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范例(3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问题；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一直以来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得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的重要理论，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被中华名族所认同和接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基础来构建的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最早是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针对事情本身；第二，对时代精神的表达；第三；具有特定时空性；第四，不断地被本土化。根据马克思的构成和特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被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主要是讲利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国通俗化和现实化问题的处理，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这一理论已经成功运用到科学、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还包含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特别需要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不仅存在联系，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更为复杂一点，具有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具体化等特殊内涵。其中民族化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以及立场对中国的哲学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结合实际经验，使其具有中国派和中国作风，同时还具备精神风韵、哲学原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内容。通俗化则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表达，在语言文字上必须要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使哲学挣脱书本和课堂的束缚，真正实现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有效地利用理论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具体化则是指对中国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促进中国改革建设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必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近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得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二，针对当前社会的不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和哲学论。通俗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必须的。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这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理论知识，具备这种条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所利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过程中，慢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俗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之争，部分学者为了超越这种概念，走上了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倡导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现实眼光，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具备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状态。这种理论虽然目前很受大家推行，但是其自身还是存在很多的弊端。比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这种“结合论”的哲学理论在形态上还是比较模糊，从文化学基础上来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从哲学的现实性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现实问题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结构特征主要有现实性的坚持和理论性的保持。
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哲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解决其实际问题，要想其理论更好地在一个国家实现，其主要前提是这个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准确的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深刻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是圣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30年5月就已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的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来。这是一次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次艰辛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车轮的行进，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是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志，虽然在粉碎“”，开展揭批“”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僵化的的坚持“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得彻底纠正“”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在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的局面。此时已经恢复党内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了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性，强调了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党内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继之后有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运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更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了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而这一次的变革，不仅仅是邓小平新的理论的提出，更是一次“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之所以要中国化，除了解决中国实际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讲，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只适合西方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将其直接照搬的话，很容易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且不容易在中国环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要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从全球的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和中国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不单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辩证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行指导的过程，并不是说全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编制和表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的具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哲学化，根据中国建设、革命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曾提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所提出的“两类矛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二，方法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使其成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体。其中实际工作方法就是对世界观的应用和体现，将科学的世界观转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三，群众化，简而言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人民群众很好地接受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加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第四，实践化，将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实践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21世纪的到来，国际的局势在不断变幻，世界已经从单纯的两极对抗，变成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南北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必然。如何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整个时代的任务，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很好的去学习与实践。年轻的我虽然思想稚嫩，但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有一些思想，我觉得：
（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对此，必须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具体的理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正确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外来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其社会生活，但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由于处在一种多样文化环境中，其思想领域经常会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对中外文化的优秀内容要进行有效地批判和继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其哲学传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仅要做好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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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
近年来，哲学界对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很多关注，特别是围绕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讨论。1997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黄楠森、韩庆祥和欧阳康等人撰写的主题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一组文章，这是正式提出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有关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为主题，举办了多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学术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处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与态度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哲学语义学的角度看，“形态”一词在德文中一般被表述为Gestalt（格式塔），意指“正在形成的”、“被塑造出来的”“组织结构”或“整体”。哲学形态就是指哲学的组织结构或整体，是哲学各要素按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体系。简言之，哲学形态就是同生产方式、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每一种哲学形态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都是特定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存在任何抽象的、永恒的哲学形态，它源于特定的社会实践和时代主题，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恩格斯曾经说过：“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个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至今，屡受各种类型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的挑战，而它自身则在回应挑战中，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不断增益其理论内容，更新其理论形式，拓宽其理论视野，从而实现哲学形态的创新。
