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例(12篇)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1
【摘要题】学术广角
1从赌徒的谬误谈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1]：一名赌徒在打赌硬币是正面朝上或是背面朝上时的情景。如果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确实是随机的话，那么该名打赌者在任何一次压注时赢的概率都是0.5。假设这个人接连赌了5次，每次他都赌硬币正面朝上，而每次结果却都是背面朝上。现在他要赌第6次了，他该赌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呢？或者说这时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大还是背面朝上的概率大呢？显然，投掷硬币时连续5次背面朝上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赌徒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下一次压注时，他加大了赌注，依然赌了正面向上，在硬币连续5次背面朝上后，他愈发相信硬币将正面向上了。结果很不幸，这位打赌者又一次输了。打赌者的错误就在于对概率规律的应用，一枚真的硬币应该有一半的时候正面朝上，这些规律只有在无数次大量的事件后才可能成立。对于很少的尝试次数而言，这些规律不适用。那名赌徒所忽略的是，每次硬币投掷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前面抛掷中发生的情况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其实，赌徒对于第6次的尝试不会比前面的5次更有把握。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没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赌徒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事，他们确实是依据正确的概率规律所作的结论，经过大量的投掷，对一面真正的硬币而言，的确有50%的结果是正面向上，错就在把适用于大量事件发生时才有效的规律运用到了很少的事件上。在6次投掷中全部正面朝上或全部背面朝上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概率还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赌徒的谬误同样可能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
科学心理学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为了达成此目的，心理学工作者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是大量的完备技术。正是对这些技术的恰当运用和对所得数据的合理分析构成了科学心理学的支柱。科学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科学心理学强调经验观察，而只有科学方法所确立的信念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其他方法所确立的信念都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经验观察的正确方法包括收集数据的科学程序和分析数据的科学程序，因而对数据加以分析的程序——统计的使用和理解在心理学研究中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正如Wells所言：统计思维的能力有朝一日将如同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一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须[1]。但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仅仅是研究者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有时是对统计学本身理解得不透彻、不深入，有时则是由于统计学本身的逻辑性造成的。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能成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可以误用或乱用统计学的理由。如果不对这些现象作深入的剖析，如果容忍这样的错误一犯再犯，那么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越大，造成的后果也就越严重。甚至可能为阻碍心理学的发展。因此要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应该使自己在从事心理学研究时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落入统计学的陷阱，也不人为地为别人设计统计学陷阱，同时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报告时也要注意不落入别人设下的统计学陷阱。本人把该文定名为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统计学误用，其用意也正因为此。
2心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统计误用
统计的方法是如此地有用，以至于有时我们似乎可以借助统计的方法使任何的观点站住脚。许多人都用统计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难怪有人这样说，世界上有3种谎言——谎言、该诅咒的谎言和统计。统计会说谎吗？其实统计本身并不会说谎，但它们却可以被人利用而给人以误导。以下是本人认为容易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统计误用和乱用现象。
2.1小或有偏样本的使用
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希望利用统计分析推论出普遍的结论，因此我们常常使用大样本的研究范式。在大样本研究范式里，有非常多的被试，因而任何一个不寻常的参与者都不会对结果形成多大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普遍的结论。大样本研究设计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标准。因此取样问题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对数据作统计分析时就要想一想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它的取样合理吗？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的取得是合理、正确的前提下，如果取样不合理，无论多么高深和精美的统计方法都是无计于事的。合理的样本、准确的测量是使统计结论正确可靠的前提。但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在取样的合理性问题上总会打折扣。下面两种取样的问题在研究中就经常会发生：(1)样本过小；(2)有偏样本的使用。许多广告就会用小样本或有偏样本来误导消费者，比如说在电视上有一位明星说他喜欢喝某一品牌的饮料。广告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因为这位明星喜欢这种品牌的饮料，所以所有的人（总体）也会喜欢它。而回归假象效应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有偏样本的使用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所谓回归假象是指向平均数的回归，当我们从总体中挑选出极端分数组进行重测时，第二次测得的分数更接近于整个总体的平均数。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匹配技术，这时就可能有回归假象效应存在。如果在第一次测验的基础上对两组进行匹配，倘若研究者从通常做得很差的组中挑出高分者，从通常做得很好的组中挑出低分者，即使没有给予两组不同的实验处理，研究者仍可以预期他们在第二次测验中得分会很不同，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向平均数回归。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领先计划”研究。因此，无论何时你自己在进行研究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时，你都要问两个有关抽样的问题：(1)样本有多大？(2)样本是如何被选中的？
2.2在统计学的基础：概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大部分是基于概率理论之上的，概率是统计学的基础。我们借助于概率达到对未来的预测。如气象学家会说，明天有80%的几率会下雨，或有20%的可能会下雪。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赌徒的例子。但倘若我们对概率的理解不透彻，就有可能犯错误，赌徒的谬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给予事件将要发生的先决条件，我们也很难有绝对的把握认为此事件必然发生，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发生机会的比率或是一特定的概率。如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具有某一心理特点的人中有90%难以完成某一水准的学业，我们能否就可以据此来预测一个具有这样心理特点的人就不能完成学业呢[2]？显然我们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概率和统计学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从总体中得出的，我们在总结自己的某一研究时，总会这样表述：从总体上说，什么是怎么怎么样的……总体上得出的结论在具体用到某一个人身上不能过分绝对化。
鉴于此，人们对大样本研究范式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个体的心理活动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并非都能作出普遍的概括。经过充分混合个体分数的“统计磨合机”的加工，这些独特性就丧失殆尽了。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3]。斯金纳就曾呼吁在操作性研究中使用小样本设计，因为他想强调削弱统计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把统计的作用夸大了，统计分析通常被看成了目的而不是帮助实验者推出实验结论的工具。
2.3显著性检验问题
众所周知，统计显著性检验在心理统计学教科书中是作为推断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引进的，它和参数估计组成了推断统计的两大基石[4]。心理学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如果统计检验的计算表明虚无假设可能正确的概率小于0.05，那么我们就可以拒绝它而接受另一个假设。因为拒绝虚无假设可能犯错误的机会如此微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么做是安全的。简单地就，推断统计被用于确定两种条件的结果差别是由自变量还是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不同实验条件下所得的结果之间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异由偶然因素导致的概率低于0.05时，那么研究者可以排除偶然因素导致该结果的可能性，而认为结果是自变量造成的。心理学家一般都认为推断统计比描述统计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它用了概率论的知识，从样本数据到总体性质作了科学的推断。但是简单的显著性检验在应用中却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结论在统计上被认为是可信的，但由偶然因素（统计信度仍保持5%的错误概率）、一些未被注意到的混淆因素、或者实验者误差所造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大多数聪明或大多数低智商的被试碰巧被分在一种条件中。尽管这些可能性不太容易出现，但有时它们确实发生了。
不少人对显著性检验存在误解，误认为经过显著性检验后其科学性就得到了保证，自己的观点就万无一失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学研究中的显著性检验有诸多争议，Cohen在其著名的《地球是圆的(p＜.05)》[5]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列举。有鉴于此，美国心理学会统计推断特别工作小组发表了《心理学杂志中的统计方法——指导方针及其解释》[6]一文，以期引起人们对于显著性检验的思考。流行于研究者间的一句格言是“重复一次抵得上一千次t检验”，这句格言的要旨是许多研究者都相信实验验证要好于应用于初次实验结果的推断统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2.4夸大的统计图
统计作为一种工具，往往为受到使用者本人主观意愿的制约。有人曾感叹统计学家会说话。确实，人们在统计指标的选择、统计图表的制作、统计方法的选用上都可能会带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有一所高校近3年内因心理问题而被迫中断学业的人数从13增加到17、20人，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为了呼吁人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因而想让人们知道该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单单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就在不断增加，所以他们以年份为横坐标，以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为纵坐标绘制了一张统计图，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短，使学校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的增加看上去很突出。而学校当局则往往不愿意这样来宣传自己的学校，于是根据同样的数据可以绘制了另外一张统计图，他们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长，给人以学校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相当稳定的感觉。两张图显示的结果都是正确的，但要说明的问题却大相径庭。无怪乎人们把统计与谎言并列。而这种被夸大的统计图在心理学研究中相当常见。因此，我们在读图时，必须仔细看清图中的标尺。此外更重要的是要确定差异在统计学上是否可靠，而是不挖空心思地使差异在图中显得足够“大”。
2.5相关分析的误用
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会导致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吗？有人曾研究了三年级的儿童，对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及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进行测量，发现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21)，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相关系数呢？可以这么说：这表明了攻击性强的儿童倾向于观看更多的暴力性电视节目。但我们还能进一步说正是因为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吗？这涉及到对相关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理解问题。事实上，仅仅根据一个相关系数，我们无法确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单一的相关证据并不能作出有效的因果陈述。在本例中，我们可以把因果陈述颠倒过来：即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导致了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也有可能有第3个变量，比如说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与对暴力电视的爱好。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要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则要借助于理论。或进一步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后作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对相关研究进行改进，如作交叉－滞后－组相关程序的研究（一种追踪研究，可以得出因素间的交叉－滞后相关），经过多重检验来提高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对相关系数的另一个误用与取样有关，如果你取到的样本数据之间没有足够大的差异，就有可能产生全距限制现象，这时即使变量之间存在着高相关，但凭取到的数据却只能得出变量间的低相关，即由于取样的不合理性，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就不能反映出真正变量间的相关，这种现象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很普遍，因为心理学工作者常常会使用同质的总体进行研究，比如只选用大学生群体，所以在解释相关系数时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有全距限制现象存在。
3防止统计学误用的应对之策
既然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如此重要，那么统计学一旦被误用，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
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首先要注意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真正理解统计学的逻辑性。每种统计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研究者要了解每种统计方法的特点和使用的前提条件，并分析你的研究中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你所获取的数据适合什么统计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用某一种合适的统计方法。此外，对得出的统计结果应给予合理的解释。
3.2强调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理论可以被粗略地被定义为解释多个事件的一组相关表述。运用理论可以对数据和心理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如前面谈到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但我们可以借助于理论来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在从儿童对暴力性电视节目的爱好和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两者的高相关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出因果关系，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人们对吸烟与肺癌的发生率作相关研究时发现两者存在着高相关，据此，人们认为吸烟可以引起肺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相关证据，人们就在烟盒上印上了相应的警告语，而且也禁止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作广告。在这里，相关可以被作为推论因果关系的证据，是因为其他的解释缺乏合理性。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患肺癌后去吸更多的香烟以安抚肺脏，而吸烟会导致肺癌的生理机制也非常的显而易见。鉴于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相关分析中得出因果关系，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的作用。
在心理学中，理论具有两大功能：第一，它为数据的系统化和有序化提供框架。第二，它使得科学家能够在实验研究之前对一些事件作出预测。统计学绝不是思维的替代品，统计分析是一个服务于理论和假设检验的理论上的中立程序。理论和假设总是先于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理论、将统计手段置于理论之上的现象，这无异于本末倒置。统计方法自始至终应该是为理论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统计而统计。
4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近几年对该问题的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在反思定量研究的种种不足后又开始将目光投向定性研究。有人就反对用定量研究，认为：怎能将儿童的天真无邪、初恋的柔情蜜意、飞车疾驰的惊心动魄以及足球队失败后的撕心裂肺用客观枯燥的一串串数字来把握呢？
在心理学界，人们往往认为不能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性研究，能够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量研究。这一区分标准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二者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定量研究的科学性高于定性研究。事实上，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许多迷信定量研究的人，常常不关心如何收集具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料，而是寄希望于先进的统计分析手段，热衷于各种“数字游戏”，希冀用高明的统计方法来掩盖粗劣的原始资料。这好比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工劣质的原材料，如果输入的是垃圾，无论最先进的设备也只能生产与垃圾相关的产品。同时，过分强调定量研究，常常会使心理学研究走上非人化的道路，人的情绪情感、动机和主观感受常常被忽略，这会导致心理学的畸形发展。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有感于心理学研究过分强调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大量完备技术而忽略心理学研究的人化，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7]一文中说：心理学研究要从严格精密限制条件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8]中也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种种不足提出了批评，但他最终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心理学科学方法的帝国主义。陈立先生则反对，他认为对心理学要进行战役性研究，在一个战役中，海陆空部队都要用，各种合法武器都要用，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但有人问他怎么得出这么一个大道理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是“只有通过对经验的共鸣理解为基础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这么说来，如果我们要了解爱因斯坦的这种思想过程，就不得不用人文科学的释义学了。因为释义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主观的研究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心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
实证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的方法使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对心理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后心理学研究中还将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但要达到对心理现象的完整认识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手段。任何单一的方法都只能对部分现象加以解释，只有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最终殊途同归，达到从整体上了解人类自身所思所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BH坎特威茨，HL罗迪格，DG埃尔姆斯.实验心理学——掌握心理学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29-630,574
[2]谢小庆.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的局限，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1:54
[3]王京生，王争艳，陈会昌.对定性研究的重新评价，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2):49
[4]李伟明，曹怡.2000年APA统计推断特别工作小组的建议对我国心理统计教育的启示，心理科学，2001,24(3):286-287
[5]JaconCohen.Theearthisround(p＜.05).TheAmericanPsychologist,1994,49(12):997-1003
[6]LelandWilkinsonandTaskForceonStatisticalInference:Statisticalmethodinpsychologyjournals:Guidelinesandexplanations.Americanpsychologist,2000,55(8):1-27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2
论文摘要：归纳和分析了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在研究范式、学生学习以及教师教学等方面的贡献与局限性。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了建议和对教育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自创建以来，人们对于什么是教育心理学一直存在争议。1987年美国心理学学会（apa）教育心理学分会对教育心理学进行的界定认为，“教育心理学关心的是发展、评价和运用有关人类的学与教的理论，以及由理论衍生出来的和能增进教育活动和过程的教育内容、计划、策略和技术”[1]。尽管国内外专家对教育心理学的界定不尽相同，但综合起来可以得知：从学科范畴来看，它既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从学科作用来看，它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2]。根据这些特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的贡献和局限性。
一、在研究范式上的贡献与局限性
1879年心理学脱离哲学范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一直想成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学的“纯科学”，所以受心理学中科学主义研究取向的深刻影响，教育心理学也放弃了原有的哲学研究取向，转而走上科学的研究取向。研究取向的改变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转变，心理学中一些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方法被逐渐引入到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
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与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包括教育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两大主要范式。长期以来定量研究一直在心理学研究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定性研究的发展则较为缓慢[3]。定量研究范式强调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的处理与解释上必须具备严格的形式，具体表现在：强调对事物进行量化的测量与分析；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人为干预，创设实验条件；主要采取假设验证的研究方式。定量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包括严格的抽样技术(如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量化的资料收集技术(如问卷法、实验法)和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如描述统计、推断统计)[4]。定量研究的范式引入心理学以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心理学的科学地位。
但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过于狭窄，从而表现出一系列的弊端：1）定量研究范式强调客观性，重视观察、实验、测量，完全剔除了形而上学。2）定量研究只研究客观的、外部可观察到的现象，把人的心理机械化、生理化、动物化，重视外显行为的描述，排斥人的内部心理活动，忽视人的主体感受。3）定量研究有一种元素主义的倾向，把完整的、系统的心理肢解为相互独立的部分。4）定量研究范式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形成了方法中心的倾向，要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力求实证性和精确性，使心理学成为精密严谨的科学[5]。
