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例(12篇)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1

2017年6月28日，世界智能大会期间，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支持下，由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中国信息化周报社协办的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示范企业现场会在天津成功举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安筱鹏、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夏青林出席会议并致辞。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兴会、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主任助理周峰、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色云峰在会上做主旨报告。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孙钢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子河主持。来自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项目单位的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天津市滨海新区重点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点、线、面结合推进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

会议之初，与会嘉宾首先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培训基地进行了现场参观调研。在之后的现场会上，安筱鹏在致辞中总结了近阶段中德合作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并指出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是要继续发挥好交流合作的作用，营造互利共赢的合作环境，加强中德双方项目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持续推动中德合作在副部长级、执行级沟通机制，重点做好今年11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德智能制造副部长级会议，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

二是务实推动项目合作，夯实中德合作基础，以中德合作试点示范项目为切入点，建立合作交流新载体，围绕智能制造、车联网、工业互联网、云平台、机器人、工业软件等领域技术标准，在项目、行业、园区，点、线、面三个层次上组织开展2017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示范项目的遴选，支持若干有示范性、引领性、标志性的中德合作项目，2017年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项目案例，扩大中德合作影响。

三是深化标准化领域合作，共同推进国际标准的研制和应用推广。

四是加强人才培养合作，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充分利用校企联合等方式，吸引中德著名企业研发机构和教育科研机构在高校设立教学机构、课程，鼓励和引导企业与高校建立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产业技术联盟和创业创新平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借鉴德国优秀人才培养经验。

五是开展系列交流活动，营造良好合作发展环境。组织召开大数据驱动智能制造高峰论坛等活动，交流双方的智能制造领域的新进展，了解双方需求，借鉴成功经验，对接良好供需诉求，营造互利共赢环境，同时打造制造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新模式，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天津积极承接

中德智能制造对接合作

何树山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专项实施意见和系列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相关产业，积极推广人机智能交互、柔性理念生产等智能制造方式，广泛推进生产制造设备联网和智能控制。与此同时，作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重要抓手，天津市积极承接中德两国智能制造领域对接合作，来自德国的大众、西门子、施耐德等世界五百强企业相继落户天津。在工信部公布的首批14个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示范名单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培训基地和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两个项目入围，这些项目不仅提升天津制造业竞争力，也为下一步拓宽中国智能制造合作领域提供了示范和样本。

夏青林在致辞中指出，滨海新区将先进制造业和研发转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努力扩大对外经济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形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支柱产业。目前已有14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新区。滨海新区规划建设了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着力打造全球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中欧区域合作中心，重点发展高端装备、汽车制造、航空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生产业六大产业。

张兴会就中德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培训基地项目推进情况作主旨报告，并介绍了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牵手一流大学、依托一流企业，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探索产学研育人新机制。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以搭平台、引机制、聚人才、促建设为基本工作思路，在队伍建设、专业技术、专业建设方面用了一亿资金，既要把材料成型、软件、通讯、能源与动力、物流、工艺美术等专业建设好，又要把11个国际化专业标准建设好，重点建设好航天工程和控制工程两个工程硕士研究平台，尤其是在航天工程领域，要聚焦数控技术、智能制造要研究四个方向，七个技术问题，建立四个实验室。

完善评价体系

促进人才交流

周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项目评价体系的相关情况。中德智能制造示范项目评价体系包括产业对接、标准化、培训基地、示范园区四大体系共21个模块，该体系已经在6月9日由中德联盟聘请18名产业相关专家进行了修订，可以为中德项目的项目遴选评审作为支撑。

据周峰介绍，在制定中德项目u价指标体系之外，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建立了企业智能制造核心能力评价体系和平台，从诊断切入，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定位自身短板，建立合理的技术转型升级的路径规划，帮助企业排除相关问题并规避相关风险，包括投入产出带来的相关转型方面的风险。可以帮助用户逐步完成闭环优化，实现资源整合，最终快速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为目标。这套体系分为17个方向、28个模块，体现的是工业4.0分级概念，企业从2.0时展到3.0，是不断做精益生产、流程优化的过程，从精益生产导入期到提升期，再到精密生产高标准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都有相关不同层级的要求，该体系可以针对不同行业，为企业定制智能制造实施路径。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2

互联网新媒体给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带来的深度调整，既为执政当局了解社情民意开辟出可靠空间，也为社会公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捷渠道。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智库已成为决定国家力量、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方兴未艾，新型智库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两者已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媒体

在西方，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被看作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而智库则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思想工厂”。通过各国的实践可以看到，媒体和智库都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媒体具有社会性，智库则具有思想性，对二者如何融合发展进行探讨，将有利于发挥两者在舆情研判、咨政建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智库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现代社会中，决策问题日益复杂，决策难度不断增大，决策的影响难以清楚界定，这对公共政策的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代科学决策离不开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机构的崛起，代表了未来决策的发展趋势。当前全球智库数量庞大，《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都是全球知名智库，它们不仅对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影响力。

中西方具有差异性的政治土壤培育了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与特点，发源于西方的“智库”概念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也有了特色化的发展。在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离不开与媒体的互动。智库和媒体都是政治沟通的主体，对政治沟通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亦有助于增强政治决策的开放性。智库与媒体的融合之路值得进一步探索。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无边界、传播迅速等特征。随着它们的迅速发展壮大，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媒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适应新的媒体环境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形态，对数据的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相对应，公众对媒体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信息获取方面，而是对信息的深层意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媒体必须增强自身的智慧创造能力，对自身进行重构。

媒体与智库都是重要的沟通中介，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源头，二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在美国，决策的先后过程可以体现媒体与智库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智库―媒体―国会（形成当局）―政策出台。具体来看，智库以影响决策为主旨，通过公开的方式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思想策略；媒体则以智库的研究成果为重要的新闻资源，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实现观点和策略的“二次传播”。媒体与智库均扮演着决策源头和沟通中介角色的同时，也各有区别：智库以团体决策为主，反映精英声音；而媒体的观点则反映普通民众的偏好，体现平民化。

智库的媒体化发展是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智库的存在目的是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因此其智慧成果的转化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传播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媒体的智库化建设是新时期媒体发展的必然要求。媒体的使命在于向大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与资讯，内容不仅包括新闻事件，还包括先进的思想理念、深刻的观点评论、最新的科学技术等，这就需要媒体本身也进行智慧的生产。可见媒体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库功能，智慧创造能力也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事实上，媒体的评论、社论、编辑部文章，以及调研、课题、理论文章等等，都是智慧产品生产。

媒体与智库进行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二者相结合将在舆情研判、咨政建言、议程设置、回应关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建立媒体与智库之间沟通机制十分必要。从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实践来看，目前的融合方式可归纳为：智库为主体，与媒体建立长期良性沟通；媒体为主体，一方面努力打造“智库型媒体”，另一方面建立与重要智库的合作机制。

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之路

媒体的“长处”在于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但其往往缺乏对重要政策的深度解读能力，而这则是智库的“长板”所在。取媒体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之“长”，补智库理论产品渠道之“短”；取智库深度剖析与科学建言能力之“长”，补媒体研究能力缺乏之“短”，这是融合发展、建设媒体型智库的题中之义。媒体与智库应走出一条怎样的融合发展之路？

建设媒体型智库机构是加强媒体和智库融合发展的“首善之地”，发挥媒体的舆情研判、决策参考功能，建立利益相关方直接沟通表达渠道，扮演好媒体型智库机构的特殊角色。

首先，发挥媒体的行业优势，洞悉社会发展新现象、新问题。通过不断反映真实的舆情民意及其走向，为党政机关提供真实的社会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同时，媒体需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决策部门推送舆论引导领域的实施策略，包括运用新媒体获得智慧支持、利用“内参”等形式建言献策等，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除此之外，媒体还应利用自身舆情研判优势，做好民间智慧的汇集工作，窥见社会现象和言论背后的潜流，发挥舆情预警功能。

其次，运用媒体的传播技巧，进行智慧产品的二次加工。在媒体传播智库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是直接采访智库的专家学者，还是直接使用智库的研究报告，都不可避免地遇到晦涩难懂的内容。如何把这些智慧产品转化为易被理解接受、便于政策参考的智库产品，则需要媒体运用传播技巧，对智库观点进行通俗解读，使其成为可以“广而告之”的思想产品，比如增加图解新闻、漫画新闻、短片新闻等形式，适度减少全文转载或文字量加大的消息比例等。

媒体与智库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一种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媒体在舆论引导、议程设置方面获得长期稳定的智力支持，而且对政策后的舆情也会把握得更加及时准确。对于智库建设而言，亦可打破单一化的成果途径，找到权威、有效的平台，提升其对公共政策及社会发展的解读力与话语权。以国资委新闻中心（简称“新闻中心”）和国资委研究中心（简称“研究中心”）为例，可尝试建立如下合作机制（见图表）：

新闻中心发挥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为研究中心提供全媒体平台，定期研究成果，并主动设置议程，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承担“智库”功能的研究中心为新闻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尤其在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为新闻中心提供专家资源；在两个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人对接机制，通过专人负责日常沟通的方式，保持常态化合作机制的活力。

加强智库型人才储备

《财经国家周刊》常务副总编吴亮谈到，在推进媒体与智库融合的过程中，人才资源的匮乏是融合瓶颈：“有些记者去写研究报告，很适应。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是一个人员淘汰和更新的过程。”可见，在媒体与智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加强智库型专业人才的储备是关键因素。

就媒体内部而言，加强新闻中心和研究中心的人才流动，有助于挖掘和培养智库型研究人才。就媒体外部而言，则需建立专家人才库。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仅靠单一领域的专家资源远远不够。因此，建立一个囊括多种行业的专家研究队伍十分必要。

利用互联网加强融合

近些年，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平台的多种新媒体形式的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为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创造了新机遇，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智库应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扩大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3

关键词：智库;政府;决策;影响力

一、智库的涵义

智库（ThinkTank），又称思想库、智囊团、脑库、点子制造厂，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理论、方法和策略等的咨询研究机构。在不同国家，对智库内涵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美国，智库仅是指独立于政府、政党之外的民间智库;而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智库则大多与政党、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王莉丽的观点，她认为，智库是指“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思想库力图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1]。

2014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在这一全球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智库报告中，中国智库在数量上以426家位居全球智库排名榜眼，美国以1828家位居榜首，是我国的4倍多，第三名英国智库287家。在公共政策影响力排名中，美国位居前列，而中国仅天泽经济研究所上榜，位居第57名。[2]可见，中国智库在公共政策影响力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今后还需在此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二、中美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比较

由于中西方国情的不同，智库成果的表达方式和表达空间存在差异，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也不尽相同，所以智库的影响力差异很大。下面笔者将对中美两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一）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途径：（1）承担项目。这是我国最常见的智库资政方式，经常被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采用。具体是由有关部门将研究课题委托给研究机构，在规定的期限内，研究机构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委托部门。（2）专供领导参阅的内部出版物。目前，各智库、特别是比较大型的官方智库均办有直接报送上级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如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国家行政学院的《咨询与研究》等。（3）集体学习。近年来，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中央政治局会组织邀请有关专家到中南海授课。这种方式能对中央高层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4）随时调用。我国智库与政府的特殊的从属关系，决定了我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及研究结果是时刻准备着为政府所调用的。（5）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一般在国家重大政策出台前夕，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会举办专题研究班。集中讨论党的建设和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在宏观上影响高层的执政理念和决策思路。此外，举办学术研讨会、在媒体发表意见等也是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

