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例(12篇)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机遇挑战
一、“互联网+”时代
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成立“中国互联网+联盟”；至此，“互联网+”时代在我国拉开帷幕。
“互联网+”即“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它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六大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应有的基本态度，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信与敬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大的根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其基本的根据。首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孕育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承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基因，具有厚重的历史优势。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具有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解放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内涵。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延展了革命文化的先进本质和伟大精神。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成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精神体现。
三、“互联网+”时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带来机遇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我国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中A文化自信的根本，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群众基础和先决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带来了新机遇。
（一）“互联网+”时代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营造新环境
文化自信不是凭借单纯的主观意志和想象树立的，文化自信是在历史的纵向比较和时代的横向比较中，以及对历史和时展的趋势和潮流的把握中确立起来的。
面对更加开放、共享的新环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把握时代潮流。除了要辩证地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外，更要辩证地看待世界历史，明晰历史规律。共产主义信念既是凝结全体中国人民自觉行动的精神纽带，也是我们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精神武器，更是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大潮中激流勇进的制胜法宝。在”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尤其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阶段，我们必须着眼于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大势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二）“互联网+”时代对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出新要求
文化自信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更不是文化上的夜郎自大、盲目自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在与他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显示出比较优势，才能客观地呈现出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学习西方”的文化氛围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一定程度的文化不自信为前提的。当下我们应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为此，“互联网+”时代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出了新要求：要在一个开放、传播迅速、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世界环境下，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冲击，更好地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四、互联网+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在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带来了挑战。
（一）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共享模式的变革
“互联网+”时代，传播的速度更加迅猛、资源共享的范围更加广泛、外来文化纷纷涌入，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不小的挑战。
为此，必须创造性地转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适应时代的变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灿若星海，是令中华民族自信于世界文化的成果。但时代在改变，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创造性地转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更要创造性地发展优秀文化；不仅要创造性地转化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为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进行创新，辩证、发展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互联网+”时代的核心在于创新，面对如此创新的环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进行创新，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传播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在“互联网+”时代下接受优胜劣汰的挑战，坚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辩证发展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也辩证发展的看待外来文化，取长补短。
参考文献
[1]范晓峰、郭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2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是根据1950年政务院《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的要求，结合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实际开设的一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x民族观、宗教观、祖国观、文化观、历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重要阵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课程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和教学体系，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迅捷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对传统高校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了全面革新，对传统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促使高校必须直面挑战，积极搭乘互联网的便车，丰富和完善课程体系。
一、当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在高校教育中的作用
高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和政策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1]。
1.能够使大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民族观是指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根本看法和观点，即人们的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研究古今中外民族和民族问题，从而形成的科学结论和总的指导原则，其核心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2]。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民族发展的基本要求，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科学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政策、执行民族路线、解决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也是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开设这么一门特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2.能够使大学生自觉提高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致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取得了理论创新的两大重要成果，即毛泽东民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体系[3]。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同时还契合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时代特点，彰显时代特色，显示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格。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都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材，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要做好这项工作，他们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才能提高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能力。目前，高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公共课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中国和世界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基本情况；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民族政策[4]。通过课程教学，学生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弄清楚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及民族消亡的先决条件。最终明白了民族只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并且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走向消亡。这些理论的掌握，为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服务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3.能够使大学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和维护祖国统一教育
2006年，《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院校民族理论和政策课教学的意见》（民委发〔2006〕167号）中明确指出“要在大学生中开展民族平等团结教育”。2009年8月，、教育部、国家民委在下发的《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指出：“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是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和维护祖国统一教育的主干课程，其教学目的是立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情，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学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及责任感，提高他们理解和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能力并使之具备必要的理论和政策素养[5]。学习课程要让学生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民族整体观，以增强其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觉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二、互联网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是一种新事物，是一种在现代条件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武器和新手段。从教育的未来发展进程来看，互联网对教育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它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1.互联网为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在传统高校教育中，教师主要依靠教材、书籍、报纸、文件来获取课程资源，掌握的资料、信息量非常有限，其中有许多信息内容滞后，缺乏时代感和感召力。而在互联网时代，教师获取课程教学资源则非常方便和简单，各种各样的书籍报刊、统计资料、党的方针政策、国内外时政热点新闻等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时，在互联网环境下，大学生能够及时搜索和查阅最新和最全面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信息，了解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前沿热点问题，这些都有助于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2.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
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活跃、思想敏感的群体，他们的求知欲望强烈，思想敏锐，乐于接受新事物，关注社会热点、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而互联网信息覆盖面广、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可满足大学生们的需求。高校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教师授课的途径变得更加便捷。教师还可以运用网络技术，将教育内容中的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融为一体，寓教于乐，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新的授课方式、方法、手段也使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由消极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和互动交流，这正是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变化。
3.互联网为课程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
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为课程的学习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当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虽然已经在全国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普遍开设，但在大纲的修订、教材的编写、教学课时设置上并未统一，没有像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受到充分关注。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必须借助互联网的平台优势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严格规范课程的大纲、教材和教学课时。目前高校大学生群体主要是“90后”，他们是与互联网同生共长的一代。他们对网络的依赖性很强，习惯于在网络上吸取知识和营养。然而网络上的大多数信息都是支离破碎的，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是非评判标准。借助互联网这个交流平台，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互联网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提出的挑战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迅捷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等特征在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课程内容设置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是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性质决定了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导向性。课程承担着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义务，是科学的民族观和方法论。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课程中的有些内容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未能反映现在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越来越远离大学生生活实际。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开始广泛地使用各种网络工具参与学习、求职、游戏、聊天、交友等各项活动。根据复旦大学的一个调查，学生的上网率高达98.2%，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为10.5小时，平均每月支付的上网费用为28.5元。网络对大学生来说是便捷而廉价的学习方式、通信方式和娱乐方式，内容丰富，自主选择性强[6]。但如此数量庞大而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也严重干扰了课程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上的主导地位。
2.?n程教学方法
传统的学校教学方法主要以“灌输”模式为主，资源有限、手段单一，教师和学生地位不对等，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受教客体（教师）热衷于讲授，受教主体（学生）习惯了听讲。这种单向信息传播模式――香农模式（1949年由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工程师香农提出的）[7]，适合闭塞的教育环境。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上存在可供阅读的大量参考资料，学生可自行下载学习。以往传统单向的、线性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教育要求。网络特性使受教主体的平等、自主意识增强，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选择性、参与性大大提升[8]。目前，虽然高校已经普遍使用多媒体教学，但传统教学方法思想根深蒂固，加之课程的理论性很强，致使多媒体教学只是教材内容的再现，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3.教师整体素质
在传统课堂上，教师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时，只需要一本书、一支笔、一块黑板，偶尔辅以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学生也是被动接受，至于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往往不得而知，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在互联网时代，为了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仅仅依靠教师个人熟练地掌握并讲解其课程内容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教师掌握互联网知识并学会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教学。同时，教师必须具有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具有服务意识。
