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例(12篇)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

答：近代宪法主要有以下特点：

(1)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主共和是宪法的主流;

(2)强调公民的自由权利，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3)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国家的作用主要被限制在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具有政治法的特色;

(4)成文宪法形式被普遍采用;

(5)宪法基本上仍然是西方的一种政治法律现象，局限于西方文化圈。

2.简述英国宪法的产生及其特点。

答：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逐渐取代封建经济关系，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于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宪法就是在这一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而英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特点，并由此导致英国宪法产生如下特点：英国宪法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由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累积而成，在形式上表现为不成文宪法;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致使封建王权的形式得以保留下来;有些旧的法律也成为了新宪法的组成部分;不具备根本法的形式特征等等。

3.简述1918年《苏俄宪法》的意义。

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现代宪法——社会主义宪法的产生。1918年7月，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宪法，苏俄宪法的意义在于：

首先，它突破了资产阶级宪法和宪政的局限性，使宪法成为无产阶级实现民主和组织国家政权的根本法;

其次，它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经济制度，扩大了宪法的调整范围，使宪法由传统的政治领域进入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从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再次，苏俄宪法推动了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发展。

此外，苏俄宪法还使宪法突破了西方文化的范围，开始成为世界文化现象。

4.评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我国仅有的一部反映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宪法性文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具体体现。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树立了民主观念，具有反封建的重大进步作用。但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任务，具有明显的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妥协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因此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就被袁世凯*所撕毁。

论述题

试论现代宪法的发展趋势。

答：宪法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将不断发生调整，同时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对国内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因此对现代宪法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一般而言，现代宪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家权力日益集中、行政权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国家权力的集中主要体现在：

(1)在传统的集权国家，国家权力的重心在中央，虽然有的国家在宪法中也有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的规定，但地方的权力由中央决定，地方并无脱离中央的权力。

(2)在奉行地方分权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央对地方的干预也越来越多。

(3)在联邦制国家，联邦中央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对其成员的干预不断扩大。

2.宪法越来越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宪法在组织配置公共权力的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也日益加重，因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主权在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调整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以来，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日趋广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也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

3.宪法的保障加强，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已成为一种潮流。自美国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例确立违宪审查制度以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同时还有不少国家并不满足于普通法院的审查，进而建立起了专门机构来监督宪法的实施。特别是二战以后，许多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宪法监督制度。

4.宪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扩大。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朗，因而全球化对宪法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宪法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

(1)对国际法的直接承认和接受。例如德国基本法;

(2)对国家主权有条件的限制。例如欧盟对其成员国主权的限制;

(3)围绕****问题签署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体现了公民权利保护的国际化趋势。

(4)从宪法国际化趋势的方式看，过去主要通过政治手段，而现在则是多数国家通过主动采取措施来顺应国际化趋势。

5.宪法在形式上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2

关键词：民族主义；发展趋势；和谐世界；挑战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构建和谐世界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成果和国际关系发展演进的产物，和谐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和平与稳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于正确解决当今国际争端、缓解国家矛盾、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推进保持全球社会、政治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和谐世界依然面临着世界民族问题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通过分析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发现构建和谐世界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1、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第一，国际格局趋于稳定，以国家分裂为指向的政治性民族主义受到了遏制，但在局部范围内因民族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依然存在。

首先，以民族分离为主要目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己得到基本解决或者得到遏制，有分裂意向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己经接近了它能分裂的基本底线。当今世界大多数民族国家已经借鉴了发生民族分离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和经验，对民族问题开始不断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努力修正原来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推行平等的民族政策，保护少数民族利益，这样民族分裂主义失去了原来进行分离活动的借口。其次，今日世界新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加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国家的安定与团结，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民众普遍反对分裂与政治动乱，这使得民族分离主义不得人心。再次，遏制政治民族主义继续爆发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制约机制，那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大多数是多群族和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分离主义活动都比较警惕。各国开始对族群分离主义采取了比较慎重甚至有事不支持的态度。在和平与发展为主体的国际背景下我们也不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放松警惕。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以追求实现国家经济利益为目的经济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新主流。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渐向全球化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程度地不断加剧，经济民族主义在发展中一般会主要呈现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第一方面是卫灵在《当代民族主义透视》中表述的：“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弱势民族国家会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相关经济手段，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发展，或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将借助全球化浪潮继续发展，其表现形式为经济模式的输出、经济利益在海外市场扩张中的体现以及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深化等等”。

第二方面表现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采用地区民族主义的形式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利益愈加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单纯凭借一国的力量就可以实现，于是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活动的若干民族及其国家，由于共同的利益需要，通过国家政治力量的联合或者合作主动让步出一部分国家(国际上通常称为让渡)，逐步减少、消除民族隔阂和交往壁垒，以组成一个一致对外的，以地区为单位的族际国家集团来谋求共同发展，地区民族主义由此得到加强。

第三，在不断调整的基础上，以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复兴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强势发展。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文化民族主义逐渐彰显出来，成为影响广泛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潮流。我们看到以复兴本国或本民族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管是在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都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强烈的传承、保留、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渴望，这也反映出弱势民族或民族国家抵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霸权”侵袭的一种趋势。这种新形势的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经常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各种手段和干预来剔除殖民文化痕迹、抵制西方文化侵蚀，颁布各种政策来弘扬本国民族文化，增强本国软实力。

2、构建和谐世界面临的挑战

第一，民族分离主义的不断兴起，一再形成国际和地区热点，危害地区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世界两极格局的坍塌，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冲击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如车臣战火时断时续，恐怖活动愈演愈烈；索马里被不同的民族或部族三分天下：在加拿大有讲法语的魁北克自治运动、英国有苏格兰和英格兰地区不时闹分家，民族分离主义肆无忌惮地再兴波澜。由于民族分离主义而导致国家分裂产生的问题已经不仅涉及到一个民族或民族之间是否认同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在世界舞台上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重组的问题。据调查，在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中，种族和宗教的对抗占了很大的比重，约占总数的50％以上；严重破坏了国家领土统一和原则。

第二，西方国家利用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破坏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生态。

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任意干涉别国内政，把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制度和政权模式强加于他国；在经济上，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利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制定有利于他们经济开展游戏规则，来维护他们在全球经济上的控制地位：他们还利用意识形态的渗入来利用人权外交，进行思想控制，进而强调以西方文明的主导性和优越性。而因其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便是当代恐怖主义的重要类型之一。“这种恐怖主义往往以民族宗教为背景，旨在通过制造恐惧气氛，引起社会关注为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威胁有关政府，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他们经常采用针对非战斗目标的爆炸、暗杀、绑架，通过劫持人质、危害计算机系统以及其他形式的违法或刑事犯罪性质的暴力、暴力威胁或非暴力破坏活动”。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第三，经济民族主义的日渐突出，对国际合作与经济交流制造了屏障。

普罗蒙纳兹在其《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文的结尾写道：“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剥夺，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用经济民族主义抵制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即使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十分强烈。“为争夺世界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一方面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一方面则要求别国放弃保护主义。这种极端利己的经济民族主义做法与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扩大的客观趋势相左，已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

第四，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原有的意识形态对抗可能会被文化民族主义所取代或者加强，并成为新的文化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

纵观历史，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表现。如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抗衡，弱势民族国家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因此往往通过寻求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感”来保持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体现为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利用自己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原有的意识形态对抗可能会被文化民族主义所取代或者加强，并成为新的文化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