（二）美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途径。（1）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在美国，每隔四年，就会有许多卸任的官员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相互流通就是美国著名的“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机制使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从长远来看，这种机制将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2）智库出版物。首先是期刊。例如兰德公司出版的《兰德评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布鲁金斯评论》等，其次是书籍。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出版的《重估中国崛起》，三是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是智库成果产出的一般形式。（3）与媒体的互动以及研讨活动。一方面，智库的骨干力量或负责人借助网络、电视、电影、报纸等传媒影响公众，从而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智库经常定期举办一些诸如国际问题研讨会、学术报告会、咨询培训班等活动。通过这些方式使智库达到与政府工作人员互通有无、交流思想的目的，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实现对政府决策的深度渗透。（4）参加听证会。在美国，在进行决策之前，国会通常会就国家内政外交事务征询智库的意见，国会的政策咨询为智库的活动创造了空间，智库则在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推销了自己的思想，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国情以及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共同决定的。

三、制约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因素

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智库得以存在与发展的立身之本。但是在我国，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的发挥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1）各类型智库发展严重不均衡。按照经费的来源和成立者的身份，我国现有智库被分为官方智库、半官半民智库、民间智库以及大学智库四种类型。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2000多家智库中，官方智库和大学智库约占95%，智库属于民间性质的却不足5%。我国智库在整体上尚未形成多种类型智库多元互补的机制，各种类型的智库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均衡。（2）专业化程度不够。欧美的一些大型智库几乎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如布鲁金斯学会擅长于中东问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擅长于外交政策;兰德公司擅长于军事战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擅长于欧洲一体化研究等。但是我国智库的专业化却不强，经济类、国际关系类以及综合类的智库较多，很多智库没有形成自己的亮点。专业化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智库在政府决策中影响力的发挥。（3）独立性不够。目前我国各类智库大都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主要功能是作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与诠释者，难以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从而导致了我国“智库不少，思想不多”的尴尬局面。（4）品牌意识缺失。中国智库对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发挥不如国外知名智库那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智库没有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中国智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尽管规模很大，行政级别也较高，研究领域也齐全。但是没有像国外知名智库一样没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形成自己有别于其他智库的特色研究领域，也没有对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往往出一份报告或一本专著就没有了后续跟进，在与外界的沟通上也比较传统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5）宣传力度不够。智库对政府决策影响力的发挥与智库成果的宣传力度息息相关，将智库成果通过媒体、期刊等各种媒介宣传出去，有助于提高智库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国外智库非常关注该方面的作用，但我国智库相比较为逊色。我国对智库成果宣传力度的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智库影响力的发挥。

四、提升中国智库对政府决策影响力的措施建议

影响力是智库存在价值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使智库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大力发展民间智库，推进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互补机制，政府要认识到民间智库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以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充足的经费来源保证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增强民间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2）提升智库专业化程度。笔者认为在提升智库专业化程度方面当务之急是要改善人才结构，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这样一批专业的队伍必定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充分应用于智库建设，较大幅度地提高智库的专业化程度。（3）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保证智库的独立性。国外智库之所以能够有那么高的地位和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它们都具有非常高的独立性。鉴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的智库不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短期内不可能做到像西方智库那样的“独立”，但目前这种紧跟、紧贴式的高度一致状况必须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智库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设、意见，这也是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具体而言，智库首先应具备相应的“智慧之士”以及职业精神，能完成独立的研究。其次，智库必须摆脱资金来源的单一化，避免被赞助者“绑架”成为其“利益代言人”，同时尽量让研究保持自由独立的空间。最后，还必须有让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制度、环境、文化。（4）树立智库品牌形象。重视对重大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努力打造智库品牌。虽然当前智库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但智库不应该将其研究力量进行平均分配，而应该集中力量于若干领域，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以期形成自己在特定领域的智库品牌，在领域内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树立智库的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其服务政府决策的水平。（5）加大智库宣传力度。我国智库要更加注重对媒体与舆论的影响和利用，要有打造自身国际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的强烈意识和策略方法。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层认为，“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一旦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就会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注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五、结论

智库的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和价值所在，它构成智库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智库影响力的强弱变化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智库发展的整体态势、智库影响政策变迁的能力，以及智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和密切程度。现阶段，我国要建设新型特色智库，必须意识到提高智库影响力的迫切性，并应当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致力于提高智库的影响力。因为只有具备高度影响力的智库，才能更好地协助政府作出更多科学惠民的决策，才能真正地造福人民、造福社会。

参考文献：

[1]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发展历程及面临挑战》，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15期

[2]TheThinkTanksandCivilSocietiesProgram.TheGlobalGotoThink-Tanks2013：TheLeadingPublicPolicyResearchOrganizationsintheWorld.Pennsylvan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3]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4]曾毅，《美国智库观察》，载《领导艺术》2008年第10期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海南省；智库；独立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7012

2015年3月，S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海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补给基地，再次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如何加强海南智库的建设，帮助海南人民更好地抓住这次发展机遇，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1发达国家智库的主要类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智库因其在经济与发展、国际关系与安全、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等领域中的卓越表现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截至2012年，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其中北美1919个，欧洲1836个，亚洲1194个，非洲554个[1]，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11政府主导型的智库

主要依靠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维持运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开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服务。日本的官方智库特别发达，每个管理体系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如通产省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劳动厚生省的“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外务省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防卫省的“日本防卫研究所”、内阁府的“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经济产业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等。此外，美国的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城市研究所；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战略研究和培训高等委员会、前景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德国的国际事务与安全研究所等都是此类官方智库的代表。

12财团主导型智库

主要依托大型企业（财团、银行）的优势，充分利用强大的资金、信息和人力资源优势，为政府和企业集团等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和课题调研。日本的企业智库由于有大型财团做后盾，大多规模庞大、实力雄厚。如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等。而德国主要通过成立各种协会、基金会，汇集专家与相关从业人员，为企业出谋划策。例如：德意志银行论坛智库、赫迪基金会、克贝尔基金会、宝马赫伯特・匡特基金会等。美国主要由一些著名企业家出资捐建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形成了私人捐赠―基金会―智库的链条。

13高校主导型智库

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声誉好，质量优。庞大的大学群体、众多的研究人才与科研设施为智库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广岛大学的和平科学研究中心、北九州市立大学的都市政策研究所等，都与高校共生共长。德国的高等教育发达，涌现出一批高等院校附属的研究所与研究机构。如慕尼黑大学的应用政策研究中心、汉堡大学的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杜伊斯堡大学的发展与和平研究所等。而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巴黎高师等学府，通过打造跨学科、国际化的合作平台，发挥高校人才的辐射效应，具有相当影响力。

14民间主导型智库

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相关行业发展问题等提供咨询服务，来获取政府项目研究经费和企业赞助经费等。民间智库具有反应快捷、服务及时、针对性强、见效快的优点。如松下幸之助创立的“PHP综合研究所”，木村创办的“木村经营研究所”等是日本民间智库的典型代表。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巴黎蒙田研究所、巴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公司等智库，在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的慕尼黑经济信息研究所、贝塔斯曼基金会、波恩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弗赖堡生态研究所等；美国的塞奇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也是民间智库的典型代表。

2发达国家智库的主要特征

21研究领域广泛，注重研究实效

发达国家智库研究包括国际事务、军事安全、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国家司法、教育、医疗健康与保健、交通与基础设施等，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2014年对日本181家智库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集中在经济（34家）、综合性研究（31家）、国土开发与利用（28家）、产业研究（20家）等领域。[2]而德国将近33%的智库研究经济问题，26%的专长为劳动力市场问题，22%的研究处理外交和安全政策，24%的致力于欧洲政治问题，20%的讨论诸如教育、环境、城市政治和全球化等问题。[3]

22研究人员素质高，结构合理

发达国家的智库人员来源广泛，既有经验丰富的教授、企业家，也有刚毕业的博士生、退休的公务员。但对研究人员的素质要求都很高。在德国，加入官方智库组织的人员都必须拥有某专业的专家资格。在法国，只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有可能被招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同时，还要考虑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年龄结构、政治、实践经验等要求，在满足人才多样性的前提下，增强智库研究的创造性，确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

23资金渠道多元化

智库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企业、大学、个人和慈善机构捐赠、研究委托等。例如慕尼黑经济信息研究所1600万欧元经费中，来自联邦及州政府的拨款占到50%，还同时接受欧盟以及马歇尔基金会、贝塔斯曼基金会等的资助。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其营业收入中的45%来自公司和个人的捐赠，29%来自基金会的捐赠，7%来自出版物收入，而来自政府资助的只有4%。多元化资金支持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智库的独立性，确保智库可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政策研究，免予利益集团的干扰，所提建议更具公正性和客观性。

24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除了官方智库之外，发达国家的智库一般都以公司制的形式出现和管理，依托于市场的发展需要，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为基础，获得政府和社会的经费支持。如德国慕尼黑经济信息研究所以协会的名义登记，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代表大会及志愿者组织。这种管理方式更加灵活、开放、机动，通过传播研究成果服务社会，使自己成为学术界、实业界、广大民众以及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25较为成熟的评价机制

发达国家对智库及其研究成果有着严格而公正的评价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政府决策或影响社会舆论，直接影响到智库的竞争力，从而给智库管理带来导向性的激励。一方面，智库会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估制度，提高对研究报告的审查，包括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依据；报告陈述是否有效；结论是否公正客观；经费使用是否规范等；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根据考评结果来决定研究人员的报酬、晋升、续聘或解聘等。

3海南智库的发展现状

海南自1988年才建省，智库服务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不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31官方型智库

以海南省社科联、省政策研究室、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南海研究院为主导的官方智库，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对海南省发展道路选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一省两地”“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等战略建议给海南带来重大发展机会，尤其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战略构想，为海南带来第二次经济腾飞。而在北部湾海上问题磋商、南海争端解决和南海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直接服务于我国总体外交布局和南海战略。

32民间型智库

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省博士协会为主导的海南民间智库，始终关注海南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促进“生态立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等重大发展战略出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注研究经济转轨、政府转型、政体制改革等领域，先后获得部级、省部级奖项，成功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新兴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的“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新兴智库”名录（2013）中，排名第27位。

33高校型智库

以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为首的海南高校，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学科优势和学术优势，为海南省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如海南低碳经济政策与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聚集国内外优秀低碳经济研究人才，为推广新能源及节能减排技术，打造低碳生活模式出谋划策；南海法律研究中心，围绕南海刑事犯罪、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以及纠纷解决进行研究，致力于成为国家处理南海法律问题的“思想库”。

4海南智库的现存问题

41本土智库数量少，优质智库奇缺

与全国现有3000多家智库相比，海南由于建省晚、面积小、人口少，经济底蕴和经济实力相对较低，未能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因而本土智库数量相对较少，有话语权的优质智库更少，在国内重大问题、国际热点问题等方面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

42官方智库竞争意识薄弱，缺乏发展活力

官方智库研究人员是由财政供养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在解决研究人员后顾之忧的同时，存在缺乏竞争和压力的弊端。部分研究人员开展科研任务、制定科研目标时，多依赖政府计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遇到问题和困难就调整方向，对到基层和生产一线的调研任务能拖就拖，缺乏独立创新精神和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

43民间智库良莠不齐，缺乏研究的独立性

从表面上看，海南有着很多“民间智库”，如各种“研究院”“研究会”“研究所”等。但是这些“智库”都是非营利性组织，规模较小，人员较少，所需经费靠各方支持赞助。除了少数能承接到官方研究课题外，多数智库为了生存，只能揣摩委托单位的意图，按他们的偏好去搜集信息、撰写研究报告。在失去研究独立性的同时，也失去作为民间智库的价值。

44高校智库方向不清晰，缺乏良好的考核激励机制

目前海南高校虽然成立了不少智库。但是一方面，众多高校智库缺乏清晰的发展规划，未能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进行准确定位，同时校际之间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研究，难以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教师身兼教学、科研、育人、社会服务等多职，在政策研究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目前高校的考核与奖励重心都放在科研上，多以学术论文、专著为重，忽略了研究成果的实际贡献和咨政成效。有些学校根本没有将咨政报告列入考核评价指标，这对高校教师形成一种负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智库的发展。