四、互联网时代“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已经基本实现全民普及，“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与以往相比，面临的难题更多了。但是，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紧跟时代步伐，更新课程内容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不例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1950年政务院《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的要求，在我国各民族院校开设的一门政治理论必修课。该课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目标是使各民族大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同时了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状况和基本知识，从而有助于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自觉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但是目前此门课程教材内容比较陈旧，教材内容庞杂而缺乏活力，加之课时少，教学效果不够理想。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提醒我们，中国化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也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不断地补充新的内容，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向前发展。同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在指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颁布的纲领和政策，这都为该课程提供了新的养分。
2.理论联系实际，优化教学方法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一是在课堂教学中，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实际的事例来进行讲解。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政策性，学生在接触时往往会感到晦涩难懂，这极易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加深对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可以积极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在教学中适当应用视频、动画、图像等资料，以多种元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二是在实践教学中，采取组织学生观看教学音像资料，参观考察、社会调查等各种活动，提高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兴趣与热情。马克思主义首要的理论原则就是实践原则。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实践教学与教材、党的政策、当下社会难点和热点问题相结合，做到理论讲授与学生的思想实际、能力培养与思想觉悟提高、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动学习等内容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提高“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实效性。互联网时代更应多借助互联网技术支持实践教学活动。比如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检索、网上调查、参与网络论坛等。三是鼓励学生知行合一。鼓励大学生走出校门，放眼社会，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认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高运用民族理论观察分析民族问题和现象的能力。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3
所谓网络国际传播，即把互联网作为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采取各种措施谋求优势地位，扩大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抢占国际传播的制高点。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互联网的加速普及，网络国际传播的渗透性、覆盖面和影响力骤然增强，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突出的角色，世界各国愈发重视网络国际传播的作用和功能。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和舆论格局，如何大力加强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根本改变目前国际话语权上“资强社弱”的态势和局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进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争取世界舆论影响和国际道义支持，是信息网络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题中之意。
一、网络国际传播的政治意义
网络国际传播是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新平台和新渠道，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相掌控的跨国媒介和战略空间。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而言，网络国际传播承载更多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符号功能，是信息时代话语权、竞争力和软实力碰撞消长的集中体现。
（一）网络国际传播领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斗争的新兴领域
纵观世界历史，从16世纪开始至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经历了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等生产力发展阶段。事实证明，哪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能够占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能赢得发展先机和战略主动，从而代表世界发展趋势和未来。目前，以信息科技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科技革命成果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传播模式和价值观念。网络国际传播是网络信息科技在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力水平与政府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是信息时代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效检验。苏联在电气时代抓住生产力发展脉搏，迅速实现工业化，赢得卫国战争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壮大，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却未能充分认识信息科技的重要意义，与信息科技革命擦肩而过，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较量中败下阵来，丧失经济社会活力和制度感召力。恰恰相反，从网络诞生以来，美国掌控着互联网先发优势，握有互联网核心技术。目前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全球共有13台，其中1台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外12台副根服务器也有9台设在美国，其余3台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1]美国政府通过“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掌握域名系统最终控制权，在国际冲突中侵害别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同时，全球约3000个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中，70%设在美国，美国的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90%。[2]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牢记苏联在信息革命中不断落伍导致生产力停滞和制度覆亡的历史教训，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在大力推进信息革命中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赢得“两制”关系的主动权。因此，网络国际传播是网络信息时代基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两制”之争新领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日益重视且关乎综合竞争力、国际话语权和制度吸引力的重要范畴。
（二）网络国际传播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信息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共存竞争斗争，不仅仅需要加强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硬实力建设，同时需要加强政治软实力建设。政治软实力包括了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醒道：“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金钱与暴力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3]（P105）今天看来，网络国际传播力在国家政治软实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权力已超越“资本密集”阶段进入“信息密集”阶段的信息时代，信息就是力量，信息权力是最核心的软权力。[4]（P19）作为21世纪信息传递和价值营销的主平台和主渠道，网络国际传播起到政治动员、价值推广、树立形象、争取人心等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竭力争取和抢占的传播管道和话语空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往往十分善于运用新兴传播媒介增强政治软实力，实施国际政治传播，为美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扩张铺路。美国20世纪以来先后运用广播电台、电影电视、网络媒介取得了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政治价值观输出和国际形象建构，为“两制”竞争中逐渐渗透和演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占据上风立下汗马功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重视网络媒介的国际政治传播功能和效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发展信息科技，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要把网络国际传播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升网络空间传播力和国际政治话语权，彰显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技术保障和道义支持。
（三）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举措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研发互联网，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掀起“信息高速公路”热潮，资本主义国家在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上启动早、投入大，已经占据了互联网领域的技术、管理和话语权制高点。冷战结束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今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颠覆分裂破坏活动，不需要“动枪动炮”，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策划指挥，成本低、防范难、速度快、影响大。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心头之患”。以美国为例，利用互联网实现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是奥巴马政府“21世纪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是迄今为止美国最为全面和详细的网络空间战略规划。作为美国网络政策的顶层设计，该战略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指导美国网络空间的政治和外交行为，对世界网络空间发展和国际政治交往产生深远影响。实践证明，网络国际战略是美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维持美国霸权地位、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是网络国际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在对待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时，美国处心积虑地推行“网络自由”战略，大力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政治价值观，宣扬所谓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和“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社会舆论环境产生较大的干扰和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经说过：“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可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6]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因此，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出发，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有力回应资产阶级网络舆论，消解资本主义网络霸权，任务艰巨，迫在眉睫。
二、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力现状
社会主义国家是网络国际传播领域的后来者和赶超者。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处于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各自的任务和压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第一大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和管理模式；[7]越南和老挝走上了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正在日益扩大国际影响力；朝鲜和古巴则依然处于相对落后和停滞的状态，面临西方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带来的严峻政治挑战。
（一）中国：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快速发展，步入获取国际话语权阶段
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网民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社群，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手机网民人数为5亿，手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逐渐饱和，互联网发展主题从“数量”向“质量”转换，具备互联网在经济社会中地位提升、与传统经济结合紧密、各类互联网应用对网民生活形态影响力度加深等特点。[8]中国虽已成为互联网大国，但是，与美国相比，互联网核心技术及相关软硬件基础设施对美国依赖程度较高，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中国互联网对西方的传播力十分有限，无法在全球网络舆论场中有效反制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9]1994年以来，中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贸易中长期逆差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全球舆论格局尤其是互联网、移动手机等新兴传媒舆论体系处于“西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西方利用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逆差地位，利用高科技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攻势不断加大。中国网站主要靠中国网民访问，网站黏性远低于世界同等规模网站的平均水平，中国公司没有进入世界网络市场，外国公司也没有进入中国网络市场。中国网民数量大而实力不强，传播网络应用广泛而技术滞后，网络媒体众多而大都雷同，“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社群的参与力度还远远不够，由于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障碍，中国互联网社群还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事务的各个领域参与和贡献力量”，[10]世界第一网民大国亟须向网络强国升级转型。2013年，全球第一个地址分配机构合作中心在北京正式设立。中国互联网企业、组织以及机构可以通过地址分配机构北京合作中心了解全球互联网发展态势、共享互联网发展经验、争取非英语社群权益、促进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地位的提升。从此，中国互联网社群将获得一条宝贵的互信沟通渠道，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及时把握全球互联网机遇，推动中国互联网社群壮大，加快中国互联网发展和话语权提升。
（二）越南、老挝：日益重视网络发展，网络发展呈赶超趋势
越南把发展互联网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积极制定互联网发展战略和相关法规，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推动越南社会信息化的建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越南互联网的发展超越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2000―2010年增长12035%，[11]网民人数由2003年的310万增至2012年9月的3100万，累计增长了近10倍，截至2012年7月3G用户人数已增至1600万人，占越南全国人口的18%，是亚太地区互联网增长比例最快的国家和世界上增长比例最快的国家之一。[12]
老挝曾经是东南亚乃至世界上网络资源最为贫乏、最需要帮助的国家之一。[13]然而，老挝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成为老挝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力军。这部分人由于受到邻国及国外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对网络已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正努力地学习英文以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已经或正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语言障碍已经扫除，网络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老挝于2008年开通了手机3G网络，目前老挝全国手机用户有300多万，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手机覆盖率达87%。2012年，老挝成为东盟地区继新加坡后第二个开通4G网络的国家，标志着老挝的电信发展进入到国际先进水平。[14]
（三）朝鲜、古巴：互联网发展滞后，面临较大的外部政治压力
“光明网”是由朝鲜唯一的国营互联网运营服务商提供硬件和技术支持的局域网络。网内还有一些论坛、聊天室和几家国营媒体的网站，可以浏览朝鲜之声、《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通讯社等新闻媒体的官方网站。朝鲜电脑上装载的并非是世界通行的微软Windows系统，而是自行研发的“红星”系统。朝鲜国内用户只需到各电话分局办理入网申请手续，即可通过电话线上网，无须支付任何入网费。但是至今为止，在朝鲜2400万人口中只有150万人口使用网络。政府、军队以及高等学校可以使用互联网，普通民众依然很难接触到互联网。在朝鲜，本国人私下访问国际互联网是违法的，部分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是少数几个例外。除了极少数朝鲜人能够私下访问网络，大多数人都是在工作场所或者非政府机构才能接触网络。接待外宾的酒店大多配备有可上网的电脑，平壤和清津等城市更出现了“网吧”这样的新鲜事物。2008年，朝鲜与埃及奥拉斯考姆通讯公司合作，开始建设3G网络。奥拉斯考姆公司投资40亿美元在朝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以获得朝鲜通信业25年的专营许可。[15]（P59）2013年5月，朝鲜手机用户突破了200万人，分布在包括平壤在内的15个主要城市和100多个中小城市。合法使用的手机具有语音通话、视频通话、发送和接收短信、拍照和游戏等功能。2013年，朝鲜电信运营商首次开放了3G数据网络，访问条件十分受限，朝鲜本国的公民无法访问，而仅支持外国公民的访问。[16]互联网的出现和逐步开放是朝鲜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古巴1996年开始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据古巴政府统计，在1120万人口中，有260万人能够使用互联网，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古巴人仍只能使用一个受到限制、由国家控制的“内部网络”。目前古巴国际通讯主要仍依靠卫星传输，费用极其昂贵。随着一条连接古巴和委内瑞拉、长1600公里的海底光缆的开通，自2013年6月4日起古巴将在全国118个网吧提供更便利的互联网接入公共服务。[17]据研究统计，古巴的网络连接率排世界倒数第二，约16%的古巴人能够上网，这些人多是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网络。在这个人均月收入仅为20美元的国家里，每小时的上网费用达到4.5美元。古巴政府官员表示，技术和资金限制是古巴私人上网受限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主义国家网络传播力建设