心理现象的复杂性使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成为必然。定性研究的方法是由人类学、人种学以及其他社会学领域的基本方法发展起来的一种强调在自然状态下，由观察者参与体验，并最终获得和解释关于研究对象深度信息的研究方法[5]。定性研究可以更多地反映自然情境下人的心理活动，定量研究具有可重复性且客观，两者可以优势互补。
二、对学生学习方面的贡献与局限性
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揭示了一系列有关学习的心理学规律，既充实了普通心理学的一般理论，也为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立下汗马功劳。心理学各学派在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关于学习的理论，建立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例如，以桑代克、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通过实验提出各自的学习理论，形成了教育心理学中的重要派别——联结学派；德国的苛勒等通过对黑猩猩的一系列实验，提出了“完形——顿悟说”这一早认知学习理论[6]。
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并为教学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教育心理学从单纯的哲学思辨转向科学研究的方向，但完全抛弃哲学思辨未免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倾向于把人类复杂、高级的学习过程等同于动物盲目、简单的学习[7]；把学生有主观能动性的学习、探索看做是机械、被动的信息输入和加工过程；将人脑的认知过程和计算机的程序运算等同[8]。这些都是在今后的教育心理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心理学需要学习教育学的思想方法，认识到实验室条件下人类学习的经验和规律不能一成不变地推广到现实的学习中，因为，人类真正的学习过程远比在实验中呈现出的要复杂和多变，现实中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也更加纷繁复杂，不容易控制。
三、对教师教学方面的贡献与局限性
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以前集中于学习问题转向对教学问题的极大关注，而对实际教学问题的关注使教育心理学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学科。kyriacou（1986）指出，教育心理学需要宣扬的不是“心理学知识”，而是心理学视野下的“教育实践”。教育心理学的职责应当是拓宽教师教学和学习的技艺。教育心理学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及其发展、教师的专业及个人发展。教师可以通过汲取诸如创造性思维、动机、学习策略等心理学概念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9]。归纳起来，教育心理学对教师教学与管理方面的贡献有：改进教师已有的教学观；提高教师教学的效能感；让教师更好地进行反思性实践；更好地进行课堂管理等。
然而，目前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水平对教师教学的指导作用是有限的。首先，教育心理学对有关教师教学方面的研究还不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那样系统和深入，对教师教学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其次，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缺乏紧密联系。教学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其间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快速整合的各种行动。教师在面对千变万化的实际教学情况时，很难完全照搬教育心理学中的各种教学和管理理论。而且，人是最复杂多变的个体，不同的学生组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班级，因此，教育心理学中的一般教学规律不一定适用于每个班级，教师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和不断改进，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教学和管理方法。
小结和展望
总体来说，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贡献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教育心理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关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理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改善了实际教学情况。但仍然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善。所以，在未来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1.研究方法上的结合与创新。定量研究可使研究客观化和精确化，定性研究能使研究者产生更多的新思维和新假设。因此，应尽量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创造出一些新方法，如，区间估计和模糊数学等等[10]。继续保留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利用新技术来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手段更为现代化，提高研究效率。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为数据处理和分析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为定性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支持。例如，在运用调查法时，可借助网络技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调查的取样更丰富，操作更为经济和便捷。
2.对研究内容的拓展、深入和整合。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因此，我们的教育目标应该定位于培养身心统一和人格健全的人。对个体的学习动机、情绪和认知等心理成分进行探讨一直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之前的研究往往孤立地考察单个成分对个体学习的作用，未能在开放的、多维的框架中探讨各种成分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将来的研究应呈现出多因素的动态整合趋势，综合考虑认知、动机、情绪、态度、信念、情境等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并试图建立起新的模型或理论[11]。
3.理论研究和应用紧密结合。我们强调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主张在重视应用的同时，也绝不排斥那些跟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讨。理论对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不重视理论的研究就会盲目实践。要解决理论和实际难以紧密结合的矛盾，我们应构建理论和应用并重的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10]。理论研究为解决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科学的心理学依据，应用实践是用这些心理学理论更好地解决教育教学情境中的有关问题，二者的紧密结合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心理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家永.现代教育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张红川，王耘.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问题及其对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4]崔丽霞，郑日昌.20年来我国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j].心理学报，2001，（6）.
[5]葛鲁嘉.心理学研究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定位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6]胡韬，张大均.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新取向[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7]汪凤炎，燕良轼.教育心理学新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8]张春兴.从思想演变看教育心理学发展宜采的取向[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1）.
[9]王沛.教师教育视野下的教育心理学：贡献、问题与启示[j].教育科学研究，2009，（7）.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3
关键词心理学；方法论；应用研究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8
1引言
当前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学的应用需求前所未有，心理学的学科和专业教育也对应用心理学、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术期刊都要顺应时展潮流，承担起心理学“改变现实”的使命。
2017年初，《心理技术与应用》了“改变现实的心理学”专题论文征稿启事，征集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快报”“评论文章”，以及将心理学原理、方法、技术运用于各行业领域或日常生活的应用方案或实际案例、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之所以征集这类投稿，是要强调心理学在改变和改善现实方面的重大使命，推动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企业管理以及个人生活等层面的应用。这种征稿导向是办刊定位的要求，《心理技术与应用》定位为一本应用心理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各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术探讨经济、社会、管理、健康、教育等领域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心理技g与应用》2016年第4期我撰文阐述了这一定位，强调我们要发表那些“旨在‘理解’并（或）‘改善’的应用心理学原创研究成果”（辛自强，2016，p194）。
无独有偶，《心理学报》2016年5月公告，设立“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专栏并征稿。该专栏旨在立足中国现状，集中报告既有用又有趣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重点评介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发现在提升人民的健康、财富、幸福等领域可提供的“小”技法和可发挥的“大”作用。
行为决策无疑是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仅如此，整个心理学都面临着“现实转向”的问题（林崇德，辛自强，2010），必须更多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心理学只有承担起“改善现实”的使命，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始因应这种现实需求，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现在全国有60多个单位可以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称“应用心理”专硕），专硕教育蓬勃发展。例如，我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自2015年招收第一届应用心理专硕以来，每年考录比均超过10比1，一跃成为学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些年在推进并不断反思专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是教学要适应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心理学都面临挑战：若没有现实的关怀，不能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心理学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虽然2010年我的恩师林崇德先生和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问题，但我又历经几年才开始慢慢领悟，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最大难点是方法论的转向和变革，只有在方法论层面改变心理学研究当下一些未必妥当的习惯模式，才可能真正实现学科的现实转向。改变“现实的心理学”，才可能有“改变现实”的心理学。要开展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研究，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做哪些变革呢？本文略述管见以抛砖引玉。
2八个方法论问题
（1）研究的价值导向
研究通常被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者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寻求描述、预见、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后者侧重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做好”的问题，旨在基于证据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方案或建议。就价值定位而言，前者以“求真”为导向，侧重提升人类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后者以“至善”为导向，帮助人类依循客观规律改变或改善现实。不理解客观规律，就难以有效改变现实，反之，以改变现实为目标的研究，也推动着对客观规律的探究，因此，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只是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能于事无补。当下的现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旨在理解的学问和旨在改变的学问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学科历史和知识发展逻辑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偏见、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心理学从创始人冯特开始，就充满偏见，冯特将心理学定位于基础科学，反对弟子研究应用问题。1879年冯特建立实验室这个事件，严格讲，只是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开端，把它当成整个“科学心理学”的开端，似乎显得实验心理学有些傲娇。发展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的很多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起源和历史。以心理咨询为例，虽然它要从心理学这一母体学科中汲取学术营养，但是它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表现为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师承关系。
无论如何，现在是改变彼此偏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与“改变”的学问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辛自强，2015）。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心理学的应用价值一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巨大的应用空间，不断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应该向做应用研究和应用工作的人表达充分的敬意，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改变现实，让世界和生活变得更美好。反过来，没有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就无法合理地、系统地进行“改变”。心理学家卡尼曼因为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与合作者都承认，他们研究的那些规律小商小贩早就在应用。然而，是他们这些学者让我们明白了小商小贩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没有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决策的本质，也谈不上有意识地用以指导决策。在应用工作中被个体自发使用的知识，只有被提炼、检验并系统化，才能成为自觉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今天，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发现”之前，美洲大陆早就有人居住。虽然“发现”一词的使用，流露出些许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然而，“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万维钢，2014，p239）。”
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试图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日益兼顾旨在理解的成果和旨在改变的成果。就研究者个人而言，我们可以有所侧重，也同样可以兼顾两个方面。即便发表基础研究的论文时，我们也不应只是在论文“讨论”部分最后顺便提几句研究的应用价值了事，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发现离实际应用究竟有多远，具体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做“工程化”的转化。例如，我们可以要求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研究一做一个小的基础研究，研究二将其结果转化为行动方案或项目，甚至实施该项目，并做项目评估。总之，我们要更多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推动改变现实的研究。
（2）问题提出方式
研究始于问}。常用的问题提出方式有两种：有什么问题没有研究过？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我们往往只采用前一方式提出问题，而对后一方式考虑不多。
开展科学研究，必须思考并说明某个问题是否被研究过。科学的创新本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探讨新问题，用新的方法探讨问题，寻求新的发现。为了确定自己研究的创新性，要开展系统的文献综述，论证研究的新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超出了现有文献，就说明了研究的创新性和必要性。例如，很多论文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关于变量A和B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过，关于B和C的关系也有说法了，而关于A和C的关系，或者关于A、B、C三者的关系没有人研究，于是需要开展研究。对于纯粹的学术问题，我们确实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只从推导文献出发提出问题，还要从观察和反思现实开始提出问题，要不断反问“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涉及心理学的现实问题需要关注。一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面临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如医患信任、农民工身份认同；除了负面问题外，还有很多是“如何变得更好”的问题，如民众获得感的增加、国民素质的提升等。二是各行业实践领域的问题。心理学可以广泛应用到有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包括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与行业、各类人群与团体。具体问题不胜枚举，如企业员工激励、投资心理分析、人才测评与选拔等。三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心理学更直接的应用是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心理健康问题、智力开发问题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通过查阅和推导文献提出问题，而是要更多关注现实，研究实际问题，退而言之，至少要清楚地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立足点。现实问题可以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可以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定问题。所谓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让研究停留在验证西方理论的层面。强调研究的应用导向和本土化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对我国当前的实际问题或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属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基于证据的思路和方案，这算作应用研究；若能直接开展行动来解决问题，则属于应用实践。应用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研究，接本土地气的研究。
（3）变量选择
我们鼓励旨在改变现实的研究，鼓励关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就是变量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因为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
心理学中的变量有两大类：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主观变量是“心理”自身的、反映心理感受、心理活动等方面的变量，如情绪、推理等。客观变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如行为表现、作业或作品、痕迹等，常用的变量包括行为发生情况（行为频次）、行为速度（反应时、问题解决时间）、行为强度（如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度）、作业正确率或错误模式、作品质量、行为轨迹等；二是心理活动伴随的生理活动、生理表现方面的变量，如眼动特征、呼吸与心跳频率、腺体和血流特征、电生理特征（皮肤电、脑电等）、化学递质等；三是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包括刺激特征（刺激的频次和结构、刺激的时间和强度、作业和任务类型）、环境条件等（如城乡背景、社会阶层、家庭结构、文化类型）。这三方面的客观变量，涵盖了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行为和生理表现，笼统地说就是“刺激”（S）和“反应”（R）。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的科学，但鉴于心理变量本身是主观变量，被试心理无法直接由研究者观测（研究者可以对自身心理活动进行自我观测，但这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窘境），只能通过被试的主观内省和自我报告（如口语报告技术、自陈量表）来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可以直逼内心，但有很强的主观性。在这种局面下，心理学反而在客观变量的操纵和测量方面进展巨大，因为客观变量的测量在客观性、精确性上更符合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要求。上个世纪初，行为主义者正是要用客观变量定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用客观测量限定其研究方法。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在客观测量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主观测量方法的进展仍然乏善可陈。
不仅是测量方法问题，心理学研究要“有力量”，要担当改变现实的使命，必须考虑客观变量，要么研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要么研究心理对客观世界的作用。例如，心理物理学探讨人们对各种物理量的主观感受问题，试图在物理量（客观世界）和心理量（主观世界）之间建立函数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卡尼曼的研究只不过是将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探讨金钱的主观效用问题，但研究结果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如果卡尼曼只研究主观变量，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心理活动并不能改变客观世界，心理活动要藉由行为及其产物来改变客观世界，因此，我们要更多关注心理的行为表现、行为后果。总之，心理学研究要么关注心理的前因（客观刺激），要么关注心理的后果（行为），只有说明心理的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有现实解释力的发现，才能让心理学研究“有力量”。
一言以蔽之，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没有主观变量不是完整的心理学（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只有主观变量是没有力量的、存在科学性风险的心理学。例如，现在很多研究所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主观变量，甚至再加个主观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如此统计来统计去，是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逻辑的。不仅如此，这类研究结果也很难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只是就主观论主观，无法说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联，研究结果难以与现实对接。这种对客观变量，包括行为变量的忽视，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Baumeister，Vohs和Funder（2007）从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以及2006年这五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每年大致选择2期，分析了实证研究报告中的共304项研究，统计这些研究是否包含实际行为变量（对行为的操纵、对行为的观测都可以算数），结果表明，在1976年，近80%的研究使用了行为变量，1986年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2006年已经低于20%。虽然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耐心去现场观测和操纵真实的行为了，而是严重依赖被试在问卷和量表中的自陈报告，依赖在电脑上完成实验。由此，Baumeister等人用这样的文章题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理学作为自陈报告和手指活动的科学”。
（4）样本选择
心理学研究样本的选择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大学生样本的过度依赖。二是对超大样本和单个被试的研究不足。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样本性质（少用大学生被试）和规模（大样本、超大样本、单个案）的多样性。
对于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大学生被试问题的诟病由来已久，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大学生能否代表人类或某个总体，这可能要看问题的性质。例如，对于一些通则式规律（如格式塔学派发现的“完形”规律）的研究（辛自强，2013），随便找个被试都可以证明规律的存在及其普适性，甚至无需从样本推论总体。但心理学研究更多探讨概率性题，需要从样本推论总体，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生不能代表全人类。我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该论的推理研究，每个子研究的被试都是一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做的“很漂亮”，但总让人感觉这不是人类推理的一般状况。过于依赖同质样本，甚至根据某一标准选出一批“区组”被试，这有助于实验得到阳性结果，但却不利于结果的现实应用，因为现实中的人群更为复杂多样，个体间差异很大。因此，在论文评审和发表时，我们应该鼓励样本的多样性，鼓励选择合适的样本。必要时，可适当限制那些对大学生样本过度使用的论文（这大多是出于研究者找被试的方便或惰性），心理学不能都做成“大学生心理学”。我在和同事讨论专硕毕业论文的评审导向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学生必须到大学校园外边找被试。只是猫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难以体现应用导向。