3、构建和谐世界的几点建议

第一，在国际政治交往和外交秩序构建方面：世界各国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应充分保障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积极倡导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应倡导各国努力通过和平解决现实分歧与历史争端，不应采取强迫它国屈从的政策，也不应动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3

【论文摘要】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是导致“西藏问题”长期存在并日趋国际化的重要原因。文章对美国支持达赖集团的方式进行了回顾与预测，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2008年3月14日，达赖集团在拉萨策动并制造了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西藏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借口“西藏问题”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给北京奥运会带来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从1959年3月达赖出逃印度到2008年“314”事件的发生，近五十年来“西藏问题”从产生到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以及达赖集团分裂势力一举一动的背后，无不深深印刻着美国的支持和影响。美国的支持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达赖集团寻求独立的气焰，更为其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阴谋提供了生存空间。美国对达赖的支持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对达赖的支持方式也随“西藏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美国支持达赖集团的历史回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奉行对华遏制政策的美国在我国西南内陆推行“以藏反华”战略。美国政府外交机构和情报部门开始正式插手“西藏问题”，不但策动并帮助达赖出逃，还为其从事分裂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军事援助。一时间达赖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宠儿”。七十年代，美苏争霸呈现苏攻美守态势，为了抗衡苏联的扩张，美国利用中苏交恶这一契机调整对华政策，改善中美关系。西藏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利用价值逐渐消失。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停止了对达赖集团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西藏问题”遂成为美国与中国结好的弃子。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逐渐消失。苏联解体后，美国将“和平演变”的人权外交攻势直指中国，而“西藏问题”则作为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突破口，再次浮现在中美关系的表层。与此前不同的是，美国改变了支持达赖集团从事军事叛乱的政策，而是打着维护“西藏人权”的幌子为达赖谋求变相独立的阴谋提供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配合达赖集团在国际上炒作“西藏问题”。

2未来美国支持达赖的方式预测

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在很多领域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期望维持美中关系的总体稳定，并力图将中国“融入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与此同时，美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实力下滑，军事上与俄罗斯的对抗趋势更加明显。因此，美国不得不重视发展中美关系。这不但有利于美谋求在华实现经济利益，更符合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令美国深感不安，美国担心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会动摇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中国作为美国在亚太的主要防范对象，未来其对华政策仍将在交往合作与防范遏制之间摆动。“西藏问题”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西藏问题”没有消亡，美国未来势必继续保持在“西藏问题”上的介入态势，利用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增加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政治筹码。

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可能呈现以下趋势：①美国支持达赖集团的两面性难有改变。美国政府虽然不会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但是将继续支持达赖集团以保持“西藏问题”的国际性。②积极配合达赖集团抵毁我西藏政策的言论和行动。继续在“西藏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达到遏制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③着力推动中国政府与达赖代表进行和谈。美国不希望“西藏问题”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与条件“消失”，其“促谈”的终极目标是帮助达赖在西藏实现藏区“高度自治”，从而为西藏今后的进一步“分立”打下政治基础。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4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俞可平

“全球化”在这些年中成了世界各国的一个时髦术语，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界有影响的流行理论或迟或早都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响，如现代化理论、后现论及全球化理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直到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关注，但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到9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绝妙注解，它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它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是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同课题。

90年代初期，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开始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演讲稿稍后就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994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教授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因此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1997年东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虽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并基本上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的威胁已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的高度警觉。1998年3月9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1]。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亲自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之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一套《全球化论丛》，共有七本书组成。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1全球化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2全球化的类型，即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否也在经受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也存在着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3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即全球化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全球化采取什么什么样的对策；4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言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福音还是祸水。本文对此将作一简要的评析。

研究全球化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全球化的含义，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2]。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3]。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4]。“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5]。根据这种逻辑，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别称。所以，它又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6]。既然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全球化顺理成章的便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这正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第三种界定。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有学者因此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学者不断利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从而将全球化限定为西方化或美国化[7]。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所以，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与区域和国家的疆界相冲突的，它要求超越国界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西方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它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观之，把全球化理解为人类的一体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过程，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所有上述界定都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universalization/particularization）。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起源地欧洲，而成为全球的抽象；传统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被核子家庭取代；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专制政治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与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的抽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见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严重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也一样，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但若严格按照英美的标准来衡量，则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虽然它们都属于民主国家、都奉行主权在民的基本制度。

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integration/fragmentation）。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如国家主权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运动十分活跃，并且从原先少数人头脑中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如欧洲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等等。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纷纷要求自治，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近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等等。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由之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localism）。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的统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兼并之风此起彼伏，更助长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如不久前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并即是强强联合的突出例子。另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为活跃，资本的集中化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发展；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集中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却谁也甭想再垄断它；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国际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

最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nativism）的统一。如前所说，全球化正在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许多国际通用的标准或准则第一次获得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但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本国的传统和特征，都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在解释时，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第一，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却都是合理的。第二，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保守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第三，全球化的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

全球化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的一体化之上，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8]。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9]。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事实上不少学者将全球化严格限于经济领域，并直接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的一体化或国际化，个别学者甚至反对使用一般的全球化概念，尤其反对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认为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放弃中国目前的基本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

在一般学者眼中，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它指的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各种商品互通有无，竞价出售，为人类所共享”[10]。一些学者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1生产活动全球体化,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2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贸易趋同化;3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金融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4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5跨国公司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中心,并对民族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构成严重挑战;6经贸人才国际性,作为国际经济贸易专家和高级管理的人员的“国际人”越来越多，并且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的竞选对象[11]。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他们论证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还为它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是它们在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12]。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别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结束和铁幕消失开始的。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13]。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并非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政治发展，它与现代化自始至终相伴随。有的学者特别地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模式，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善治”（good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六个：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责任性(accountability)，即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ruleoflaw)，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这样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被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模式”[14]。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国交往所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换言之，法律的全球化更加紧迫地提到了法学家的议事日程。一些法学研究者认为：“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概念的援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抵触，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关系、法律多元主义、国家作为立法者和法律渊源的地位等政治法律问题”[15]。对于某些法学家来说，法律的全球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法律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树立全球的法律意识，把解决全球问题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改革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淡化国家意识，倡导立法的非国家化[16]。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一直就存在着“西化论”和“国粹论”两大思潮。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无情的现实使传统的国粹论者失去了辩护之力。国内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的学者这样来论证这种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起，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中，在享受和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但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全球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17]。全球化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国内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全球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有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有利于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共享，有利于大气污染、臭氧层减少、毒品泛滥、非法移民等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地位，增加了国际金融的风险，扩大了南北差距，使得落后国家的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的操纵和冲击等。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双重作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1篇5

从政治视角观察，笔者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如果把这一模式高度抽象，似乎可以归纳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内涵主要有三：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模式。

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来看，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这里所说的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家的整个公共治理架构中，并存着党政两套并行的公共治理组织：一是政府的行政系统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责的事业系统，一是执政党的党务系统。在党务系统中，甚至还包含着隶属于党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系统。尽管这两套组织之间有一定的职能交叉和重叠的地方，但在国家的公共治理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上述公共治理架构，从表面上看，与西方的公共治理结构都有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实际上，中国更多的是体现党政一体化下的多元化趋势，而西方国家则体现的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多元治理趋势，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从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从而也构成了这一模式的法制基础。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凸显人民地位，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式的代议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

从建立在多党合作基础之上、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来看，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也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某些特征。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