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信息科技发展、网络信息管理和由此产生的内外政治压力。唯有高度重视和加快提升网络国际传播力才能实现根本改观，有力回应和超越资本主义网络国际传播体系。
（一）提升网络信息科技水平
缺乏核心科技是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国际网络传播力建设的巨大阻碍。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网络产业在创新、平台架构、运营、管理和技术上存在明显差距，这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加大信息科技领域的投入，加快实施高速互联网等国家信息化战略，重点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和信息服务，逐步减少信息科技软硬件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更多的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网络产品，形成有利于打造全球网络传播巨头的良性生态环境和技术环境。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一是要以资本为引擎，提高网络市场化程度和融资水平，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全球网络国际传播力市场寻求加速器。二是要从大众理念、执行层面和国家政策等多种角度实施向IPv6过渡的国家行动计划，针对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国产设备采购予以优惠政策，大力扶植下一代互联网相关企业的发展。三是加大网络科技人才培养力度，形成水平一流、规模庞大、持续更新的网络科技人才库，做好网络科技发展的人才储备和运用工作。
（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
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能够有效保证虚拟社会健康发展和网络国际传播持续推进。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网络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建立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刻不容缓。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互联网发展最迅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18]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互联网主权，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确保政治引导舆论正确性，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实现国际合作与充分开放，舍弃封闭、固守、僵化的模式，形成开放、包容、创新的模式，在双边和多边互联网治理交流中，增进相互理解，分享网络治理经验。与此同时，要建立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网络国际传播机制。在国家层面，整合外交外事和新闻宣传部门网络传播力量，组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外交部网络事务办公室等机构，协调网络国际传播工作，形成网络国际传播统一指挥、扎实推进的领导格局。在社会层面，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和力量，培养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网络国际传播的兴趣和能力，鼓励包括网络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在海外营销时参与和开发网络传播的行动和项目，逐步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公司和公民密切配合、协调公关的网络国际传播工作整体局面。
（三）优化国际网络传播格局
目前，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网络传播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存体系中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地位，经济发展、信息安全、社会稳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因此，改变和优化现有的国际网络传播格局至关重要。一是建立国际网络传播联合阵线，联合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网络霸权，深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国家机密窃取和政治颠覆活动。二是倡导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互联网格局，建立国际互联网新秩序，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三是重视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这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建议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
（四）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发展
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承载意识形态和价值符号。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同样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和价值符号的与时俱进。一是要形成符合网络时代的、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体系。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宣传，有自身的规律和要求。网络政治传播的多中心和多向度要求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更强，能够对新事物、新现象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解释，能够充分地预测和判断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上有所突破，在更广泛领域构建起既有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气派，又能与国际社会开展有效对话的话语体系。二是要形成符合青年心理的、创新的价值符号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青年群体是互联网平台上的活跃者、主导者，对网络国际传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两制”都竭力争取的重要社会力量。要通过对价值符号和话语体系的更新，增强国际互联网传播对青年的吸引力、感召力，这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未来。三是要深化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研究，传播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国际互联网平台，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终结的历史归宿，阐述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形态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性、正当性和合理性，争取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和国际道义的支持。
（五）提升网络国际传播能力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4
本文所讲的互联网医院是基于开放式架构，在线医生不拘于一家医院、一个省市、甚至不拘于一个国家，药品、器械、检验化验、治疗、手术亦不拘于一地，病人也是开放式的，在这样的开放式架构下，与病人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医生、医疗机构等随时处于动态变化中，所谓人人为病人，病人找千家，真正的以为病人为中心。但是，能够称之为互联网医院，表明这样的互联网诊疗系统是闭环的，从病人首次线上提出看病要约开始，到最后诊疗义务的履行完成，所有的诊疗行为均在这个系统中完成闭环。我将符合上述特点的互联网诊疗系统称之为互联网医院。以浙江桐乡市第三医院为依依托设立的乌镇互联网医院，符合这样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为有手术需求的患者精准匹配、提供手术医生、手术医院的“名医主刀”网亦初步具备这样的特点。
乌镇互联网医院与名医主刀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可以为所有病种的病人提供服务；而后者主要为已经产生手术需求的病人提供服务。我乐意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限于某个专科，或者提供“精准医疗”的互联网医院不断产生，当然亦将有更多的提供全方位学科服务的互联网医院诞生。互联网医院涉及的法律主体、法律关系，异常复杂，本文重点探讨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规制。
在正式讨论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规制之前，请允许我从哲学上简要预测下互联网医院的未来，有未来，方有法律分析的价值。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失序几乎都是来自于人群实质上的不平等。在蛮荒时代，实质上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于体力上的不平等，由此形成了以体力强盛者家族为核心的原始社会秩序，当有新的体力强盛者提出挑战时，社会进入失序，直到新的秩序建立；随着文明演进，智力上的不平等逐渐占了上风，思想控制成为最重要的秩序之源。医疗领域的秩与失亦遵循此实质不平等原则，最早的医生实际是巫祝与巫觋，他们垄断了人类仅有的医学知识，病人的生与死在于他们的予取予夺；演进到现在，人类可以有多种途径学习医学知识，但医学也变得更加复杂，普通人要掌握仍是困难重重，当然比之古代已是大有进步。
就我十多年医疗诉讼，接触成千上万的医生与病人，最深刻地观察符合上述历史结论：医学知识上的实质不平等是造成医疗过失的最深层次根源，因为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医生可能变得轻慢，因为信息上的绝对劣势，病人可能变得迷痴。佛言人之五毒：贪、嗔、痴、慢、疑，医患各居其一。由此形成诊疗过程中的具体过失包括：医生懒得讲，病人懒得问，此构成医患沟通障碍之知情同意之过失；太相信自己的医术以为病人不可能懂事实上病人也无从知道而造成损害，此即构成诊疗中过于自信之过失；随心所欲于诊疗规范且以为这是医生的天然权力而事实上病人也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诊疗规范而造成损害，此即构成诊疗中疏忽大意(懈怠)之过失。过于自信与疏忽大意，是民法两大过失行为之意识根源。
互联网技术为人类克服智力上的实质不平等提供了新方法，为医患双方缩减医学知识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新途径。基于互联网去中心、分享的本质，病人端，病人可以从自己、从其他病人、从更多的医生获得更多的有关疾病预防与诊疗的知识和服务，即所谓自我教育，减少痴迷；医生端，医生亦可以从自己、从其他医生、从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多的有关疾病预防与诊疗的经验与教训，减少轻慢，此消彼长，最终将减少医患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减少过于自信与疏忽大意之过失，从而减少医疗损害，减少医患冲突。所以，从造成医疗损害、医患冲突的最深层次根源来说，整体上，互联网技术将大大降低现有医疗系统的法律风险，而不是增加风险。
这是我要阐述的第一个关于互联网医院的重要观点--互联网能够减少医疗风险而不是扩大风险，政府管理人员、相关从业人员、病人等对互联网医疗应持开放式容纳态度。同时从这个阐述中，我也预测，只有在技术上做到让病人更能自我教育、让医生更能相互纠错、让医患更能相互沟通，也就是更具分享精神的互联网医疗企业，才有前途。下面阐述互联网医院与传统医疗面临的不同的法律风险及相应的法律规制。
谈法律，我习惯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思路，即所谓“定分止争”，典出《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孔子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法律精髓在于先“定分”，而后“止争”。此处所谓“定分”，即确定名分，换成现代民法，即确定法律资格与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止争，即追究法律责任。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规制，亦无外乎先规范法律资格与权利义务，而后规范法律责任。
一、法律资格
1、互联网医院
首先，互联网医院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实体存在的医院，它既没有自己的医生，也没有自己的药品、器械，它只是一个网络平台，供医生、医疗机构、药商、器械商、病人在上面各显神通，类似于大海，为船舶航行提供条件，船舶发生碰撞，不能由大海承担责任。但是，不同于大海的是，互联网医疗平台是由人建立的，有所有者，所以它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主体，在民法上属于法人，互联网医院所有者与其他主体基本上是一个合同关系，受《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制约。当然，大海在法律上其实也是一个主体，领海为一国主权所有，公海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共有，领海与公海受国内私法与国际公法制约。其实我们也不能排除，将来某一天，足够强大的互联网医院为全世界共同共有。
其次，互联网医院在取得民事法人登记之后，还需不需要获得得医疗机构的许可？或者通俗的说拿到医疗服务的牌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需要。因为按照本文设定的互联网医院的定义，所谓互联网医院其实只是医生、医疗机构等提供医疗服务的平台，而医生、医疗机构在法律上并不隶属于互联网医院，因提供医疗服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也不由互联网医院承担，所以互联网医院无需取得医疗服务许可的牌照。至于由已经合法登记的医疗机构举办的互联网诊疗系统或互联网医院，则由于该医疗机构已经取得牌照，线上服务只不过是该医院医生执业权利的自然延伸，无需再获得单独的医疗服务许可；如果医疗机构举办的互联网医院向该医疗机构外面延伸，比如乌镇互联网医院，则也由于该互联网医院仅是为其他已经合法执业的医生、医疗机构等提供医疗服务的平台，按照前面论述，无需再获得医疗服务的单独许可。
或许有人问，互联网医院为医生、医疗机构提供了在线上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而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不同，需不需要单独设定一个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牌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论述，一个医生、一个医疗机构只要获得了国家的执业许可，意味着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医学智能为病人提供服务，而智能服务是不可能区分形式的，不能说在在医院的办公桌、病床、手术室提供医疗服务是合法的，而到医院外就非法了，否则电话会诊也是非法，从病床到办公室口头请示也是非法，所以在互联网上为病患提供服务，无论是电子咨询，电子处方，还是遥控机器人手术，都只不过是医生、医疗机构的执业权利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下的自然延伸，不存在单独设定一个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许可。
当然医生到所在医院的物理空间之外的互联网或者其他非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涉及到一个医疗条件问题，即所在医疗条件能否满足对患者的诊疗要求，我认为这首先属于医生的自我判断、执业权利范围，医生脱离医院的物理空间并脱离与医院的劳动合同范围而行诊疗活动，如果因医疗条件不能满足对患者的诊疗要求，实际上违反了诊疗常规、规范，应当由医生个人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国家可以对网络空间或非医疗机构地点的网络信息条件或物理硬件条件以及行医资质、行医范围作一个最低要求规定，未到此要求者，不得从事诊疗活动，但在国家未规定前，却应遵循民法“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
医疗服务是这样，药品、医疗器械的经营、检验化验等等一切与医疗服务有关的行业也是这样。比如药品经营，如果已经取得药品销售许可证，则无论是通过实体店的线下销售，还是通过互联网的配送销售，都在这个药品销售许可证的范围之内，不存在还要单独颁发一个互联网药品经营的牌照。所以，听说阿里健康控股的中信二十一世纪通过“河北慧眼医药科技公司”拿到中国第一张互联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我就非常奇怪，如果河北慧眼这家公司已经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为何还要单独获得一张互联网药品经营的许可证呢？第一张互联网药品经许可证真的值10亿么？也许一文不值。
但是，互联网医院虽然无需获得医疗服务的特别许可，可是作为医疗卫生电子信息的提供者，尤其是涉及到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等，涉及到病人的隐私安全、病历证据安全，应当受到国家有关涉医疗卫生电子数据法律的特别监管。2001年1月8日，卫生部曾经颁布了《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有规定从事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的企业应当取得“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但这个规定制定于15年前，几乎没有涉及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等的数据安全，有关许可的具体内容也极其原则，几乎没有操作性，故已于2008年废止。迄今为止，卫计委未再制定新的有关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的部门规章，所以到目前为止，各家医疗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也很正常，法律必然是落后于现实的，过早的制定限制性或规范性法律，最大的可能是限制行业的发展，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世界通例。
在我这个从事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专业律师看来，国家今后如果出台有关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的专门法律或特别许可，主要应当对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的隐私保护、证据安全作出最低标准的规范，并以此作为行业准入门槛。
2、互联网医生
与线下面对面的诊疗不同，线上咨询或诊疗医生获得的疾病信息一般要少于线下，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一般而言，只有在线下拥有足够知识和经验的医生才有可能面对线上更复杂的情况，所谓只有深入了才能浅出。因此我认为，国家应当对提供线上医疗服务的医生资质作出最低要求规定，如执业年限不少于5年、执业资历不低于主治等。至于每个互联网医院，则可以根据自己平台的服务对象、质控要求而根据国家的最低要求对实名注册医生的具体标准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
就互联网医院与各方产生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医疗安全，或者医疗风险，核心就是医生与患者的权利义务，其中医生的权利即是患者的义务，患者的权利即是医生的义务。医疗安全是互联网医疗的生命线。
医生的权利，其实就是医生在互联网上有没有进行疾病诊疗的权利？这一问题，我反复论述过，我认为，医生在互联网上进行诊疗，系医生线下诊疗权利的自动延伸，不存在法律障碍。至于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和公立医院为事业编制的国情而对医生执业权利形成的现实限制，我相信在国家医改允许多点执业、自由执业、医生工作室的大背景下，短时间内便会获得完全突破。所以本文不再讨论医生的网上执业权利，而是重点讨论互联网医院下医生的特别注意义务或特别法律风险。
与线下医疗一样，经由互联网医院提供诊疗服务，医生的特别注意义务亦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定的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二是来自诊疗常规、规范的义务；三是来自医患服务合同的约定义务。
1、来自法定的义务
主要是两个，一是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二是遵守医疗常规、规范。
1)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指患者对病情、诊疗措施有知情的权利，对特殊的诊疗措施有同意的权利。互联网下，知情同意权除上述内容外，还应当扩大到对医生身份的知情同意(这一权利在线下诊疗也有，只不过线下医患面对面，默示存在)。
关于医生身份的知情同意权，互联网医院应当保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是真实的、是符合国家法定要求的，并且应患者要求，应当即时向患者公布医生的身份、所在学科、所在医院、相关资历。在患者指定医生服务时，应当提供指定医生，不能及时提供的，应当说明，并征求患者意见。
关于病情、诊疗措施的知情同意权，互联网医院应当保证医生的病情判断、诊疗措施对特定患者是透明的，涉及法律规定的特殊诊疗措施时，还应当从技术上保证能够征得患者的知情和同意。所有在互联网上形成的有关诊疗的电子信息应当供特定患者随时查阅，并应当按照《病历书写规范》至少保留20年。
实践中，互联网企业通常会在患者登录时一个“患者用户法律声明”，但这只是互联网企业对患者的知情同意义务，而非医生的知情同意义务。医生的知情同意义务不可能由互联网医院代为履行，但互联网应当提供相应的技术手段，以供医生完成。
2)遵守医疗常规、规范的义务。
遵守医疗常规、规范是所有国家规定的医生对患者的法定义务，至于医疗常规、规范的具体内容，一般则由专业团体如医学会、医学教材编审委员会、药典委员会通过诊疗指南、教材、药典等形式予以规定。