心理学家习惯的样本量往往是几十到几百人的规模（即一般的大样本），也有些在上千人的规模，但很少涉及更大或超大的样本，也不太喜欢对单个被试或个案的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由社会科学家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有很多，最著名的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它最近一次的调查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取样，样本量达到7、8万人。但心理学家很少主持这么大的调查项目，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方法，激发了对一些超大型样本的研究。例如，彭凯平（2014）课题组基于大数据理念，通过搜索某年度新浪微博的所有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幸福感的时空规律。心理学家应该更多关注那些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关注大数据方法。除了大数据、超大样本，心理学还应重视“被试量为1”（即N=1）的研究，也就是单个案研究。它包括个案研究和单被试实验，前者大致是对个案的描述性、观察性研究，后者是对单个被试的实验研究。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心理学的早期历史中，对单一被试或者少量被试的研究曾一度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不仅心理物理学研究使用少量被试，艾宾浩斯记忆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者本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研究的被试是一条或几条狗，华生对情绪的研究也只是采用很少的被试（如小艾伯特），精神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也都依赖个案或少量被试。心理学家广泛使用实验设计、大样本和推论统计这些方法是很晚近的事情，这种转向要归功于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实验设计》一书在1935年的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期刊虽然还发表一些单个案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迅速减少，它们转而发表更多的对大样本做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控制的群组设计逐渐成为主流范式，研究者依赖统计分析确定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是否显著。这次转向后形成的方法学规范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我们将群组比较的结果推广到个体层面时未必妥当，因为行为作为一种现象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组层面；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必须理解“个体”如何与环境互动（Barker，McCarthy，Jones，&Moran，2011，p18）。因此，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今天需要被重新强调。
在很多情况下，单个案研究往往以更直观的方式启发研究者确立富有生态效度的研究结论。例如，一种临床干预方法若有效，它应该是在一个又一个个案身上“应验”过的，这种方法有效性的结论是在个案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然而，群组研究中，是以变量为中心在很多个案身上统计出的平均结果，这个结果未必适用于每个个案。因此，有学者认为，单被试实验更能证明某种“实践的有效性”（如咨询实践的疗效），而非刻意在实验室内考察“研究的有效性”（Yarnold，1992，p179）。当然，单个案研究不仅是个样本量的问题，而有着与群组设计完全不同的推理逻辑，下文再论。
（5）实验的生态效度
虽然可能以偏盖全，但大多数人认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是以实验室建立和实验法的运用为标志的。实验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观测因变量这样的逻辑，确保得出因果性结论。心理学实验往往是操纵客观变量，然后观测它对主观变量的影响，或者通过操纵客观变量间接操纵主观变量。“操纵”就代表着某种力量，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操纵心理、改变现实。然而，每一项心理学实验的因果力（内部效度问题）和推广价值（外部效度问题）可能并不相同，这里重点讨论外部效度、特别是生态效度问题。因为心理学要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必须确保实验结论能外推到现实生活中，这取决于至少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程度。一项实验中设置的条件、处理、干预方法的效应有即时效应和延时（短期、长期）效应的区分。很多实验操纵有即时效应，但是否有延时效应呢？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也未报告。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不仅证明实验处理的即时效应，也能证明其延时效应，这就有助于实验结果的推广应用。早年间，可口可乐公司为了与百事可乐公司竞争，研究过配方改良问题。百事可乐更甜一点，可口可乐带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做过实验，让消费者品尝各品牌的一小杯可乐，结果大多数人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可口可乐公司根据所谓实验结果改良了配方，使之更像百事可乐，销售结果却惨遭失败。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实验室里喝一口，与拿回家去喝一瓶的感受是两码事。很多心理学实验发现了各种暂时的效应，但其推广价值存疑。有人开玩笑说，“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万维钢，2014，p246）。”实验处理效应不仅表现在持续性上，还表现在强度上。当采用特别敏感的观测指标时，或者使用特定的检测方法时，很多实验得到了阳性结果，但是这种实验处理的效应未必足够强劲和稳健，因而难以重复和推广。例如，近几十年，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但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断被质疑，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启动效应往往很微弱（张h，辛自强，2016），其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难度增大，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应用了。
二是实验场所问题。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也可以在现场，也就是一种心理和行为通常发生的真实场所中进行。实验室环境容易操控，但人为性很强，容易得出“伪结果”（人为，就是“伪”；辛自强，2012，p122）。社会心理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教育心理发生在学校中，消费心理发生在商场中，到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做现场实验有助于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例如，我们一项关于信任的实验，是在北京到烟台的K285次列车卧铺车厢里完成的，以旅客为被试（辛自强，辛素飞，2014），火车是移动的优质实验室。更令人震撼的是下面这项研究。研究者在美国一家游乐园，以11万余名游客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是否愿意购买乘坐过山车时由实验员为其拍摄的照片作为纪念。自变量为定价方式（包括明码标价和自愿付钱）、捐赠与否（一半游客被告知照片销售收入的半数将捐赠给慈善机构）。结果表明，当游客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付钱时，同样的慈善因素让企业获益更多，因为游客通过自愿付钱表达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Gneezy，Gneezy，Nelson，&Brown，2010）。这种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实验室实验更有说服力，更有生态效度，而且这项实验做下来还多赚了很多钱。
大家热议的心理学实验“可重复性危机”，究其原因是很多结果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而且所发现的实验处理效应很微弱，缺乏持续性，这种不稳健的效应自然难以重复，也难以发挥心理学改善现实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鼓励对实验延时效应的考察，鼓励现场实验（如教育实验、社会实验），鼓励长期干预研究。心理学不能过分追求实验室研究的“小巧”，而应该展示实验干预的强大力量，甚至直接开展社会改造实验。
（6）统计方法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统计方法本身，而是统计实践问题。统计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研究目的不同，对于统计方法的需求和应用实践就有所差异。我在统计方法的学习方面，只是一知半解的水平，这里仅“随意”罗列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第一，描述统计的重要性。描述统计是推论统计的基础，没有描述统计结果，推论统计的结果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论文要充分报告描述统计结果。如果一项研究被纳入元分析研究，也通常要求提取其描述统计结果以便做元分析。从传播效果上看，描述统计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一般公众来说，用平均数、百分数、简单的图表来描述的结果，可能比复杂的变量关系模式图、拟合指数之类结果，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力量。
第二，“统计上显著”还不够。心理统计的核心逻辑是“零假设显著性检验”，即p值方法，根据p值大小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零假设。如果统计得到的p值比临界值小，比如小于005，就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这时我们只能表述某种结果“在统计上显著”，如果显著，则意味着随机因素不能解释这个结果，而只好归结为某种“必然性”（仍是统计上的必然性）。然而，p值的大小，并不能说明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或变量关系的强度。它只表示p值越小，拒绝零假设时可能犯错误的机会或概率越小。效果量（effectsize）则表明了我们专业上所关心的效果和效应的大小，比如实处理效果如何，变量关系强度如何，这是p值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辛自强，2010）。因此，现在学术期刊都要求既报告统计检验结果是否显著，又报告效果量指标，如d、η2（Eta平方）、r2（决定系数）等。而且，我们应该更重视效果量指标，因为对于很多实验，特别是干预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只是差异显著还是不够的，而且差异程度要足够大。否则，这种干预方法的现实应用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不足。假如我们在每位老人身上投入了1千元，用于实施某种干预课程提高其幸福感，虽然最后实验组老人幸福感与对照组统计上有显著差异，但如果高出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发放给每位老人1千元的作用，那干预项目就没有真正的价值了。对于效果量如何算“大”，虽然有些建议性的解释“标准”（Kotrlik，Williams，&Jabor，2011），但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临界值，这要根据以往类似干预研究的效果量大小、政策需求、项目要求等来解释。顺便说一句，同样是效果量指标d，在单被试实验中要求的效果量通常比群组设计中大得多。例如，在群组设计中d值为08已经算是“较大的”效果量了，而在单被试实验中，这只能算“较小的”，d值在2、3以上也是常有的（Barker，
McCarthy，Jones，&Moran，2011，p161）。
第三，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当前心理学普遍使用的是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这些方法侧重描述变量关系，没有将个体看作整体，而是假设个体是可互换的单元，除了随机误差之外，他们在行为发展上不存在质或量的差异，即总体具有同质性。而事实上，在心理学中，总体中的个体常常是异质的，因此应该重视以个体为中心的完整分析（辛自强，2013）。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的任务是确定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它假定就变量如何相互关联而言，总体是异质的，样本中可能存在异质性的个体亚组。通过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配置频次分析、模式发展的探索式分析、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等，可以识别被变量的关联模式描述的个体亚组，识别基于纵向轨迹模式的个体亚组，识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个体亚组，以考察模式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体的稳定性（详见杨之旭，辛自强，2016）。以干预项目为例，可以用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揭示干预效果的一般趋势，而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可以识别出符合与不符合一般趋势的亚组并分析其原因，兼用两种方法将有助于全面评估干预项目的效果。
第四，“中介”和“调节”的是与非。在大陆心理学专业期刊里检索可见，2000年前后的时候，对研究结果做中介和调节模型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2016年仅文章标题提到“中介”模型的文章就超过200篇，提到“调节”模型的超过100篇。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专业期刊，目录上到处都是“中介分析”“调节作用”之类的字样。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让我们严肃地讨论三变量关系问题，无疑有助于科学认识的深化，很多研究者确实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和贡献。但是，也有更多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做了点这方面的统计而已，离得出可靠的理论模型还差很远。尤其是中介模型，它意味着三变量形成一条“因果链”，而因果关系的确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如时间顺序、操控逻辑，通过问卷、量表测出的一堆主观变量之间何来顺序和操控逻辑呢，因此也很难确定中介关系。无论是中介还是调节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其建立都不是简单的统计问题，必须有理论和逻辑的考量（辛自强，2012，p279）。目前这类套路化、仪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已经在限制我们的思考，限制我们发现知识的能力。如果不能通过研究达成确实的认识，建立有效的模型，就谈不上应用的问题。
（7）推理逻辑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假设-演绎”的方法，而对于如何观察现象，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假设（假说），形成理论认识这一归纳过程重视不够。这种推理逻辑使用上的偏畸，不利于培养研究者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想象力。
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假设-演绎”的逻辑。其思路是基于假设演绎出对经验事实的预测，然后考察实际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否符合预测，若符合，则确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因为，很多事实单纯凭猜测，能预测到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我们居然根据一个理论假说准确预测到了，这足以确证理论假说的合理性，甚至真理性。这种演绎过程的逻辑较为完备，可以验证已有假设，但不利于发现新知识（新假设），因为假设-演绎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定的了：如果假设验证了，就确认了这个知识；否则，我们只知道这个假设不对，但并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
科学研究的关键是发现并提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象有敏感性，善于根据零碎的线索做出归纳、猜想，从而形成理论假说。“虽然归纳本身常常难以保证逻辑上的完备性，然而，它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绎，甚至更重要。因为对少量事实的归纳，是我们发现规律性，提出科学假说的基础。很多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受到了某个事实的启发，受到了某个类比的启迪，受到了某个隐喻的暗示（辛自强，2012，p297）。”
心理学研究对统计方法的过度依赖和套路化使用，强化了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在学科中的地位，而无意中抑制了归纳逻辑的使用，不利于科学猜想和科学发现。实际上，其他一些方法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心理学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创立，就是对常规研究方法的反叛，即反对通常使用的“假设-演绎”逻辑――基于理论形成假设，然后用新资料来检验。扎根理论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将研究者已有的理论范畴强加于资料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料的灵活归纳，从资料中生成理论，这一研究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Glaser&Strauss，1967）。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出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但是由资料中萌生出来，而且也被资料暂时性地验证过了。是故该方法建立的理论，可曰“扎根的理论，或者植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这样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情境化理论，更具有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
又如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形成假说和理论。如果单从统计推论的角度看，基于少量的个案获得的研究结果，无法摆脱个体差异的影响，难以推广到更大的总体上。不过，统计推论并不是获得一般性认识或规律性认识的唯一途径。如果在一个案例基础上推断出的一般性认识（如模式、法则），可以在其他案例身上得到验证或重现，就可以增强我们对理论的信心。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个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假说，尚没有被任何一个已知反例挑战或驳倒，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若一项个案研究为理论假说的建立、反驳与修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然有重要价值。
综上，心理学研究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也要重视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假说的验证，又要重视新假说的归纳和新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使研究成果更贴合实际（包括我国实际），提升其现实解释力。
（8）理论建设
科学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积累事实，而且要建构理论。一部心理学的历史，除了经典的实验，就是观点各异的理论。要想在心理学历史上留下点什么，要么开展一项堪称经典的实验，要么创立一个伟大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要增加国际影响力，增强现实解释力，就必须重视原创理论的建设，而非停留在验证国外理论或现有理论的境地。建设理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非只有心理学的“大家”或大师才可以建立理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理论。了解了心理学理论的类型或形态，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建立哪种理论以及如何去做（对这块内容的详细论述，见辛自强，2012，pp326-345）。
第一，描述事象的理论。描述事实和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这种描述就可以构成一种简单的理论。关于事实的理论可以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也可以描述变量的关系。例如，米勒描述了短时记忆的容量，就是在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描述了记忆保存量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这是关于变量关系的理论。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可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简单概括，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如问题解决的“试误说”“顿悟说”等。能用一个术语或理论描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或者未曾言明的现象，这是巨大的理贡献。
第二，类型学理论。它用于区分并描述事物的不同类型。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确定分类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划分并定义类型，然后描述该类事物的特征，并将这种类型划分用于实际观察，或者用实际观察结果检验这种类型划分。分类的标准或维度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双重维度或多种标准。例如，场独立与场依存、A型与B型人格都是单维上的类型划分；荣格对性格类型的划分，则采用内-外倾向和四种心理功能（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两个维度结合划分出了8种性格类型。艾森克从外倾-内倾、神经质、精神质三个维度确定人格类型。类型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分析思维的表现。初步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很少清晰分出维度。而分析出维度和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类事物的具体特征。这种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思辨完成，也可以借助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类或类型的验证，如因素分析、聚类分析都有这种功能。
第三，过程理论。类型学理论侧重在空间上将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而过程理论主要与时间维度有关。这种过程，在心理学中主要体现为认知过程或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过程等。过程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刻画事物变化的流程、经历的不同状态等。例如，早期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刺激-反应（S-R）公式反映了一种最简单的“过程”；新行为主义者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有机体变量（O），提出了S-O-R的公式，这时过程的味道有所增加；后来，信息加工理论又将O分解成更多的环节，这样认知过程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由于每次认知活动都耗费一定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必然是时间过程。无论是认知还是学习，都是主体应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对外部刺激的处理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大多是小尺度上的时间，多要以毫秒、秒、小时、天等来计量，而且只衡量时间的长度，一般不关注时间的方向。
第四，发展理论。过程理论通常只关注时间的长度本质，而发展理论往往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如月、年）探讨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过程、演化过程，这里的时间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的。例如，对于发展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来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和变化。发展理论通常有两种方法描述发展：关于发展的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仅仅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数量方面的差异变量可以称之为极性变量（polarvariable），而那些性质上不同的转折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顺序（milestonesequences）。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之间的差异是连续和非连续变量之间差异的扩展和发挥（卢文格，1998，p52）。”通常，从极性变量的层面认识事物，是更直接、更直觉的把握方式；而看到并解释清楚里程碑式的间断性发展或直接说出阶段的本质差异，则是更深入，也更困难的一步。例如认知发展研究，测量学派的通常做法是设计若干题目考察某个年龄儿童的通过率，会做的题目越多说明能力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是可以累积的，因为研究者并不区分做对这道题和那道题有什么能力上的本质差异，做对每道题都得到同样的单位分数。而皮亚杰看到了这种分数差异背后的结构问题，认为那些在某个任务上表现良好与不好的孩子在认知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的结构观，对发展做了里程碑式的、阶段的描述。
第五，结构理论。“阶段”通常被泛泛地用作“发展水平”的同义语，然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阶段指代由特定的结构决定的发展水平质的差异。结构是由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或关系组成的，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整体，并赋予要素以意义，使要素成为整体中有意义的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了，结构也就变化了；但是要素本身变化，结构不一定变化。结构是组织的形式而非内容。这么看来，“发展是由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则的获得或变化组成的（卢文格，1998，p32）。”在心理学中，皮亚杰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逻辑数学结构成功刻画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后来被科尔伯格、塞尔曼等人推广到道德推理、观点采择研究中。然而，并不是每个心理学家，都像皮亚杰那样理解结构，结构也并非只用于刻画发展阶段，即不只是“发生的”结构。心理学中的“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像机械的结构（如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理论）、统计学层面的结构（如人格与能力的因素结构）。