5优化海南智库建设的策略

51重视官方智库人才的培养，建设高端智库人才队伍

第一，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化，官方智库要在大力引进有影响力的学术人才同时，做好对人才的挖掘、培养与储备工作。要打破门户之见，积极招收学科不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优秀人才，确保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第二，做好智库的传、帮、带工作，组建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到基层社区、工矿企业、乡村乡镇深入调查，开展问题导向式研究。第三，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将调研报告、简报、建议、提案等研究成果与奖金、晋升等挂钩，实行优胜劣汰，充分激发研究人员的潜能与活力，聚引高端人才。第四，加强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研究，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全球服务业峰会、世界R业论坛等平台，展示、推介自己，不断提高海南官方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52民间智库可以吸纳离退休官员和学者，缓解人才劣势

民间智库由于先天条件不足，对年轻优秀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弱。因此民间智库可以专家顾问的形式聘请实践性和动手能力强的企业精英，重点放在卸任政府官员和退休的老教授。他们人脉广泛、经验丰富、熟悉政策操作流程。有了他们的加入，民间智库所提供的决策咨询更容易被政府和企业接受，可以获得更多的项目与资金支持，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53发挥高校智库优势，服务政府重大决策

高校学科门类齐全，人才济济，研究实力雄厚，有着其他智库不可替代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校智库，首先，要利用高校优势学科，结合省情，进行人才优化配置与学科整合。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国际旅游岛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现实问题，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其次，要深入实践调研，使科研选题更接“地气”，使对策研究更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最后，建立协同机制，强化校际合作。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建立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推动高校建设一流智库。

54完善信息采集分析共享机制

拥有庞大的信息源是保证智库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正确性的基础。要不断提高智库成果的质量，首先，要重视调查研究，通过专题调研、联合调研、集中调研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了解社会民情，掌握第一手的信息资料。其次，是重视动态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分析，及时更新数据库。最后，建立全省互通的信息平台，强化资源整合机制，促进信息的双向交流。同时鼓励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高校智库开放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强大、立体、多层次的信息网络，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信息共享。

55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第一，提高智库的参政议政水平，提高智库的自身对资金的吸纳能力。智库研究成果被采纳的数量越多，学术声望越高，吸引的客户和投资就会越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第二，建立“企智合作”机制。智库要与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为客户经营决策提供个性化的智力服务，形成共生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第三，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赞助智库研究。改革现有税制，让社会资金能够合理合法地进入智库，减少智库对财政资金的依赖。同时对积极赞助智库的企业、社团、民间组织进行奖励表彰，形成“助智”舆论导向。

56打造“海南品牌”的优质智库

统筹全省优势资源，制定专项优惠政策，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优质智库。如允许特殊引进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带头人；提供专项研究经费，确保研究的独立性；开放政府部门的数据资料库等。如建立“国际旅游岛智库”，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环境和背景，开展突出海南地方特色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一带一路智库”，研究旅游业、水产业、交通运输业等海南优势产业如何抓住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建立“亚太经济智库”，研究亚太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生态环境保护、人文历史和精神遗产等领域。

参考文献：

[1]沈开举，余艳敏美国智库发展现状与评价[J].人民论坛，2014（2）：228-231.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5

他是中国国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对中国政治群体及其产生机制的独创性研究，表明了他对中国国情理解的超前性。他站在国情研究的理论角度指出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是来自于实践的锻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最大的创新：“中国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创新、集体创新、加速创新、不断创新的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这正是源于中国的创新。那么，人们还会再进一步问道：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这就是开拓了“中国之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照搬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教条主义，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当时要求学习西方现代化，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但更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独辟蹊径，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邓小平提出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所谓“非西方国家”（如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创造出了大国迅速崛起的世界奇迹，也走出社会主义国家富强的“人间正道”。2012年党的十报告将“中国之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什么是中国改革的创新？笔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以技术创新为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有效保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这是一个广义的创新定义，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创新实践，并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创造世界最大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同样没有先例。

中国创新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别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二是中国人民的创新，包括工人、农民的创新，企业家、创业者的创新，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以及无数人才的创新。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国家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这就大大超越于仅有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创新的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使得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还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中国思想创新机制

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机制在于思想创新、观念创新。这包括几方面的含义：一是“实事求是”，诚如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中国国情办事，避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超越发展阶段。二是“解放思想”，诚如邓小平所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观念创新要提倡新思想、新主意、新观念和新理念，并广泛地扩散、传播和应用，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发挥人们的潜力，形成人们的创造力。三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正如同志所言，“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后来又将“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同志又将“求真务实”写入，因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改革的过程还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过程。因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变为观念创新，又因观念创新而变为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

这种“解放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用“Ideas增长模型”解释，其中Ideas包括观念、主意、知识、经验、智慧、思想及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软投入”与增长成正比，即使在“硬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在比较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及其来源时发现，改革时期（1978年起，截至2010年）比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经济增速高出了3-4个百分点，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重要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由负变正，达到3%-4%的水平，而这一转变正是由Ideas所发挥的“边际报酬递增”重要作用所带来的，也深刻反映了“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和长期红利。

在中国，任何Ideas创新都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这是因为中国总人口规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例如美国1870年开始崛起时只有402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1950年日本开始崛起时为8380万人，到1973年时为1亿多人；而1978年中国开始崛起时总人口为9.6亿人。同一种创新对不同规模的人口会有极大的边际性差异，也反映了中国Ideas的规模效益。正是由于这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指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如何创新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老观念。新观念相对老观念是“新的”，但却又“孕育于”、“发生于”老观念。它是对老观念的历史学习、历史记忆、历史继承、历史再创新。凡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的好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历史财富。一个国家或社会历史越长，历史财富就越丰富，后人可利用的历史资源就越多。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1956年党的路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继承，同时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深刻教训的历史反省和历史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前人的宝贵经验还是深刻教训，都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资源，成为后人创新正确思想观念的基础，让后人实现“古为今用”。

外部观念。新的观念，还可能来源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外部观念的获取、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新。一个社会越开放，获得外部观念就越多，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8个国家，接见外宾几十次，许多重要的改革设想都是在对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说，邓小平是新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观念创新最多的领导人。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现代化“后来者”的“后发优势”要求，即学习现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其失败教训，从而帮助后来者实现“洋为中用”。

社会实践。无论是老观念、外部观念都是他人的、间接的观念，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还是直接的、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诚如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参与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新观念的创生提供了认识来源。诚如邓小平所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历史的继承，才能有创新；有了开放的学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有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更大的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过程，诚如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样，人们可以不断地因成功而创新观念，又可以不断地因失败而修正观念，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

“两个大脑”比“一个大脑”好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

近年来，党中央积极鼓励科学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学等“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这就需要“外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地辅助“内脑”，为决策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内脑”更好地借力于“外脑”，主动问计于科学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拥有“两个大脑”比只拥有少数决策者这一个“大脑”要好，前者更加发达、更加智慧，也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以弱胜强”、“由弱到强”、“强而愈强”，稳固地立于不败之地。

结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建设新时代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年轻的中国智库群体已经与全球智库一道，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创新、大角逐、大发展时代。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中国智库数量为426个，占世界总数比重的6.2%，排名第二，第一名美国的智库数量为1828个，占世界总数的26.8%。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影响力、多元化和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该报告指出，国际化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将为中国智库发展增添全球意识，海外著名智库也可能介入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和趋势更加明显。参与智库国际化合作的另一面是应对国际挑战，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对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长远的要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责编/艾芸刘建美编/李祥峰

感言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一般意义的南方国家学者，更不是霸权意义的北方国家学者，而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那么，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责任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舞台是什么？

我们的追求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我们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的理念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中国既是我们学术创新、学术思想的来源，更是我们实现学术追求、承担学术责任的大舞台、大天地，我们才能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贡献。

作为一个大学的思想库，国情研究院的专长就是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报告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榜上有名，我本人也有幸被评选为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之一。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研究者和公共决策智库，始终坚持“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要持续地不断地提供有益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思想和创意——这都是典型的“国家公益性知识”，正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学术图名，不以知识牟利。我们正处在当代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又拥有最大的学术舞台，要能够及时反映当代中国学这一新学科的前沿课题、最新成果和重要进展并将其及时转化为公共决策知识，引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具有正能量。

（人民论坛记者艾芸采访整理）

外界评价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思想者像他这样准确地预测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当他确定的时候，他会很勇敢地提出来。他更关注总体上正确，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正误。他很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的经济学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教授对胡鞍钢教授的评价

“胡鞍钢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家之一，通过全面的研究工具和严谨的分析，理论化地探讨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由此推测出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拉瑞·柏克教授评价道（Backer，2013）

著作颇丰的国情研究开拓者

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施。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6

智慧型图书馆这一概念在中国台湾较早使用，但似乎并无明确定义。从网上资料来看，其实质更接近于图书馆ATM(一个带操作面板的书柜，读者可凭有效读者证在该设备上借还书)，如果将其称为智慧型图书馆，恐怕会令人感觉名不副实。在大陆，2005年9月，东莞图书馆推出无人值守、读者自助服务的自助图书馆，实现了图书馆“365天天天开馆，24小时时时开放”的服务形态。2007年12月，东莞图书馆又推出图书馆ATM。［1］这两种提法更切合实际一些。2009年IBM智慧地球概念提出后，有人受此启发，提出智慧图书馆的定义:“智慧图书馆(SmarterLibrary)就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用户和图书馆系统信息资源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实现智慧化服务和管理的图书馆模式。智慧图书馆=图书馆+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化设备，它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它的最高阶段就是各部分都由图书馆智慧化地完成，无需人工干预，达到“智慧”状态。［2］因此，智慧型图书馆，可以说是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人才智慧优势，最大化地利用信息资源，全方位地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智慧型图书馆应该有别于普通图书馆，应具备下列主要特征:

二、智慧型图书馆的特征

(一)人才密集性

与普通图书馆员工学历层次、文化素质、业务水平、职业素养总体不高相比，智慧型图书馆聚集的是敢于独立思考和富于创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在信息组织、信息服务等方面受过专业训练，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信息资源中高效率地收集、处理、组织、加工、传递、应用信息，能熟练地驾驭信息和知识;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处理能力与人本身的发明创造智慧相结合;具有独立科研能力，能开展深层次的知识服务，能生产和创造新的信息和知识。正如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所强调的:“图书馆员的天职就是服务;而服务的优劣则取决于图书馆员的智慧。”［3］唯有聚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图书馆才能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提高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二)技术先进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图书馆人才的增加，智慧型图书馆采用了更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云计算、无线射频自动识别技术(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物联网技术等等。物联网相对传统互联网络，具有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等功能。因此“在图书馆中引入物联网技术，使得图书馆的应用架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而导致图书馆所能提供的服务模式有了更为全面的发展。”［4］利用物联网技术提供的海量数据，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等加以分析，能够提高用户和图书馆系统信息资源互动沟通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如用户间的互动沟通(可以自动催还图书，可以有交流平台交流读书心得、书评等)、用户与图书馆的互动沟通(服务信息主动推送，有针对性地向读者推荐图书，超期提醒，智能借书，读者推荐采购图书等)、图书馆间的互动沟通(资源共享，馆际合作等)、用户与信息资源的互动沟通(评论，根据浏览习惯、借阅习惯、类似读者的借阅经历和评价主动推荐呈现等)、信息资源间的互动沟通(根据书籍类别，用户喜好列表显示等)，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利用RFID技术的自助图书馆或图书馆ATM将优秀人才从事务性操作和管理中解放出来，从事高附加值的知识服务。还有诸如跨媒体搜索与推理技术、主动信息服务技术、自动翻译技术等，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智慧型图书馆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在构建知识网络、提供知识服务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管理高效性