互联网医疗下，在通常的诊疗常规、规范之外，国家有无必要再制定特别的诊疗规范、常规？我认为有必要。因为互联网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医患不见面的诊疗形式，供诊疗所依据的病情信息不同于传统医疗，对于哪些病种、哪些诊疗措施适合互联网诊疗应当有不同的规范。不过疾病病种数以万计，诊疗措施理更是浩如烟海，既非常复杂、也非常专业，不可能由国家如卫计委完成，而应当交由各学科的专业团体制定。至于互联网下具体的的诊疗常规、规范制定原则，下文再述。
2、来自诊疗常规、规范的义务。
所谓诊疗常规、规范是指大多数医生形成的共识并已由医学史证实对患者最为有利的医学规范，现代医学将其作为医生的行医准则。遵守诊疗常规、规范，既是医生的专业义务，也是法律义务，违反诊疗规范、常规而造成损害的，将被法律直接认定为过失，并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严重的更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诊疗常规、规范具体体现于教材、诊疗指南、药典、药品说明书等中。大到每一个学科，小到每一个病种，均有相应的诊疗规范，医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说就是学习各种诊疗规范的过程，而诊疗规范又随时在修定中，故医生的学习是终身的。
互联网医疗下的诊疗常规、规范有没有特殊性，是否需要针对互联网医疗制定特别的诊疗常规、规范？这需要详细考察一个互联网诊疗行为的形成过程。一个完整的互联网诊疗，包括三个过程，病人作为病情信息的输出方，互联网企业作为病情信息的传播方，医生作为病情信息的决策方，而医生的决策又分成两部分，诊断决策与治疗决策。一般说，互联网医疗不涉及疾病的直接治疗，如服药、输液、手术等，这些一般在线下完成。但是不能排除，随着互联网传输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部分治疗行为亦可通过互联网完成，如远程控制下的机器人手术、输液、服药等。由于互联网下涉及的诊疗常规、规范，实过繁杂，以我现有的学识和经验，根本不可能一一触及，只能进行原则性论述。。
1)与患者作为病情信息的输出方有关的诊疗常规、规范。
所谓病情信息的输出，是指医生获得的病人信息应当是一手的，准确的，所以住院病史录通常有一栏“病史提供者”：或注明“患者本人”，或注明监护人某某。对于线下看病，无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是面对面，医生获得病人信息基本都能做到一手和准确，因此无需制定针对患者的行为规范。
但互联网诊疗则不尽如此。医生很难判断线上的求医者是真实的病人或者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很难判断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但医生又很难拒绝回答。所以互联网医院有必要建立一套确定患者真实身份的技术系统，尤其是年幼或年老病人或精神障碍病人，当然这个系统不必十分复杂，因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通过几句话亦足以判断患者的真实身份。
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以“望、触、叩、听”、传统医学以“望、闻、问、切”直接从病人身体获得疾病信息，依据这类信息，医生可以对大多数疾病作出诊断。互联网下，无法同时做到这四点，但现代科技提供了发达的视频、音频、文字传输技术，目前更有可穿戴设备、远程遥感技术，上述技术的综合运用将极大降低互联网诊断的错误率。为了更好地保证病人安全，不排除国家在将来的互联网医院的准入规范中，对视频、音频、文字传输、可穿戴设备及远程遥感等制定最低标准，只有符合最低标准的互联网企业才允许开办互联网医院。
2)与医生作为疾病诊疗决策方相关的诊疗常规、规范。
这是互联网医院最核心、最重要的规范。
诊疗常规、规范是一切医疗行为必须遵守的最低规范，不分线上、线下。现代医学为每一个症状、每一个疾病均制定了严密的诊疗规范，例如对一个心前区疼痛的患者，如何提炼主诉，如何询问现病史、既往史，如何进行体格检查，如何安排物理、生化检查，如何进行鉴别诊断与诊断，如何进行一般性治疗、特殊药物治疗等等，均有细密规定，违反任何一条均有可能导致医疗过失而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规范自得成为互联网医疗的规范。
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上的诊疗行为是否还需要制定特别规范？
首先关于病种。并非一切疾病都适合作互联网医疗，比如急危患者。一个急性咽痛的患者，如果互联网医生通过问诊判断患者可能属于急性会厌炎，此时就不宜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而应当嘱患者立即赶往最近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因为急性会厌炎的进展极快，大多数在24小时之内可能发展到呼吸困难，而这只有医院才有条件提供抢救措施。假定，根据患者网上提供的信息和医生获取的信息，一个普通医生亦能判断该患者高度可能是急性会厌炎，但该互联网医生未能作出正确判断而延误治疗，致使患者窒息死亡或成植物人状态，则该互联网医生应当承担相应的医疗过失法律责任。
所以最适合互联网诊疗的患者是慢性病人或复诊病人，初诊病人应当从严。当然具体的互联网诊疗规范应当由各学科的专业学会作出规定。未作出规定前，应当适用现行诊疗规范，并且应当从严掌握，所谓从严，是指在同等疾病信息条件下，对互联网医生的过失判断标准应当严于线下。之所以从严，是因为相比于线下，同等信息条件下，互联网医疗作出错误决策的概率更高，只有从严，才能更加保护病人安全，才能更有利于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其次，关于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诊断是指医生根据搜集的信息、运用医学思维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的关于病因、病理、病机等的综合性判断，例如对一个发热病人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或急性心肌炎等等。诊断本身只涉及病情判断，不涉及治疗，不对会患者身体造成干预，因此诊断本身不产生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诊断错误，将直接延及治疗，则有可能产生医疗损害责任。
目前的互联网医疗多是在线问诊，即所谓轻问诊，轻问诊的结论多是建议性质的，医生不会也很难给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诊断，更难提出一个具体的治疗决策，这些建议是否采纳由患者选择，涉及到具体的诊疗时，患者多半还要遵医生建议继续走线下的求诊路径，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概率也低，但能解决的医疗问题也少。而对于一个闭环的互联网医院，医生的诊断将产生一个治疗决策，并在线产生一个治疗决策，然后完成下一步的治疗，如配送药物等。故这样的诊断不再是建议性质的，对患者产生了明确的法律上的信赖利益，由此也产生法律责任。
基于互联网医院的特点，对于在线诊疗，我提出如下原则性建议：
第一，对于癌症、重大器官的重大疾病或涉及重大治疗措施的诊疗，应当慎重，或者应当经过在线多位医生的会诊，才能作出。
第二，对于可能产生即发性过敏(如对过敏史者使用相关药物)或需要实时监测而患者本人难以自我监测的药物或器械，以及限制类药物如麻醉药、强力镇痛药等应当禁用。
第三，至于其他更广、更深的互联网诊疗规范得由专业学会作出。
与互联网企业作为疾病信息传输方有关的规范。
与线下医生面对面直接获得病情不同，互联网诊疗的最大特点在于医生获得的疾病信息，包括问诊内容(主诉、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等)、体格检查、检验化验数据、影像资料等均来自电子传输，即使这些资料全部都是真实的，但基于互联网电子传输的物理特性，医生所获知的信息也不同于肉眼所见，这些不同将可能影响医生对诊疗措施的判断而产生特别的医疗法律风险，因此有必要讨论医疗数据互联网电子传输的相关规范。
问诊：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问诊多采文字数据，但对疾病信息而言，仅有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声音、容貌、神态、步态等等，也是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信息，而且文字本身也往往与本意不完全相符。故我认为，对于一个互联网医院而言，良好的音频、视频系统是必要的。
体检：互联网医院在在线诊疗几乎无法做到对病人的体检，但随着人工智能、遥感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发展，这一领域可望突破。如在线测体温、血压、脉搏、呼吸，甚至在线测量心界、肝界、肺界等，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亦会相应的诊疗规范、技术规范。
检验化验：目前很多检验化验项目可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完全可以实现在线传输。
影像资料：除X片外，目前的CT、MRI、PET、B超等影像数据多以电子数据形成，因此通过互联网传输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并不大。需要注意有二，一是线下医院有义务为病人提供相应影像资料的电子数据，对于模拟数据，应当专业拍摄；二是传输数据时应当保持完整性，比如一个肺结节的诊断，欲作出正确的诊断就需要病变相关区域的全部二维或三维片子，仅仅传输部分图像就容易造成误诊或诊断不能，影像数据传输是否完整，取决于病人的主动、医生的提醒和互联网的技术。
病理图片：这是互联网医疗下的一个难点，因为到目前为止，病理医生仍是习惯于镜下直视，且直视下的正确率高于电子数据传输的病理图像。但病理诊断又几乎所有肿瘤诊断的金标准，也是外科绝大多数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果缺乏病理的互联网诊疗，尤如两条腿断了一腿。我认为，首先，全国病理学会应当制定互联网病理诊断的行业规范，依互联网传输的特点，将不同疾病的病理类型进行区分，哪些宜于远程诊断，哪些宜慎重，哪些不宜远程诊断；其次，全国病理学会还应当制定远程传输病理图片的软硬件互联网技术规范，达不到最低技术规范的，不应当开展远程病理诊断；第三，互联网医院应当完善病理诊断线下与线上的衔接，在远程病理医生需要直视病理切片时，应当及时专业送递。
3、来自于互联网医疗服务合同的约定义务。
约定义务是不同于法定义务、诊疗常规规范的另一类义务，在互联网医疗下，系因互联网企业、医生、医疗机构、药品、器械商等与患者或相互之间订立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义务，此义务由签约双方协商确定，仅拘束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本文重点讨论互联网企业对患者的约定义务以及互联网医生对患者的约定义务。这是互联网医院涉及的两类最主要的合同或法律关系。
互联网医院对患者的约定义务：互联网企业及其雇员虽然并不直接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不会产生以诊疗为标的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是自患者登录或注册互联网医院平台并向平台发出看病邀约、平台接受要约开始，双方便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由此产生了互联网医院的合同义务，这些义务或明示或默示，具有法律效力，产生法律后果。概括而言，互联网医院的合同义务包括：
保护患者隐私不被泄露的义务；此义务亦是法定义务。
保证平台上的医生身份真实的义务，违约者可构成欺诈；
依约为患者提供指定医生的义务。当互联网医院承诺依患者指定提供医生时，应当安排指定医生在线服务；
依约为患者在限定时间内提供平台医生的义务。当互联网医院承诺在限定时间内为患者安排在线医生时，互联网医院应当统筹安排平台医生的在线时间，以保证在约定时间有在线医生提供服务；
保证患者的病情资料准确、不间断地传输给在线医生的义务；
供患者随时查阅电子病史资料的义务；永久保留病史资料的义务。
......
互联网医生对患者的约定义务：医生对患者的义务通常产生于法定或诊疗常规、规范，很少有医生对患者的诊疗作出特别承诺。但是，如果医生通过互联网医院系统对特定患者作出了特别承诺，却可能构成一项合同义务。比如，在线医生承诺会在线下亲自为患者实施手术，但实际手术时却换成了另外的医生，如果另外医生的平均诊疗水平低于承诺医生，则该行为可能构成一项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又如，医生在线上承诺会在某时、某地为患者安排一次线下诊疗，但最终却未实行，如非不可抗力导致，该医生即可能构成一项违约。诸如此类。
三、法律责任。
此处所讲的法律责任，是指患者在经互联网医院平台的诊疗服务过程中遭受身体损害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讨论互联网医院法律规制的落脚点，法律资格也好，法律关系也好，法定义务、诊疗规范、约定义务也好，如果最终不能落实到法律责任，则均是苍白的。
因身体损害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患者一般都会选择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行为者担责”，即由导致损害的过失行为人承担责任。合同责任亦差不多，即由导致损害的违约行为人承担责任。当确定行为人之后，再根据行为人的法律身份确定法律上的责任人，或民事赔偿，或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互联网医疗下，实施诊疗行为的医生的法律身份可能是多重的，比如一个多点执业的医生，其既可能注册在互联网医院，也可能同时在诊所、私立医院、医生合伙、或公立医院执业；同一个患者，在互联网医院里，可能有多个医生对其实施过诊疗行为。责任如何追究？难不倒法律。
在互联网医院平台上注册的行医主体只可能有两类，一是医生个人身份，二是医疗法人身份。此医疗法人包括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医生合伙组织、诊所法人。以医疗法人身份注册的行医主体，其帐户下则可能有多名医生。从患者端，其可能知道的信息只有两类，要么以医生个人身份而为医疗行为，要么以医疗法人身份而为医疗行为，因此其可能提起的诉讼被告，亦只有两类，或医生个人为被告，或医疗法人为被告。
至于提起诉讼后，医生个人被告称，其并非个人行医而是代表医疗法人行医，该节事实应由医生个人承担举证责任；或提起诉讼后，医疗法人被告称，其并未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实施诊疗行为的乃医生个人，此节事实亦由该医疗法人承担举证责任。涉及此节举证事实，互联网医院有协助法院的义务，否则得成为共同被告。凡举证不能者，法院应当迳行根据互联网医院平台对外明示的法律身份而确定被告。
互联网医院法律责任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互联网医疗是去中心的，分享的，即针对同一个患者的疾病，实施诊疗行为的主体可能有多个，如因网络分诊可能在不同时间产生多个行医主体，因网络会诊可能在同一时间产生多个行医主体，而且行医主体并有可能从线上延伸到线下。这在法律上并不难处理，一是遵循实体法的“行为者担责”的原则，谁实施了过失行为谁承担责任，比如同一时间由多名医生主体共同作出会诊意见，因该会诊意见产生了医疗损害责任，如果患者将参与该会诊行为的医生或医疗法人列为被告，并且提供了各自的会诊意见，那么只有在法律上确认存在过失且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会诊主体才需承担责任。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1篇5
中国正式进入国际互联网不过16年的时间。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及与互联网相融合的多媒体、移动通信等等，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而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深刻。互联网为青少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如果说70后是“电视一代”，而80后特别是90后则是“网络一代”，他们的学习、就业和日常生活，无不与网络紧密相联。
“网络一代”具有信息和技术优势。首先，“网络一代”是互联网产业的领军者和主力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访问印度时，曾去了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他在那里考察世界知名软件企业印孚瑟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时，该公司的中国及澳大利亚区总裁基特向他介绍，公司现有员工12万多人，平均年龄只有26岁。其实，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大多为20多岁是个普遍现象，我国的互联网行业也是如此，腾讯是世界第三的互联网企业，它的一万多名员工，平均年龄也不过26.8岁。许多互联网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层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说，互联网是真正由“网络一代”所掌握的产业。其次，从代际比较来看，“网络一代”的信息技术优势更是明显。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成人具有明显的体力优势和社会经验优势。而在信息社会中，对信息和新技术的掌握已经成为相比体力和经验更为重要的资源和力量，成人的经验和体力优势在青少年的信息和技术优势面前，其比较优势弱化甚至丧失了。相对于父辈，青少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水平普遍更高。我们的调查发现，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只有18.2%的青少年认为父母老师比自己的水平高，而且有不少青少年网民的父母是不会使用互联网的。
“网络一代”更具有影响社会的力量。青少年能够更为娴熟地掌握新技术和使用网络，使得他们通过网络具有更强的影响社会的力量。在传统社会中，青少年无法实现的目标，在网络社会中可以实现。青少年可以借助信息和技术优势，发出有力的声音，组织动员，共同行动。在近些年的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青少年都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离现在较近的有“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凤凰少女跳楼事件”、“李刚门”等，青少年网民在其中的作用明显。比如，“李刚门”之所以迅速传播，并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源于在现场的该校大学生把事件迅速反映到了网上。在该事件中，还在事发现场，开车撞人的肇事者刚被拦下时，第一批现场照片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上。其中在互联网上迅速点燃这一事件的是名为“河大义工”的网友在天涯上发的一则帖子。“天涯”的注册用户达到四千四百余万，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对“李刚门”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些青少年经常使用的网站论坛上被顶起来的帖子很快就会被几十万、几百万人看到，并迅速向整个互联网传播开来。随身携带的手机或其他手持电子设备可以使青少年随时随地上网，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声音、表明态度，并汇聚成强大的公共意见。
正因为“网络一代”具有上述这样一些特点，因此，研究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趣味，对于当下文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链接】
“80后”与“90后”：
网络一代审美趣味的流变与生成
田忠辉
“80后”与“90后”的青春成长期与网络相伴而生，在与网络互动中，网络思维方式已然嵌入这一代人，可以说“80后”与“90后”是真正的网络一代。而网络作为目前社会发展、价值构建与艺术生成的时代动力，其“平等共享”、“虚拟真实”、“狂欢互动”等精神引发了“80后”与“90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和冲击，提供了逃离或偏移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其审美趣味宣告出文化断裂的声音，并以独特的代际新质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以他们为创作和消费主体的艺术形态，正在表征出“网络一代”的艺术存在方式和表意体制的变化。可是，因为“80后”与“90后”审美行为表象纷繁，其代际指称又刚刚被主流媒体接受，学术界还没有意识到网络一代的艺术景观正在悄然生成、迅猛发展并蔚为大观。在当下新媒体研究逐渐丰富并成为热点的同时，针对网络一代审美趣味与当代艺术生成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必要充分地描述“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流变的现场景观，及时地估计网络一代艺术诉求的转型意义和推动中国艺术发展的价值。
一、“80后”与“90后”审美实践对当代艺术转型具有推动价值
自2007年以来，国内在“80后”文学与网络互动关系、“80后”与“90后”传播方式，特别是“80后”与“90后”社会影响事件等方面有了一批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80后”新生代诸种文化现象研究方面给与了关注和支持，比如2008年的“80后文学与网络互动关系研究”、2009年的“‘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传播方式研究”和“80后新生代价值观研究”等等，这些课题研究覆盖了文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学术潜力。但是，因为是刚刚起步，所以对以“80后”与“90后”为主体、以网络为空间出现的大量富有冲击力的审美事件和艺术实践尚未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性关注，描述这些蕴含着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现象，体味一代人崭新的审美趣味，从而透视网络一代的文化诉求，洞察中国当代艺术生成的现象整理还寥寥无几，理论探索尚不深入。学术界面对新的“80后”与“90后”是关涉到未来艺术向何处去这样的学术目标，没能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意义重大且具有新颖性、前沿性。
有鉴于此，本文特别关注“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的审美趣味与当代艺术生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文要谈到的核心话题。这一话题的价值在于通过梳理新的艺术景观，通过对网络一代审美趣味流变的现象描述，可以发掘网络一代的艺术取向对拉动当代艺术转型的重大意义，是对中国未来艺术图景的远景预测和理论生成。所以，这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第一，研究网络一代的审美行为就意味着研究中国艺术的未来，富有前瞻意义。网络一代的审美趣味迥异于传统，其审美实践孕育着未来艺术发展的胚芽。如央视春晚近几年节目内容越来越多的网络色彩、青春声音和边缘文化的亮相，其间透射出网络一代影响中国当下艺术传播环境、拉动艺术发展进程和促进艺术面貌快速变化的某种微妙信号。第二，通过大量艺术实践事实的研究，我们将发现“80后”与“90后”网络群体和新的艺术现场，充满发现意义，发现“80后”与“90后”群体及其在特定网络“历史语境”中生长出来的审美现场。从艺术发展史序列角度看，以虚拟真实、交往互动、狂欢表达等关键词呈现出他们的LOGO（标志），其背后隐含着文化断裂的群体、崭新的价值诉求与新质的艺术景观等多方面丰富而深刻的意义。第三，“80后”与“90后”的艺术实践意味着某种新的东西将会出现，预示生成意义，“80后”与“90后”审美实践具有艺术转型的划时代意义和未来艺术理论建构的生成意义。艺术的生动感需要在对审美现场的触摸中来理解和体验，艺术转型涉及到认识、教化、审美、娱乐、心理等多功能价值，在艺术走势的多向度发展和艺术理论多意义阐释中，“80后”与“90后”新质的艺术景观，预示着中国的艺术未来。