中国的政治模式体现了自身优势

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体现了自身的优势：

一是用中国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政治运作和政治语言，阐释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按照笔者的理解，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诸如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其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被世界广泛认同。而中国政治模式所反映出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价值。如果仔细分析，还会发现，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人本和谐”理念等，在一定意义上正在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二是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这有利于聚集国家的力量，集中举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是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由于民主政治发展阶段的制约，导致社会的撕裂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本过高等问题。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6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所谓区域一体化,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等有利条件,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还是在民间,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

外部环境考验主要是指我们党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快速推进的态势下，在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题而局部战争、冲突、斗争又不断发展的矛盾环境中，在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国际领域内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考验。

外部环境对于党的生存发展和伟大事业的推进，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外部环境是有利条件。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而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部环境就是党生存发展的重要外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显然能够为党的生存发展和伟大事业推进准备有利的外部条件。此种情况下，外部环境通常不会对党的生存发展构成考验和威胁；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又是阻碍因素。外因影响下的事物变化通常是二维的：它可以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事物发展导向坏的方向。当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与事物发展的方向相背离时，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事物发展的阻碍因素。具体说来，当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党生存发展和伟大事业推进的目标要求相背离时，外部环境之变化就会对党的生存发展和伟大事业推进构成威胁，进而考验党的生存发展能力。

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给党的生存发展和伟大事业推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些考验，归纳起来可以表述为“六化”。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影响日益明显，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大，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带来一些突出问题。如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和矛盾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和跨国经济犯罪增加，金融市场不稳定，国际不正当竞争加剧，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而作为领导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果断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考验，有力回应西方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我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质疑。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就难以形成，而不良外部环境对党生存发展的考验就难以消除。

第二，政治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都企图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起主导作用。因此，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较量是必然的。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稳定，防止“政治寡头”独裁。但从当前发展进程来看，政治多极化必将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不会一帆风顺。这就对我们党在政治多极化发展进程中如何不断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第三，思想多元化。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各种思想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土壤，有了自己的释放路径，思想的多元化现象出现了。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将不再是一片净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灌输西方的价值理念、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挑起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这就对我们党如何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提出了挑战。

第四，文化碰撞化。开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联动，自然同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传播与流动，各国文化交流全面展开。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也不可避免。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西文化、东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越来越显性化。因此，如何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显示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研究解决和有效驾驭的问题。

第五，科技飞速化。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世界科技革命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场景。以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革命、新能源开发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新科技研发越来越多地主导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凝聚到高新科技的竞争上。我们党能不能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的态势中，领导我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业绩和执政地位。

第六，民主浪潮化。自19世纪初开始，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三波民主化浪潮。进入21世纪，随着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新的民主化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各国都在按照民主的原则和要求，对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进行改革，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模式越来越深入人心。民主化改革已经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在这种民主潮流的冲击下，我们党如何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这里尤其要警惕的是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所谓的民运分子，借世界民主化浪潮之际，向党和国家提出许多非法、非分要求，进而大搞民族分裂活动、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恶劣行为。

对我们党来讲，如何顺应“六化”要求，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外部环境，通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党要在这个考验面前不退缩、得满分，就必须做到：其一，要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度，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努力做到放眼世界、胸怀全局、苦练内功、韬光养晦，在各种外部环境的考验面前敢直面、不退缩、有本事、巧应对；其二，要深刻认识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内政与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其三，要高度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世界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只有这样，才能经得住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考验，无论外部环境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灵活、果敢、理性应对，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9

中国古代史（公元前2070—1840年）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部分内容构成。

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前771年）包括夏（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三个时期。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体；经济上，以土地国有为核心的井田制是奴隶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上，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甲骨文的形成、发展，构成该时期文化的核心内容。

封建社会（公元前770—1840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该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思想上百家争鸣，铁犁牛耕的广泛使用及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地主阶级变法运动使奴隶制度逐步解体、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秦汉（公元前221—220年）是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正式形成；经济上，小农经济逐步发展，重农抑商政策被统治者广泛执行；思想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隋唐（581—907年）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发展；经济上，小农经济得以巩固；思想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冲击。宋元（960—1368年）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强化；经济上，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思想文化上，为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理学应运而生，同时，反映普通市民需求的世俗文化勃然兴起。明清（鸦片战前，1368—1840年）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至顶峰；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但受到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制约；思想上，反思传统儒家思想的早期民主思想破茧而出。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而中国依然在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徘徊。

二、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1840—1949年）在社会性质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核心任务是实现近代化（政治上的独立和民主；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上的科学化）。按照领导近代化的阶级不同，可以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两大时期。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列强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地主阶级先后发起洋务运动、新政和预备立宪，企图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农民阶级先后掀起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以清政府统治或赶走列强为目标；资产阶级先后发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期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但由于三大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中共创建、国民革命运动、国共十年对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五大时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赢得了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1949年以后）属于社会主义时期，其核心任务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按照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心任务的不同，可将中国现代史划分为过渡时期、探索时期、“”时期和改革时期等四大时期。

过渡时期（1949—1956年），党在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创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的起步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探索时期（1956—1966年），党的中心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年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地方。由于没有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导致了“”的爆发。“”时期（1966—1976年），民主法制被践踏，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遭遇重大挫折。改革时期（1978年迄今），党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完善各项民主制度，中国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

四、世界古代史

古希腊、罗马文明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主政治保证公民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古希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财富。罗马人在扩张征服过程中，发展出体系宏大而内容缜密的法律。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作为西方奴隶社会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人文主义是近现代西方思想的核心内容。人文主义精神发源于古代希腊，在那里，学者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类自身，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五、世界近代史

一部世界近代史（14世纪—1917年），就是一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不断成熟的历史。

资本主义兴起于14—16世纪，这一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国家开始了早期殖民扩张，资本主义进入原始积累时期。但在政治上，封建教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仍大行其道。为反对封建教权势力，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发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

17、18世纪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英国等国的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目标的启蒙运动爆发，在启蒙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英、法、美等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政体。

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诞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同时，工业革命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运动兴起。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展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由于列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六、世界现代史

世界现代史（1917年以后）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同时存在、发展的时期。

十月革命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类历史开始进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在二战前，俄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则经受了经济危机的考验，美国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度过了危机；德国和日本则走向了法西斯道路，最终引发了二战。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1篇10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人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畔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经营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人而是结果。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洽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政府决策观念的创新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填观和与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u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其次，通过政府制度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这可能是需要达成共识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从历史类型来看可以说首先是一种否定性民主，它否定了旧的专制政治而建立了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而建设性的民主是以公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以公民福利和安全最大化为目的的，关注民主的宪政化即自由民主，这也是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的依据。

最后，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是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发展以公民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自由、平等、宽容、互惠互利，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是在公共理性指导下公民文化的一般内容。离开这一公共政治文化，治理的政治仍无根基，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治秩序建立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也是治理模式转变的伦理支持。要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走向善治，可能要付出许更多的艰辛。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髙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普遍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快，开创了具有渐进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这一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规模膨胀过快，超过财政承受力有关。而从197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则主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更是主要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关。

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虽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以效果仍不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日趋加快，竞争日趋势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转变职能，而且还要提髙效率。R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1998年，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髙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从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可以看出，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尚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我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并未完全过时。毕竟，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与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思想。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髙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新公共管理是相当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过程

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髙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人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人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新公共管理体现了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人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髙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新公共管理是公共制度的体现