智慧型图书馆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其管理更高效。仅以RFID技术为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2年其为世界上首座全面部署RFID图书管理系统的图书馆，简化借还书手续，同时缩短借还书所需时间;将自动借还书机设置在读者上下班或假日经常出入的地点，读者不需要刻意到图书馆就可以借还书，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也因RFID的应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达到了资源利用的有效化;利用RFID技术，实现图书财产管理的资讯化及高效化，使图书盘点工作简约而且错误率低，减少图书上架所需人力。“其具体成效，在经费上每年可节省2，800万美元;在管理上，每年可节省2，000名人力成本;借阅次数，一年由1，000万人次提升到了3，100万人次。”［5］在大陆，深圳图书馆新馆开馆后，RFID自助借还机承担超过50%的文献借还，“到馆人数比原来增加了6－8倍，外借数量增加了5－7倍”。［6］这还没有将解放出来的人才所从事的知识服务产生的价值包括在内。智慧型图书馆管理的高效率、高效益可见一斑。(四)服务创新性普通图书馆的基本服务，以提供书刊阅读和借还为主，其咨询服务往往以解答式服务为主，课题式服务较少，多是被动地等待用户上门。传统的信息服务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信息搜集、组织和传递方面，知识含量较少。知识服务是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等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其本质是知识创新，重点是帮助用户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智慧型图书馆借鉴银行服务产业的成功经验，通过自助图书馆、图书馆ATM等的推广使用，使大部分的印刷型图书流通事务由读者自助完成，同时为读者提供高附加价值的知识服务。服务模式则是“向开放型、主动型、针对型、多样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型方向转化，提供以人为本的知识服务”。［7］具体如:馆员与用户之间互动的服务模式、实时交互咨询服务模式、专用网站或主页的服务模式、动态性信息服务模式、网络协作数字咨询服务模式等。图书馆的服务产品、手段、方式、功能、效率得到不断改进。

三、智慧型图书馆的功能

如上所述，智慧型图书馆在人才、技术、管理、服务方面等存在诸多优势，这也使其承担的功能相比普通图书馆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现根据决策者、专家学者、经营管理者和大众读者等不同用户对象简要概括如下。

(一)决策支持中心

智慧型图书馆应成为政府的智囊团，政府政策决策的支持中心。智囊团(thinktank)又称“思想库”、“智库”，主要是为决策和行动进行调查研究、出谋划策，解决问题。现今各级管理者的决策已由经验型传统决策向科学型现代决策转变或正在转变，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需要及时、精确的信息资源作为决策的参考和依据。图书馆把最新的数据和动态信息及时地提供给各级管理者，可以为他们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文献信息的支持与保障。智慧型图书馆可发挥馆藏与人才、技术的优势，积极参与信息调研，进行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定期或不定期地提交研究报告，帮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为行政决策部门提供全局性、方向性、预测性的方案建议，也可以研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为政府制定、完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发挥智囊团作用，以利于制定正确决策。

(二)科研服务中心

智慧型图书馆需要加强与科研部门、科研人员的联系，及时掌握科研动态、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网络资源进行搜集、选择、描述和组织、评价、分类、组织和有序化整理，并提供浏览、检索、导航等增值服务，更好地推动学术信息共享和为科研服务。很多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图书馆，但普通图书馆员工与用户合作的科研项目并不多。智慧型图书馆人才突出，具备独立科研能力，因而可以加强与用户的合作，强强联手，共同完成科研课题。对与用户科研合作、项目开发等技术性、专业性、研究性较强的知识服务领域多加关注，能为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提供综述、述评、专题研究报告、动态分析、预测报告等服务，为确定科学研究课题和技术攻关方案等提供支持。

(三)信息咨询中心

如今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信息的竞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准确把握市场行情，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就需要掌握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作为参考和依据，以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智慧型图书馆应在充分了解信息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收集整理用户需要的专利、技术、政策法规、本行业的发展形势、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占有情况等信息，将分散的信息加以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各种网络信息进行分析、比较、提炼，最终以综述、述评、资料汇编、专题文摘、调研报告等形式提供给用户，为用户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进一步地，甚至可以针对公司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方案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成为企业的参谋。

(四)更便捷的学习资源中心

教育职能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智慧型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进一步深化，成为更便捷的学习资源中心。一方面，自助图书馆、图书馆ATM等的推广使用，为用户提供便利的自助借还书服务，使图书资料加速周转，提高图书的利用率，并在时间、空间上突破了传统图书馆服务上的限制，用户获得印刷型实体学习资料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解放出来的人才，其中一部分会从事信息技术服务工作，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中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向用户提供专业化的教育和培训学习课件，通过网络，用户可以非常便捷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学习资源。

(五)潜在功能

智慧型图书馆还能改变图书馆的服务面貌，赢得用户的尊重，并提升城市科技文化形象，培养城市阅读风气，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培养智慧型读者用户。

四、行政学院如何构建智慧型图书馆

(一)行政学院构建智慧型图书馆的优势

行政学院是培训公务员和培养高层次行政管理及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图书馆在构建智慧型图书馆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表现在:学院一般由政府领导人担任院长，与政府联系紧密，能够及时了解政府职能部门需求，有利于发挥图书馆的决策支持中心功能;行政学院的馆藏，具有明显“行政”特色，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有利于馆藏建设;基本上不像其他类型图书馆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主要是以本校教职工读者为主，读者量较少，有利于强化科研服务中心功能;如果采取跳跃式发展模式，先进行服务转型试验，则不需要加大硬设施方面的投入，这样影响读者面较小，能够降低试验的风险与成本。总体而言，以行政学院构建智慧型图书馆作试点，成本较低，如果能起到试验田的作用，局部实验，逐步推广，将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二)人才队伍建设

图书馆员长期埋首于事务性工作，可能会影响工作热情，产生厌烦情绪，感到枯燥乏味，缺少认同感，丧失学习的动力与压力。行政学院进行服务转型试验，图书馆员要积极开展创造性的知识服务，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这给图书馆员注入了学习的动力与压力，要求他们成为学习型馆员，加强学习，与时俱进，不断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科学知识水平以及获取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激发智慧潜能，使他们在不同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馆员在发展中树立信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把自身的创造力用于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中，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员是形成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要素。构建知识结构合理、知识更新迅速、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馆藏资源为基础保障，为用户提供具有较高满意度的知识服务，能够显著提升智慧型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方面靠馆外引进，部分行政学院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制度，能够对一些高素质人才构成吸引力，吸引有志之士加入;一方面靠馆内培养，“通过为业务骨干提供事业发展平台，积极引导其从事有探索性、前瞻性的工作，通过工作岗位、研发项目、学术研究等促进队伍的成长和提高”。［8］不论是引进的人才，还是培养的人才，都必须有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要始终保持在学习状态，在工作中学习、思考，增长新知识，创造新方法，寻找新思路，以战代练，以练促战，持之以恒，使工作和学习同步提高，个人和全馆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三)组织变革

行政学院进行服务转型试验，在图书馆部门组织结构上需要相应变革，从以前的“大流通小参考”向“小流通大参考”转变，以前大量从事流通工作的人员需要转而从事其他工作，例如信息技术服务、知识服务等。因而必须创建学习型图书馆，才能使馆员适应转型后的新角色、新任务，实现智慧型图书馆的目标。这离不开馆领导的大力倡导和支持，正确引导馆员积极投入到创建学习型图书馆的活动中，明确学习目标，充分调动起全体馆员学习的积极性;强调学习与工作不分离，倡导馆员用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来验证、诠释、丰富自己掌握的理论，集思广益，创造知识，把个人的智慧融合成集体智慧。“形成能够迅速吸收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并在实践中应用、改善和提高，适合个人、团队、组织整体共同发展的图书馆”。

(四)馆藏建设

行政学院的馆藏，在内容上具有明显“行政”特色，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非常有利于文献采集，建立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同时，行政学院系统可以联合建设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开发网络资源，形成的特色资源，使服务产品从传统扩展到多元化信息。将网上繁杂无序的信息资源，根据用户的需求，广泛搜集、筛选、分析、整理，按一定的主题或专题进行分类，编制专题资料，将学科新动态、新观点及具有潜在价值、深层内涵的新信息揭示给用户，为用户提供最直接、最准确的信息资源，方便用户利用，做好网站资源导航，及时更新。加大投入整合学院的学术成果，向用户提供专业化的公务员教育和培训学习课件。各行政学院的的调研报告等科研成果也都能实现网上共享。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7

本报告将全方位剖析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到底是什么。

01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

1.人工智能学科的起源

2.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研究目的:探寻智能本质，研制出具有类人智能的智能机器

研究内容: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表现形式:

会看:图像识别、文字识别、车牌识别

会听:语音识别、说话人识别、机器翻译

会说:语音合成、人机对话

会行动: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

会思考:人机对弈、定理证明、医疗诊断

会学习:机器学习、知识表示

3.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4.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

尊重发展规律是推动科技健康发展的前提

基础研究是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应用需求是科技创新的不竭之源

学科交叉是创新突破的”捷径”

宽容失败应是支持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事求是设定科学目标

02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60余年的发展道路虽然起伏曲折，但成就可谓硕果累累。无论是基础理论创新、关健技术突破，还是规模产业应用，都是精彩纷呈，使我们每一天都享受着这门学科带来的便利。

人工智能因其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大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专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面向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即专用人工智能)由于应用背景需求明确、领域知识积累深厚、建模计算简单可行，因此形成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单点突破，在局部智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超越人类智能。

专用人工智能成功应用

2.统计学习成为人工智能走向实用的理论基础

2.1技术发展

2.2强化学习

通过奖惩机制构建智能体与环境的交互与行为策略，能够与深度学习相结合在策略类问题上达到实用。

2.3生成对抗学习

构建生成器模型与判别器模型，通过相互博弈，达到生成器与判别器性能的协同提升。

3.产业史:新老IT巨头抢滩布局IT生态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

2017年全球新成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1100家，人工智能领域共获得投资152亿美元，同比增长141%。

4."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范式

"智能＋X"应用范式日趋成熟，AI向各行各业快速渗透融合进而重塑整个社会发展，这是人工智能驱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最主要表现方式。

5.世界各国人工智能竞争白热化

6.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得到广泛关注

7.人工智能领域的误解和炒作普遍存在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机器学习

图像识别≠人工智能

大数据≠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人工智能

机器人≠人工智能

专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

…….