二、网络空间中的“80后”与“90后”趣味流变及其理论价值
网络时代锐不可当，带给了世界全新的变化，网络时代和网络一代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网络传播方式造就全新文化空间，推进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伴随网络的迅猛发展已经引发了艺术表达方式的变化。据2010年公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量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31.8%；其中文学网民有1.88亿人，应用率达44.8%；手机网民更倾向于娱乐终端，规模达2.77亿人；博客、微博、MSN、QQ等已经成为青年人信息传播和审美趣味表达的主要方式。作为得其时的“80后”与“90后”，作为网络一代的代际特征已经成型，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主体。“80后”与“90后”是在网络浸润中成长的，据《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80后”与“90后”合计占所有网民的60.4%，成为最大网民群体，使中国人“代际差异”凸显，因网络所造就的“后喻社会”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现实。在代际艺术表达中，“80后”与“90后”充分运用网络技术，他们有自己的艺术网站，比较有影响的如“80后文学社区”、“我是90后”、“8090kk”、“OHYE90”等，这些网站突破了传统艺术空间的限制，“80后”与“90后”们在其中可以不顾及既定的艺术规则和艺术话语权，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实践着自己的艺术行为和艺术探索，其间蕴藉着艺术生成的新质。
事实上，“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的流变和审美行为方式的变化有一个不断更迭的过程，其审美现场主要表现出了以下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迅捷更迭的审美趣味隐含着“80后”与“90后”艺术期待的多变选择。“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流变与其青春成长历程相伴而生，1995年，80年生人满15岁，刚好处于世界观形成期，此时网络游戏传入并影响了中国；1996年，起始于1994年的哈日、哈韩文化大行其时，青少年“哈日族”、“哈韩族”开始出现，影响至今；1999年，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为代表兴起青春文学，“80后”喊出“自己写自己读”的口号，郭敬明的小说拉动了文学市场，青春阅读成为一道景观；2002年，“90后”13岁，“火星文”出现，“火星文”虽然不是“90后”的初创，却是“90后”的标志，它标志着网络造就了独立的虚拟空间，“90后”有了自己的话语——且是拒绝“主流”的一种标志性“话语”，“非主流”为年轻人所青睐；2004年，网络歌曲成为年轻人“慰藉心灵”的最爱，其歌曲主旨开始偏离政治化的意识心态；2005年，“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风靡全国，娱乐化在颠覆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2008年，“宅男宅女”现象成为话题，一代年轻人选择了与网络有着密切关联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一方面躯体“宅”在家里，另一方面“思想”活跃在网上；2009年，青春偶像剧等“快餐文化”消费开始流行，迎合青年一代的生活理想和愿望，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2010年，“开心农场”受到追捧，“种菜”引起了种种社会话题；同年，手机“微博”成为时尚，其影响力至今处于巅峰状态。第二个特征是“80后”与“90后”审美行为方式多样、网络事件纷繁。网络空间带来全新的审美行为方式，在博客、微博、BBS、QQ等网络形式中“80后”与“90后”展现出审美趣味的广泛性，“99艺术网”和“中国艺术批评”等很多网站有专门的“80后”与“90后”讨论阵地，从影视、动漫、网络歌曲、网络绘画、网络视频直至网络文学，在互动性创作和阅读传播中形成众多网络事件。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些事件的媒质要素，仿佛仅仅是传播渠道的变化或者是传播空间的更新，事实上，网络事件背后隐藏着对正统“话语”的逃逸、异质价值观的抒泄和新人类群体的凝聚等诸多话题，其深层含蕴和意义还在于网络一代通过网络空间完成了对自我的塑造，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网络延续着青年一代的价值观。2009年9月25日，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与中文在线17K文学网主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作为网络影响当代艺术生成的标志性事件，其意味深长。十年来，网络文学的海量信息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视。
厘清以上审美行为方式和网络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趣味流变，思考其话语言说背后的多重原因，研究其对于当代艺术生成的深层作用，对于认识中国未来艺术走向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中蕴藉的艺术新质反映出了诸多区别于此前的特征，标志着艺术正在更新，对这些新质的审理研究，将有助于看清当代艺术现场的种种异象，如透视与网络相伴的“交互共享精神”和“狂欢化”概念，可以发现“80后”与“90后”“新意见阶层”的话语表达指向、价值期待和文化诉求等代际特征；从“戏仿”、“反讽”、“无厘头”等表达方式入手，可以发现“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审美趣味的面貌；从分析“虚拟空间”、“交互中心”、“角色扮演”等艺术感知、艺术体验方式，可以见出网络一代的艺术类型、艺术形态和表达方式的生成状况。另一方面，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从“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审美话语中，发掘和生成新质的艺术理论。具体如结合“80后”与“90后”青春期与中国网络同步发展的对应关系，从其审美趣味流变中发现他们为当代艺术现场带来的新命题、新形态及观念上的根本性变革；从现象、流变、文化诉求逐层追问“80后”与“90后”艺术图景的新质，可以揭示其审美理想、审美形态和审美风格的生成轨迹和未来前景；从网络一代审美趣味现象描述和理论探索中，可以生成基于艺术现场的未来艺术理论成果。
三、研究“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艺术实践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研究“80后”与“90后”的意义在于发现中国未来艺术生成的深层原因并提供基于艺术现场的理论性资源，它需要我们对“80后”与“90后”一代的审美事件进行描述，对网络艺术形态的认识给予细化，更要对他们新质的审美观念进行审理。特别是在方法上，应将“指述语言”与“分析语言”相结合，运用“社会学图示语言”祛除先在假定，力图从审美实践“居间生成”网络一代的艺术“新质”，并在多向互动关系中，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多种理论视角，考察“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流变与当代艺术生成的关系，阐述具体包含的多方意义以及具有延伸性的理论启示。具体要研究审美文本，从中描述“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审美趣味及其流变，注重他们与传统审美行为的区别；采用案例分析，以典型案例分析“80后”与“90后”与网络互动的艺术行为和审美事件，重在发现它们与当代艺术生成的关联；引入社会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统计，注重以定量分析支撑定性分析，同时进行史料考证性研究；对“80后”与“90后”和艺术类网站进行问卷调查，配合个人深度专访，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在研究中，注意重点描述“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流变现象史；说明网络一代审美行为与未来审美观念、艺术形态及传播模式的内在关联性，比如从“80后”青春文学发展事实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学审查”机制的悄然更迭，原本的期刊编辑审查机制在网络文学中，丧失了其权威话语的地位，文学公之于众的机会大大提高了，青春们在这样的变化中才可以喊出“自己写自己读”的口号。由“80后”青春写作的呈现事实中，可以透析出新质的艺术存在方式和表意体制对未来艺术理论建构的微妙的生成意义。虽然如此，研究“80后”与“90后”审美实践依然有诸种难度：同样是网民，“80后”、“90后”与前辈有何不同？“80后”与“90后”之间又有何异同？其审美趣味流变为网络时代艺术形态带来了哪些新命题？“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流变与网络时代艺术生成是否必然具有因果关系？是否已经具有价值观和艺术形态上的新质？面对研究对象的未完成性，如何在数据调研、统计和评析方面确立效度和信度？如何确认网络传播方式和表现形态的审美意义？
如上所述，“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艺术实践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在新媒体新人类理论框架下，对“80后”与“90后”审美行为进行学术清理，详叙现状，深究特质，洞悉影响，描述网络一代的艺术诉求图景，展示其审美实践对中国、世界、文化、传统的特殊贡献，在对审美事件和趣味流变的分析中，找到具有网络时代新质的艺术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合理性与全面评价的可能性。它将是首部“80后”与“90后”审美行为描述史，它也将是首次全面洞察“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流变与网络时代文学艺术生成的关系，并首次通过文学、网络、社会文化的综合互动研究，对“80后”与“90后”审美趣味与未来艺术生成关系予以全面论述。对“80后”与“90后”网络一代艺术实践的研究，描述“80后”与“90后”审美行为史，将可以发现中国未来艺术生成的深层原因，提供基于艺术现场的理论性资源。更深远的价值在于以事实指出，网络一代将为我们提供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当代艺术生成的“新质”，为21世纪艺术带来发展机遇，为“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艺术理论建构提供现象资源。
“网络一代”的文化趣味
江冰
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为“80后”青年群体寻找和建构自己的身份提供了一个虚拟又现实、模糊又安全的平台，不但培养了新一代的消费方式，同样也养成了他们的文化趣味和审美习惯。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迅速繁殖和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几种类型有：恶搞文化、山寨文化、迷文化、文化等等，表达出一种非主流文化趋向。
恶搞文化，又称为Kuso（恶意搞笑之意）文化，是指经由过程戏仿、拼贴、夸张等后现代伎俩对被主流文化视为经典、权威的人士、事物和艺术作品等进行讽谕、解构、重组乃至颠覆，以达到搞笑、滑稽目的的一种文化现象。如在网络中出现的胡戈恶搞电影《无极》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伟胜兄弟俩的《恶搞西游记》《四六级恶搞》《我爸是李刚》等等。
山寨文化是指依靠抄袭、模仿、恶搞等手段发展壮大起来，反权威、反主流且带有狂欢性、解构性、反智性以及后现代表征的亚文化现象。随着市面上模仿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网络中也出现了相类似的文化类型，例如山寨明星、山寨视频、山寨电视剧等等。山寨文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一种侵权行为，侵害了原创文化的形象等各方面权益，但由于山寨文化具有更适应大众化口味的特点，在网络中依旧盛行。
迷文化是偶像文化在网络中的一种变化发展。由最初的青年群体对明星偶像的崇拜迷恋慢慢扩展为迷恋偶像明星之外的更多对象——某一事物或产品、国际品牌、游戏、动漫、服装等等，并沉浸在一种非理性的喜好和世界当中。在这一文化领域，青年群体容易表现出疯狂的痴迷，一旦迷上某一种事物，在看到或听到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时，都会表现出十分的关注和渴望，甚至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达到获取它的目的。
网络的出现，使得文化流通并泛滥，这也许是整个社会真正实现了对性的解放过程，但也是一个容易造成横流的污染的过程。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分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界限，除了上面的几种较为典型、影响力比较大和熟悉程度比较高的类型外，还存在着其他网络青年亚文化形式，如网络语言、网络文学、影视音频、酷文化、跟帖、人肉搜索、晒客、御宅族等。非主流文化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网络上非主流文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签，类似非主流图片、非主流音乐、非主流空间、非主流个性签名、非主流头像等等，不胜枚举。
什么是非主流的文化趣味呢？也许，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抵抗、风格、收编。所有的亚文化对主流社会都有一种抵抗，我要把牛仔裤搞破就是一种抵抗，抵抗整洁庄重的传统；第二，要形成我独特的风格——无论是衣饰装扮还是行为方式，无风格勿宁死，这就是亚文化的生命和标志；第三是收编，是指商品社会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把个人的风格转化为商品，为大众享用，把个人的主张变为主流的一个部分，无形中化解你的独特性。富有意味的是，在今天这个收编的过程比从前缩短了很多，其原因在我看来还是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
从前亚文化的参与者比较少，支持者人群也比较少，而到了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出现了“网络一代”，他们成长于网络，网络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第二生存空间”。于是，在新媒体环境中成长的这一代人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念、相近的认知方式、相近的知识结构和相近的文化趣味，并借助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和扩散，由小而大，由弱变强。进入现实社会，当年轻的一代普遍拥有这种观念和文化趣味的时候，启发是普遍的，力量是普遍的，影响也是普遍的。当他们开始成为主要消费者的时候，商家的反应更加迅疾。因此，这个收编的过程被大大缩短了。进而言之，亚文化的气氛和非主流文化趣味的形成不仅仅是依赖一小群人，而是依赖网络改变的整整一代人。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6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监督公平正义
2010年3月14日，总理在答记者问中提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公平正义的热切关注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是国人的精神需求。正如罗杰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进了网络时代，成千上万的网民成为争取公平正义的斗士，他们用舆论监督的方式在虚拟世界里为公平正义摇旗呐喊，并日益推进着现实世界的公正进程。
一、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监督
对于何谓新媒体时代，学者们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用户飞速增长，截止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互联网高度开放的言论空间为网民们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在这里，网民们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对那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以及自身感兴趣的事件发表观点和言论，以舆论监督的方式合力改变着现实世界不尽人意的图景。网络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物，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安德鲁斯认为传统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堡垒，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保持着敌意和排斥，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再也不需要为这些传统的‘过滤器’所束缚和限制了。”互联网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提供了发言的机会，网络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的一种类型，依托于互联网快速、互动、匿名等特点，是一种门槛和成本较低但效率很高的监督方式。
二、网络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公正
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让人振奋和瞩目。尤其是从2007年开始，在这个中国互联网刚好诞生20周年的特殊时间里，一桩桩网络公共事件开始走进人们视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网民开始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日渐崛起。他们以互联网为平台，以个人身份采集并公共事件的信息，带动成千上万的网民跟帖和转载，形成网络公共事件，并不断影响传统媒体对事件的跟进和评价。郝继明教授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十个特征》中认为所谓网络公共事件，是指围绕现实中的某个社会事件产生，在网络空间引起网友广泛讨论并进而形成强大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或造成重大现实影响的公共事件。如“躲猫猫”事件、“天价烟”局长事件、QQ与360“互掐”事件等。笔者梳理了从2007年至今的网络公共事件，并做了以下几点分析：
1、从发生数量上看，网络公共事件上升趋势明显，表明网络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
2007年被称为“网络公共事件元年”，也有人称“民意年”，这一年的网络公共事件虽然不多，但却具有代表性。在华南虎事件中，全民“打虎”的行动彰显了网络民意的巨大力量，网络舆论监督取得完胜，给广大网民继续探寻正义和真理以巨大鼓舞，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手段和习惯走进公众视野。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监督标志年”，网络公共事件数量翻了将近一倍，几乎每月网络上都有热点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监督开始走向常态化。2009年，网络公共事件呈现数量“井喷”现象，“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都引发了网民的热议。网民们运用手中权力，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捍卫真理和正义。2010年的网络公共事件数量继续上涨，网络舆论监督已经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监督工具而存在。
可以说，从2007年网络舆论监督全面爆发以来，便以迅猛之势走向前台，日益常态化的网络舆论监督正在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影响中国转型期时的社会建设，此起彼伏的网络公共事件证明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并日益作为舆论监督中的重要部分而发挥作用。
2、从事件类型上看，网络舆论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公权与民权的博弈
在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公权与民权的博弈问题成为最为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广大人民，公众授权政府或个人代表公共意志来协调社会公共事务，以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但部分官员由于政治素养不高往往滥用手中的权力，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加之监督体系尚不完备，从而导致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屡屡发生，官员形象在民众心中一落千丈。在2007年-2010年的网络公共事件中，涉及公权与民权的博弈所占的比例高达63.6％，在这其中，有针对公共决策的质疑（华南虎事件），有对公共政策的抵制（最牛钉子户），有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济南红钻帝国事件），有公民群体对公权力的抗衡（厦门PX事件、湖北石首），还有官员作风问题、腐败问题引起的官民对抗（深圳官员猥亵儿童、邓玉娇案、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案）等。在现实生活中，公权力成为一部分人为所欲为、恃强凌弱的工具，广大人民针对这种情况，通过网络舆论监督的方式来反击现实的腐败和不公。
3、网络舆论监督的现实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传统语境里对好官员形象的诠释，何为造福？就是为百姓谋得本就属于他们的权利和福祉，为人民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消除不平等的待遇、破除不公正的法则，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义理念。但个别官员并没有这种正义的意识，反而将权力拿来当做标榜自己高人一等、耀武扬威的工具，非但不能保护人民的权益，反而成为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公平正义既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力要求，也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们追求社会公正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现代人则倾向于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来改变现实社会的不公正。2009年的“邓玉娇案”正是网络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公正的典型事件，被刺死的官员是强权和恶行的代名词，邓玉娇手刃寻花问柳的官员是为了捍卫公平的人格尊严，网民们封之为“抗暴英雄”表现了对正义的热切追求，他们集体声援邓玉娇正是基于惩恶扬善的正义理念。网络舆论监督以高效灵活的方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