第六，功能理论。“结构”和“功能”往往是一个事物或系统的两个方面，它有结构，也必然有功能。正所谓结构是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功能是系统与其之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定义只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界定了“结构”和“功能”的内涵。就像“结构”一词具有多种含义那样，心理学家所说的“功能”的含义也至少有两类。一方面，指心理功能。这里的“功能”有时被称作“机能”，有机体有各种心理方面的机能，或者心理功能。例如，在认知心理学中，智能就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功能，包括符号或信息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等。另一方面，指心理的功用。心理的功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心理这个系统对其外的环境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其他心理机能或系统所起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或应用价值。简单说，心理的功用，就是心理功能的功能。例如，美国的那些机能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安吉尔等）认为，心理或意识的主要机能是选瘢最终是为了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此外，心理学中的很多理论都属于“影响因素”理论，用于描述或解释事物发生的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有的理论属于“层级”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事物划分为不同层次或等级，并阐明每个层级的特点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心理学研究和理论总是涉及世界的两个维度：时间（发展与过程）与空间（类型、层次、结构、功能、关系）。从时间方面来说，关于短时间尺度的是认知与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中等时间尺度的是毕生发展理论，关于宏观时间尺度的是心理进化理论与心理变迁理论。从空间方面来说，要么是关于元素的理论（描述事象的理论、类型学理论），要么是关于一个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理论（结构理论），要么是关于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功能理论、影响因素理论、层级理论）。理论建构总是与时间或空间有关：以之为对象，在不同层次和侧面上进行理论建设。心理学研究要强化现实性与应用导向，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我们要记住勒温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
3小结：必要的方法论变革
为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的巨大需求，心理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所奉行的方法论，以及所遵从的研究模式，做出必要的理念与方法调整。本文罗列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变革。我们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兼顾旨在理解的学术成果和旨在改变的学术成果，尤其要重视后者；提出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文献选定尚无人研究过的问题，更要从现实出发，研究尚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
其次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变量选择方面，一项心理学研究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以探讨两方面关系为己任；在被试选择方面，减少大学生样本的使用，增加样本的多样性，而且，除一般的大样本外，还要加强超大样本和单被试的研究；在研究生态效度的提升方面，需要增强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性，重视现场实验；在数据统计层面，重视描述统计和效果量指标，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注意中介和调节模型的理论分析。
最后是理论思维的变革。在推理逻辑方面，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更要重视归纳逻辑的使用，如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增加研究者的现实敏感性与想象力；在理论建设方面，掌握各种形态理论的建构方法，敢于并善于提出原创性理论。
总之，我们要在方法论的上述三个层面上，变革心理学学术研究共同体遵奉的一些不当规范和实践模式，通过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建设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学科，增强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⒖嘉南
林崇德，辛自强（2010）.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心理发展与教育，26（1），1-8.
卢文格（1998）.自我的发展.韦子木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彭凯平（2014）.“幸福中国”大数据研究.心理技术与应用，8，3-4.
万维钢（2014）.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辛自强（2010）.有关心理统计的三个疑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39-46.
辛自强（2012）.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自强（2013）.实证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与理论解释：我们需要理解的十对概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3，7-15.
辛自强（2015）.理解并改变：师生共进的治学之道.中央财经大学校报，11月23日第3版.
辛自强（2016）.同心协力谱写杂志发展新篇章.心理技术与应用，4（4），193-194.
辛自强，辛素飞（2014）.被信任者社会身份复杂性对其可信性的影响.心理学报，46（3），415-426.
杨之旭，辛自强（2016）.应用心理学中的个体指向方法：理论、技术与挑战.心理技术与应用，4（12），744-762.
张h，辛自强（2016）.社会心理学中的启动研究：范式与挑战.心理科学进展，24（5），844-854.
Barker，J.，McCarthy，P.，Jones，M.，&Moran，A.（2011）.Singlecaseresearchmethodsinsportandexercisepsychology.London：Routledge.
Baumeister，R.F.，Vohs，K.D.，&Funder，D.C.（2007）.PsychologyasthescienceofselfreportsandfingerMovements：Whateverhappenedtoactualbehavior？PerspectivesonPsychologicalScience，2（4），396-403.
Glaser，B.G.，&Strauss，A.L.（1967）.Thediscoveryofgroundedtheory：Strategiesforqualitativeresearch.NewYork：Aldine.
Gneezy，A.，Gneezy，U.，Nelson，L.D.，&Brown，A.（2010）.Sharedsocialresponsibility：Afieldexperimentinpaywhatyouwantpricingandcharitablegiving.Science，329（5989），325-327.
Kotrlik，J.W.，Williams，H.A.，&Jabor，M.K.（2011）.Reportingandinterpretingeffectsizeinquantitativeagriculturaleducationresearch.JournalofAgriculturalEducation，52（1），132-142.
YarnoldP.R.（1992）.Statisticalanalysisforsinglecasedesigns.InF.B.Bryant，J.Edwards，R.S.Tindale，E.J.Posavac，L.Heath，E.Henderson，etal.（Eds.），Methodologicalissuesinappliedsocialpsychology（pp.177-196）.NewYork：PlenumPress.
Abstract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4
［论文摘要］近十几年来，由于跨学科合作的成果使得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有效学习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学的重心已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机械操练转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文章从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神经科学及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分别阐述了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以往经验的不足和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一、学习心理学研究领域呈现的新特点
（一）学习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
从历史看，有关学习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心理学的领域。但是，今天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已变得十分宽泛，其中包括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跨学科研究，同时还涉及跨文化研究、各具体学科领域的研究。目前在学习领域已经取得的很多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大进展，这种专业分布式的合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学习科学是至关重要的。
（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相结合
学习研究的新进展已将科学与实践的关系带入一个新时代。研究人员正在走出实验室，去关注学习发生的真实情境。学校中教师、学生、家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中的从业者和专家都已成为研究中的互动对象。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学校中的学习与工作场所中的学习一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中对于新兴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关注更使得基础研究上的投资能通过开发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回报。
（三）学习理论流派纷呈
由于学习研究的跨学科性，所以研究者既可以从某一专业角度解释人是学习本质，也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合作进行理论的互补与创新。因此，在今天的学习研究领域中，涌现出很多不同的学习理论流派，可以说是流派纷呈、视角多元。这在学习理论相对短暂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在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上竟是如此的一致，它们共享着如此理论假设和共同基础。总之，今天的研究者不仅对杜威、维果斯基、皮亚杰等的研究成国进行继承与发扬、批判与反思，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依靠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推陈出新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
二、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近三四十年发生的心理研究的革命对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学习理论的产生为教学提供了新的见解、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跨学科的研究和新的科研合作形式使人们更清楚的看到了把基础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希望。
（一）发展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虽然有众多的各个年龄层次的学习者，但儿童在很多方面区别于成人学习者。对幼儿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学习发展的一扇窗户，这些研究还显示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呈现的动态图景。最新的对婴儿认知和幼儿怎样建立早期学习素质倾向的理解也提出一些让幼儿顺利过渡到正规学习情境的途径。研究发现：（1）人具有学习特定领域知识的先天素质，幼儿主动的探究他们的世界。在特殊领域，比如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因果关系、数、语言等，婴儿和幼儿具有极强的好学易学的先天素质。这些对学习的偏爱有利于早期学习或使之成为可能，也为低龄学校教育铺平道路。（2）学习策略很重要。事实上，儿童能够通过纯粹的意愿和努力学会任何东西，但当儿童被要求学习他并不具优势的领域时则需要具备有目的的学习策略。儿童需要理解学习的含义、作为学习者他们本人的身份、怎样作计划、进行监控和复习，需要反思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学习，学会自己理解问题。这些元认知技能为学习提供了策略性能力。（3）儿童既是问题解决者，又是问题制造者。他们试图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寻求新的挑战。在遇到失败时他们提炼并改进自己的问题解决策略，而在成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策略，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获得的成功和理解在激励着他们。（4）成人在帮助儿童在新的情境与熟悉的情境之间建立联系。儿童的好奇心和坚持性得到成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引导儿童的注意力、组织儿童经验、支持儿童努力学习以及控制儿童所学信息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所以儿童显示出的能力是在他们与环境的经验中和与照顾他们的成人的接触中形成的。
（二）教育心理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1)学习环境设计
学习理论并没有提供设计有效学习环境的简单处方，但学习理论却包含了设计原理。新的研究对学习环境设计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考虑教什么、怎样教以及怎样评价学习。研究发现：第一，有效教学开始于学习者带入教学环境的已有知识，包括文化实践和信仰，还有学科内容知识。学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程度是与学习者用他们目前建构新知识的程度相一致的。第二，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区知识的提取和运用变得容易。强调知识中心的教学引起一些质疑，比如教学聚焦与帮助学生使用他们当前知识和技能的方法的程度。第三，评价问题也代表了看待学习环境设计的重要视角。反馈对学习来说是基本的，但是课堂上的反馈并不常见。学生的测验和论文可能得到分数评定，但这是发生在学习结束时的终结性评价。还需要形成性评价，为学生提供机会修改和改进思维和理解的质量。第四，有关学习环境的重要视野是学生促进理解共同体意义的程度。学生、教师和其他参与者分享同样的标准，使学习有价值、有高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提高人们互动、接受反馈、学习的机会和动机。
（2）有效教学
各类专业知识都不仅仅是一般的问题解决技能，还要求有组织有序的概念知识和探究过程。各种各样的学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组织起来，都有其各自的探究方法。研究发现：有效教学的教师需要"教育教学知识"--即有关如何教好特定学科的知识，而这又区别于一般的教学方法和知识。专家型教师了解他们所教学结构，他们以这种结构作为认知路标来指导学生的作业，来评价学生的进步，在平等讨论的课堂教学中向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是相互作用的。学科知识结构本身并不能引导教师。以前错误的观念是教学仅仅包括一些一般性的方法，一个好的教师能够教好任何一门学科，学科知识本身就已经足够。
（三）神经科学领域学习研究进展
神经科学发展证实了很多理论假设，包括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经验的重要作用。对于新的学习科学来说，它的新颖之处，就是它吸纳了很多科学领域的重要观点和例证。比如说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仅仅这三门科学，已经为学习科学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有关学习和发展的详细研究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关于智力发展的较为完善的图式。神经科学对学习机智所作的贡献是加速了非侵入性成像技术的出现，比如正电子放射x线断层摄影术（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术（fmri）等。这些技术使得研究者们能够直接观察人类学习的功能。关键性的发展是修正大脑结构建立心理结构的过程中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不仅仅是以前的程序化的模式展现。有些支配学习的规则已被揭示。其中一个简单的规则是实践增强学习。在复杂环境中经验的多少与大脑结构改变的程度有很大的相关。研究发现：(1)学习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2)结构的变化改变大脑的组织功能，换句话说，学习能够组织和重组大脑；(3)大脑的不同区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学习。
（四）学习心理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新进展
与学习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认知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学习领域研究有科学、数学、历史等，有效教学方面的研究有教育学、学习环境设计。评价学习、追踪学习的进展，需要新技术，而不仅仅是课程事实，开发有效的研究方法对这么广泛的学科研究尤为重要。现今，学习研究领域新技术的一些特点与新的学习科学的原理是一致的。
由于新技术是互动的，现在为学生创造一种能够在做中学，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解深度、建立新的知识的环境变得更为容易。技术现在可以帮助人们把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可视化。学生能够用类似于在学校之外环境中使用的工具的可视化建模软件提高他们对概念的理解以及从学校环境迁移到非学校情境的可能性。新技术为我们打通了通向巨大信息源的通道，包括数字图书馆、可分析的真实世界数据以及能够连接其他能够提供信息反馈的人。所有这些都能加强教师、管理人员还有学生的学习。
新技术可以以多种方式帮助我们创建这样的环境，既为教师，也为教师所教的学生。但是，在考虑如何使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方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有关小过程教师们需要了解什么？有关教师对于技术本身需要了解什么？什么样的培训在帮助教师使用高质量的教学程序方面最有效？已开发出来的基于对学习原理有充分理解的好的教育软件、教师支持工具还没有达到标准。
三、未来学习研究的走向
综合分析当代学习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者认为未来的学习研究应关注学习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学习的基础、学习科学的新方法论、学习科学研究中的合作、学习技术的研究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5
〔关键词〕心理健康;聋哑学生;述评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0)07-0014-03
由于生理方面的障碍或疾病,使得许多残疾人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心理承受力十分脆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残疾人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相对于他们已经存在的生理上的不幸,他们的心理健康是促进幸福生活的一种弥补,也是我国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我国对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由于聋哑学生作为残疾人群体的特殊部分,他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既影响到自己,也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将对近十年来我国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作一述评,为以后的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10年来研究现状
近10年来我国的研究主要针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和心理健康的干预对策方面。
1.聋哑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研究
我国目前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也略有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或正常,如张颉通过多种调查方法(问卷法、教育观察活动、个案实证研究法、访谈法、组织活动法等)、张宇迪等人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聋生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良好,刘毅玮等人使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MHT)和《家庭环境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初中聋生和健听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二是发现聋校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显著差于一般中学生。如冯年琴的研究发现聋校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中学生明显差,躯体化、强迫、偏执是他们最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而林于萍的研究反映出聋哑学生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其焦虑程度高于普通学生。
2.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任何个性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差不多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因素,诸如家庭、社会、学校以及社会支持等情境因素;二是个体自身的内部因素等。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也基本上分为这两类。刘毅玮等人的调查发现家庭环境是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李强等人还发现家庭经济和大学生的专业也是影响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杨素华发现,主观支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残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他认为残疾学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而且无论来自哪一方面的支持或何种支持,都能减轻他们的心理危机。冯年琴等人认为影响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有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自身因素包括耳聋因素和言语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是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聋生身心健康发展,聋生心理问题的防治应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一项综合工程。
也有研究扩展到了人格特征与残疾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熊昌娥等人的研究发现,聋哑学生的人格特征和孤独水平明显偏离正常,聋哑学生的孤独水平与人格、家庭因素可能相关。胡立荣等人用艾森克人格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自尊量表和儿童孤独量表对聋哑学生进行测评,研究发现聋哑学生的心理特征明显有别于正常学生,聋哑学生社交焦虑、自尊心、孤独感可能与人格特征有关。陶新华等人的研究认为,学业压力、应对方式、内部成就动机和外部成就动机是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且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预测作用。
3.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对策研究
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对策目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二是通过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技术。
学校教育如何能促进聋哑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促进其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这是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通过教育可以帮助聋哑学生理解生活中的挑战和他们应承担的责任,促进聋哑学生自身社会、情绪、行为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进而培养生活中需要的各种必要的技能,包括调节情绪、作决策、解决问题等。学者王雁认为生活技能教育能促进能力的学习,有助于建立积极健康的行为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促进心理的完美状态。生活技能赋予个人渴望以健康的方式,并有能力有机会以健康的方式制定自己的行为,使聋生避免不健康的行为,并且以健康的个体进入成年期。马宏斌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观摩教学、开设体育选项课、开展心理拓展训练等干预手段进行实验干预,发现体育教育的干预手段,不仅使聋人学生的应付方式、自我效能等心理特征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在整体上提高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陈光华等人采用第二课堂活动对聋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干预训练,干预后聋生在躯体、抑郁、偏执三个因子症状上显著降低,团体干预活动对聋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一些学者也认为心理咨询的一些治疗方法也可以适用于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可以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来提高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陈顺森等人认为可以利用箱庭疗法独特的游戏性质及其非言语特性,促进聋生的心理健康。聋生在“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里,通过玩沙、水和玩具模型,统合聋生的感觉,调节社会认知,帮助宣泄情绪、表现心理,激活心理治愈力,促进聋生的心理健康。郝振君认为团体心理辅导特别适合于以认知发展水平滞后、言语和社交能力发展受阻、情感发展存在偏差、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人格发展不够健全的聋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所以将团体心理辅导的内容、原则、方法用于聋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有众多的研究在关注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综合这些研究也发现,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研究工具缺乏合理性、方法比较单一、研究的训练缺乏实践性、研究范围狭小、研究视角狭窄等方面。