8.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

通用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依然任重道远。

现有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9.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

10.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趋势

03人工智能有望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人工智能将是未来十年最具变革性的技术，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将成为趋势。

1.从专用智能到通用智能

如何实现从专用智能到通用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既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研究与应用领域的挑战问题。

2.从机器智能到人机混合智能

人工智能(或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各有所长．因此需要取长补短，融合多种智能模式的智能技术将在未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人＋机器"的组合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流方向，"人机共存"将是人类社会的新常态。

3.从"人工+智能"到自主智能系统

4.学科交叉将成为人工智能创新源泉

5.人工智能产业将蓬勃发展

6.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将更为健全

7.人工智能将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8.人工智能教育将会全面普及

结语

人工智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人工智能既具有巨大的理论与技术创新空间，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高科技本身没有天使和魔鬼之分，人工智能亦是如此。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人类自身。

我们应未雨绸缪，形成合力，确保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

11月25日，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学科前沿研讨会在自动化所召开。会上，谭铁牛院士做“人工智能新动态”报告，回顾了近代以来历次科技革命及其广泛影响，并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了当前人工智能备受关注的深层原因。报告深入分析了其当前存在的局限性和面临的瓶颈问题，整理并列举了2017年人工智能的十件大事，全方位、多维度展示了人工智能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基于对这些事件的深入分析，报告总结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在科学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都应先见森林，再见树木。为了更好地带领大家认识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报告回顾了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从16世纪到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两次科学革命与三次技术革命。

报告指出，这五次科技革命对人类文明进程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也影响了整个国际格局的调整，伴随着大国兴衰。过去的五次科技革命，我们国家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严重缺席，因此我们国家的GDP从曾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下滑到新中国建立前仅占全球大约百分之几，我们应该从这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最近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一次技术革命，其开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1946年计算机的出现为标志，距今已有六十多年。这六七十年中科学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与进展，没有取得能够与上个世纪上半叶相提并论的科学与技术成果，谭老师将这段时间称为科技革命的空窗期。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1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尤其是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其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重要举措和亮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智库即智囊机构，又称“思想库”、“智慧库”或“智囊团”，是影响并健全政府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效用和功能上，智库的作用是多方位的，既能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又能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等等，也正是从这些意义上，智库建设已成为世界诸多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智库建设的意义在我们国家也日益凸显。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的智库建设和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智库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法律制度不健全、外部环境不完善、发展定位不准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社会影响力有限、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民间智库发展滞后、官本位现象严重、开放程度不够等，可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刻不容缓。按照俞可平教授的观点，一个智库要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需具备七个要素：即思想、问题、责任、战略、人才、网络、特色。结合我国的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机制的建设。

整合机制

时下，我国的智库主要呈现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四驾并驱的发展态势和格局。官方智库主要指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所属由国家财政资金提供经费来源的研究机构，包括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如各大部委所属的研究中心等），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党校（行政学院），研究会（如中国法学会）等组成。准官方智库主要指官办民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民间智库主要指由社会资本投资带有公司和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安邦咨询公司等。高校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指各个高校创建的一些研究性机构或研究团队，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

但一直以来，对我国到底有多少智库机构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大多援用我国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这一数值是2408个；有的则引用国外的数据，如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每年一次的“全球智库报告”，《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事实上，智库跟软科学并非同等概念，我国的智库数量也或远不止于此。

与此同时，我国智库机构虽总分类型只有四类，但具体到各个领域和部门，则分散重叠、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较为严重。以官方智库为例，从纵向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有各自的智库研究机构；从横向看，各个层级的党政职能部门也都建有自己智库研究机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协作机制，各“条”、“块”之间交流非常有限，往往封闭运行、各占一方，对智库建设的整体发展形成了障碍。尤须引起重视的是，在为数众多智库机构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占有的比重却较少，实现智库建设由量到质的转变显得非常迫切。因此，应该加强规划，按照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和需求，整合并类分各类智库资源，形成研究合力，一方面要加强官方智库编制、人员和经费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要形成良性的参与和协作机制，既要避免闭门造车、各自为政的现象，又要防止为争取资源或急于取信上层而形成的恶性竞争局面。同时，在智库自身的内部机构设置上，要突出研究部门的核心和职能地位。

准入机制

目前，我国智库大都是官方和准官方的附属型智库，高校智库也是依附于政府而生存，正是这种“垄断”造成了我国智库建设的“内循环”弊端，突出表现在研究机构的人、财、物等的配置都由政府决定和安排，不仅如此，智库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通过政府以给钱、课题立项或任务指派的形式展开，其中任务指派占据着主体，且研究范畴和承担人的选定等又大部分由政府相关部门自己圈定，而且，项目结项也常常由政府部门自己来组织审核、评议等。这样的智库充其量只是个“幕僚”的角色、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客观性、社会性和创新性。而从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看，国家治理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日趋完善，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社会组织体系，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相辅相成、彼此依赖。显然，要适应这样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格局，我国的智库建设必须在准入机制和宏观管理上进行重大革新，促进中国智库由传统向“新型”、“现代”转型。

突出的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逐步理顺智库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大力推进民间智库的建设，形成多元智库发展的局面。与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有着更多的自、选择权，在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诉求上有着独到的地位和优势，能够在释放民间压力、破解社会难题、补充信息资源、提供决策咨询等方面与官方智库之间形成功能互补的局面。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我国民间智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有少数民间智库在国家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数量、规模与影响力看，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生存和发展环境还有待改善：一方面，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由于我国对社会团体，尤其是民间非企事业单位有着严格管理制度，民间智库机构在成立审批和经费来源等方面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还较大。另一方面，缺乏建言献策的渠道和成果推介的公共平台。因身份原因，民间智库往往很难将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送至党政决策核心部门和相关领导，相应的，也比较难以进入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范围，不能发挥其参与决策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应有作用。显然，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面对。

二是鼓励优秀的“布衣参事”参与政府的决策。如果说建设和发展实体性智库是对团队智慧的重视，那么对于民间人才的选拔，则是对个人智慧的渴望。事实也证明，“妙计安天下”，有时，一个谋士的一条妙计能胜过千军万马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知名智囊的影子，从姜太公、管仲、韩信、张良到诸葛亮、刘伯温再到“绍兴师爷”等等。以古鉴今，我们在建立现代智库的过程中也要充分重视对民间“专家”的选聘，要敞开大门，对那些愿意为政府的发展建言献策的人，无论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人员还是普通公民，永远持欢迎的态度，让“布衣参事”、“布衣谋士”能自由地融入到国家的决策中。

竞争机制

“智库”顾名思义为智力或计策的存储和供给之处，这首先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或备用方案。以此观之，中国智库在为政府、社会提供前瞻性、实用性、储备性和多样性研究成果方面还做得不够，离新型智库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与竞争机制的缺乏是分不开的，为此必须建立决策咨询的公共竞争机制。

一是改变经费资助方式。从实际看，政府对智库的传统“供养”方式形成了两大弊端，一方面，等、靠、要现象严重，积极性、进取心不足；另一方面，滋生了走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社会上所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在智库领域也有所体现。所以，要通过“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等竞争性方式取代简单的政府“财政拨款”，让智库有忧患意识、研究动力，破解不正之风。

二是改变官方智库一家独霸的局面。要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的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方式，让各种类型的智库机构都能参与进来。

三是建立智库成果的评价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终归是一个知识产品，唯有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和监控机制，才能确保质量，因此，要对智库成果进行独立性、权威性的评估与认证，否则智库机构就会养成敷衍了事的习惯甚至出现剽窃作弊等学术不端行为，最终产品也会形成所谓的“文字垃圾”。如可以成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智库的研究成果、社会责任及其道德操守等进行监督，确保评价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既有利于保证智库产品的质量，也有利于在智库之间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和学术环境。

四是建立激励机制。一方面要加大对精品成果的奖励力度，特别是对进入政府决策链的成果予以重点推介，通过多种激励和考核方式鼓励广大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另一方面，对那些不作为、虚作为、庸作为甚至是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达不到资质的智库进行淘汰和取缔。

供给机制

智库能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直接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和需求机制，由于国家是智库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其需求的实现必须依靠相应的投入和供给作保障。如上所述，目前，我们国家对智库的建设和引导，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行政命令、项目或课题立项的形式来实现，其中，前面两种方式过于简单，后者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内部认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等弊病。

从新型智库的发展路向看，合理的供给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供给。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①要保证事情发展的连续性和成功性，制度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保障，对此，邓小平曾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智库建设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或缺陷跟我们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是分不开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或明文的智库建设条例，因此，要加紧相关制度的制订，做好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

二是项目供给。智库的功能通俗点讲就是出点子，而这又与国家的需求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决策部门有必要向智库提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实现项目供给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除了改变简单的“给钱”、“给任务”方式，还要完善“项目”立项，这一主体方式的管理：首先，要扩展资金资助渠道，除了财政拨款外，还可以引进个人、企业、基金会等资助，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其次，完善公共政策咨询项目投招标和申报程序，公平竞争，杜绝“学霸”、“身份”、“关系”通吃的现象。再次，完善各级各类课题的管理，把好立项、检查、验收的各个关口，同时要实行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尤其要与学科建设、学术活动、基层调研、科研考核、队伍建设、成果转化等环节结合起来。最后，加强调研基地建设，让智库的研究更贴近实际、贴近国计民生。

转化机制

从实际看，既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成果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以官方智库为例，大部分研究成果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向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推销的，当然，这其中有的成果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与其对外宣传的积极性不高有关，有的甚至故意将其神秘化，结果是许多研究成果不为外界所知，缺乏应有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效益。而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智库运行是否成功，与其市场营销能力是成正比的。智库需要进行推介和宣传，也已经成为业内和社会的广泛共识。比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一般都公开发表，据统计，它每年都要出版大约24本研究专著，还定期出版季刊《布鲁金斯评论》以及《布鲁金斯经济论刊》等几种期刊，每年在各地召开100多次研讨会，加强与各界各领域专家的联系。而兰德公司每年也都有数百份图书、报告和专业论文问世，向政府、大学、工业界和一般公众分发的各种材料更是多达30万份。可见，科学而合理的成果转化或推销机制是新型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我国的实际看，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努力建立智库与决策机关的交流合作和沟通联络机制，以便于党政机关负责人与智库专家学者们进行交流和沟通。二是建立智库成果采购制度，明确采购标准和程序，按“质”付酬，为智库参与决策应用研究提供动力保障。三是拓宽成果转化渠道和载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载体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方面，要打破官僚作风，力争把最新的对策建议、调研报告及时便捷的报送到政府决策部门，保证智库成果的时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电视媒介等现代媒介和载体的作用，建立成果推介或的多渠道机制，如可以根据研究成果性质的不同，分别以学术报告、高端论坛、蓝皮书、决策参考、科普活动等形式对外传播，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共享机制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预见性、前瞻性，而进行有效的战略性预测或研判则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能够密切接触决策层和核心人员，并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二是具有与之相关的丰富阅历和实际管理经验。三是能够知晓最新的研究动态，紧跟学术和社会发展前沿。归结起来，这三者要得以实现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共享和参与机制。从我国的实际看，大部分智库还难以获得这样的优势，就算是体制内的官方智库，除少数“核心”智囊机构能先天获得信息、资源和人脉优势外，大都难以做到三者齐全，因为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类似“旋转门”的人员交流制度，而对于身处体制或半体制之外的民间智库、高校智库，更是缺乏联络沟通和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毋宁说以“自己人”的身份深入决策机构内部去探求决策机关的需求，获得最新的信息和决策动态。

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智库共享机制：一是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信息经济时代，尽可能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获得最有价值、最核心的信息，对智库形成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产品，同时减少重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共享和彼此间的互通有无。为此，可以探索建立智库协会或联盟，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充分汇聚专家、学者、公民、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多方智慧，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民间的各种意见、观点，尤其是网络民意进行收集整合，紧跟时代进步前沿，把握社会发展动态。二是建立开放合作机制。当今决策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客观上需要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智库合作机制。这种互动、合作与交流可能是同领域的也可能是跨领域、跨部门的，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而我国智库间的关系，目前的事实是不仅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相互隔阂，体制内智库本身也按“圈子”封闭运行，对外开放的程度就更低，所以，逐步建立智库的多边合作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要形成智库与决策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又要大胆引进民间智库、国外知名智库参与项目研究，建立智库之间长期、全面、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三是建立人员流动机制。智库之间，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人员流动渠道不畅，流动速度滞缓，在我国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美国的经验看，其智库之所以能推出高质量的产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其“旋转门”制度，政、学、研界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前政府官员能在智库中找到容身之处，智库的精英分子也能进入政府机构施展自己的才干，这样既能得出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又能将其及时转化并付诸实施。我们国家也应该逐步建立类似的人才流动机制，建起智库人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国式“旋转门”，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既鼓励智库与政府间的人才交流，也鼓励智库间的人员流动。