参考文献
①叶皓：《正确应对网络事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②连玉明、武建忠：《中国舆情报告》[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7
关键词：互联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16-04
马克思主义是反映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根本保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是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大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今，互联网已经并且更加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快速地改变着思想理论的传播和学习方式，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带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于是，研究互联网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已成为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这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影响和掌握人民大众，需要互联网这一新形式、新载体和新空间；互联网这一日益大众化的信息传播交流平台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只有实现这二者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马克思主义在互联网时代因其科学性必将绽放耀眼的光彩.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战胜互联网科技带来的新挑战，迎来大发展大振兴的良好机遇。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要求
人类不单单是为了认识世界，最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了发挥理论“改造世界”的功能，从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思想理论要让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才行，因为理论是少数思想家理论家精神劳动的成果，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和系统性等特点，如果不经过大众化工作，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十分有限；尤其是反映了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理论，如果不经过大众化工作，也未必为大众所知晓、所理解，而要转化为现实目标就更难实现了。因此，任何理论要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得让更多的人懂得和掌握这种理论，这就离不开大众化的工作。可见，大众化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内在要求。是理论发挥能动作用的关键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所以，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走出书本，走向大众，实现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
于19世纪40、50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民大众的理论。为人民大众提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斗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改造旧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由一国发展到多国的实践，都是它影响和掌握群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唤醒了劳苦大众，得到了广大民众支持而胜利的。曾深刻地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相反，离开了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挥作用。对此特别强调：“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运动在严峻挑战中闯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反映我国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理论体系，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走进人民大众，真正为人民大众所了解、所掌握、所运用，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统一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出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基于此，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又强调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真理所焕发出来的强大物质力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切实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在当前最重要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掌握人民大众，促进广大群众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党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成为人民大众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普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理想平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全球快速发展，如今日益普及并越来越大众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36.2％，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互联网以其广泛、快速、直接、便捷等特.陛，极大地方便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给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可以说，互联网的大众化趋势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添了新管道和新平台。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方法和渠道的构建，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并进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要求。正如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成功地探索出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其中，出版广大干部群众十分喜爱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非常重要的途径。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驱和模范。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又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韩树英的《通俗哲学》等。改革开放新时期，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理论热点面对面》、《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七个“怎么看”》，等等。这些针对性、可读性强，通俗易懂的读物，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报纸、电台、电影、电视、期刊、戏剧、小说等形式也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互联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进程和必然趋势，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发展契机。目前，互联网已从最初的台式电脑逐步发展到笔记本电脑、手机、电视等多种终端设备，特别是便携式设备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要大力加强互联网的建设、应用和管理，尤其是要加强利用互联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和机制研究，以充分发挥网络优势，把互联网开辟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管道、新平台。笔者认为，应从这些方面着手构建互联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一要大力开发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息资源已是当务之急。如利用互联网平台向大众提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陉典作家的选集、全集、文集、文选、著作、回忆录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著作和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与方针政策；有关文物及其纪念地：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二要创建一大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网站，向人们提供系统、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网络阵地。目前正日益扩大影响的网站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求是理论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三要建立各种专门的马克思主义主题网站、网页，为特定时期某项重大理论事件提供进行理论宣传、信息交流的网络空间。例如就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主题建立网站或网页，有利于人们结合现实对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让普通民众深化认识，另一方面可群策群力破解发展难题。四要在局域网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栏。如高校和行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社区，利用局域网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栏，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或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另外，要重视利用其他有广泛影响的网站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尤其要借助搜索引擎和点击率较高的商业门户网站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之，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巨大潜能，拓宽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传统路径，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利用互联网作为大众化新媒体的优势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大大地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普及率和影响力。互联网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渠道，而且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的理想平台。(1)互联网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向人民大众传播。使人民大众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实践和新成果，减少了以往存在的诸多中间环节，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效性。(2)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形式不仅包括文字，而且包括声音、图片、动画甚至影视画面，这种多媒体技术不仅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手段、方式、方法等带来全新的变化和拓展，还能使人们的多种感官同时感知，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从平面走向立体化、动态化、形象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激发了普通大众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3)互联网可以通过互动社区及时将实践中出现的理论问题设置为互动话题，不论地位、身份、年龄，人人可以平等地进行交流，有利于毫无顾忌、敞开心扉地发表见解，成为人们积极主动参与思想交流、获得真理性认识的新平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佳途径。因为真理只有通过说服、而非压服的途径才能扩大影响、深入人心。总之，利用互联网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及时有效地实现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正确引导社会思潮，给人民大众以教育和启迪，使人们在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人民大众的科学理论。这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被动、单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统形式，有利于大大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互联网新空间
1.互联网在我国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20世纪新科技革命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和必然趋势。然而，同其它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是把“双刃剑”，既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交流交往更加密切，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又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关系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关系国家、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价值观念日趋多样。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强化了这一趋势，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话语权。加速了新事物、新观念的产生和广泛传播，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开放，创新意识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网络容易助长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滋生恐怖主义和邪
教思想，使网络上信息良莠混杂，导致思想意识领域的激烈冲突，普通大众的困惑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不良信息泛滥.会使人们逐渐丧失正确的选择判断能力，以至出现不知何去何从的困惑和盲目从众的心理倾向，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道德带来了严重危害。
为确保互联网在我国的健康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为我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努力做到让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空间.使其充分发挥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紧密结合，快速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电子化、数据化和网络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互联网上成为抵御低俗落后文化的“桥头堡”和防止敌对势力、反动势力侵袭的“防火墙”。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思想理论网站的建设力度，明确其性质、功能、目标、内容、队伍、经费等，增强马克思主义进入网络的力度，这是实现网络新空间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次，加强防范意识，对有害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面对互联网上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信息流，有必要通过技术手段，如搜索引擎过滤控制技术、防火墙技术、安全认证技术、密码技术等来提高网络监控和管理的水平，阻止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等内容的不良信息的传播。第三。提高网络思想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网上的一些有害信息如网络色情、暴力、恐怖、剽窃、欺诈、诽谤、盗窃、黑客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网络失范行为要针锋相对地颁布法律、条例及时控制和制止；对错误言论、观点和思想倾向.要澄清是非曲直，进行必要的“消毒”、“解毒”工作。总之.通过互联网的新空间，要培养人民大众政治上的分辨能力、道德上的修养能力和思想上的抵御能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品德操守，坚守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信念，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网络空间呈现，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牢牢占领21世纪的这块新的重要的领域。
2.互联网新空间能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攸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如今，互联网已处于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舆论交锋的最前沿、思想热点碰撞的最前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利用这一崭新平台，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统一全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如何跟上时展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强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用丰富的理论教育形式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社会思潮，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紧迫任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已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于是，面对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各种应用的大规模普及，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沿阵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成为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主张政治多元化和思想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导致剧变已成先例。剧变后，我国成为唯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弱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手段。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大力推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因为互联网上经常使用的谷歌、雅虎、MSN、亚马逊等网络服务，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提供的，这些公司在各自领域里建立起全球垄断或主导地位。使得全世界网民对他们提供的服务形成了严重依赖。互联网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强烈冲击，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方式功效大大降低。目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资强社弱”的国际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主导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对处于低潮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如何把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内化为人民大众统一的行动指南、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体要求。因而，将互联网建设成面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代载体，牢牢把握网络虚拟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关系到人民大众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信仰、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同，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互联网新空间
