等方面深入考察，并由此反观世态人情小说特有的质地，可能会有助于更加真实、深刻地再现中国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此外，索引、图片“为用至大”。索引“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也可弥补全书体例上的不足。图片则在“增高读者兴趣”的同时.“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④。《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增订再版时，如能兼顾及此，那也会锦上添花，为新著赢得更好的赞誉。

注释:

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6月出版。

②详参赵慎修《体例一新，面貌大变：评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4期)、冼心福《历史的文学，文学的历史：读〈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1期)、陈建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简评》（《韶关大学学报》1992年4期)、刘德隆《勾勒近代文学的轮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读后》(日本《清末说研究》1992年10月号)、左鹏军《文学史体例的新探索：评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图书馆论坛》1993年2期)、何绵山《近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评介》(《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3期)。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篇12

关键词：文学史；文学史观；演变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07-01

自从新文学诞生之后，对于新文学研究的论著一时云起，在这种语境下，出现了胡适之先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白话文学史》、梁实秋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以及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这几本著作都有其独特的立场和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文学的多元研究状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从五四时期开始，研究者便格外重视对于文学史观的研究，而且成绩显著，出现过几次研究和书写文学史的高潮，主要可以梳理出如下几种文学史观念。

一、进化的文学史观

进化的文学史观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最早接受的一种文学史观念，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运用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来阐释文学史的合理性，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以及进步，联系和规律。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谭正碧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进化史》以及郑振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等著作，集中体现了进化的文学观念。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言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点”。①郑振铎认为进化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后来居上，并不是一切时间上居后者都比居前者具有性质上先天的优越性。他说“文学的东西，本不能以时代的古今，而比较其优与劣，说古代的的东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如说近代的东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样错误。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现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一样，自然有它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②虽然进化的文学史观盛行一时，但是进化的文学史观念也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过分强调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性，这样或多或少会忽略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审美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开始对进化的文学史观提出质疑，其中，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周作人。周作人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条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③周作人先生认为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缺点很明显，易于空相处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指出文学不是按照某一直线发展的，而是有其内部发展的矛盾弯弯曲曲循环发展的。周作人所寻找的这种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寻找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源与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种历史循环论代表了周作人的历史观，也代表了他的文学观。这种循环的史观在当时对进化论的文学史观起了反驳的作用。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对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运用也更加谨慎。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文学观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这种文学史观认为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线索，认为从三十年代起，起主导作用的文学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学史观。其实自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等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的研究者已经开始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比如郑振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新的社会科学方法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这样说道：“一九三零年以后琐屑的东西，比较有些新的观点”。④这里所说的新的观点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观强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探讨的浓厚兴趣、研究和写作，特别注重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文学史的历史特征得到很大的重视，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各种文学现象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许多文学现象存在、发展和变迁的原因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还重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作家，这无疑可以使我们从社会学这个更加广阔的角度来理解作家以及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使得文学和社会主体以及社会现实的关系得到了特别的重视，突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应该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明确的指出，“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⑤在第二次文代会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为了给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历史根据，对五四文学做出新的评估，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也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作家作品。⑥正是由于这种过度强调现实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指导思想下，给这部著作的研究价值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也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思考。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学史观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研究者非常机械和表层次的运用这种史观，因此造成研究和写作中的不小偏颇。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指出的“指南”只是一个总体的方针，并不能代替具体的文学历史现象分析。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似乎成为了一个万能公式，这就造成那一时期的研究著作不少有生搬硬套之嫌。

三、新时期的多元文学史观

到了新时期之后，研究者变的更加冷静一些，比较注重从更为具体的方面研究文学史，在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出这样两个口号：一是历史主义的，即针对过去饭历史主义的做法，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一个是现代化的，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两个字进行重新的定义，认为现代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时期划分上的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确定的丰富的多的定义。⑦严家炎说道：“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实际包括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审美情趣诸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⑧所以，在新时期，那些一度遭到研究者忽视的作家，比如张爱玲等作家重新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文学史当中。之所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史观是多元的，主要是因为在新时期人们似乎不再向一以前那样去无限崇拜文学史观，而是更加重视研究文本本身，正如王佐良所言：“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给予总体叙述，现代主义也是常见之词，但现实主义很少用于小说以外的题材，就在小说中叶主要是指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诸人所作。重点作家叙述较详细，也着重思想内容，但着重艺术和语言的特点来谈，写法虽然人各不同，受推崇的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采的异类，这个模式有学术性，可读性，但系统性不强。⑨”总是文学文本的精读和细读，从小处、细处着手研究文学史，给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前进动力。

文学史观对于文学史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层面而言，每一种文学史观或多或少都会对文学史的书写产生影响。以上只是简单梳理了上世纪影响较为重大的三种。此外，笔者希望能够出现一部文学史著作，不需要去竭力解释文学史发生的合理性，也不需要刻意去追求目的性，不需要在文学史里来解释规律或者做价值的教化和移植。努力祛除一元化，权威化的判断，崇尚自由的审美精神，用优美的文字呈现出最真实的文学脉路。把价值的最终判断权留给读者，文学史只是呈现、还原和描述史实。

注释：

①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1-2.

②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79.

③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18.

④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四卷[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2.

⑤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上册）座谈会议录.载《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⑥钱理群.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读书，1994年第七期.

⑦朱晓进.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⑧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⑨王佐良.一种尝试的开始――谈外国文学编写的中国化.读书，199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钱志熙.审美・历史・逻辑――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