培育机制

对我们国家来说，现代意义的新型智库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需要逐步推进，这就需要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建立起稳定和长远的培育机制。一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智库的核心，没有人才，再华丽的智库也是空架子。目前，我国智库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还不太合理，人才更新和充实的效率还比较迟缓，突出表现在学术型人员多，政策制定者出身的应用型人员少；文秘、法律、哲学、思政类等专业的人员多，经济、管理、社会、理工等专业的人员少，这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智库这一战略目标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智库建设一定要以人才为中心，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为学者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同时，对研究人员进行分类培养，尤其要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二是建立宽松的话语表达机制。智库工作说到底是一种思想活动，唯有自由的思想交流、观点碰撞和言语表达，才能激发出创作的灵感，研究出好的成果，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良好的话语空间，充分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言论格局，把话语权交给智库，并大力鼓励和倡导智库间开展思想和观点的理锋，使智库工作者相互启发、共同提高，为提高智力产品的质量奠定基础。三是建立权威的引导机制。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契合度来看，我国智库在研究长期问题、战略性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智库研究人员重理论轻实践、重肯定轻批判的思维倾向还比较明显，说到底就是很多智库对自身应该怎么发展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为此需要建立起权威合理的引导机制，对智库的发展理念、专业化水平、责任意识、价值取向、发展特色、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宏观引导。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循序渐进。一是坚持中国特色，即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皈依。二是坚持服务理念，实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统一，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于社会的需求，作相关团体、企业等的顾问，同时，还要能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可以预见，假以时日，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一定能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释放应有的能量。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1篇9

关键词：智力资本学科归属性

一、前言

受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上升、科研开发投入增加、产品及服务中智力密度增长等因素影响，智力资本对企业增值作用日益显著，已成为企业贡献利润的动力源。我国在智力资本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在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为数不多，研究结果也缺乏系统性，国内较多的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对智力资本评估、确认、计量与报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国内大多数企业的管理目标，主要关注如何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较少关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国外认为智力资本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核心因素，并逐渐将智力资本提升到企业战略管理高度。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加快我国智力资本价值理论研究和实践刻不容缓。

二、智力资本的含义

笔者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雇佣的员工所具备的学习能力、技术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发明新产品、新技术，创造新的企业管理思路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以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一种资源。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本，其价值创造能力归根到底由员工思维能力所主导，员工所受教育程度、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其价值创造。在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企业市场价值并不等于企业账面价值，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企业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拥有的有形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市场价值与物质资本创造价值之差，被认为是无形资本创造的价值。但无形资本亦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专利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还应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资本。

三、智力资本的特征

所谓资本是能够创造财富或带来收益的人或物，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未被消费掉的劳动，二是可为企业创造财富或价值。由于智力的形成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把知识固化于人脑的活动。因此，智力也可以看作是未被消费掉的劳动，智力的运用过程就是劳动耗用的过程。笔者认为，智力资本的构成决定了它的资本属性，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具备资本的特征，不仅能发挥其自身资源的功效，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能够发挥引导、操纵、控制其他资源的功效，并在运用过程中不断增值，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智力资本与企业拥有控制的其他资本在权益分享上存在显著不同，具有其他资本具备的能动性，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资源，智力资本所有者将从企业索取固定权益，即各项薪金及报酬。此外，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拥有具有唯一和排他性，企业雇佣员工，也即雇佣了员工的智力资本，企业亦将享有智力资本创造的超额收益。因此，能力出众的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价值成为现实，如在企业授予员工股权激励、持有公司股份等形式都是对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的形式。当今，智力资本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微软公司、苹果公司的成功，甚至改变了企业所有权的结构，充分证明了高密度的智力资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改变和推动世界的发展。

四、智力资本计量

当前，部分学者试图从财务会计体系入手，对智力资本进行确认和量化，从而为外部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决策依据。理论界，对智力资本的计量，分为历史成本计量、重置成本计量和价值计量模式，现对其进行探讨。

（一）历史成本计量

将智力资本以实际发生的历史成本作为入账价值，相关数据获取相对容易，使得不同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横向可比性。但以历史成本作为入账价值，忽略了智力资本潜在的创造能力，以历史成本反应智力资本的价值不能反其真实价值，也不能反映其创造或可能创造的价值。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智力资本变动因素也越来越多，对其摊销期限也难以准确地确定，它实际上是将分散的各“期间费用”进行资本化处理，智力资本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划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将历史成本资本化并不能准确地计量智力资本的价值。

（二）重置成本计量

所谓重置成本是指，重置现在拥有的或使用的某一项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包括可能丧失的机会成本。重置智力资本即以放弃企业现有的智力资本所丧失的资源为计量金额，以反映历史成本计量和报告的偏差。重置成本可以反映以在当前市场价格下，牺牲企业现有智力资本而需付出代价的综合，并以此作为智力资本的计价依据。当前，我国财务会计体系对于重置成本运用并不普遍，在实务中，重置成本多应用于盘盈固定资产的计量等方面。重置成本计量方法与历史成本差别巨大，对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可能造成误导。重置成本的属性，要求每一会计期间均对企业所有员工智力资本进行重置估算，而估算带有较大的人为主观性，缺乏统一的计量标准，导致各个企业之间的智力资本计量并不可比。

不论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还是重置成本计量，均反映了企业智力资本支出而获得的价值，企业在财务会计核算体系中设置“智力资本”账户，核算智力资本的价值，按照资产摊销的方式进行智力资本的摊销计入当期成本。此种方法将智力资本核算纳入传统的财务会计体系，操作性较强，容易接受，符合现行会计准则要求。但采用成本模式计量并不能反映智力资本真实价值，忽略了主观能动性所带来的价值创造，采用重置成本模式计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智力资本市场价值，但因计量方法、标准不明确，难以达成一致共识，对当前的会计准则体系也是巨大挑战。

（三）智力资本价值计量

人力资本是隐含的知识和能力，员工通过运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其价值，如在财务会计报表中确认智力资本，由于计量的标准不明确、不统一，将会颠覆传统财务会计报表的计量基础和原则。

1.货币计量

理论界，对智力资本价值的货币计量分为“个人价值说”和“组织价值说”两种理论，智力资本的货币计量也相应的分为个人价值计量法和组织价值计量法两种。按照个人价值计量法来讨论，主要有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入折现法、随机报酬法和内部竞价法。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入折现法，主要是将支付给职工从录用到退休期间或职工在剩余雇佣期内的工资报酬，按一定的折现率进行折现，计量智力资本的价值。随机报酬法主要是将职工服务于企业期望达到的时间和价值，按其继续留职的概率，按一定的折现率进行折现，计量智力资本的价值。内部竞价法主要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内外部竞价的方式确认智力资本价值。按照组织价值计量主要有非购买商誉法和经济价值法。非购买商誉法主要是将企业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予以资本化，确认为智力资本的价值。经济价值法主要是将未来收益总额利润折成现值，并按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确认智力资本的价值。

2.非货币计量

智力资本非货币计量，主要是进行不精确的计量和定性描述的方法，对智力资本进行量化说明和分析。常用的方法有：技能详细记载法、绩效评估法、潜力评价法和工作态度测定法等。智力资本价值的非货币性计量方法，作为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另一种方法，弥补了货币性计量的不足，可以反映货币计量所不能提供的信息。随着会计领域的不断扩展，非货币性计量方法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也越来越被广大非财务信息使用者所接受。

智力资本价值计量模式力图相对真实地反映其价值，但实际上影响价值的不确定性因素众多，很难对其价值做出全面准确的衡量。未建立科学的智力资本价值评估体系前，各企业运用的评估方法也不一致，如果将其作为资产计入财务会计报表，将会导致企业间资产缺乏可比性，进而出现粉饰会计报表的可能，也将企业经营决策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会给外部投资者传达错误的会计信息。对于智力资本价值会计，无论是以过去创造的价值还是以将来所能创造的价值为计量的标准，无论是以个人价值还是以群体价值为计量标准，都被束缚在智力资本的确认和计量上。

五、智力资本学科属性探讨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智力资本的价值计量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国内没有可参照的评估准则或标准对其价值评估进行规范。因此，对智力资本的价值进行评估、计量，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评估价值的可信度会大打折扣。如将评估的价值在财务会计体系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将会对现行财务会计理论体系造成重大影响，势必引起财务会计理论基础和概念结构的变革。在目前来看，会计界并没有足够的理论与思想准备，且国外也未有对智力资本进行确认、计量的可靠标准，导致智力资本的入账价值难以确定。

从可靠性方面来说，财务会计侧重向企业外部利害关系各方提供资料，要求披露的数据准确无误，如前所述，智力资本以历史成本计入财务会计体系，并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而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有较大的灵活性，对数据可靠性要求不如财务会计苛刻，企业可以根据管理和决策需要，选择历史成本模式或者价值模式对智力资本进行确认、计量。从计量基础来说，现行的财务会计体系要求计量基础统一，要求横向纵向可比，而管理会计不要求企业有统一的计量基础，其结果能为信息相关者提供决策即可。从会计报告方面来说，财务会计报告必须采用货币计量，定期编制并对外报送，而管理会计则没有上述要求，可以采用货币或非货币计量模式，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还是国内会计准则，也都未要求企业对外报告智力资本价值和收益情况。美国学者弗兰姆・霍尔茨认为智力资本是管理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为本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弗兰姆・霍尔茨讲到“将智力资本作为一种管理工具”，说明智力资本从产生时就是为内部经营管理服务的，从属于管理会计体系。综上，笔者认为，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式选择及计量方法上存在诸多争议，且准确的价值量并不能准确计量，将其纳入财务会计体系并不可取，应将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体系，主要为企业内部决策提供依据，对外可主要披露非财务信息，作为财务信息披露的补充即可。

六、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的优越性

从以上分析来看，将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体系，更具合理和逻辑性。随着智力资本在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内部决策和外部信息使用者，都将高度关注智力资本的创造能力，将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的范畴，将其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其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企业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智力资本影响着企业发展，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无论是在管理模式还是在终端产品的制造上，拥有良好智力资本的企业往往能抢得先机，占领市场，智力资本的价值将超越物质资本的贡献，从而使企业雇佣的员工更多的分享企业剩余价值。

2.规避了智力资本计量不准确的问题

将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无论企业采用成本模式还是价值计量模式对其进行计量，选择一种计量模式和方法保持不变，将使企业的智力资本在纵向上具有可比性，不仅节约了计量过程中的成本，同时减少了外部信息使用者可能由于使用这些失真的信息而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3.不受现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约束

当前财务会计准则体系在计量基础、数据的可靠性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和闲置，智力资本计量基础尚不统一，与当前的法律制度和准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而管理会计主要为内部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对外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披露。因此，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体系，不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约，其计量方法选择具有灵活性。

4.不受报告期间的限制

财务会计准则要求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期间编制财务报告并对外披露，受政府、审计等部门的监管，而将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的范畴，报告的编制将不受财务会计准则要求影响，可以根据管理需要编制不同影响期间的报告。

5.会计主体可以是多层次的

财务会计以企业为会计主体，通常不以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单位为主体提供相关资料。将智力资本纳入管理会计的范畴，既可以提供反映企业整体智力资本的情况，也可以根据需要反映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的情况，这将大大细化相关信息，提高信息的准确度和有用度。

6.可以采用货币和非货币度量，降低信息精确性要求

财务会计需要货币精确的数值度量，而智力资本通过货币的度量无法全面反映其价值。管理会计要求的是信息的及时性，决定了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不可能绝对精确，为了适应不同管理活动的需要，可以将智力资本计量以货币度量为主，同时辅助非货币计量，忽略财务会计要求精确计量智力资本价值这一难题，从而定性的评价智力资本的价值。