长期以来，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以单向的灌输模式为主，具有生硬的说教和强制性接受的意味，可是效果往往不尽人意。伴随着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积极探索以平等、对话、民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教育方法和形式，增强其实效性和吸引力是必然选择。只有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更好地实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顺应时代要求，与网络的大众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才能巩固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空前巨大的威力，共同承担起振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使命。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1篇8
关键词：互联网+；青少年；政治意识
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即，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暂且未能估计的机遇和困扰。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普惠性技术和手段，可以辐射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科技等，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离革。“互联网+与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我们紧跟时代步伐，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一次重大突破、一个长期战略、一项艰巨任务。指导青少年是否合理利用网络舆论传播规律？是否提高了网络政治意识能力？是否坚定了“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一、互联网+与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诠释
（一）“互联网+”生活是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
信息技g和无线传输等的实用化和实效化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等互联发展的境况。“互联网+”战略概念疏解信息时代里新的存在形态，扩大人们信息交流的空间和速度，进一步提升生产和消费效率，创新发展驱动力。“互联网+”追求的决不是两者简单相加、粗犷堆砌的“加法效应”，而是融合发展、深化裂变的“乘方效应”。它建构的是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二）青少年政治意识形态是毋庸置疑的时代主题
同志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历史和实践阐明，国家在强盛发展中经济实力和精神动力都不可小觑，二者兼备、相辅相成。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利益思潮交锋对决激烈，西方国家在青少年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加紧渗透，不断炮制“中国”。因此，构建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防护网“是长期复杂的进程，是毋庸置疑的时代主题，我们必须坚持常抓常需，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
（三）“互联网+与青少年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所在
西方一些思潮不易从传统媒介上入手，便开始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对进行舆论和思想渗透。如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通过互联网激荡反应，私心私利阴谋之人对改革开放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狐疑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构成严重冲击。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2]在这个“无形的战场”，我国青少年能否扛得住、打的赢、站的稳才是关键。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灵魂，“互联网+与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命题的提出，就是为了不断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抢占舆论地，增强积极性、掌握主动权、划清是非线、澄清模糊观、营造良氛围，以此巩固我国的政治地位在互联网中的重要位置。
二、互联网+与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有利契机
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如同原子裂变之速度，传播范围广、文化弘扬快、思潮引领强，是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和重要载体。
（一）互联网是一个信息传递的新平台
经过22年的发展，我国互联网已经走入千家万户，网名总数全球第一，已经成为名实相副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讲，具有即时性、互动性、碎片化、海容量、高覆盖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基于其自身特性，可以突破时空局限性，改变了传统媒体一板一眼、整齐划一、枯燥乏味、自拉自唱、面板生硬、欠缺个性的传播方式，扩展了人们信息获取和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性，即是网民获得信息的主渠道，又是国家沟通青少年的“微平台”。
（二）互联网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新路子
互联网媒介将“便利“和”交锋“双双降世”，“互联网不仅是一种高新技术手段，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手段，”[3]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创作与传播的新渠道。利用互联网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创作中来，以文化宣传稳固政治地位，创作生产系列具有中国格调、中国气魄、中国品味、中国典故的文化标识物。利用互联网平台，可以充分挖掘和焕发我国文化资源的潜力，开启文化“走出去”模式。
（三）互联网是一个引领思潮的新介质
随着信息消费越来越普遍化、即时化、平民化，“社会舆论传播和大众思想引导已从纸上、墙上、电视上转移到网络移动终端的方寸屏幕之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载体，青少年学会讲清楚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梦想。以身作则影响他人，让青年一代从中国梦看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用中国梦把各族人民更好的“编织”一体，优化社会多元思潮，内化中国信仰。巧用这一载体，批驳和反对以新自由主义等为代表的错误社会思潮，让主流政治观占据网络空间，使网络空间清朗。
三、互联网+与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的力量，“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5]。互联在巩固壮大向上向善的青少年政治意识的同时，也为敌对势力和“异见分子”思想文化渗透提供了途径，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可谓急如星火。
（一）境外敌对势力凭借互联网升腾舆论渗透
互联网已成为不法分子开展政治斗争进行政权颠覆的一个平台，西化分化中国的现象极易攻克三观初建不稳定的青少年人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毫不避讳地说，“一定要攻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限制，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们利用互联网媒体，通过有组织地发表评论文章、跟帖、转载等形式来发酵突发事件。他们凭借“网络信息强势”，肆无忌惮的肯定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恃无恐的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蓄谋已久的搞贼子狼心的“和平演变”。
（二）境内异见分子利用互联网散播危险信息
境外敌对势力在直接开展舆论攻击以外，还会选择在国内寻找人，在青少年队伍中培植“公知”与“大V”，组织一些异见分子长期潜伏网络舆论场，经常对一些、社会热点、重大活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任意拔高，以吹毛求疵煽动青少年不满情绪，引发青少年网络舆论动荡。如，近年来，《PX项目被环保人士称之为断子绝孙工程》《断子绝孙核电站》等等虚假谣言，造成严重后果：背后都有青少年网络推手，或“无知”不法分子利用，或“无良”被利益驱使，动摇了政治立场。
青少年网民往往来不及看清和甄别所谓网络意见领袖就草率认同，常常会意气用事被错误舆论误导。个别青少年受利益驱动，不顾舆论本身应具备的社会价值，常常以夸张的标题和猎奇性的内容抢卖点、恶搞剧，小题大做、肆意渲染。一些费利益群体围观起哄，煽风点火，从而不断引爆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被异见分子抓其弱点而用之影响舆论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社会负面情绪通过互联网制造舆论压力
互联网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得在网络平台上，什么人都能说，什么话都能讲，特别是微博、微信、QQ这些“点对点”的传播，在一些青少年传递信息、交流情感、表达心声、维护权益时，会造成一些负面网络舆情影响了青少年的政治观念、甚至动摇政治立场，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青少年意识形态建设和国家政治地位巩固，引发道德失常、文明失仪、社会无序、生态无绿。尤其在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阶段出现的贪腐和暴富等现象，难免会有不满情绪，有些人青少年便开始借助网络发帖、发微博、玩微信等方式宣泄心中不平，煽动立场不坚的青年跟风夸大，混淆是非，虚构矛盾，引发动荡，或夸大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四、青少年参与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思路对策
针对青少年网络政治意识斗争的面临的困境，当代青年应该明确立场、提高意识、提升品质、培养能力、规范行为、踊跃作为，力争在紧握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指挥棒“，系好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约束绳”，当好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代言人”上下功夫。
（一）紧握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指挥棒”
“指挥棒”即领导力，领之导之，导之通之，通之久之。一是强化领导责任。各级意识形态教育领导层、以及意识形态工作专家要站在工作第一线，创新工作思路，设置工作规划，综合考虑和筛选网络政治意识安全危机和社会舆论风险因子，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防范。青少年坚持守土言责、守土明责、守土为责、坚守党的理论，站稳党的立场，走好党的路线。二是加强队伍建设。人始终是第一要素、第一动力。网上“红色地带”需科学发展，网上“灰色地带”需关注引导，网上“黑色地带”需瓦解改造。，在青少年中找代表并发动党员、团员、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青年当战士不当绅士，建立“网络统一鹣摺保引导舆论导向积极健康发展。三是凝聚舆论合力。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任务，都有牵头、主导、配合的角色存在。动员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网络政治意识建设工作，营造全员参与的“强大磁场”。
（二）系好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约束绳”
“约束绳“即管理力，青少年政治意识形态在互联网平台的呈现结果需要管理。一是管好政治方向。实践证明，党和人民前途命运之”福“与”祸“取决于政治方向。青少年网络生活中要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把握网络传播规律，创新舆论引导方式。二是管好舆论阵地。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谁出事谁担责”的问责机制，规避“侥幸心理”和“隐匿心态”，以“零容忍”的态度，将“网络家园“打理的井然有序。对网络舆论敏感事件和热点问题，敢抓“绳“、敢曝光、敢惩治，做到依法依规有序运行。三是管好意见领袖。如今网络“大V”、“意见领袖”影响不容小觑，有的甚至95后青年。必须建立网络信息传播和舆情分析平台，决不允许部分“意见领袖”利用网络散步错误思想观点。，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处置网上传播错误观点和言论者。
（三）当好网络政治意识建设的“代言人”
“代言人”有喉舌之功能，舆论斗争的实质是话语之争。一是繁荣思想舆论主干道。马克思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6]主动参与网络红色宣传教育传播，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展示当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唱响主旋律。二是打好网络舆论斗争之战。同志指出：“我们不能让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放任自流。”对青少年不良的网络舆论导向及时进行纠正，划清是非，澄清认识。三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精气”。把历史文化的精华积累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青少年还要积极创新载体和打造平台，重构多角度、宽视野的文化走出去格局，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介具有中国特征的文化标识在国际市场的充斥率和美誉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五、结语
互联网是青少年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广阔舞台，“互联网+与青少年政治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重大战略问题。青少年必须清醒认识、高度重视，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抢占机遇的高位点、道德的高峰点和传达的致远点，巩固国家的政治地位，凝聚青少年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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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消费主义；大学生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4-0285-01
1背景
根据（CNNIC）2015年7月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手机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增长，网民上网设备逐渐向手机端集中。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5.9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为88.9%。移动互联网逐渐成为大学生延长的手臂、延长的大脑，使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表达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更新，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大学生既有消费意向、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西方媒体大肆鼓噪“消费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以至于使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都卷入消费市场的轨道。因此，研究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消费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的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大学生抵制消费主义思潮负面影响的途径，提升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消费观教育的实效性。
2移动互联网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2.1消费主义思潮造成大学生享乐主义的盛行
消费主义思潮一味地宣传个人主义，过分地崇尚消费和享乐，与崇尚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很容易养成提前消费、透支消费、攀比消费的不良习惯，再加上大学生普遍由于年龄比较小，社会经验不足，缺乏对一些消费陷阱的警惕性，国家相关网络金融法律制度不健全，给了很多网贷公司以可乘之机深入校园。这些“校园贷”平台除了收取利息之外，巧立名目收取服务费、罚息、滞纳金，但是学生身为弱势群体无法识别其中的陷阱，最终上当受骗。全国高校近一两年来出现了多起“校园贷”案件最根本的原因是消费主义思潮所催生的享乐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盛行。
2.2消费主义思潮造成大学生拜金主义的盛行
大学生一旦形成享乐主义的消费观，就会把消费各种商品当成自己大学生活的主要目标。有一部分学生为了赚钱满足自己的购物欲，走出校园做各类兼职。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有一些大学生占据大量校园时间甚至是上课时间运营淘宝网店或者做微商来挣钱，虽然在校大学生做兼职开网店有利于锻炼能力，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是，大学生首要任务是学习，花费大量精力在做兼职赚钱上，荒废自己的学业，是本末倒置的行为。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唯金钱至上，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金钱物质方面的享受，个体的人生价值是用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的，在与同学和老师的交往过程中重利轻义，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金钱至上，个人利益至上，损人利己，把纯洁、友好、充满梦想的大学校园当成了世俗、充满利益争斗的名利场。
2.3消费主义思潮造成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异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认为消费主义下消费成为控制人的力量是被异化的消费，现代西方社会可以称作是“现代富裕社会”，但这种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以精神生活为代价的。“人的需求遭致歪曲”，“人成了商品的奴隶，消费的机器”。移动互联网购物是在技术的进步下带来的人类消费形式的革新，给我们的消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但是一部分大学生沉迷网购，他们没有成为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主人反而成了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奴隶。消费主义让人们抛弃了精神生活，人只活在物质中成为“单向度的人”，一部分大学生把大部分大学时光花在移动互联网消费上，对周边同学、老师、亲人的冷漠，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命运缺乏关切，对人生价值缺乏终极思考成了迷恋移动互联网消费的大学生的显著特征。
3抵制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负面影响的途径
3.1对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
探究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新机制，从而引导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认清消费主义思潮对自身的不利影响，规避消费陷阱，同时养成消费文化自觉意识、建立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和构建移动互联网消费文明。通过了解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消费主义思潮怎样影响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高校低年级开设如“移动互联网消费主义思潮辨析”的专家讲座等方式让大学生全面认识消费主义的危害，消除其负面影响，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为高校消费观教育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3.2加强大学生移动互联网消费观教育