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尚处于法制还不健全.制度供给还不足的阶段.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规章制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而这一点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话。

5.新公共管理重视政治对行政、对公务员的影响

这一点给我们的启发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与政诒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与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健全的政治责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权威，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假如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可以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认识到行政工作所负有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对政策的自觉响应性，从而达到忠实地履行行政职责的目的。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11

关键词：多元文化视野高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274-01

一、前言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随着文化的开放性进一步提升，其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网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了深刻的涵义，其内在要求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其思想状况直接关系到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其一生都有影响。为了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必须对教育思路进行改革和创新[1]。

二、当前大学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来看，其中存在很多复杂问题[2]。多元文化的冲击是导致大部分问题出现的主因，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思想方面

当前，互联网的发达使得信息传播渠道更广、速度更快、内容更丰富。网络传播方式改变了一元文化的局面，社会文化发展的复杂性特点愈加明显，且各种矛盾纷纷涌现，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世界各国交往与经济联系愈加密切，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再加上长期以来，外国敌对势力一直在尝试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企图以此实现分化目标，网络无疑成了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渠道，对学生原本的思想和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均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种不利局面的存在，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2.文化传播方面

之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就是为了通过开展教育活动、传播社会主义，使大学生认可和接纳党的各项政策，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3]。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都处于主动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对学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当前文化传播出现了新的方式和途径，传统的思政教育受到了冲击，其教育方式亟待创新。新兴媒介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此种传播方式使得信息内容繁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对其主动权和主导地位均形成了挑战，甚至部分信息还会误导学生，影响其价值取向。

3.信息方面

对于文化发展来讲，多元化同时也预示着繁荣。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互联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用户中，大学生占了很大比例。由于受教育程度高，大学生对于新思想也有着较高的接受能力，同时，由于社会阅历浅、年纪轻，很多学生极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也因此容易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和煽动。学生思想上出现的混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挑战。

三、多元文化视野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策略

1.坚定立场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地位和权威均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强力冲击。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的文化形势，做好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首先从思想上坚定立场[4]，始终坚持以一元化思想为思政教育的指导。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时刻牢记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保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育中的指导地位，严厉禁止“思想多元化”的出现。同时，考虑到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意识的引进，在文化整合方面要将民族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融合在一起。总体来讲就是要端正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既不谄媚也不盲目排斥，大致思路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改进教学策略

思政教育开展中，高校肩负着组织职责。因此，对高校来讲，除了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之外，还应重视进行教学策略的改进，提升策略的灵活性，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教学策略的灵活性主要是针对优秀文化教育过程中使用的手段和教学实施策略而言。文化代表着群体智慧，民族文化更是如此。作为中华民族来讲，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体系，同样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不应被直接否认，其中必定存在精华内容。当今世界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伴随着经济交流的增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愈加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外来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中不能全盘否定其存在价值，而是应该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引进，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3.实行合理的引导

传统教育理念根深蒂固，不少教师到今天都认为自己是思政教育的主宰，以“价值法官”的身份与学生对话，师生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师生关系是影响教育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教师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企图受到学生的敬佩和膜拜在今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大部分情况下都只会招人反感。同时，伴随着这类情况的往往还有教育方式陈旧的问题，知识和理论的强行灌输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而会使得学生思维僵化，泯灭个性的教育方式是很不可取的。尤其是在当今背景下，文化的繁荣使得社会更加开放，各种价值观纷纷涌现，高校教育绝不能对这些新情况视而不见。并且，高校教育并不具有左右学生全部选择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学生个性、坚持引导，无疑要比强行灌输的效果更好。

四、结语

当今背景下，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新趋势，无论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还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差异、矛盾，都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大量出现。多元文化视野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勇于面对挑战，在思想上坚定立场，在教育方式上改进策略、重视引导，促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董博.不断修订教学计划，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以四川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31（06）：99-101.

[2]彭建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安顺学院学报.2015，17（03）：33-35.

西方政治发展趋势范文篇12

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

在世纪转折的关头，凡正在发挥或期望发挥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都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予以认真的探测和思考，以便在关于世界政治趋势的宏观认识和国家战略的长久规划上尽可能长计远虑，未雨绸缪。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界在这方面显然用力尤勤。其中比较突出的范例至少有三个：保罗·肯尼迪的《迎接21世纪》；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还有被《外交政策》季刊主编称为“新悲观主义”并加以评析的一系列关于欠发达国家广泛混乱和贫困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的代表性论著。［1］布热津斯基1993年发表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2］从若干方面来看大致亦属此类。这三个范例从不同的角度落笔，各自描绘了未来世界的图景。不管在考察的侧重点和具体环节的表述上如何不同，也不管在所直接或间接地提议的战略方向上有怎样的歧异，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将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当作西方的对立面，都对西方在未来世界中能否维持其优势地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无论是从技术、经济的发展趋势立论，还是从文明的互相抵触入手，或是严重关切全球性问题（据其判断主要来自欠发达地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其共同关注的焦点说到底仍是世界政治中可能发生的基本的地位变迁问题，而且这种变迁都被明确地或隐约地同“西方对非西方”这一范式联系在一起。

这一范式无论如何反映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五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某种本底背景。［3］它也从较接近粞本的层次上触及到本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政治的一类基本动态，包括欠发达世界问题以若干新内容和新形式获得了新的重要性。［4］就此而言，上述各种论著仍不失一定的历史纵深感，其中个别著作还多少表现了对现实和未来的某些洞察力。但是，一些带全局意义的谬误和缺陷使它们不足以辨识趋于形成中的未来世界症结。保罗·肯尼迪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未来新世纪的前景时，几乎只关注新技术及其带动下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忽视了世界经济政治中民族国家“权势基值”（或曰国家资源和力量基底之大小）的至少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很短视地对目前尚未发达的所有非西方大国持本质上蔑视的估计。亨廷顿虽然认识到非西方文化的经久生存能力，也感觉到若干非西方民族的巨大潜能及其根深蒂固的独立性，并由此以偏概全地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分立当作世界的根本分野，但他也未注意到“权势基值”甚至权势本身的关键意义。因而，文明在他那里，几乎只是个抽象和笼统的虚体。他还漠视了人们一般所说的“文明的交流”，其最主要的实质性内容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广义的技术创新，包括先进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等）之必然的扩散，以及这种扩散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效应和权势效应。［5］更何况，他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当代非西方民族所持的立场是非常偏狭的。至于“新悲观主义”，尽管也感觉到了西方对非西方范式的意义，但赋予它的内涵却极为肤浅、偏狭和情绪化。其未来世界图景，是欠发达世界将以其毁灭性武器扩散、大规模内乱、人口爆炸、难民和移民巨潮、赤贫、瘟疫、生态污染和崩溃等等威胁甚或毁坏西方的安全、繁荣、种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宁。总之，所有这些关于新世纪的世界政治展望都是不得要领的。

二

那么，究竞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20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之中。这三项根本动态是：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非西方“对西方造反”和向西方学习的双重努力；洲际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6］