七、结论

本文通过阐释智力资本定义、特征及计量模式，充分挖掘了智力资本在当前会计准则体系下进行确认和计量上存在的困难，并对各智力资本计量模式的缺陷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不具备将人力资源会计全面纳入财务会计体系的条件和环境，在有关会计准则尚未建立、健全，智力资本价值评估未建立统一标准之前，应将其纳入管理会计体系，将现有的智力资本理论和管理会计学相结合，构建智力资本管理会计学是当期的发展方向。随着智力资本越来越受到重视，势必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必将成为对外披露信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人才未能实现有偿使用，智力资本化方面缺乏可靠的数据依据，智力资源资本化后，受益分摊期限难以确定等问题。随着对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智力资本必将形成一个新的会计分支，用来衡量智力资本对企业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变更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郑丽萍.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D].江南大学，2013.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3文件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7）01-00059-04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观点的提出，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打造智库建设，成为干部培训院校系统的热门话题。但如何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结合社会主义学院自身存在的优劣势，借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建设实施计划》，以加强顶层设计、牢固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提高其为地方党委统战部、地方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的能力，明确干部培训学校智库建设的方向、参与路径、规范发展进程为主线，本人进行了一些契合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实际的智库建设的思考。

一、明确定位和优势，合理推进智库建设规划

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三种类型。[1]就我国现有的智库类型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党政军智库。指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党、政、军系列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多以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直属的决策咨询机构身份出现。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在党和政府内部发挥决策“大脑”的职能。第二类：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系列。从经费来源角度看，社科院是由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方式建立、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相关研究的政府咨询机构。从隶俟叵瞪峡矗尽管得到政府的资助，但社科院又不直接隶属于政府，服务对象也不局限于政府机构，还可以服务于来自企业、行业协会、社会方面等的委托或咨询要求。第三类：高校智库。即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赞助或私人捐助，研究人员多为校内各学科的学者以及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亦相当广泛。第四类：民间智库。民间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且自筹经费。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希望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能够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底层成员。从经费来源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获得的政府资助占比较小，甚至不受政府财政支持，其经费大多来自大的基金会或企业赞助，但一般也能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民间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因此，也能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类优秀智库，都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且定位非常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具有师资团队、学科依托、学员资源和组织系统优势，这点不同于普通高校和一般党政机关。因此，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应结合自身特殊优势，突出理论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为地方统战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定位。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旨在前瞻性地研究地方统战系统重大战略决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当全省统战系统的政策“前瞻者”，同时承担地方统战系统交办的专题课题、调研任务，尤其是中央重要政策和文件精神“落地”情况加强调研，充当地方统战工作实际的“守望者”，为促进当地甚至是全国层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建言献策。因此，各级地方社院应需要尽快拿出契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短期规划”，明确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目标、思路和举措，对短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作出详细规划和具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科研转型发展护航。

二、整合统战系统资源，加强地方社院师资培养

统一战线系统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知识背景完整的独特优势。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方统一战线资源优势，通过与各级统战系统、高校统战部和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研究院所，联办研究中心、召集论坛、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合调研等形式，广泛调动统战资源的智力资本。

对于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培养，可在学院内部甚至是扩大到省派机关、省委统战部机关，找到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契合的“专业导师”，通过挂职锻炼、撰写相关工作材料和调研报告等形式，弥补由于体制制约、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在人才引进方面有限制的弊端，加强自身教师队伍建设。这一举措在引入社会之智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让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研究真正地接地气。同时，还要拓宽教师的理论学习渠道，如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中央社院和其他高校做访问学者。目前，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师培训机会少，有些培训理论针对性并不强。要按照智库人才要求进行教育培养，采取继续深造、培训、进修等措施，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和理论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让教师准确把握重要文件的精神，建议学院制定《教师查阅重要文件的相关管理办法》，让教师按管理办法自行查阅重要文件，帮助教师及时把握最新重大方针政策的动态信息。

三、以教学科研为抓手，加大咨政调研力度

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应加强问题导向的课程管理体系，尝试由教师自选咨政选题并设置相关课程。这要求教师在课程内容结构设计上，要更侧重政策体系，同时加以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教学形式上，在探索教法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学员体验”的比重。由本院教师和学员在讲授过程中全程参与教学目标与任务，对学员参与决策咨询的形式、途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激励措施、保障措施给予明确规定，实现课题研究由学术型向实践型、教学内容由科研式向咨询式的转变。比如结构化教学，通过系统地安排学习环境（与教学目的相关的实地体验）、学习材料及学习程序，使教学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教师和学员在课堂互动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引发双方对工作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层次的积极思考。要加强年度咨询需求相关的科研管理。对咨询类课题进行单独评审，加强实证研究的具体要求，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加大经费投入与跟踪管理力度，特别是时间进度、调研要求和任务落实、成果报送和结题事项加强统一管理；加大对获得党委、政府机关相关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咨政报告奖励力度，对于获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咨证成果予以重奖。要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信息来源机制，加大调研力度，充分发挥全省统战系统的整体资源优势，加强同实际部门、高校统战部和研究院所的合作交流。事实上，以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干部培训院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两张皮的问题。

受训学员是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独特资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重要“矿藏”。因此，应注意深挖学员资源、创新学员参与决策咨询方式。一是要求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并注重决策咨询作用方向的引导，将研究报告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与专题论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教学与咨询的融合。二是鼓励学员与教师结对子，将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和参与教师决策咨询研究相结合，围绕地方重大问题组建教师和学员联合课题组，推动学员研修报告向决策咨询转化。三是由学员推荐咨询报告选题，以拓宽咨询需求生成渠道，选题要紧贴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重大决策部署。

四、加强智库队伍建设，创新咨政研究平台

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两个基本机制，即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和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独有的特色，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从政人员的自由和双向流动，进进出出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2]智库研究人员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思想、济等方面的理念便更容易得到贯彻实施。而政要加入智库，则增加了智库与政府的联系，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成员队伍建设中，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统一战线系统资源优势，在大统战的格局内，选派智库成员教师在与研究契合的各个工作部门、各个岗位进行短期挂职，协助相关部门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最新的工作实际，从而使咨政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对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研究方向的前瞻性。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开拓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方式。比如，通过选派教师参加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吻合的政府听证会等各种活动以便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充分利用受训学员资源，邀请学员和智库成员教师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工作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受训学员，将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带到各个业务单位中去。这种互通互融的交流机制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双方相互了解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智库的自身影响力，提高智库成员的实践水平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美国知名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有类似活动和交流项目。通过共同研究，学者既了解了政府现行的各项政策、主张，也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递给了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需结合本院教师、学员、校外专家（党外代表人士和高校学者型专家）三支力量，打破单一学术背景，启用不同年龄、学科背景甚至是同时具有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综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研、咨三位一体的智库队伍。同时，对于智库成员的本院教师，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个人与团队的共生关系，以及教师个体理论研究方向和智库团队咨政研究方向的关系；要有光荣感、自豪感，更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多出决策咨询精品佳作，为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增光添彩。

五、创办咨政报告内参，畅通成果报送渠道

智库的重要目标是将最新的理念、最新的思考和政策建议等智力产品推广出去。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社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已创办多份咨政报告内参。近两年，地方省委党校和地方行政学院也分别创立了自己的咨政内刊。作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最高学府，省级社院应创办自己的以咨政为主旨的内刊。咨政内刊依托现有的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资源平台，以短平快、及时报送为基本原则，报送方式为专事专报，重点加强与省委统战部各业务部门的交流，分析统战工作咨政需求并且定期。

此外，还可以通过出版著作、杂志、媒体采访、讲座、线上和线下论坛、授课和学术交流等多种渠道，也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公众所知。对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经验：著作和杂志一般是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老牌智库产品输出方式；报告会是各家智库最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政策快报类似于内参，他解决了政策制定者们公务繁忙，没有更多时间阅读大篇幅文章的尴尬；网站和数字媒体的作用不可低估，特别是在当今碎片化阅读时代，网站的智库成果已经成为智库成果输出的必备渠道。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可以结合工作的实际需求和主要信息传播对象，有侧重性地选择适合的传播方式。

参考文献：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11

会议议题覆盖人工智能多个热点领域，如脑认知形式化、计算机视觉、大数据知识挖掘、智能机器人及语音识别最新实践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等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演讲。此外，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吴信东等业界精英也到会分享实践经验。

智能技术成果饕餮盛宴

会议主论坛上，谭铁牛院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展望”主题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与现状、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对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进行了探索式思考和发问。同时，他表示：“目前，国家政策层面利好不断，将加快推进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

会上，徐扬生院士带来了“机器人：从动作到智能”的精彩报告，他详细介绍了爬树机器人、书法机器人、救援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以及全方位转向车等机器人的研究成果与设计思路。他强调，在考虑智能问题时要注重感知与认知，并就智能来源、智能可扩展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就国内机器人创新模式、市场影响、机器人模块化定制等问题，与会听众与徐院士进行了互动。

主论坛的另一大亮点是苏士带来的“从WATSON到认知计算”主题报告。他重点介绍了IBM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苏士认为，认知计算需要左右脑的结合，左脑偏逻辑、计算较多，右脑偏认知。报告还描述了WATSON的几个发展方向，如类脑的计算机体系架构、结合大数据的理解、新一代的人机交互技术及未来的场景应用等。

围绕“脑认知的形式化”议题，李德毅带来精彩报告。他现场讲述了脑认知的神经学方法与物理学方法，并指出了人脑成长的认知性和社会性，提出了脑认知如何度量的问题；在脑认知的形态上，他认为记忆认知、计算认知、交互认知是关键，脑认知的核心是记忆认知。李德毅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机器驾驶脑的形式化及其实现思路，可划分为感知、认知、行为三个阶段。此外，报告还阐述了机器驾驶脑形式化的普适性，并提出了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交叉研究载体的建议。

在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博士的主题报告――“ComputerVision――ThePast，Present，andFuture”中，他总结了计算机视觉研究的发展并分享了研究过程中的观点，指出研究中要重视数据集、基准集等。

沈向洋博士在报告中强调了深度学习的重要作用。在问答环节，沈博士提出对微软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主要涵盖人工智能、大规模计算、安全以及新兴交叉科学四大板块。

此外，合肥工业大学吴信东教授和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也带来了精彩演讲。前者具体阐释了“大数据知识挖掘”，后者分享了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成果。

吴信东认为，大数据处理框架可分为三大层：数据库、专家系统、数据挖掘，并对大数据和流数据特征进行了具体介绍。刘庆峰具体介绍了国内尤其是科大讯飞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出来了成果，包括应用现状、前景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刘庆峰谈到了对创新的理解应该为“大波浪+小波浪，核心源头技术突破+用户体验微创新”。

智能应用分享百家争鸣

此外，大会设置了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大数据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未来四场主题论坛。

在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专场论坛，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宗成庆担任主持人，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成林、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李航、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于剑、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智能科学系教授查红彬、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周明、京东智能通讯部总监刘丹等专家与大家齐聚一堂，就人工智能的概念、深度学习、关于自然语言理解、关于图像视频分析、关于智能系统、关于跟踪与坚守等七个话题各抒己见、舌战群雄。

在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专场论坛，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胡德文担任主持人，中科院自动化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主任蒋田仔、重庆邮电大学教授王国胤、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孙富春、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成员姚力、苏州思必驰联合创始人俞凯、京东数据与机器智能部负责人杨洋几位嘉宾，对于类脑智能、混合智能及应用场景等话题，和与会者共同做了深度交流。

在大数据的机遇与挑战专场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石勇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主任朱文武、复旦大学教授朱杨勇、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何清、春雨移动健康CEO张锐、考拉征信首席技术官葛伟平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科学原理与数据科学、非结构与半结构大数据的结构化问题、大数据的复杂性表达与数据社会、大数据的开放产权与隐私问题、大数据与人类健康、大数据与信用评分及社会管理七个话题同台论道，百家争鸣。