1.研究工具缺乏合理性
我国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许多研究存在分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测量工具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导致的,大多数研究者基于自己研究的视角而选择量表对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评,导致在不同的调查中造成很大的结果差异。此外,一些学者采用了一些研究普通学生心理健康的诊断量表来研究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虽然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聋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但是由于聋哑学生的特殊性,从而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心理问题不能够被很好地反映出来。其次,研究者们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多为SCL-90、MHT等问卷。这些问卷的施测对象通常是成年人,直接用于聋哑学生身上,信度及效度有待商榷。徐美贞也认为,标准化诊断工具的修订和有关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应成为当前我国聋生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
目前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量化的研究,虽然定量研究因其能较客观地提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心理学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定量方法也有自身不能摆脱的局限性。由于聋哑学生的特殊性,为了透过许多的表面现象而挖掘更多隐秘的线索,力求保证研究的全面性,针对他们的研究应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或者运用综合方法来进行测评,如投射测验、作业法、作品分析法以及活动法,等等。
3.干预训练研究缺乏实践性
心理健康的研究本质上来说就是为了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目前已有的研究已经帮助我们了解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一些因素,从而也为我们正确制定和实施干预措施、评价干预效果指出了方向。同时也有研究探讨了心理咨询方法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适用性,但是却较少有干预训练的实证研究。加强对聋哑学生的干预训练,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并将有效的干预训练结论进行推广将是我们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4.研究范围较狭窄
我国目前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现状调查方面,主要考察了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较少的研究涉及到了人格因素及社会支持等方面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但是心理健康的范围较为宽广,自我观、认知、情绪、意志、人际关系、社会适应以及人格发展都属于心理健康研究的范畴,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
5.研究视角较单一
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主要有积极任务和消极任务(促进性和预防性),积极任务(促进性)是通过对智力、情感、意志的培养来达到优化心理过程,促进个体全面发展,而消极任务(预防性)是通过对心理障碍的治疗来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在国内过去对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当中,大部分是从消极的视角,即预防性的任务来作为切入点,主要解决已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对将要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防御,而对于促进性任务的研究较少。对于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研究也应该能够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培养他们积极的心理品质,实现他们的全面发展。
三、总结及展望
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在我国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形成体系,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视角、实证性研究方面还有待完善。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是一个较大的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应该注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编制符合中国人人格特点、符合残疾人心理发展特点的有较高信效度的量表,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残疾人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在掌握他们心理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实验干预,预防心理障碍,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马斯洛认为全面实现是人类独有的需要,而残疾人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也应该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所以应该利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观点,注重培养残疾人积极向上的人格品质和生活态度,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稿件编号:100105007)
参考文献:
[1]张颉.天津地区聋哑初中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J].社会心理科学,2008,23(1):76~82.
[2]张宇迪,陈呈超.聋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初步调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6,5:28~32.
[3]刘毅玮,冯谦.初中聋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5,5:56~60.
[4]冯年琴.聋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4,10:64~68.
[5]林于萍.聋哑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初步调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0,4:9~12.
[6]李强.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4,2:68~71.
[7]杨素华.残疾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现代特殊教育,2001,5:11~13.
[8]熊昌娥,陈晓,陈子敏,熊虎,喻嫦娥.咸宁市聋哑学生人格特征和孤独感的相关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6:529~530.
[9]胡立荣,郑维峰,丁万涛.聋哑学生人格特征与社交焦虑、自尊、孤独的研究[J].中国民政医学杂志,2002,14(1):24~25.
[10]陶新,华朱艳,张卜林.聋生心理健康与成就动机、行为方式的相互影响[J].心理学报,2007,39(6):1074~1083.
[11]王雁,林红.生活技能教育与聋生的心理健康促进[J].中国特殊教育,2007,4:13~17.
[12]马宏斌.体育教育对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08,6:74~75.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背景;研究概况;评价;趋势
一、积极心理学产生的背景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它与传统心理学主要关注消极和病态心理不同,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经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看待正常人性,关注人类美德、力量等积极品质,研究人的积极的情绪体验、积极的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征以及创造力和人才培养等,成为心理学的一种思潮(SheldonM.&KingL,2001)。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涉及有价值的体验,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对过去而言)、希望和乐观(对未来而言)、充盈和快乐(对现在而言)。在个体层面上涉及积极的人格特性,如爱与召唤能力、勇气、灵性、人际交往技巧、审美观、韧性、宽容心、创造性、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天才和智慧。在群体层面上涉及公民道德和推动个体更好地发展的社会机能,如责任、教养、利他、礼貌、适应、容忍力和职业道德(MartinE.P.Seligman&MihalyCsikszentmihalyi,2001),以寻求人文关怀为宗旨,致力谋取人类幸福和社会繁荣,也就是说,积极心理学以积极的价值观来解读人的心理,试图激发人类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帮助个体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生活。
(一)积极心理学的起源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当前世界愈演愈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人们对当代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困惑,广大普通民众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挖掘和发展人性的共同部分,即人性积极的一面。“积极”一词来自拉丁语positism,具有“实际”或“潜在”的意思,这既包括内心冲突,也包括潜在的内在能力。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Terman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探讨,以及荣格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由此产生的人类潜能研究奠定了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几乎中断,战争及战后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治疗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以找到治疗和缓解的方法,心理学对人的积极性研究似乎被遗忘了。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了心理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正如Sekligman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虽然竭尽努力,但仍没有使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主题发生根本的转移。再加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观察、体验和传记资料,缺乏必要的实验手段及实证根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对正常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心理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学不仅应着眼于心理疾病的矫正,而且更应该研究与培养积极的品质,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幸福、发展、快乐、满足是人类成就的主要动机,人类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光明面,需要研究人的优点和价值,实际上,发展人性的优点比修复病症更有价值。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学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二)积极心理学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以马斯洛、罗杰斯为先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了确立临床和行为方法的全新观点。人本主义心理学以人的积极性为基本宗旨,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突出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彰显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这在心理学史上来说是一个创举。
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来源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它是积极心理学主要理论参照。积极心理学倡导者和提出者Seligman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Seligman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开始研究“习得性无助”,在动物实验中,若给狗重复施加其无法躲闪的电击,狗就会出现“习得性无助”行为,它会对本可以避开的电击不再躲避。在人中也会出现由于对环境事件的“习得性无助”而产生抑郁。在后来的研究中,Seligman又发现,不仅无助是可以“习得”的,乐观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学会维持乐观的态度不仅有助于避免抑郁,而且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Seligman指出,心理学有三项使命:一是研究消极心理,治疗精神疾病;二是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意义;三是鉴别和培养人才。由于心理学过于重视对消极心理的研究,因此现在有必要进行积极心理学研究,从而拓展心理学在后两个方面的贡献。
1997年Seligman就任APA主席一职时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随后,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1]心理学在探索和研究人的积极层面时涉及的主题有:主观幸福感、快乐、满足、士气、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情绪平衡、幸福觉察、主观不幸福感、可感性生活质量等,以及所激发的人类潜能和积极的人格特征。
二、积极心理学研究概况
(一)基本含义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有两种。
第一种表述:积极的心理学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主观体验上看,它关心人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主要探讨人类的幸福感、满意感、快乐感,建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生活的忠诚;第二,对个人成长而言,积极的心理学主要提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方法、创造的勇气、积极的人际关系、审美体验、宽容和智慧灵性等等;第三,积极的心理品质包括一个人的社会性、作为公民的美德、利他行为、对待别人的宽容和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成员。幸福与财富无关,幸福的人不一定是富人,一个穷人也可以是很快乐的。积极状态的人不一定富有,但一定是幸福、快乐和乐观的。
第二种表述:积极心理学在主观水平上涉及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诸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希望和乐观、充盈和快乐。在个体水平上,涉及积极的人格品质,爱、勇气、人际关系技能、审美力、创造力、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才能和智慧。在群体水平上,涉及公众品质:责任、利他、关爱、文明、现代性、容忍力及职业道德。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不研究消极心理学以及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但它更强调研究人性的优点与价值,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积极心理学研究包括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与娱乐,它探索美好的生活以及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与方法,它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理解人类杂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促进人的能力与创造力,并探索人的健康发展途径。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吸收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如量表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并把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人本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经验分析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甚至想模仿传统主流心理学的DSM而建立自己的DSSWB(幸福的诊断和统计标准),这使得积极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让心理学界看到了一张熟悉而又亲切的脸。
积极心理学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它以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同时也不拒绝非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比人本主义心理学高明之处。它几乎继承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切实证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法等等。积极心理学在2004年还以世界心理诊断标准DSM(第四版)为模型建立了自己的CSV标准(CharacterStrengthsandVitues:AhandbookandClassification)。另外,它还采纳了人本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如在研究人的积极进展时就采用了大量的演绎推理,甚至还用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来论述个体的发展历程。
(三)研究内容
就目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主观水平上的积极体验研究;个人水平上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群体水平上的积极社会环境研究。
1.积极主观体验研究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主张研究个体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积极体验。在对待过去方面,主要研究满足、满意等积极体验;在对待现在方面,主要研究幸福、快乐等积极体验;在对待将来方面,主要研究乐观和希望等积极体验。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1篇7
关键词:课堂环境课堂物理环境课堂心理环境
在国外的文献中,常用“课堂环境(classroomenvironment)”这个术语来表述环境对教学的影响。课堂环境,也常被称作“课堂气氛或氛围(classroomclimateoratmosphere)”、“课堂心理环境(classroompsychologicalenvironment)”或“课堂学习环境(learningenvironment)”等。
一、国外关于课堂环境的研究历程及其线索
有学者将国外课堂环境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研究,偏重于从教师行为分类角度研究课堂环境,研究方法上以观察法为主;第二阶段是自60年代中期至今的课堂环境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到课堂中社会心理方面的各因素,并较全面地考察学生对课堂环境的知觉与其学习之间的关系,此阶段由学生回答的课堂环境问卷成为测量课堂环境的最具优势的方法。
国外学者们并不是很重视课堂环境的概念化工作,而注意力放在其结构的分析和测量上。研究者们认为课堂环境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但在到底由哪几个维度构成的问题上,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穆斯及其合作者(1979)提出,不同的社会环境都可以用相同或相似的三个维度来描述:关系维度、个人发展或目标定向维度、系统维持与变化维度。[1]穆斯的分析较为全面,而且三个维度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因而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美国的“哈佛物理学项目”(HarvardProjectPhysics)研究计划的需要,研究者们发展出了一系列课堂环境量表。对这些量表进行因素分析找出结构后发现,大多与穆斯提出的三维度相一致。[1](如表)
中学阶段的量表有LEI、CES、ICEQ、CIES、SLEI等,小学阶段的有MCI,高等院校的有CUCEI。研究者通过设计与运用以上课堂环境量表并结合观察法、访谈法、个案法等研究方法,作了很多实证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将其梳理主要包括课堂心理环境与课堂物理环境两大类。
二、国外课堂环境的研究现状
(一)课堂心理环境
学者从课堂环境对学生的学习发展、社会性发展及创造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良好的课堂环境对学生学习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学生认知、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效果和效率等方面。
课堂环境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是研究得最多的领域。高斯威齐瓦(Goh.SweeChiew,1995)、弗雷泽(Fraser,1983)、布鲁克弗和麦克狄尔(Brookover&McMil)的研究从不同研究角度表明课堂环境与学生学业成绩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克布森(Rosenthal&Jacobson)关于教师期望及300多个同类的后继研究表明,教师期望确实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洛扎诺夫(G.Lozanov)的暗示教学实验,就是全面考虑了整个教学环境系统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而提出的。[4]
在课堂环境与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方面,安格拉(AngelaF.L,1997)等人的研究表明,团结合作、问题开放、积极卷入的课堂环境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科学探索及运用的态度。弗雷泽和麦克罗贝(Fraser&Mcrobbie)的研究表明,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发展与课堂环境有关。研究者(Walberg&Haerte,1981;Fraser,Walberg&Hattie1987;Fraser,1994)的研究表明:学习环境与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5]
研究者Goree(1996)和Fleith(2000)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课堂教学环境中促进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因素。Rosenthal研究发现,教师的期望会影响学生的创造力。Anderson(1945)开始研究教师的课堂行为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态度、教师期望、教师的教学策略、教师的课堂行为及教学活动对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二)课堂物理环境
国外学者对课堂物理环境的研究主要包括视觉、听觉和温度环境、光线和照明、噪音、教室的设计与布置、座位的排列方式等方面。沃尔特(W.G.Walter)的研究发现,教室内过强或闪烁频率过度的光线会给学生的脑发育带来极大危害。吉利兰(J.W.Gilliland)的实验表明,最适宜学生智力活动的教室温度是20―25℃。教室的颜色和课堂中的声音对学生的智力活动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浅绿色和浅蓝色使人平静,易于清除大脑疲劳,提高用脑效率;若学生经常处在70分贝以上的声音环境中,思维就会发生混乱。
亚当和比德尔(Adan&Biddle,1970)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就座位置与参与活动有很大的影响。施魏佰(A.Schevebel)的实验证实,学生的课堂行为受他们在课堂里座位的影响。[7]魏道尔等人(Whedalletal1981)和阿克赛尔德(Axelrodetal1979)研究发现,按行就坐的小学生比按组围桌就坐的学生表现出更好的学习行为。[8]
三、对我国课堂环境研究的启示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关于课堂环境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方法也比较成熟,并且形成了较合理的研究脉络。国外研究者能够综合运用观察、访谈、个案及问卷等方法,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设计了一系列课堂环境量表,作了很多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教育实践,如国外已经把课堂环境研究的结论用于教师的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把课堂环境评价作为教师评价的一个方面等。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国相关学者借鉴的。然而,国外研究者对课堂环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不仅如此,他们对课堂环境的决定因素也缺少研究。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倾向是有其局限的;从实践研究层面来看,这无益于我们加深对课堂环境本身的认识,从而也就不利于我们对课堂环境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深入思考我国相关研究,我国关于课堂环境及其相关研究已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但这方面的研究还不丰富、不成熟,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课堂环境中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常常顾此失彼,提出的应对措施也缺乏整体性。在课堂教学环境建设上,应注重发挥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追求各种课堂环境因素的动态平衡,建立课堂环境的良性循环。第二,长期以来我国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要么是介绍、评价国外的研究成果,要么是对相关教学环境理论的生搬硬套,空泛而不明确。我国课堂环境的研究应深入课堂进行实证研究,构建本土化的系统理论并指导实践。第三,课堂环境研究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一种书斋式研究,多用思辨的方法,我们对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应注重综合运用质和量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田友谊.国外课堂环境研究新进展[J].理论经纬,2003,(12):13-14.