动态之一：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

在推动世界权势重心转移的诸多因素中，世界人口分布的变化是一个不大为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口重心的变迁历时较长，其后果在短期内难以清楚地显现，加之当今世界在资源、生态等方面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致使人们较多地注意到人口的负面影响。然而，人口作为生产力构成的要素，乃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就一国而言，在自然资源和生态可承受的范围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固然重大，［7］即便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来观察世界政治权势重心的兴盛和衰微时，其作用更是未可低估。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8］他指出，1890年至1940年半个世纪里发生的人口分布的革命，是标志世界历史转折的最基本的变更。在此期间，欧洲的霸权盛极而衰，非欧强国（主要是美国和俄苏）的崛起及其优势完全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在真正全球规模的世界政治中，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和主动性。

19世纪欧洲扩张的基础之一，是其人口的显著增长。欧洲人口在该世纪内增加了一倍，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由1／5上升到1／4，并曾向外输出4000万移民。世纪之交，虽然工业革命已明确地展现出扩散到全球的趋势，大多数欧洲人对自身文明的优势及其对“停滞的东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摄力却仍然深信不疑，乐观地认为欧洲人在20世纪将遍布全球，构成殖民地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为殖民地厚实的统治阶层。然而事实上，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出生率持续下降。进入20世纪，世界人口分布趋势已明显地对欧洲不利。不仅美俄已遥遥领先于各欧洲大国，［9］而且在欧洲及其海外白人领地人口量近乎停滞不前的同时，亚洲和拉美人口（特别是亚洲人口）由于医疗卫生和生产方面条件渐有改善等原因而显著增长。世界城市化进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趋势。20世纪开始时，世界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0％以上在欧洲，仅20％位于亚洲。但到1960年，这样的大城市却已有近40％在亚洲，地处亚洲为主的太平洋沿岸者（包括美国和拉美国家）更是占了世界总数的绝大部分。［10］由于亚洲人口密度不断增大，移民潮的流向倒转过来。澳、新、美、加等国一度都制定了严格的移民法规以排斥非欧移民，但很少人真正相信这办法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由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以足够的出生率应付海外殖民的需要，它们在亚非地区可供维持殖民统治的可靠人力十分有限，防御内部反抗和外部进攻的能力便日益虚弱。最重要的是，人口增长率的大差距及与之相关的洲际范围移民及其他人口流动，不仅导致白人在数量上被有色人种“压倒”，还导致远离欧洲的新的人口、生产和实力中心的形成。［11］

随着人口向太平洋沿岸集中，亚太地区无论是作为国际权势竞争者的对象，还是作为重要竞争者的来源地，其地位和作用都有了显著的上升。在世纪之交的世界政治中，关于东亚和太平洋的角逐已几乎同关于欧洲的角逐一样重要，而其主角分明是三个非欧强国——俄国、日本和美国。20世纪头40年间，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人口激增是太平洋区域非常重要的人口动态。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成后，美国经济、人口重心开始西移。美国海外扩张明显以太平洋为重点取向。俄国也重新重视其亚洲部分和在亚洲的势力扩展。1881年起官方鼓励人口东移。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形成新的人口中心。俄国人大规模定居西伯利亚，一如美国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到20世纪上半期，两地的人口激增已导致形成一批新的工业中心。至于日本，人口的迅速增长也同国力的兴盛乃至对外扩张相辅相成。自由移民性质的和平扩张曾在最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12］当然，美俄日只是一类“特例”，在那里种种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导致人口激增促进了在道德上大可谴责、在政治上不止一次地自招灾难的帝国主义。相反，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动态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促进的是非扩张性的事态发展，其中大都包括基于现代化和民族觉醒进程的反帝反殖、独立自强运动。然而，就人口分布趋势同国家间力量对比趋势的一般长期关系而言，这两类例子是同样适用的。

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分布重心从欧洲向欧洲以外、特别是亚洲等地区的非西方国家转移的趋势显而易见。诚然，人口因素本身并不等于国际政治权势，它只是国际政治权势的一项（而且并非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技术优势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它的人口劣势，以致象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能够控制人口总量大得多的众多前工业化国家。但即使如此，仅凭技术优势英国是难以长久维持它的支配地位的。诚如巴勒克拉夫所言，20世纪初在其亚洲殖民地的英国人还不到当地人口的千分之一，英国如何能够维持在那里的统治的长期稳定呢？［13］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一国的技术优势并非恒久不破。随着欧洲对现代技术的实际垄断及其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军事优势逐步丧失，潜在的人口因素作用便突出起来。19世纪来往后世界人口趋势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了导致欧洲逐渐丧失其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同广义的技术扩散一起，使得新的经济、政治及实力中心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形成并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转贴于三

动态之二：非西方“对西方造反”和向西方学习的双重努力

如前所言，所谓欧洲优势，主要是广义的技术优势。作为唯一产生了先进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19世纪未以前的数百年里确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权势中心。［14］欧洲列强凭借其优势向全世界扩张，在1900年前后达于顶峰。欧洲现代技术和工商业侵蚀、孔解或重新塑造了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生存方式，欧洲基于其先进技术、社会政治组织和扩张主义精神优势［15］的那种军事力量击败了非西方民族的几乎所有武装抵抗，欧洲文化则严重地动摇或损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众多人口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影响或左右了他们、特别是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然而，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欧洲支配地位实则好景不长，因为欧洲的扩张在把世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非西方民族在改变了的内外环境中争取独立自强的潜在力量。这就开始了它始料未及且无法控制的一个历史进程——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觉醒和新生。

与全球国际体系在上个世纪之交形成同步，欧洲支配地位衍生为西方支配地位。［16］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反抗的对象是整个西方。这场“造反”发端于19世纪末，直到本世纪70年代才基本结束，而贯穿其中的是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和文化解放这四大主题。［17］非西方成功的造反大概是20世纪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态，它标志着世界已接近一个新时代。导致这一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西方对西方文明西方的技术、观念和体制的主动适应和有选择的吸收。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历史上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社会威胁时，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退却和逃避，试图割断和入侵势力的联系，“返回美好的从前”，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采纳强者之长，从而进行真正有效的抗争。这就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18］前者充其量是消极的抵抗，既不能赶走列强，也不能阻止入侵，而当处于弱势的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技术和思想，运用这些来反对西方压迫者时，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约40年的历史便是如此，而20世纪里先后取得成功的土耳其基马尔革命、印度独立运动、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更是非西方被压迫民族以得益于吸收西方影响的现代方式争得解放的彪炳史册的范例。事实证明，在现代世界，先进的经济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必然广泛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所长久独占。20世纪以来，西方的技术、观念和体制，特别是欧洲三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的先进成果，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19］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逐渐失去其全面的压倒性优势，非西方民族则相继摆脱西方的统治。这一历史性转变，很大程度上是非西方民族既对西方造反，又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对未来新世纪特别重要的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非西方民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并未随“对西方造反”的基本结束而停止。在大致达到了政治独立、主权平等、种族平等、文化解放这四大目标后，它们越来越认识到，真正的自主、自强、尊严和幸福，还有赖于经济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改造，为此就必须继续向西方学习。或许可以说，20世纪末期西方技术、观念和体制扩散的广度与深度，并不亚于前此的西方大扩张时期。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国家的经济成长，几乎无不与此密切相关。它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未来结果，将是同若干当地因素一起，导致某些人口超过1亿的非西方国家真正建设起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和成熟的现代社会政治体制，从而成为新兴的世界大国。［20］