要抑制消费主义思潮造成的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异化现象，必须唤醒大学生消费主体意识。既然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可以通过最新的移动互联网这一媒介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改变其消费观念，对大学生进行健康消费观的培育同样离不可移动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借助学院网站，通过QQ群互动、微信群、公众号等方式，将一些和西方消费主义理论有关的资料放到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让大学生更深入了解消费主义思潮的本质。同时对近年来某些典型大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超前消费”、“炫耀消费”、“过度消费”、“攀比消费”等消费现象进行专项分析和调查研究，从而实践中引导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构建理性科学的消费观。
3.3营造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培育高质量、高层次的校园文化，应加强学生会和社团组织的建设与指导，丰富校园活动的内涵和形式，例如，多组织一些学术讲座、学科竞赛、公寓社区文化节、运动会等，丰富大学生的业余生活，为大学生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同时借助移动互联网媒体，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社会主义消费观，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科学、健康和文明的校园文化环境，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自觉抵制西方消费主义思潮，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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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10
关键词：互联网；媒介；异化
互联网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媒介，就像聆听面对面发出的声音、阅读纸上的文字一样。但是，媒介并不仅仅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工具”，即它仅仅是获得目的的手段，除了对我们直接的目的之外没有产生任何其他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作为工具本身的媒介在这个世界上只占非常微小的份额。媒介是通过它自己得以完成的结果的一种可能性。
一、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媒介
在波兹曼（2011）看来，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够最终控制文化。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它。关键在于，媒介在我们运用它来达到的目的之外还产生了许多我们难以察觉的作用。
从技艺与文明的角度来看，媒介始终是作为一项沟通技术存在的，不论是与他人沟通，还是与自己，与大自然，与历史，与整个人类沟通。那么，媒介所创造的就是人类获得对他所关心的一切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排斥着其他的可能性，同时又不得不与其他的可能性别扭地并置在一起，有时也能够做到相互转化。
因此技艺也是最容易被异化的，尤其是当它变得越来越封闭的时候。媒介也是如此。当一种媒介越来越倾向于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使用时，它就变得越来越偏离它原本的意图。对于互联网而言，当互联网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局限于互联网本身，越来越局限于信息流，而不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生活本身。我们将被锁在信息流的空间中，而信息本身并不能提供我们真正想要的体验。它所做的，只是把意义体验转换成了信息体验，并且让我们以为信息就是意义本身。
二、信息时代的媒介
在前工业时代，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意义，每一件关乎生死的大事，我们都通过种种程序和物质载体表达我们对它们的意义的确认。与稳定而有节律的大自然和社会相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孤寂而柔弱的。我们的生命是如此有限，看到的也许是再也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会感到悲哀，却也学会了用理性让拥抱世界的那一瞬间的喜悦停留，去珍惜那不可再得的一切，而不是让悲哀成为悲伤，去破坏本已短暂的喜悦。“意义化”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状态，是哀而不伤的理性与清醒状态。这是前工业时代意义化的立足点所在。
与前工业时代的“意义化”相反，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媒介指向的是“感觉化”。媒介无时不在制造着焦虑，又不断地以媒介自身的逻辑来消解这种焦虑。在后现代社会中，人很难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而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体和他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可作为的（段永朝，2011）。
互联网企图把人塑造成为强大的信息产品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而电脑和互联网就是让这个世界大为改观的里程碑，以至于有三件事情在现代人的脑子里已经牢不可破：第一是“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第二是“速度远比空间重要”，第三则是“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已经模糊不清”（段永朝，2011）。我们在互联网中经历信息，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却不“理解”它们。我们的情感和思维无计可施，因为信息早已帮我们感受过了，思考过了——当然它们是片断式的；而把信息黏合起来的却是真正的体验，而不是信息本身。除了与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少量的几件事之外，我们很难理性地大喜大悲。我们会大笑，却不一定会快乐；我们会大哭，却不一定会悲恸，因为这是感觉的反应，而不是意义的抒发。产生感觉只需要信息的刺激，而产生意义却需要全身心和文化的自觉投入。为什么现代人容易感到空虚乏力？或许这就是原因之一。
幸好一种媒介的可能性能够与其他的可能性并置、乃至相互转化，否则我们将真的失去太多的东西了。毕竟信息并不等于比特，它在比特的外表之下也跳动着一颗文化的心——如果没有文化，比特又有何用？只不过，那种“感觉化”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倾向于单向刺激与发展的。在这种文化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但不会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思考它，除非我们反反复复地经历它——所以互联网才那么热衷于为我们提供大同小异的“今日新闻”、年度盘点、排行榜……因为这至少保持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11
互联网的应用终结了只能通过纸质媒介了解世界的岁月，同时也带来了信息领域的荒芜杂草。文化与道德穿梭于现实与赛博之间，生发出许多带有时代印记的伦理问题，引发我们对互联网价值所在和发展方向的思考。
二、文化、道德与互联网的逻辑关系
（一）网络包容繁杂文化
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逐渐成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物质的增长催生公众在精神领域进行探索，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重心的转移，人们的文化思维、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虚幻走向了务实。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随着个人偏好、自身条件等呈现出多向化、多层次、立体化的态势，最终形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草根文化，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文化场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以及传统文化的当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对精神领域过度的开发加之文化日趋商业化却产生了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乱象，种种乱象挑战着文化道德伦理的底线。这些文化乱象抛弃了真善美的内核，取向日趋病态，不仅没有起到升华生命境界的作用，反而演变成伤害人的异己力量。若不能有效抵制和消解，就会使其变成传播负面价值观的“助推器”，制造社会混乱或信任危机的“帮凶”，践踏人伦或社会道德良知的“黑手”，进而引发系列社会危机。
（二）文化遭受网络异化
公众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并联系生活中的热点，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将自己的观点以“创新”（恶搞）的形式迅速表达出去，以期获得受众的响应，寻求自我价值实现，并逐渐沉浸于精英式的膨胀感之中。
在传承文化的进程中凸出自我价值本无可厚非，但过度开发文化就演变成了文化异化。此外，商品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对商品经济还停留在恶性竞争的过时思想不时地渗入到文化当中，潜移默化的腐蚀着本应纯洁的文化市场。加之公众缺乏辨识能力，在接力文化时易受商业了的庸俗文化影响，既没有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诠释传承，也没有担起本应传承者负的责任――发扬光大。这种恶搞文化、庸俗文化随时间的消磨演化成了情绪宣泄的途径，通过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自我的虚拟性寻求着被生活压力所扼杀的安慰与刺激，但“自我的虚拟性过分张扬，自我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的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正常的自我人格将不存在，自我的精神生活将严重失衡”。[1]精神失衡下的恶搞带给后人的充其量不过是时代的杂音，而断送的却是我国文化的精华。这最终会使我们的整个民族因缺少主流的价值文化而成为一个权威缺失、没有信仰的空心实体，甚至导致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盛行。
不可否认，恶搞文化当中不乏创新，反对恶搞文化也不是对创新的否定，更不是堵截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传承文化的核心是要体现文化的价值，文化价值要反映时代精神，互联网文化要体现时代精神首先就要辨识善与恶，这就需要政府加以引导，列出“负面清单”，加大对文化扶持力度，使文化真正融入公众的生活当中，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找准文化与商业融合的最佳切入点，而不是单纯过度开发文化产业。倡导多样与创新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传承的新型文化既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彰显了文化与时俱进的特点。
（三）异化文化弱化道德
失真的互联网文化异化的不仅是优良传统，而且弱化了受众的道德评判标准。近年来，为了提升自身影响力，争夺日趋激烈的受众市场，部分媒体罔顾人文关怀的职业精神，泯灭良心与公正，刻意渲染突发事件中的暴力、血腥、煽情，使得低俗、媚俗文化盛行。正如王泽应教授所言：“现代性的狂飙、理性的泛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成功与喜悦，相反却出现了‘道德谋划’的失败，现代人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道德精神的生长点”。[2]公众在缺乏信息量和媒体缺失职业道德的情况下，易受网络意见领袖的误导而引发群体极化，这种群体极化是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冲破了道德伦理的藩篱，混淆了道德评判标准，最终弱化了道德感知度。
（四）唤醒道德引领文化
“利”与“义”的争论在伦理范围内由来已久，传播媒体与受众亦在选择当中不断徘徊，难以取舍。部分受众迷信于意见领袖，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缺乏理性思维，成为这些意见领袖散布歪曲文化的工具。所谓的意见领袖基于个人利益考虑，往往置道德于不顾，甚至目的本身就是要破坏道德传统，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此来获得“救世主”般的荣耀。这种文化歪曲以满足大众好奇心，追求娱乐至死和集体狂欢为目的，意见领袖不惜丢弃崇高和神圣，忽视道德标杆，给本来已经充满道德焦虑的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带来了更多的“可离”和“不相容”因素，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在自由主义泛滥的洪流中，在‘代码’和‘符号’的暴政中，在‘虚我’和‘真我’的伦理矛盾中，沉沦于受虐和施虐的快感。
消解文化歪曲不在于堵，而在于如何疏。避免文化歪曲四起的关键在于避免文化在传递过程中“失真”，而避免文化“失真”首先就要找准文化歪曲的源头，分析文化歪曲产生的原因。因为内心缺少了德性，进而在互联网辽阔的旅行中无所忌惮。此外社会中也没有形成凝聚人心的时代价值，这就给了意见领袖以可乘之机，肆意给大众灌输靡靡之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需要政府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道德评判标准，并辅以动态的监督机制，发挥舆论遏制不正之风的作用，最终形成健康的网络文化传播环境。
三、凸显主体向度――构建互联网体系
文化传承中的偏航、偏航文化下的道德弱化只是互联网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发展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必然，但发展应有明确的向度，互联网发展最终要指向主体――人。人的需求催生了互联网的发展，因而互联网也必须符合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彰显自身价值。互联网发展立足于现实的人，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而要实现这种诉求，就离不开互联网体系的建构。
除了文化与道德，互联网体系的构建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如何充分体现创造主体自身价值，如何避免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充分发挥科技带来的善的一面，这是伦理学在互联网中的体现，也是互联网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鉴于此，构建互联网体系成为了互联网良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范文篇12
[关键词]互联时代大学思政教育
据中国国家商务部信息化司司长李冀奇在第四届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论坛上透露，截止到2010年3月底，我国网民用户总数达到4.04亿，互联网普及率大30.2%，博客人数达到4700万。在校大学生上网的比例达100%，平均上网长3小时以上，男生多余女生。调查时显示，57.5%的大学生正在玩游戏等等。如何把握互联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保证我们年轻的大学生健康的成长，保证他们既成人又成才，使他们个个成为对社会又用的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互联时代思政教育的意义
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都是伴随着不断的技术革命和文化的提升而得到发展的，从50年代第一课人造卫星，到80年代的大哥大到BP机，再到现在的互联繁荣时代，无不体现着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发掘。而他的功臣，当数无数的年轻人，无数有思想有灵感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未来世界的创造和把握。
当代大学生本身思想活跃，求知欲望强，有着一定的接受信息的能力，对各种知识信息和社会思潮反应敏锐，具有比较独立的主体分析判断能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就对我们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互联时代思政教育现状
1.亟待跟上互联时代步伐，熟悉互联网
互联网尤其自身独特的特点，我们每一名管理者，做足互联网知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表现为以下特征，网民既是网络的使用者、消费者、创造者，网络的“平民化”成为潮流，精英时代一去不返;网民之间的交互基于“关系”展开:同学、生意、表达、倾听、交友等;网络渠道免费，内容为王;网友希望更多的集成服务，一站式服务和更专业的服务，而非泛泛的门户;网友体验高于一切，以网友为中心的互联网公司将在下一波竞争中获胜，哪些仅仅依靠吆喝的、不能体现出网络技术创新特征的公司将逐步丧失竞争力;互联网和通信业将进一步融合，传统通信成为通路提供者，通信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合并将会出现;视频、手机互联网、宽带互联网、物流网、3G、4G将相继到来成为主流。
2.善于甄别信息资源，提取有价值信息
充分利用网络，为我所有。充分利用网络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为我们提供学习、生活和娱乐资源。一是有助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利用网络信息的传播具有实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大学生可以同时和多个教育者或教育信息保持快速互动，从而提高思想互动的频率，提高教育效果;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可下载性、可储存性等延时性特点，可延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互动的时间，为大学生提供“全天候”的思想引导和教育。二是提供了求知学习的新渠道。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利于学生搜寻更多更全的信息资源，提供了求知学习的广阔校园，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学到在校大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修满学分、获得学位。三是开拓大学生全球视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上网使大学生的政治视野、知识范畴更加开阔，从而有助于他们全球意识的形成。同样，又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通过上网，可以培养他们和各式各样的人交流的能力;通过在网上阅览各类有益图书，触类旁通，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3.端正思想态度，抵御意外风险
一是对于大学生其人生观、价值观极易发生倾斜，从而滋生全盘西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崇洋等不良思潮。二是网络改变了大学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及生活方式。大学生在网上公开、坦白地发表观点意见，要求平等对话，对大学生工作者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三是信息垃圾弱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有关专家调查，网上信息47%与色情有关，六成左右的大学生在网上无意中接触到黄色信息。还有一些非法组织或个人也在网上扰乱政治经济的黑色信息，蛊惑大学生。这种信息垃圾将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污染大学生心灵，误导大学生行为。四是网络的隐蔽性，导致大学生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增多。
三、互联时代思政教育的方法
1.充分认识网上思想渗透问题，强化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
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大学生，坚持利用科学发展，再用辩证唯物注意的观点和方法，使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努力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强化爱国主义意识和宏扬民族精神。时刻理解关注学生在哪里，心理想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关注大学生的需求，解决他们最为迫切需要的问题，跟上年轻人思维和脚步。
2.创立有礼有利有节竞争创新高效“十二字教育”模式
打破传统的思想教育方式，尊重同学的兴趣、特长、爱好，建立起多样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礼即尊重学生隐，正确引导学生利用网络;有利即要善于用甄别的眼光，对信息资源要充分的过滤，吸收对自身有意义有发展的资源;有节级做到要有节制，过犹不及，中庸之道，把握好利用网络的分寸;竞争即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要有不服输的气度，要有敢打敢拼的勇气;创新即现有创新思维，后又创新思路和举措;高效即达到理想的效果，要有收获。
只要认真把握好“十字”教育模式，就能够充分理解现实社会的时代特点，就能够理解网络时代的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由表及里，灵活运用，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切实把握好学生思想精髓。
3.以情感人，真心地关心学生，从学习上、生活上、心理上帮助学生，关心学生
孩子们在大学阶段远离父母，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上各种诱惑很多，所以他们的困惑会很多，困难也很大，这个时候十分需要老师的关心、帮助、支持，如果能真心地去关心他们，及时的了解他们的困难，并给予解决，这样对学生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充分认识大学生的在心理承受能力、客观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
4.突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