[2]张引.西方课堂气氛研究评述[J].外国教育研究,1999,(1).
[3]江光荣.班级环境及其与教师风格和学生发展之关系[D].2000.
[4]片冈德雄著.吴康宁译.班级社会学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3).
[5]劭瑞珍.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6]柴亚军.甘肃临夏民族地区小学课堂物质环境建设的研究[D].2005:8-9.
[7]田慧生.教学环境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5-6.
[8]陈丽.课堂教学环境透视与改进策略研究[D].2006:14-16.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概述
心理学有悠久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自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最早发表有关人类心理现象的著作《灵魂论》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心理现象的实质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心理学的研究有悠久的过去。但是亚里士多德后的2000多年时间，心理学一直没有脱离哲学的樊篱，在中世纪甚至曾沦为宗教的工具。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心理学不能被称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直到19世纪后期，很多科学家开始用实验的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并发现一些重要规律，心理学才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当前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各发展阶段、各研究领域中所产生的各种方法及其研究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中。即使在同一研究领域，由不同方法论指导的研究方法也常同时并存。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水平、多层次和多角度的。
二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纵观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心理学发展史也就是心理学流派层嶂叠出、交错发展的历史，在这期间，研究方法起了先锋者的角色。心理学研究方法每有一次大的突破，心理科学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一，不论对心理学研究方法从哪个角度进行分类和评说都不能脱离心理学研究的本体——人的价值（或人性）。每一种研究取向或具体的研究方法都有适合自己的研究范围和侧重点，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些方面的后天缺陷，换言之，在运用某一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之前，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价值、有个性、有意义的活生生的个体，一个融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于一体的生命体。任何一种方法的运用都不能忽视人作为主体性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基于自然科学模式得到的心理学结论其外部效度不高的特点，心理学家应发展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尤其要发展有心理学特色的方法和技术，在目前心理学的诸多研究方法中，真正体现心理学自身特点的可谓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是从其他临近学科（如数学、物理、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中借鉴和移植过来的。心理学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首先要有一整套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在这方面，皮亚杰、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虽然主流心理学对此仍颇有微词。当然，心理学发展有自己的方法和技术，但也并不排斥从其他相近的成熟学科中吸收和借鉴有效的方法以获得新生。
第三，心理学研究应将重点转向日常生活，研究要注重自然性、真实性，要尽可能进行现场研究和行动研究，以寻求结果的普遍性意义，忽视对基本生活经验的了解和研究，心理学就缺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近几年，由于受习性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生态化运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使心理学从大多数无现实意义的实验室研究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注，科学研究不仅在于追求理性上的真，还在于关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善和美。
第四，注重方法形成的多元化和整合。心理学在进入科学殿堂的同时，其内部的分化也悄然开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进行的研究由于人本身的属性特点，也就自然相应地分为科学取向和人文取向。冯特的工作反映了他企图在心理学中整合人文、科学两种研究取向的态度，但事实上，冯特之后的心理学研究，走的是一条“片面科学化”的道路，以实证主义为逻辑起点进行心理学的纯自然科学化研究，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心理学应坚持自然科学的学科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探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因而班尼斯特说“心理学家一直企图加盟到科学俱乐部中去”。科学与人文两种研究取向的分化，必然导致心理学研究方法出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分化。量化研究是基于理性和逻辑之上，借助数学工具而实现的研究方法，它通过测量、分析等手段来把握事物，结果以数字的方式呈现。
三新型定性研究——质的研究方法的兴起
长期以来，定性研究的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受到压制。心理学脱胎于哲学的母体是从实验开始的，因此，在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凡不能以实验重复的研究都被视为是不科学的。另外，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在早期的定性研究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系统的操作方法，主要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使研究结果的效度、信度受到极大的怀疑。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9
在心理学研究中，主客体都是人，因此主客体的关系表现为“我—你”的关系，伽达默尔这种“我—你”关系划分为三种[1]，每一种类型都体现着主体对客体不同的态度。(1)第一种类型的关系是把人（被试）当成物，当成对象，用科学的态度加以把握，从同类的行为中概括出典型的规律性认识或类型化的认识，以便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预见和一般的把握。人的行为不过是作为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人变成了一种研究手段，在这里，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2)第二种类型的关系是把人当作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反思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要求理解者完全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与偏见，进入到被理解对象的历史中，设身处地的把握与理解对象。这种关系过分强调了被理解者的历史性，但忽视了理解者自身同样具有历史性。(3)第三种类型的关系是不仅把人当作人，而且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彼此是开放的，伽达默尔称这种关系是“效果历史性的关系”。
根据这样的关系，心理学研究也可以区分为“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
一、“独白”的心理学
主客体的关系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古希腊时期主客体的关系是一种统一的关系，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哲学是代表。从近代的笛卡尔开始，树立了主体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哲学上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在独白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首先表现为“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理性的独白，追求绝对的理性，将世界看作是主体理性的附属。主体是绝对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客体是受支配和被控制的，因此，理性的独白也可以称为主体的独白。受19世纪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影响，心理学从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始就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主体设立起来的知识框架，目的是用理性控制与支配自然。自然世界是科学的对象，即客体，科学的目的在于使自然以主体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成了理性的独白。此时，科学家面对的是物，是客观对象，由于客观存在没有主体性，是完完全全的客体，因此，在针对自然客观存在的时候，这种“独白”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陷入到自然科学的理性独白之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最早是灵魂，从词源上来理解，"Psychology"（心理学）一词的意思是指"Psyche—logos"（心理的理念或学问），也就是关于灵魂的研究。心理学首先面对的是人自身的心灵问题，在心理学的早期萌芽时期，心灵问题基本上包含在哲学研究之中，人们通过反省自己的心灵，通过与别人的交谈和交流，共同探讨心灵的问题，苏格拉底将这种方法推向了一个高峰，这种思想方法被称为“精神催产术”，真理就在平等的谈话交流过程中显现出来，但科学家认为这样的方法缺乏实证研究，不具有真理性。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得到了改观，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前心理学中“人—人”的关系蜕变成了“人—物”的关系，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用来了解人性的工具，成了物，成了对象。在这种“人—物”关系中，理解一个人和理解一个典型事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对同类的行为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性，在这个时候，同类的行为变成了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仅此而已。在这种研究中，人被物化，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解释。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应当具有伦理性。伽达默尔也批评了这种把人对象化的做法，“这种遵循18世纪方法论思想和休谟对此所作的纲领性表述的社会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效仿自然科学论的陈词滥调”[1]，如果把人对象化，势必产生对方法的崇拜。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一直致力于研究方法的精巧化，注重程序性的东西，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之间更偏向于研究方法和手段，忽略了研究的现实性与内容性。
“独白”的心理学追求对心理的形式化解释，用对心理行为的研究代替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用对理性思想的研究代替了对现实个体与人群的研究。注重心理的结构与形式，忽略了作为心理行为的实际生活内容。为了完成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的解释，“独白”式的心理学对科学方法有一种渴望，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心理经验，包括那些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如个体的心理生活、文化经验。如果在研究中发现科学方法不适用于这些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排除在研究之外，带有强烈的“方法中心”的情结[2]。往往采用以偏概全的研究手法，用个案的研究来证明普遍的真理，用归纳法揭示普遍的原理，这是一种证实的过程，这样的作法遭到了科学哲学家波谱的批评。心理学过分追求形式化的解释与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关，自然科学遵循三大研究原则，即，自然一致性原则；实体原则；因果性原则。自然一致性原则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适用于所有的对象，即不管怎样，事物现象背后存在着共同遵守的规律。科学的目的就是去解释普遍的规律，即使研究具体的对象，目的也是试图用个别的实例去证明和补充普遍法则。实体原则认为在事物之外存在着一种实体，这种实体实质上就是事物的一种模型，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以自然科学观的视角看，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实体概念，例如，就社会学的研究而言，“社会”就是一个实体，就心理学的研究而言，实体就是“心理”。在这里，实体就是建立在个别基础上的一般普遍性。因果性原则表达了一种现象之间的连续关系，一旦确定两个或两类事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那么就可以肯定相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即同因必然产生同果。坚持因果性的原则导致将心理生活的主观理解性与体验性抹煞，使心理生活成为一种客观经验的存在，成为可以共证的对象。回顾近现代科学心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在“独白”的状态下发展的。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都过分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观察的中立性，而语义模型理论则突出了研究者的逻辑演绎，更没有考虑到对象的主体性。艾宾浩斯为了研究人类记忆奥秘，在实验室里用一些无意义音节组成的学习材料替代有意义的现实的学习材料，排除或忽略了被试的主观感受，诸如情绪、体力、动机、兴趣等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了关于人类的遗忘规律，显然，这样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效果。赫尔试图完全用数学的推理来解释和预测人类的行为。学习心理学家桑代克用对白鼠的研究解释了人类学习的三大定律，托尔曼在实验室通过对白鼠学习情况的研究，发现了人类的“潜伏学习”。斯金纳也是试图把实验室的强化理论运用到整个人类行为的解释上。同样的，现代认知心理学也试图通过电脑对人脑的模拟来揭示思维的机制。这些都是一种“独白”的行为，因为在这些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是分裂的，是“人—物”的关系，二者是处于对立之中的。
“独白”的心理学过分夸大了作为研究者的主体的地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是绝对的主体，自然物是绝对的客体，自然物是统一在主体理性的范畴中，是用主体理性的语言来表达的。心理学家将这样的研究模式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变成了绝对的主体，被研究的人成了绝对的客体，在实验研究中尤为如此。心理学家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将被试视为一种模型化的存在，把被试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分裂出来，实行价值中立。在很大意义上，被试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普遍规律的个别表征。心理学家用理论模型对生活世界加以解释和说明，他们遵循的是因果原则，通过世界事实的模型，对生活世界进行预测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独白”，没有考虑到被研究者的感受、社会背景、需要与动机，没有考虑到个体与群体的心理生活，一切都服从于研究者的程序，而研究者又服从于理性的规范，服从于理性的“独白”。美国心理学是这一现实的代表，研究者在科学的研究程序中得出了结论，然后把这些理论无论制地推广到其他社会和民族，用以解释所有的个体与群体，忽视了理论解释效能的文化差异性与有限性。研究者一厢情愿地为所有人、所有行为构筑统一的心理模式，这样显然夸大了研究者的主体地位。理性的“独白”由此蜕变成研究者的“独白”。
在“独白”的心理学中，“我—你”关系还表现出另一种形式，即“你”被承认为一个人，而不是物。在这种关系中，要求“我”必须完全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和偏见，客观地了解“你”，还“你”真实的面目。这实际上犯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它忽视了“我”本身的历史性，在这样的关系中，主体是在完全“倾听”客体，是另一种形式的“独白”。这种关系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尤为典型。如在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独白”。本土心理学是在反对心理学研究价值中立的浪潮中兴起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人意识到依靠国外的心理学理论是难以解释本土民众的心理生活的，于是纷纷拿起传统文化的武器与国外的理论分庭抗礼，他们下意识地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视为两个实体，要么是外来文化，要么就是本土文化。近几年有的学者致力于寻访传统概念，从古籍中挖掘传统概念，用传统概念来阐释现代人的生活，还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考证传统概念的原始意义，力图还原这些传统概念的原初意义，仿佛不用本土的传统概念来解释本土生活，那就不成其为本土化。这样做，实际上又陷入到了“独白”的研究当中，这种“独白”不是主体理性的独白，而是文本或对象的独白，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倾听”，是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重演。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要求研究者完全进入到历史文本之中，忘掉自我，彻底的以一种还原历史的态度进行研究。这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主体的丧失。在本质上，这仍然造成了主客体的分离。在实际的理解过程中，要作到主体的“遗忘”是不可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寻访传统概念，而是阐释当代人的心理体验与感受。只有采取“对话”的形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本土与非本土之间才能达成融合。
可以看出，“独白”的心理学实质上是错误地理解了主客体的关系，遵循的是主客体的二分法，没有将二者真正地融合起来，要么是主体理性的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完全受制于客体。心理学研究要做到主客体的融合，就必须改变研究方式，从“独白”走向“对话”
二、“对话”的心理学
在“对话”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既不是“人—物”的关系，也不是“人—人”的单向度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和相互开放的关系，即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3]。所谓效果意识，是指在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不完全属于主体，也不完全属于客体，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客体都没有“独立意识”，也没有“依赖意识”，二者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主体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客体也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两者的历史性在对话中得到新的诠释，而这种新的诠释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或目的，即效果现实性。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强调在“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理或意义。伽达默尔在哲学上进行了一次变革，既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学以来过度膨胀的主体性，也批判了历史客观主义，重新界定了主客体关系，这为反思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对话”的心理学首先要排除理性的“独白”，避免“人—物”关系的自然科学模式，不再把人当作理解人性的工具，而是把人当作目的。主体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客体也有自身的历史性和前见，在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不是绝对的主体，被试也不是绝对的客体，被试不是符号，他具有现实的关系、背景，有真实的动机、兴趣、情感等等。在研究中，主试与被试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和彼此开放的关系，主试不是试图去将被试的个别特征抽象为普遍的法则，而是理解被试的行为，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理解被试，不夸大主体的地位。研究者主动地参与所要认识的对象，既不过分突出主体性，但也不能使主体性丧失。当主体试图去理解对象时，一方面，主体自身带着“有色眼镜”，另一方面，对象也同样生活在历史性之中，当进入研究时，二者便开始了一种平等对话和彼此理解的过程。事实上，在心理学理论的产生过程中，这种现象一直伴随着心理学家。心理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我—你”的交互作用过程。如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在美国的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理论明显带有美国文化的印痕。但同时，他们又是美国文化的解读者，正是这两层关系造就了美国心理学。中国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当外来理论进入本土文化以后，不管意识到没有，本土化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如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在本质上，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因为主体与对象之间永远都是一种相互理解的过程。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把握和体验，它始终处于一种“视域融合”的状态。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个体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形成，也不完全是当下的生活体验与理解，而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换句话说，心理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而是个体生活经验的融合，个体心理生活的现实性体现在经验的交互融合之中。有的学者提出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实现彻底的本土化，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本土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研究。我们理解中的外来理论已经超出了它们的原初意义，我们在接受它们的时候，已经自觉地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认识范畴之中了。就如同翻译语言，当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的意思就已经发生变化了，既不是前一种语言的完全再现，也不是后一种语言的自言自语，而是两种语言的融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明确提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20世纪80年代。