不过，西方的影响只是非西方民族奋发振兴的部分原因。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刺激，不足以解释它们何以反对西方统治、争取独立自强的愿望如此强烈，更无法解释何以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曾经被西方人武断地判定为停滞不前、气息奄奄而鄙之若蛛网尘埃的非西方社会和非西方文明，其自身所潜藏的生命活力与更新能力乃是其政治觉醒和社会转型的原动力，西方只是无意中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反对西方统治，发动或加速自身振兴进程的强烈动机，以及提供了实现这些目的的部分重要条件。非西方社会并非完全停滞不前或僵化不变。例如在欧洲人入侵之前的几十年里，阿拉伯、日本、中国已在酝酿或已出现自我革新的尝试。［21］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里，表现出保持、重塑或创造自己民族“个性”的意志和决心。当立志变革的人士认识到在传统社会的框架里寻找出路已属徒劳，现代化才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时，他们大都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其目标既非传统社会，亦非西化社会，而是现代社会，途径是在本土的和现代的条件下，吸取或经改造吸取西方文明中先进的和可适用的成分，使之与本土文明中仍有活力的成分整合起来。这里面最深刻、最持久的推动力，便是非西方民族的自我意识、对本民族政治和文化尊严的珍视，以及实现民族振兴和自强的意愿。非西方民族现代化进程所显示的这一重要特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正在崛起，其中某些将来甚至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另一方面，它们既没有主动地成为、也未被西方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这就使得“西方对非西方”这一范式在当今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仍不失其相当的现实性。既然如此，问题就在于如何期待和处理两者间的关系：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或与之对峙，还是争取实现彼此的兼容和协调。

四

动态之三：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

世界政治的结构性变更从19世纪末开始，到二战结束后不久终于形成美苏两极体系，彻底取代先前几个世纪里大致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势体系。如果说在历史发展中存在必然性的话，那么这一事态就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必然性之一。与欧洲的势力扩展相伴随，近现代国际体系逐渐从主要集中于欧洲变为日益全球性。体系空间的扩展势必促成欧洲以外新兴强国的出现。从19世纪初开始，欧洲东西两翼的美俄权势趋盛，在不足百年时间里，欧洲各国中能与美俄并列为全球权势大竞争者的，实际上只剩下英国。欧洲两翼取代欧洲的显赫地位，还由于贯穿于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称霸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得以历经打击而犹存，其首要原因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平衡。［22］第一个扮演这种角色的是同16世纪法国结成战略伙伴的奥斯曼土耳其，而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的外部新力量便是分别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欧洲战局的美国和俄苏。这种反复出现的局面对欧洲的衰落和美国、俄苏的强盛作用极大。还有，同样决定性地促成了如此一衰一盛的，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迪希沃指出的这么一种重大机理：“在欧洲，谋求霸权的国家引发的周期性痉挛之后，总是领土进一步分裂；在（欧洲）外面的世界，事态发展却导致规模越来越大的领土集聚。”［23］这后一动态，正导致了得利于欧洲国际权势斗争的美俄形成为洲级大国。

这就涉及到了20世纪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一个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条件。所谓更难得，是指需历经至少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一个巨大民族结合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要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同时也指能够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广义的技术扩散可及的广泛程度。美国和俄苏赶超欧洲列强并在二战后取得绝对优势，说到底是因为除了实行源于欧洲的现代化之外，它们拥有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显示了当代世界强国的新特征。19世纪末，与稍后的麦金德相似，约翰·西利这位长于按照大尺度的时空框架审视国际政治的英国大历史学家，将基本的技术变化和经久的国力基础结合起来，准确地推断美俄这样“庞大的政治聚合体”的潜力行将通过蒸汽机、电力和铁路网络发挥出来，从而使欧陆列强彻底沦为二流国家，甚至长期据有全球性优势的英国也颇有可能遭到此种厄运。［24］所谓“庞大的政治聚合体”实际上就是指美俄作为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拥有的“权势基值”，包括广袤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巨大的人口和工业生产潜力。至于托克维尔在1835年关于美俄将“各主世界一半命运”的公开预言，虽然由于不可能真切地预见到如此所需的技术条件而较多猜测成分，但其主要依据地理和人口两大因素——仍然是成立的。［25］

全球国际体系时代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在昔日海上霸主英国的衰落中也表现得很清楚。英国在约两个世纪里的国际优势，很大程度上依凭领先的经济支撑的海上优势，而后者又决定性地依赖于下述环境：英国的重要竞争对手无不是规模与英国近似、但发展水平有所不及的“中等国家”。如麦金德所指出，随工业革命扩散，英国专美于前的时代结束了。“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宽广基础的巨型强国出现后，英国便不再是海洋的主人。”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若干思路，尤其是关于洲级大国在资源、人力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及其在工业化时代的意义仍然富于启发性。一旦资源远为雄厚、人力远为充足的国家通过工业化打破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英国的海权优势乃至总体优势便迅速丧失。不仅如此，与洲级大国的兴起同步，海权本身的作用和地位也相对地有所衰减。陆上交通的发展提高了大陆国家的机动能力，从而削弱了海上强国的战略优势。这一机动性和洲级大国在资源方面很大的自足性，使得海上封锁威力大减。［26］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所有洲级大国都既有广袤的内陆，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当代条件下，一个在疆域、资源、人口和工业实力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的洲级大国完全可能既是陆上强国，又是海上强国。虽然我们仍可从美苏冷战中看到传统“海陆之争”模式的影子，但20世纪以来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分野确已渐趋模糊。洲级大国可以使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统一。空中力量以及战略武器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和发展，只是加强而非改变了这一趋势。

欧日列强衰落、美国和俄苏崛起并成为20世纪后半叶仅有的世界强国的历程表明，同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在当代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已急剧提高。换言之，要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流角色，必须在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之外，有足够大的“权势基值”，即接近或居于世界前列的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显然，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除了美俄两国，还有几个非西方大国（或许还有尚待其一体化之巨大进展的联合的欧洲）。

转贴于五

以上就是20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它们也可称为：人口重心的转移；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组织方式的全球性扩散；世界政治一流角色之规模的急剧增大。三者总合起来，便预示着若干非西方大国很可能在21世纪里崛起为世界强国。

说有这种趋势，并非纯粹出自历史推断。它已由当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重要现象现实地显露出来。可察的端倪系众所周知而毋需细说。尽管“南北”总体差距依然很大，但亚洲、拉美、阿拉伯世界甚至非洲一些国家在技术更新、经济增长、文化进步与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导致了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猛进。大致与此同时，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进行以私有化、市场化和法制化为主要方向的体制改革，其中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若干1亿人口以上经济成长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其成就格外引人注目。用研究第三世界的著名专家李琮先生的话说，它们的“后发优势”一旦得到发挥，其竞争力会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会受到越来越有力的经济挑战，其优势和主导地位将逐渐减弱。［27］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非西方国家和民族长期处于从属、被动的依附地位。但依附关系至少就单个国家而言并非不可扭转。将依附问题与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的某种周期效应相参照，就可以看到依附和扭转依附都有其必然性。依附关系所以产生，根本上说是因为在技术或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开始时必定出自很少数国家，特别是主要依凭这些创新而崛起并取得支配性影响的世界强国——在迄今的近现代历史中只是西方少数强国。创新的集中势必导致权势的集中，而权势的集中造成依附关系。但是，创新迟早会扩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基本性质势必将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散布到这个体系的核心地区以外。在此情况下，总是有一些处于依附状态的国家由于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压力，并依凭本身固有的生命力——特别是适应、学习、改造的能力——以及种种历史机遇，奋发振兴，扭转依附，甚或成为带动历史的领先力量。同创新和权势的集中一样，它们的扩散和转移是必然规律。［28］