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未来专场论坛，新松机器人中央研究院院长徐方、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赵杰、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进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乔红、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胡郁及小i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朱频频，共同就“什么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五年来两者在理论及技术方面有哪些主要进展？两者在下一个五年或十年内是否会成为另一个科技创新的风口？”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深度解析。

为响应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开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2015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作为一次专业领域内的盛会，将为人工智能技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提供一次全领域的动员和准备。

写在最后

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蓬勃发展，已成为诸多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创业投资的热门方向。谷歌、IBM等国际巨头纷纷抢滩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力图掌握人工智能时代的主动权。

智能建造研究报告范文篇12

“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指借助“叙事”进行研究。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统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广义的教育叙事研究是指借用叙事研究的方法进行的所有教育研究，狭义的教育叙事研究通常指教师叙事研究[1]。

一、教师叙事研究的立场与内涵

叙事研究之所以能成为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重要方式，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与确定假设、验证假设的科学主义路线相比，叙事的方法更古老，也更朴素，顺应着“人是天生的讲故事者”、“人是天生的意义创造者”[2]的天性。教师亦喜欢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渴望赋予自己的教育行为以意义。

其次，叙事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收集和讲述个体的生活故事，描述个体的日常生活，进而对个体的行为和经验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3]的过程能有力地支持教师主动地去经历、体验，去融通教育经验、教育思维与教育行为，生成教育智慧。众所周知，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是个体生命活力的象征，是主体自身一种融会贯通、灵活巧妙、发明创造的能力[4]。教学智慧以实践性方式存在，难以直接传授，它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教学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敏锐机智并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的。其中教师个体对整个教育教学的现实存在的个人感受与教师对前人总结的理论的个人领悟是教育智慧的主要来源[5]。叙事研究是教师获得个人感受与个人领悟的科学渠道。

再次，叙事研究赞同“在人类现实领域不存在绝对真理和关于某一文本唯一正确的阅读或解释”[6]的假设，支持教师在教育理论的发展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教育学从根本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教育行为的意义究竟由谁决定？“叙事研究”把阐释行为意义的工作交给了感知者：叙述者与读者（听众）。叙述者作为经历事件过程的人物，通过观察、分析与叙述，走进自己的教育生活，获得并组织个体经验的知识。这与教师专业成长的公设“实践+反思=成功”不谋而合。同时，此过程反过来也塑造和建构了叙述者的个性和生活现状——故事就是个人的自我认同，并在生活中不断被创造、倾诉、修正和重述。叙述者通过叙述故事，了解或发现自己，并向他人展示自己[7]。读者通过文本（叙述者的叙述）获知并解读事件，在与文本对话的空间中赋予行为以意义，这是一种带有读者个体认知特点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重构常常能很自然地达成，因为叙事本身是原始的、朴素的知识组织方式，带有天然的融通优势。

然而，“叙事”并不等同于“研究”。研究的本质是用科学的方法探求问题的答案，这种探求是主动的，探求的方式是科学的，它强调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分析和解释资料。而“叙事”则完全有可能是被动的——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后并未想到要及时从中提取经验。比如，有的教师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并没有想到要及时提取经验，而是后来在某种契机的作用之下，才感受到曾经事情的意义（经验）。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只有当“叙事”是为了主动地、有计划地、有方法地探求问题答案时，“叙事”才可以称得上是“研究”。

综上所述，教师叙事研究是站在“知识由主体与外部世界不断互相作用而逐步建构”的认知立场上，运用人类组织知识的古老方式“叙事”，在个人体验世界中赋予教育行为以意义，以获得实践性知识，提升教育智慧的教师专业成长方式。具体表现为，教师主动地就某一教育问题，有计划地去经历、感受、领悟，寻求答案，并将此过程用叙事的方式进行知识组织，达成知识共享的行动。

教师叙事研究以教师研究自己为主，也可以是教师研究他人，如某教师对一位特级教师教学行为的叙事研究，对某一种类型学生学习特点的叙事研究等。无论是教师研究他人还是研究自己，其目的都是对教育行为的意义进行考察，并做出解释性理解，增进教育智慧。其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实践性知识，诸如教师个体在实践情境中应怎样思考、怎样决策、怎样行动、怎样从中抽取经验。其推进过程需要教师个体亲自去经历（包括观察、倾听、收集），并将经历之事解构和重构，发现和解释其中隐藏的意义。

二、教师叙事研究的行动框架

上文强调“研究是主动地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美国教育研究的科学原则委员会在《教育的科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判断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要考虑：研究设计的背后是否有一套清楚的研究问题？所用的方法是否适合回答研究问题并排除其他可能的答案？该研究是否考虑了以前的研究成果？是否有理论基础？收集数据是否根据当地的情况并得到系统的分析？研究过程是否能被清楚描述以供检验批评？一项科学研究越符合这些原则，其质量越高。”[8]与此对应，教师叙事研究亦应从主动地厘清一个研究问题开始，经历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检索相关的研究成果、设计研究方案、收集并分析研究素材、撰写并评估研究报告的过程。

1.选择叙事研究的主题：厘清问题、检索相关成果

在确定选题之前，一般需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否清晰；第二，是否确信叙事研究能回答此问题；第三，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已经回答了此问题。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大量的研究问题可以归纳为互相联系的三大类：描述性问题——正在发生什么？因果性问题——是否有系统的作用？过程性或机制性问题——为什么发生或怎样发生”[9]。叙事研究关注的是“人的体验世界中行动的意义”，并不直接寻求回答因果关系，一般在描述“正在发生什么”中聚焦与“行为”有关的问题。如某中学语文教师发现班中大部分学生讨厌写命题作文，但有几个学生不但不讨厌，还写得很好，他希望通过叙事研究发现那些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是如何写作的，以便为改进自己的作文教学策略提供借鉴；某数学老师希望通过叙事研究弄清楚自己在班里实行的“小先生”制对数学学习困难的那几个孩子究竟有何帮助；某班主任希望通过叙事研究弄清楚那个行为怪异的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自己又该提供怎样的帮助……研究问题一般与研究对象相伴相生，“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是如何写作的”、“‘小先生制’对数学学习困难的同学有何帮助”、“那个行为怪异的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等等都包含了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当研究问题从“正在发生什么”的真实情境中浮现后，须对问题进行文献检索。如果检索不到清晰的答案，答案是零零星星不成体系的，或者有答案但自己并不同意，都可视为选题成立。反之，则选题不成立。

选题完成后，应从价值、新意与可行性三个方面对选题进行评判。从叙事研究“关注体验世界中行动的意义”的特征出发，选题价值可以从“是否支持教师发现并积累教育经验”的角度来衡量，选题的新意可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判断，选题的可行性需从主客观条件去判断，如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能力能否驾驭研究，研究内容是否涉及隐私，研究对象是否愿意合作等。

2.设计叙事研究的方案：考虑成果及其获取渠道

研究设计是教师主动系统地解决问题的重要保障，其文本表征即研究方案。叙事研究的设计须重点考虑“怎样创生并收集研究故事”。事实上，研究故事是伴随着研究的展开自然生成的。研究如何展开，则须思考：研究成果是什么，通过何种渠道获得，需要谁提供什么素材。以“研究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是如何写作的，以改进自己的作文教学策略”为例，思考上述问题可得到以下研究框架：

将研究设计表征成研究方案时，一般分五个部分表述：（1）问题的提出；（2）相关文献的检索综述；（3）研究目标；（4）研究内容与策略（包含研究对象、成果的具体表征、获取渠道、素材及提供者等）；（5）研究的时间规划。

一份好的研究方案应达到三个要求：问题清晰；成果具体；研究的具体方法（如访谈、自述、档案等）与成果的匹配度高，即研究方法是合理又合情的。

3.叙事研究的实施：构建现场文本

叙事研究的实施，即按照研究方案展开研究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研究现场中构建现场文本。将叙事作为研究方法引进教育科学领域的加拿大著名教育学者康纳利和克莱丁宁，将“由研究者和参与者创造的代表现场经验的各个方面的文本”[10]统称为“现场文本”。它代表了研究者从不同资源中收集的信息，包括对研究对象的观察记录、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动的过程和体验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如研究对象的日记、作品等及其获得渠道的记录……记录形式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照片、录音或录像。

现场文本一般通过现场记录的方式建构。现场记录要尽可能详尽地表现研究现场的信息，如访谈记录不仅要记录访谈对象的言语，还应记录访谈对象的动作与表情，因此最好能邀请合作者参与记录，也可借助录音笔等工具进行记录。现场笔记主要是对研究现场冷静观察的记录，应从行为、对话、场景等多维度展开，以保证研究信息的丰富与完备。如果实在没有条件进行现场记录，也可在事后追溯研究现场，建构现场文本，但事后回忆多是选择性的记忆，容易遗漏重要的细节，造成记录失真。因此叙事研究提倡现场记录，以避免“故事存在虚构、塑造和选择，不大真实可靠”[11]的问题。

对现场文本的阅读与思考也是实施研究的重要工作。现场文本是对研究现场客观真实的记录，离开研究现场后，阅读现场文本是为了及时琢磨其中的意义与联系。教师应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记录下来，以备最后撰写研究报告之用。可以说，教师叙事研究的实施，其实就是按研究方案展开研究，在研究现场建构文本，事后阅读，思考并解释其中意义的循环过程，直到研究问题的答案基本明晰。

4.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将“故事”作为研究单位并提取“意义”

研究本质上是一个探寻答案的过程，研究报告其实就是一个展示问题答案以及答案诞生的过程，是供检验批评的文本。教师叙事研究报告亦应是一份包含研究主题、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结果与分析以及研究结论的文本，并非教师“说出自己的研究故事”[12]。其文本结构形式可参照研究报告的“常规结构体例”。与教师用其他方法进行教育研究的报告相比，教师叙事研究报告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研究结论的得出建立在对“故事”的分析的基础上。现场文本所反映的“故事”是研究的“单位”。因此，将现场文本转换成“故事”是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别重要的工作。

在将现场文本转换成故事前，首先需要思考“对应于问题，从故事中可以探寻到什么答案”。事实上，如果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对现场文本进行反复阅读与思考，那么答案已经基本明晰。对于“答案”，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要“超越现场文本中捕获的经验的特殊性”[13]，即要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教师可根据答案产生的过程将现场文本加工成故事，组建故事间的逻辑关系，以便故事能更好地被读者所理解。叙述故事的常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教师将自己视为“说书人”，在故事之外，作为信息的中介，讲述、评论、解释故事，与读者交流；另一种是直接铺陈事件，似乎没有讲述者，读者阅读时好像亲历了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重组故事，都要注意“避免科学的专门化的说话方法，采用朴素的生活世界的说话方式。因为科学的专门化说话方式掩盖了科学起源于生活世界这一事实，使用生活世界的朴素的说话方式有助于从科学的、观念化的世界回归到活生生的直接经验的世界中去”[14]。

因为叙事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由故事中的角色、叙述者、读者共同建构意义世界的过程[15]，因此在将诸多现场文本转换成相应故事时，要尽可能保留丰富而多元的真实信息，为读者建构意义留出空间。

叙事研究报告公开前，应将报告送给研究合作者、参与者、研究对象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协商，修正研究报告。

参考文献：

[1][3][11][12]傅敏，田慧生.课堂教学叙事研究：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4、2、109、154.

[2][6][7]艾米亚·利布里奇等著.王红艳主译.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1、2、6.

[4]吴安春.回归道德智慧[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0.

[5]杜萍，田慧生.论教学智慧的内涵，特征与生成要素[J].教育研究，2007，28（6）：26-30.

[8][9]理查德·沙沃森.丽萨·汤著.教育的科学研究[M].曹晓南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91、93.

[10][13]康纳利，克莱丁宁.丁钢译.叙事探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3，32（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