“对话”的心理学应当抛弃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解释，避免用抽象的原则来替代现实的关系。“对话”的任务是理解，不是解释或说明，“独白”则是试图去说明对象，用主体的语言来规范对象。在研究个体心理生活的时候，“对话”尤为重要。人的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的经验；一种是科学的经验。生活的经验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是不可重复的，具有一次性和历史性。科学的经验则是可以重复的，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重现。对人来说，更根本的是生活经验，虽然这不是科学本身，但却是科学的前提。人们最先接触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与前提。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科学的实践与运用促使科学认识获得不同于生活世界的意义的地位，从而使科学世界的意义支配和指导着生活世界的一切。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一种主观把握和体验[4]，因此，对待人的心理生活，应该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样形成，从而理解它的当下状态，而不应该试图为个体心理生活建立原则性的规定。不同个体的心理生活是有差异的，如果一定要认为个体心理生活有共同点，那么这种共同性就是不同个体面对的相同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心理生活的本体意义体现在个体与文化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它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地”或“某时”。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体主义”、“民族性”等课题，这些课题本身并不具体。抽象化的研究目的是为这些命题寻找一种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体的人群与个体对这些命题的注解。社会—历史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而应该在现象的一次性与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原则只适用于宏观层次，而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存在，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不具有被控制性。研究心理生活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原则，而是强调“理解”，不是急于建立理论体系，而是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要面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人群，理解与阐释他们的心理生活，不应该为心理生活寻求普遍性。在心理生活领域，只能“理解”，而不能预测与控制。人是历史性或时间性的存在，海德格尔将这种存在称为“此在”，即人在世界上或社会中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它具有时间流动性。每一个体都在时间的流动性中存在，换句话，每个人都有历史性，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在理解个体时，必须将个体置于具体的情景之中，充分考虑他们的现实性。本土心理学在研究心理生活时，必须确定心理生活是一种连续性，不能还原为单个的片断。
“对话”的心理学还强调研究的整体性。“独白”的心理学是将人类活动孤立地置于某处，用“标本式”的方式加以研究，目的在于从每一个单独的事件中寻找到他们彼此的联系。这样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研究陷入到了方法与程序的泥潭，也使心理学的学科统一性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对话”的心理学主张采用整体性原则，将个体的活动与行为置于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因为，一方面，个体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个体也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要理解个体的心理行为及心理生活，就必须了解整个文化与时代的特征，反过来，要理解文化与时代，也必须了解个体。20世纪50年代以前，心理学史主要是按编年史的体裁撰写，主要涉及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主要讲述大人物和大事件，更多地考虑了宏观面，是“自上而下的历史”，俗称“旧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史”出现了，它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试图描述被旧史所忽视的无名群众的个人生活[5]。这种变化体现了一种趋势，即整体性的研究趋势，在整体中，局部是理解整体的条件，同时整体又是更好地理解局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整体性的活动，心理学应该在现实的总体性联系中探讨心理现象与心理生活，突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进入90年代，在西方渐渐兴起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以反对实证主义心理学为目标，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抛弃传统的二元主义认识论，摆脱实证主义那种“标本式”的研究，强调采用辩证的方法，突出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可以看出，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对话”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话”是心理学发展的方向，也是心理学重新树立在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中的权威和地位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周宁.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3]洪汉鼎.理解的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10
一、资料筛选
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德国专业期刊《教育心理学杂志》、《教育教学心理学》和《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杂志》以及中国专业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和《心理发展与教育》在2000—2010年所发表的教育心理学论文。鉴于教育心理学的多种解释，笔者综合各家观点提出了以下定义：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主体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发展变化机制、规律和有效促进策略的科学。本研究依据此定义对资料进行筛选、归类和分析。
首先，筛选的论文研究背景限定在教育情境中，指教育者、受教育者共同生活、实施教育、施加影响的具体场合，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环境；其次，教育情境中的主体包括施教者(教师)和受教者(学生)，所筛选的论文探讨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机制和规律；再次，教育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媒体作用的制约。教学媒体作为承载和传递教学内容的介质，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筛选出中国教育心理学论文964篇、德国教育心理学论文459篇，并采用主题概括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将所选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教育主体的论文，既包括学生的知情意的发展及学生所采取的各种学习手段和策略，也包括教师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策略以及所具有的教学效能感等；另一类是关于促进和制约主体发展的教育媒体和环境的论文，既包含促进学生发展的各类教育媒体，如教学图片、文本、电脑和电视等，也包括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各种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其的影响，如亲子关系、家教方式、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二、研究比较
(一)研究取向
教育心理学从诞生就一直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用实证的方式对学习和教学进行研究。但要从心理学找到一个对教育实践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通用学习规律是徒劳的，因为通用的学习规律并未立足于真实、具体的教育实践。[1]德国教育心理学界对教育心理学学科任务的看法是“理解和改善教育现实”[2]，并提出了一个统摄教育心理学任务的“教育情境模型”，该模型有四大核心组成要素：学习者、对学习者进行教育教学的人、媒体和环境。[3]该模型与笔者提出的教育心理学定义相契合，拟作为本文对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近十年发展进行对比分析的依据。图1概括反映了中德教育心理学近十年的研究取向。
图1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向比较柱状图
图1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向比较柱状图下载原图
图1表明：上述四个研究主题清晰反映了“教育情境模型”的四个核心要素，因而可以得出中德两国近十年来教育心理学研究均凸显了教育现实情境取向；对于学习者的研究比例都超过了50%，均突出了学习者研究中心，但其中教育者、媒体和环境的研究又存在差异，体现了两国教育的现实需要和特色。分析发现，这种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实验室情境到教室情境的转变。传统教育心理学偏重在实验室环境中所进行的研究，人为地将研究结果同真实环境隔离开来，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有限，基于真实的教室情境的实验研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弊端。通过真实情境中的课堂教学实验来揭示教育和学习的心理机制，使得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更具有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4]在德国教育心理学强调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的同时，中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基于教室情境的研究比例也从2000年的13%提升到了2010年的20%。从实验室情境到教室情境的不断转变，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和实际运用价值。
2.教育心理学研究与具体的学科科目相结合。“传统的教育心理学都假定一门学科所得到的原则和规律可被应用到其他的学科中”。[5]但这一观点日益受到教育实践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发生在教育实际情境中的认知，研究真实的学科学习任务受到了重视”，[6]同以往脱离具体学科而泛泛描述学习规律的教育心理学相比，与具体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体现了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取向。[7]这种状况在近年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对于语言、数学和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备受重视。[8]
3.个体、物理及社会环境因素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维果茨基理论的影响下，许多教育心理学家认识到以个体模式研究认知和学习的局限性，[9]并逐渐意识到个体的心理活动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和不可分割性。[10]近年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对于学生合作学习、课堂提问能力等的关注都体现出了对整体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
4.对学业不良学生实际学习状况及教育促进的研究。现代统一形式的教育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因而学生中学习困难者日多。[11]针对此种情况，中国研究者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机制、认知特点、脑机制及干预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学业不良学生有效的教育指导。德国研究者则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咨询及教育行为和训练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重视具体教育干预的策略方法和作用效应。
(二)研究主题
本研究以教育现实情境中学习者、教育者、媒体和环境为类别进行研究主题比较分析。从论文数量看中国多于德国，但绝对数量很难比较各自对各个主题的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采取各主题在分类中所占的比例这种更具说服力的方法来考察其异同。
1.关于学习者的研究主题。经统计，中国关于学习者的研究文献共618篇，涉及的研究点有44个；德国关于学习者的文献共265篇，研究点有24个。通过自下而上的聚类方法，将研究内容相近的研究点划为一类主题，共得到认知、动机、情绪、人格、能力、策略和制约因素等七个研究主题。认知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自我概念、认知表征、认知风格、记忆等；动机主要纳入与学习动机相关的研究点，包括学习动机、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等；情绪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情绪等的研究点，包括情绪、考试焦虑、学习倦怠等；人格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人格特征相关的研究点，包括人格、自尊、自卑等；能力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能力等的研究点，包括智力、高天赋、精细动作能力、读写能力等；策略主要纳入促进学习的各类策略相关的主题，包括合作学习、学习策略、学习时间等；制约因素主要纳入制约和促进学生学习的各种内外条件等，包括心理素质、学业卷入、人际关系、课堂参与等。基于此，本研究对中德教育心理学近十年来发表的关于学习者研究的论文进行分类统计。(见图2、表1、表2)
从图2可以看出：学习者自身的能力、所采用的学习策略以及学习认知过程，都占到两国学习者研究的65%以上。通过比较表1和表2发现，两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具有如下相同点：一是两国教育心理学家都比较关注自我概念、自我效能和归因等认知因素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和结构；二是学习动机、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是两国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三是考试焦虑以及学习过程中情绪的作用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12]四是智力在学习中的作用，包括对超常儿童的研究都为两国研究者所重视。此外读写能力在两国研究中也受到重视；[13]五是促进学生学习的策略研究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14]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和与同伴的合作学习等无指导学习也都有所涉及。[15]
比较表1和表2还发现，两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也存在如下差异：一是学习认知研究中，中国教育心理学重视认知风格、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和记忆、问题表征、内隐学习和内隐记忆等问题的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则更重视自我概念、知识学习、思维训练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在学习动机研究中，中国的教育心理学重视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等的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则更多地关注兴趣和目标取向等对于学习的影响；[16]三是在制约和促进学习的内外因素上，中国教育心理学较重视学习态度、学习疲劳、人际关系、课堂参与、学校和学习适应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德国教育心理学则较关注学生学习满意度和辍学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
2.关于教育者的研究主题。中国关于教育者的研究论文篇数为225篇，涉及的研究点为44个；德国关于教育者的研究论文篇数为88篇，研究点为16个。对各个研究点进行主题分类，共分为以下五类：教师心理，主要包含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心理各层面的状况对教学的影响，具体包括自我效能、教学能力、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等；教育方式方法，主要包括为促进学生学习，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具体包括教学训练、教学干预、教学准备等；课堂教学，主要纳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知觉、行为等因素对教学的影响，以及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具体包括课堂信息知觉、课堂行为、教学评价等；教师职业，主要探讨将教师作为职业来进行考察的研究点，具体包括职业倦怠、职业生涯、职业认同及工作满意度等；家庭教育，主要纳入父母的各种教育理念或方式对于学生的影响等。(见表3、表4)
总的来说，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心理和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考察，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对教师心理的研究则将研究重心放在课堂教学、教育方式方法和家庭教育上；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在五大分类中的研究点更为集中，而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面较广，研究点相对分散；中国教育心理学对于家庭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要明显低于德国。(见图3)
具体比较中德两国的异同发现：一是中国对于教师心理的研究偏重于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教学动力，且对教师从人格到问题行为都有涉及，研究面较广泛；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跨文化处理能力、择业动机和教师形象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二是两国的教育心理学都重视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对学生的促进作用；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集中于对教学策略、干预、训练的研究；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更关注个性化教育方式的研究；三是两国的教育心理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对教与学的科学评价上，中国的教育心理学非常关注教师管理课堂的能力，包括对课堂信息的加工，以及自己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等，德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重点则放在教师的诊断能力上，即教师对于学生的成绩评定等；[17]四是职业压力和倦怠是两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中国教育心理学对职业生涯、职业认同、组织公民行为[18]也较为关注；五是中国较为偏重对父母教学态度和教学观念的研究，德国对父母实际教育行为的考察较多。[19]
3.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主题。教育媒体主要表现在通过何种手段向学生呈现信息，因媒体手段的不同，主要分为文本、插图、多媒体与计算机和网络等。中国教育心理学中关于文本、插图、多媒体与计算机和网络的研究论文数分别为34、4、9、12；德国教育心理学相关论文数分别为2、3、6、29。(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两国教育心理学对于四种媒介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但是侧重点却不相同，中国教育心理学侧重文本作为媒介在教学或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德国教育心理学则对计算机和网络在教育学习中的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0]这也较为符合两国的国情，中国目前的学校教育多以文本形式进行知识的传递和学习，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有发达的计算机网络教育，这也反映出德国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来完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现实需要。
4.关于教育环境的研究主题。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不仅注重教育主体及媒介，同时也强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教育影响。其中，学校环境，主要纳入在学校内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的研究点，如班级环境、师生关系等；家庭环境，主要纳入各种家庭因素对学生学习发展等方面产生影响的研究点，如家庭收入和功能、亲子关系等；文化环境，主要纳入由于文化不同对学生造成影响的研究点。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近十年关于环境的研究对比见表5和图5。
表5和图5表明，学校、家庭和文化这三类主题在中德教育心理学中都有所涉及，两国都将探讨家庭因素在学生学习和发展中的作用放在首位，且所考察的内容也较为相似，主要为亲子关系和依恋、家庭条件和功能对学生学习、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其次是重视学校环境对学生学习和发展影响的研究；同时，文化在学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了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注意。
除上述共同点外，两国对于环境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在学校环境中，中国教育心理学倾向于重点考察班级环境和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等；而德国则偏重于学校中的暴力和攻击行为的研究，[21]这也许与欧美各国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现实有关。第二，德国教育心理学界比较注重家庭条件和类型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22]中国教育心理学界对该方面的研究则有所忽视。第三，两国跨文化研究也存在差异。中国在考察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对学生学业影响的同时，还结合中国多民族的特点，考察了汉族、彝族、哈尼族、藏族等民族间文化差异对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德国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见。
(三)研究方法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实证主义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最显著的共同点是实验室实验、教育情境实验和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质性研究如深度访谈法、个案法、档案分析法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呈现出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势，其中包括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如实验法和访谈法的结合[23]、实验法和调查法的结合[24]、问卷和访谈法的结合[25]等。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引进、运用，如脑生理方法受到关注。在统计方法上借助电脑进行数据的整理、处理和分析，如采用SPSS，SAS等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处理。
总体来讲，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大同小异，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都折射出这样一个理念：方法选择运用取决于对研究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是当代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选择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教育现实情境取向是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表明两国教育心理学者在跟踪国际化潮流的同时，均能结合本国的教育现实开展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这种教育现实情境取向也顺应了当今教育心理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
2.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内容存在“大同大异”现象。“大同”指两国教育心理学在研究重点上都凸显了学习者中心这一研究主题，如对学生的能力、学习策略和学习的动机及认知过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异”主要表现为中国教育心理学较重视认知学习的研究，如学生对信息的表征、记忆、注意和内隐学习与记忆的研究等；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更重视对学生学习自我品质的激发和培养的研究，如对学生自我概念、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学习效能等的研究较突出。此外，两国教育心理学对教育现实情境的对待上也存在差异，中国重视一般教育情境，德国更重视具体教育情境。
3.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无大差异，都重视多种方法的相互结合。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既重视实验法、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也提倡访谈、个案、典型行为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都较重视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强调用量化与质性结合来研究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规律。
(二)研究启示