看来，若干非西方大国在未来新世纪里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可能性非常大，无论如此崛起的国家是一两个还是略多。这将是几个世纪来世界不多几项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态之一，而且若考虑到它的广泛背景，即非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发动和加速，就更是如此。它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关系的规范和规则乃至基本的世界普遍价值取向带来深刻的变迁性影响。特别值得指出，鉴于这样的大国在近现代史上饱受外辱的痛苦经历和经验，此类影响将造成的伟大结果之一，很可能是国际秩序朝平等、公正的方向取得长足进展。不过，由于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一事态的全新性质，它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到底取决于西方同未来非西方强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基本关系。

因此，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西方能否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未来非西方强国协调？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能否实现一项世界历史性的创新，即转变为（并且是较少痛苦、较少冲突地转变为）西方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和持久共存的国际社会？对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个真正新颖的大问题。［29］

六

谁来带头促进实现这一转变？这就涉及到“世界领导者”的功能和当今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的作用问题。无论对其喜欢与否，服从与否或服从的程度如何，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实际存在领导者的角色。无疑，此类角色通过“领导”实现的，首先是其自身的利益和抱负（迄今往往是霸权利益和霸权抱负）。然而，这领导要具有“合法性”并且较为持久、较为高效地贯彻和维持，它还必须履行几项功能。［30］这些功能可归纳为两大方面：组织管理功能和创新功能。前者包括：依凭较敏锐的认识、有较广泛接受性的价值取向以及同较多其他国家的协商，向国际社会指出世界基本问题，并且确定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次序；同样在广泛协商和尊重同伴要求的基础上，动员和组织足以解决问题的国际联合力量；建立尽可能多地体现国际共同利益和共识的世界秩序，并带头予以贯彻和维持。后者指带头作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根本创新，推动世界实现历史性转变，从而向前演进。

以此对照，美国目前是不是合格的领导者？显然不是。很难从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追求这些目标的主要实践中，看到足够多的与真正履行上述功能合拍的东西。［31］或许可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迄今对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尚未有较为清楚、较为合理的认识，惶论带头解决？

美国今后能否成为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也颇有疑问。就美国自身的情况来分析，不能说不存在有助于推动它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但大致可以肯定，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阻碍它这么做的因素更有力些。

阻碍因素主要是：

第一，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尤其是作为世界强国的非西方大国）的历史经历。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为此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种族情绪和文化心理起了很大作用。一些美国人谈到“异类”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那股子偏狭并非什么新东西。历史学家入江昭曾揭示了上个世纪之交见于美国思想界的老牌”文明冲突论”。当时，包括马汉在内的一大批名士认为，东方民族（包括中华民族）迟早会利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和物质成果，却不会接受其精神价值——据称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值得尊崇和宏扬的精神价值，因而一个骨子里依然“专制”、“野蛮”的东方将对西方构成巨大的威胁。［32］事实表明，此类情绪和心理，连同其派生的过头恐惧，在当今的美国远未成为历史陈迹。执迷于西方文明的排他的优越性，专注于异质文明的对立与冲突，否定贯通的可能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必要，对非西方强国的兴起持对立或敌视态度——所有这些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判断力和应变能力。

第二，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美利坚民族就其主流而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一向持有两种参与规定其历史观和国际观的意念，那就是（1）美国优越并负有世界使命；（2）白人至上。［33］众所周知，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单然超群并适用于全世界的信条，简直构成了一种美国国家宗教或民族宗教。由此而来的，是强烈地倾向于按照美国的面貌衡量甚至改造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国内社会，想象其余人类应当乐于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不顾努力理解和尊重非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及其存在理由。至于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信念，自二战结束以来已大为衰减，而且丧失了任何“合法性”，以致无论何种公开的白人至上言论都成了不可接受的大逆不道行为。这是美国在顺应时代潮流方面取得的一项伟大进步。然而，正如种族歧视残余在美国仍以种种法外的和有违社会道德主流的形式存在那样，白人至上作为传统信念或情绪，仍多半潜意识地影响着美国对非西方民族的态度，并且实际上同美国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互为支持。此外，主要从20世纪初起，涉及对外关系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里面还有这么一种思想方法：从道德原则（而且是一己的道德原则）出发看待世界政治，自认是人类普遍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正义原则的唯一阐释者，非善即恶，不容异端，否定世界的多样性。［34］按照这样的思想方法，美国自然难同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体制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必然与之有重要差异的非西方强国协调。

第三，美国现今近乎史无前例的超强地位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1947年2月，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曾将美苏两极对立比作古代地中海世界罗马和迦太基的两极对立。［35］其实，无论从实力对比、综合影响力对比或潜力对比而言，美苏冷战并不象艾奇逊所示的或乍一看来的那样是某种均势，而是美国优势。撇开相互核威慑效应不谈，冷战时代头号强国对于二号强国（更不用说任何其他国家）所据有的总体力量优势之大，或许自16世纪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国之后绝无仅有。冷战时代随苏联瓦解而结束后，美国的超强状态（主要在军事和世界政治权势方面）更为突出。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力量优势加上冷战胜利引起的陶醉，使美国“权力的傲慢”不免变本加厉，这显然不利于采取互相协调的态度来对待非西方后起者，并据此调整国际体制安排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次，超强状态又使美国难免那种超强者特有的对权势分散化趋势的强烈戒心，甚至是过头恐惧，尤其是在这种趋势主要出自“异类”大国走向强盛的情况下。此种心态出自维持权势集中的背时欲望，妨碍美国顺应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

至于目前存在的、有助于推动美国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则主要包括下面两项：

首先，对美国来说，同非西方强国之间的互相协调、兼容和持久共存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有其必要。非西方世界出现巨型的经济增长中心为美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不少美国人明白，只要美国还具有那种先前使它后来居上的适应和创造能力，它就能够较充分地利用这一新兴的巨大市场来激发或维持其经济繁荣，并且能在未来新的巨大竞争压力下积极应变，较长期地保持在关键性经济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为此，处理好与此等非西方巨型经济增长中心（多半将是新兴的非西方强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就军事安全而言，能否互相协调、避免长久对抗或严重冲突，更是直接关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时代里起码的生存机会，并将决定能否避免与大规模军备竞赛相伴的巨大风险以及物质和精神重负。至于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防止关键地区重大冲突爆发和扩展、防止世界生态严重恶化等与美国重大利益相关的全球性／地区性问题上，同非西方强国协调与合作的必要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同样被不少美国人认识到。另外，众所周知，美国强烈地希望经久保住其世界领导地位，而从长期看，世界范围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政治上、心理上相应的兼容能力，是维持这种地位的必备素质。这一点也许可能促使美国逐渐懂得，在新世纪里仅凭霸权和“霸气”难以如愿。