1.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必然选择。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情境中的心理规律的科学。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2000—2010年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本国教育现实情境为研究取向，把适应国际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与解决本国教育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在紧跟国际研究潮流的同时，特别重视联系本国教育现实需要和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如德国教育心理学家对于学生读写能力、自我概念、动机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家庭条件类型、父母教育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德国现实文化教育和民族特点的科学研究；中国教育心理学关于汉语认知学习、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等方面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充分表明了教育现实情境取向既是当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点。
2.加强教育现实情境取向研究是中国教育心理学服务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教育心理学起源于西方，跟踪国际研究主流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的他山之石。但跟踪并不意味着盲从，要在验证西方教育心理学理论是否符合我国教育实际的同时，找到本国文化教育和其他异质文化教育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德国教育心理学的现实情境取向研究启示我们要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心理学，必须对教育现实问题准确把握，进行科学研究和深入分析，只有在鲜活的中国教育现实和独特且深厚的文化背景中探寻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寻求其解决的途径和策略，才能真正构建对中国教育实际起指导作用的教育心理学体系，完成教育心理学服务教育现实的基本使命。
3.重视教育现实情境各要素的均衡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在突出学习者中心的同时，对于教学者、媒体和环境等主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教育现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与教育者、媒体、环境的互动，才能使学习和教育得以发生并更为有效。因而在研究中过分强调其中某一点，而忽视对于影响和制约教育与学习的其他现实因素的考察，都难以揭示教育心理学现实情境取向的全部含义。相比之下，我国教育心理学家对教育者、媒体、环境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强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
4.重视家庭教育研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教师。在教育现实情境中，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家庭条件和类型对于子女的学习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国在教育者研究主题中，家庭教育所占的比例为21.59%，而中国仅为5.33%；环境研究主题中家庭环境研究德国所占的比例为59.09%，而中国则为45.16%。即凡涉及家庭的研究中，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比例都要低于德国。中国家庭一向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对家庭教育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中国都弱于德国，这与中国人对教育非常重视的现实需要很不协调，值得深思，也迫切需要重视起来。
5.重视教育新兴媒体的研究。在当今的教育现实中，计算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在教育中拥有的潜力不容忽视。在德国教育心理学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中，计算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研究占72.5%，而中国对其的研究比例仅占20%。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计算机网络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而计算机在我国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却停留在较低层次上。[26]计算机网络作为未来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手段，迫切需要我国教育心理学家认识上重视和研究上跟进。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1篇11
关键词:音乐情感;心理学;认知
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音乐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息息相关。情感是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心理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与音乐学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当今已成为一种趋势。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音乐情感是人与音乐的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各种人类感情因素的心理过程(刘涛,2006),这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与音乐实践活动有关的情绪、心境、偏好、趣味和态度等,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模糊量。
扬州大学的周新叶在《音乐情感剖析》(2005)中提到,“音乐情感”应等同于“音乐的情感”,它既包括由音响直接引发的情感成分,同时也包含主体对社会生活内容联系思考而产生的情感成分,是两个源头合成的一股流。
(二)音乐情感的特征
结合音乐理论、音乐心理学、艺术情感学的研究,刘涛(2006)总结了音乐情感在信息的表现、传递与认知行为过程有一些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主观性、层次性、客观性、模糊性、整体性、运动性、观照性、选择性等;甘露则认为音乐情感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和易感性的特征,她是从音乐存在的意义的层面出发的。
音乐情感自身的复杂特点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它或许不能让研究者从只言片语中推出结论,也不能从部分得知整体,流动的音符所带来的情感是复杂的,这就给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个学科联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涉足的领域也较为广阔,但不难总结出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实证性的研究和思辨性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学会前主席布鲁斯特·史密斯曾概括提出心理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模式),分别是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前者历来都是立足于外部来看待行为着的人,沿袭的是物理与生物领域的各种自然科学方法;而阐释模式则从来都是从内部来看待人,即在情感、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中研究人,强调人的特殊性。
根据刘沛的阐述,使用因果模式使音乐与情感的研究大受限制,因为基于该模式的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孤立的,外部的,听刺激能够对情感行为产生一种直接因果式的影响。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在各种验证和考验面前遥遥欲坠。“实验音乐心理学者逐渐认识到,实验设计对变量的严格控制,获得的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研究结果非常有限。即使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研究获得充分的积累,情形依然如此。有时相同的研究课题,由于变量、被试及测量工具的差异,研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甚至相反。”阐释模式在这时便显现了必要性。
音乐情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中间介入了人脑对声学属性的排列组合,对音乐符号的加工过程,因此,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需要将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相结合,将因果模式的手段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根基。有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经验性的分析将能够走得更远,正所谓根深而叶茂,对于任何一方面的偏重都会导致研究局面的营养不良。
二、音乐情感的研究成果探讨
(一)音乐情感的认知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根据蒋存梅所阐述的斯洛博达的观点:认知阶段是情感阶段的先行,没有认知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情感。张前在《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中也持相似观点。张前认为,人们从音乐中所直接接触到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音响;音乐的一切表现内容都要由音响引发,音乐欣赏中的一切感情体验与形象联想都要以音响感知为基础。综上所述,要研究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对中间的认知过程的深入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国外学者塞拉芬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一般认知过程发展的理论建构,主要以实验法作为研究方法,但因为被试为欧美人种,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应于我们东方人的特点,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验依据,尽管如此,塞拉芬的研究也为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即探寻中国被试对音乐情感的认知的过程和发展水平,这在我国的研究领域中可以说还是近乎空白的一块,有待于开拓。
另一方面,对音乐情感的认知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关注。由于认知心理学以大脑中的认识过程为研究对象,犹如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采用精密仪器,通过对大脑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测试,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即得出音乐能激感的论据。因此通过认知心理学研究音乐就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
根据有关学者的最新研究,音乐活动对大脑心理具有诸多复杂影响,如对青少年大脑“认知诱发电位”(事件相关电位)有显着影响,对皮质慢电位、神经细胞与分子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能够促进青少年的感觉皮层、联合皮层和前额叶新皮层的生理心理性发育,并使它们之间的双向交互式连接获得较早和致密的结构性塑造。
综上所述,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贡献的确不可小觑,但是,这里有两点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电脑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它只能根据人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实验、推理,人脑的思维是极其活跃的,当测试完毕后,人脑中可能又有新的思维信息,用电脑固定的程序或人工智能等纯逻辑化的工具来测试人脑认知的心理过程,是不是过于主观?
第二,就音乐认知科学的实验效能及其解释力和预见力价值而言,同一个欣赏者在不同的时间欣赏同一首乐曲时,如果欣赏者的感受不同,两次测试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欣赏者的感受完全相同的话,测试结果会不会也完全相同?这些问题涉及人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也涉及电脑及还原性实证结果如何与人类的艺术心理、审美创造性体验和思维相互贯通并耦合互补等复杂内容,因而有待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究。
(二)音乐情感的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人的心理机能及其复杂心理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的社会性活动。不同的个体,以及不同个体在社会上的身份定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等,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认知,不同的文化经验、社会背景、结构、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对于音乐的情感、情感的认知是否都是有差异的呢?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群体的情感体验是否有差异,当二者相互作用时,结果是相互抑制,还是相互包容,还是产生叠加效果?这些问题向我们呈现了面对“音乐情感”的不同视角: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情感认知进行研究。
将音乐情感的研究范围缩小到特定的群体,目前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的。邢红梅的《聆听音乐与大学生情感的联系》(2007)对大学生这个处于人生特定阶段的特定的群体的音乐情感进行了分析。作者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对大量的大学生进行了在聆听音乐时情感的反应的访谈调查。该文章细致分析了大学生的音乐情感,但也引发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音乐如何被使用?聆听者如何在聆听活动中建构自我身份,进行各种不同的情感陈述?个体如何在社会情境中以音乐为中介体验和创造情感,以便自己更好地成为一种社会规律化的存在?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深入去探讨。另外,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仅仅使用访谈法略显单薄,如果能够结合上实证研究的实验和数据支持,或许能够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束语
在相关文献中,国内相关实验论文的数量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内的实证研究仅仅是集中在个别音乐治疗和音乐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报告方面。显然,国外在实证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比国内要雄厚,但是,国外实验研究的被试都是白人或黑人,他们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中国被试的情况,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也更加趋于实证化、科学化。在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收到的论文以及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显示了这一趋势。重视应用性研究,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明显增多。此外,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情感计算与智能交互国际会议(ACII2005)共录用论文118篇,然而,音乐情感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在我国正在逐渐萌发,并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集中研究音乐情感的队伍的联系交流中得知,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与国际接轨,在一群卓越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音乐情感的认知模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初具规模,这将使情感的识别、表达和转化实现数字化、程序化,更好地促进音乐情感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是需要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物理学、美学、心理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背景作支撑的,并且,在实证研究的根基上结合思辨性的分析思考,将因果模式与阐释模式融会贯通起来。
此外,音乐是人类伟大智慧的产物,随着音符的流动展示着人类与大自然的精髓。音乐是灵动的,音乐是有灵性的,音乐可以激发人类的丰富情感,让人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音乐的博大精深与大自然的精髓不谋而合,或许音乐的本质也是自然灵性的体现。音乐的这些特征是与人本主义的思想相通的,尤其与倡导灵性的回归、重视精神层面的被称为“心理学的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一拍即合。如果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强音乐情感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联系,再结合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相信音乐情感在我国的研究必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王沛,苏洁.音乐知觉的神经基础研究[J].心理科学,2007(6).
2、周新叶.音乐情感剖析[J].艺术百家,2005(4).
3、甘露.论音乐的情感特征[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4(4).
4、赵冬梅,刘志雅.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2).
5、蒋存梅.国外音乐认知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音乐研究,2007(3).
6、崔宁.音乐教育的大脑心理效应[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篇12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基本观点评价
[中图分类号]B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051-01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运用心理学领域内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测量技术，研究我们所具有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正面心理学内容的思潮。这种思潮主要是对人类心理机能中较为理想的内容部分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希望发现能够使我们更好发展的积极心理学因素，并且利用这些积极的因素能够促进人类及社会更好地发展与进步，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去追寻幸福的生活”。
一、积极心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战后，消极心理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居统辖地位。对于心理学而言，主要任务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精神疾患等。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心态也在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荡的社会政治局面之下，社会科学以及心理学主要研究任务是帮助人们治愈创伤；当社会处于和平时期时，人们更加追求的是能够提高生活的质量，使生活更加美好。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心理学家们提出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当美好的事物占据了你的生活时，所有的不幸与烦恼就会远离。
二、积极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中，应以我们所具有的潜在并有建设性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品德为出发点，倡导用积极的态度对心理现象做出全新的科学诠释，从而激发出我们自身内在的力量与良好品质，同时运用这些积极力量和良好品质来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同时获得良好的生活品质。
（一）对消极心理学的批判
消极心理学关注的只是部分存在问题的人，而对于这些问题也只是“医治”，并没有治本。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去除人的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更多的是帮助人们形成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心理特征以及行为方面的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物质享受，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教育，但患各种心理疾病的人数却大大增加了，而且心理疾病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心理学的发展目标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更有质量地生活。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使问题根本不存在。
（二）正面取向的价值观
积极心理学与消极心理学不同，提倡研究对象为平均水平的普通人，以肯定的方式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等心理品质。希望培养或加强我们所具有的较为积极的正面力量，从而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健康的，并能够幸福地生活着的人。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是人类所固有的内在力量。同时积极心理学也并不回避关于人类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积极心理学强调从积极正面的方向对人类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界定与研究，更加关注人类正面心理品质的培养。
（三）全面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兼顾到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积极心理学不仅关注到了个体的心理层面，同时也关注到了群体及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积极心理学强调内因与外因在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动因方面的共同作用。积极心理学关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很多，如主观幸福感、快乐、爱等。同时还有关于积极的人格特征以及积极的社会环境方面的研究。积极心理学主张人及其经验是在环境中得到体现的。
（四）延用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积极心理学仍是沿用当前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主流心理学中的多数研究方法与手段都适用于积极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如量表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同时积极心理学还把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人本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经验分析法等结合使用。如在研究人的积极进展时就采用了大量的演绎推理，甚至还用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来论述个体的发展历程。
三、对积极心理学的评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出现消极心理的人群日益增多，出现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积极心理学提出了关于心理学研究方向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架构，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转向人的积极心理因素层面。为当前主流心理学的内容与形式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它为心理学研究乃至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更加正面积极地看待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心理学必将推动心理学研究领域向前进一步的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心理问题、治疗心理疾病，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人们能够更加幸福快乐地生活着，这是积极心理学赋于心理学研究新的动力所在。积极心理学可以教会人们如何在激烈的社会中从容追寻到幸福的生活，是关心人的优秀品质和美好心灵的科学。
【参考文献】
[1]叶浩生.心理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