其次，美国国内种族构成的多元状态及其加剧趋势对美国文化、民族心理和政治正在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总的来说有助于促使美国合理对待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不仅美国人口构成中白人所占的比例正在缩小，而且按照常见的估计，如果近年来美国种族构成的变化速率继续下去，到21世纪中期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中低于半数的“准少数民族”，拉美裔人、黑人和亚裔人则将依递减的次序构成其余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美国移民政策将来可能显著收紧，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的力度也会显著加大，但美国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很大的出生率差距仍将起作用。美国种族构成的这一意义深远的基本动态，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和教育界内“文化多元主义”颇具声势的重要背景之一。它并不满足于在奉欧洲文明为圭臬的主流文化之下保持各族裔的原有文化传统，而是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挑战，否定其优越地位。［36］在相当大程度上，美国已不像当年托克维尔所称的那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文化为主体来融化外来各族的“大熔炉”，它正在变成一个“全球人种拼凑成的社会”。［37］看来美国本身也像它在世界政治中那样，面临它所企求的同一性与无法消除的多样性这一矛盾，或套用亨廷顿的话说，面临国内的“文明冲突”。就本文的主题来说，这实在是一桩好事，因为它有利于美国理解和尊重未来非西方强国以至所有非西方国家正当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它在政治上可能有的比较直接的效应也不应忽视：规模较可观的种族群体有时会经过一些政治渠道，起促使政府善待其血统与原有文化来源国的作用，或形成某种制约，有助于使政府难以对其推行极端的敌视政策。

七

总之，就美国自身的情况而论，阻碍和有助于推动它同21世纪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都存在。一方面，估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前一类因素将较为有力；另一方面，未来半个或整个世纪内哪一类因素会起主要作用，仍属未定之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带头解决本文提出的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那么谁能如此，从而主导实现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创新？

当前世人注意较多的其他几大国际力量（欧洲、日本、俄罗斯）就此而论各有长短。若考虑到文化、心理、政治上的兼容能力与“权势基值”这两方面的因素，似乎俄罗斯的潜力较大。此外，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本身，也并非没有可能主导实现这一创新。不过，不能排除主导者空缺的可能性。空缺的后果也许只是解决的延宕，但也许更糟。无论是西方为维持自身的优势而排斥或压制非西方强国，还是非西方强国因受困受压而向西方挑战，都将给世界带来严重危险。非西方国家没有理由不富强，非西方民族的种族、文化和心理特质永远不会消失殆尽，如果抱定“冲突论”（无论何种形式）的思维逻辑，岂不是要永远冲突下去，别无它途？西方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互相容纳，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共存和互补，从而使整个人类文明上升到更高层次，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的希望在于牢牢地把握历史机遇，搞好国内的改革和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实现中华复兴的宏图，并“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为此必须努力适应世界，以正确、积极、稳健的态度对待世界，参与推动国际社会在新世纪里实现如前所述的那种转变，甚或必要和可能时在这一转变中起首要作用。这就要求当代中国人从全球角度、以世纪性眼光来展望并思考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注释：

［1］梅恩：“新悲观主义”（CharlesWilliamMaynes，“TheNewPessimism”），载于《对外政策》（ForeignPolicy），第100期（1995年秋季号）。

［2］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参见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WilliamH.McNeill，TheRiseoftheWest），芝加哥1963年版，第三部分；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HedleyBullandAdamWatsoneds.，Expans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牛津1984年版；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ImmannuelWallerstein，TheCapitalistWoratdEconomy），纽约1979年版。

［4］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Geoffrey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米德尔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1967年版，第6章；布尔：《国际关系中的正义》（HedleyBull，Justic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安大略有滑铁卢1984年版。

［5］大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以这种扩散及其文化和权势方面的双重效应为主线，精彩地阐释了世界远古史的基本梗概。他展示的方法，对最宏观地考察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是适用的。见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第一部分第3章。

［6］分别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巴勒克拉夫和布尔都用“对非西方造反”一语来概括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欠发达世界的历史发展主题。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6章标题及全文；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14章标题及全文。所谓“洲级大国”，是指麦金德所说“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宽广基础的巨型强国”，保罗·肯尼迪所说“拥有巨量人口与工业力量的超级大国”。见肯尼迪：“马汉对麦金德：关于英国海权的两种解释”（PaulKennedy，“MahanVersusMackinder:TwoInterpretationsofBritishSeaPewer），载于其论文集《战略与外交》（StrategyandDiplomacy，1860-1945:EightEssays），伦敦1983年版，第47，48页。

［7］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摩根索就此写道：“虽然认为一个国家由于它的人口多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就非常强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国家因不在世界人口较多的国家之列而能继续保持为，或成为一等强国”。见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8］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3章。

［9］美俄人口在一战前分别达到8，000万和11，000万，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德国也不过5，600万。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99页。“正如在现代史上欧洲内部强权分配的转变同人口变化的趋势大致相一致，美国崛起为西方世界的巨大强权中心，取西欧和中欧而代之，也可以从有关各国的人口数字中看出。”见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171页。

［10］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88—89页。

［11］世纪之交在欧美～度甚嚣尘上的所谓“黄祸论”，颇大程度上是那些开始恐惧丧失西方优势的西方人对这些动态的过头反应。参见吕浦、张振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1897至1911年的日美扩张》（AkiraIriye，PacificEstrangement:JapaneseandAmericanExpansion，1897-1911），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版，第27—32页。

［12］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17—20，22—23，35—43页。

［1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166页。

［14］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第三部分。

［15］关于这种精神优势在欧洲扩张史上的巨大重要性，见霍华德：“欧洲扩张中的军事因素”（MichaelHoward，“TheMilitaryFactorinEuropeanExpansion”），载于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33—42页。

［16］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英国学派”的一代泰斗怀特认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是这一双重历史转变的最显著象征。“1914年以前世界全体强国来取集体军事行动的这唯一范例，标志最古老的非欧文明最刻骨铭心的屈辱，大概可以当作国际关系史当代部分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开端，而这部当代史接连不断地将那么多强国从它们的宝座上掀翻下来。”见怀特：《国际政治》（MartinWight，PowerPolitics.editedbyHedleyBullandCarstenHolbraad），英国莱斯特1978年版，第57页。

［17］布尔和沃森合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14章。

［18］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页。

［19］同上，第29章。

［20］参见李琮：“‘后发资本主义’刍议”，载于《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3期。

［2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194—196页。

［22］迪希沃：《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LudwigDehio，ThePrecariousBalance:FourCenturiesofEuropeanPowerStruggle）（英译本），纽约1962年版，第234页。

［23］同上，第194页。

［2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第100页。

［2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71—481页。

［26］参见肯尼迪：“马汉对麦金德”。

［27］李琮：“‘后发资本主义’刍议”，第10页。

［28］参见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大循环》（GeorgeModelski，LongCyclesinWorldPolitics），西雅图1987年版，第8章。

［29］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载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30］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大循环》，第15页。关于“领导者”概念与“霸主”概念的一些区别，见该书第17—18页。

［31］参见时殷弘：“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理论分析与实际评估”，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1期。

［32］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的深层历史》（AkiraIriye，AcrossthePacific:AnInnerHistoryofAmerican-EastAsianRelations.），纽约和伦敦1967年版，第57—64页；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27—32页。

［33］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MichaelHunt，IdeologyandU.S.ForeignPolicy），纽黑文1987年版，第2，3章。关于它们在20世纪的表现，参见两项杰出的研究：罗森伯格：《传播美国梦想：1890至1945年的美国经济和文化扩张》（EmilyRosenberg，SpreadingAmericanDream:AmericanEconomicandCulturalExpansion，1890-1945），纽约1982年版；多尔：《毫无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势问题》（JohnDower，WarwithoutMercy:RaceandPowerinthePacificWar），纽约1986年版。

［34］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载于《欧洲》1995年第3期，第8—10页。

［35］琼斯：《15个星期》（JosephJones，TheFifteenWeeks），纽约1955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