哲学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所处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定的思想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新旧哲学形态之间并非整体取代的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和次生态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从七个方面着手：回答新问题；进行新对话；开掘新源头；创造新方法；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倡导新价值。惟有将这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虽然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新见迭出，但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则和途径等基础性问题的反思还很不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反映时代特征，又引领时展。实践内容改变了，时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应随之有所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管“国情”还是“世情”都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这就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解决。因此，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成为势所必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时空交融特性，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科学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原则和构建途径。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原则
（一）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先后强调了尊重老祖宗与超越老祖宗相统一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江泽民也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些论述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理当成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要指导原则。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将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老祖宗）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老祖宗）结合起来。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所内含的立场、观点的继承；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的继承。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具体观点；二是使哲学主题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展；三是表现形式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更要在真正理解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代“世情”，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任何割裂两者的做法都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偏离正确的方向。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时代课题等因素的影响，任何脱离民族特性的哲学都是虚幻无根的哲学。另一方面，有生命力、有前瞻性的哲学，必须能超越民族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尤须具有世界性视野。由此可见，遵循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以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
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产物。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哲学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它们既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征，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紧跟时代步伐，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条件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决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主体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践基础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交织着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是其具有真理性和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富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根深叶茂；它又是开放的哲学理论体系，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能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的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较之于以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必须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创新、突破的前提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立足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点，是其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保证；而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超越现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赵剑英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总之，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网络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风险化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哲学不是具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新形态哲学必须适应、体现、引领这一“巨变”，才能在多元哲学对话中具有话语权，并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指导思想。
（四）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宗于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术性、抽象性、晦涩性和思维方式的异样性，拉大了它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削弱了它武装群众以改造世界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着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玄妙深奥，而是要面向大众，面向实际，面向生活，让人民大众分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魅力。从艾思奇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到毛泽东、李达、邓小平等人以身示范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利益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它从实践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力和目的，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以大众化为基础和归宿，因为只有让大众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途径
（一）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在中国哲学内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长期处于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的状态，很难整合各自的思想资源来有效回应时代的问题，削弱了哲学改变世界、指导生活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打破学科隔阂，加强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成哲学研究的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源于西方，同西方的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批判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它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扫除长期以来制约真诚对话的思想观念障碍和机制障碍，确立对话基础，梳通对话渠道，端正对话态度，明确对话目的，挖掘对话的突破点，从而在对话与批判中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第一，以现实问题为纽带，搭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桥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时，往往受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出现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目的不一致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话机会的减少。虽然各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具体矛盾不尽相同，因此决定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种族冲突、地区战争、恐怖主义、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纽带和桥梁，可以有效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交流，在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丰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第二，把握基本方向，引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观点大相径庭，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来源、立场不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具有相似性，直接抄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和转型，而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都标榜归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是没有联系的，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注意把握基本方向，不因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歧而堵塞对话的渠道，应善于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在交流交融交锋中求大同，存小异，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解为关于人的学说，认为尊重人、理解人和为了人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对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人学在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当得到凸显。
第三，加强互动，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发展。在如何对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否定、排斥、批判、斗争压倒了对话、学习、交流、借鉴，这不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照单全收，更不能坐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挑战，而应将对话与批判结合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话和批判中扬长避短。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时充分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精神。这种基于互动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有深度的对话，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健康的建构之道。
（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后发展国家或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都出现了认同危机，本民族的文化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化所蚕食。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也难免全球化潮流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的传统哲学，并以批判、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有此自觉。
美籍学者林毓生对五四“全盘反传统”及其后果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毫无疑问，五四反传统态度是激进的，但是否“全盘”反传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本文暂置不论。重要的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有没有值得继承转化的东西？当我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有必要对后五四时代绵延数十年的反传统声浪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问题在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旧世界”被破坏了，“新世界”的根脉何在？这些问题值得反思和总结，只有把教训变成财富，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林毓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先要弄明白我们要转化的是哪一些传统哲学，坚决要摒弃的又是哪一类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拘泥于某一家或是某一派，更不是局限在某一特定历史形态，中国传统哲学中确乎存在着某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质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接轨。其次要厘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和政治系统的复杂联系，将学术化的儒释道与制度化的儒释道区别开来，以避免回到全盘否定传统哲学的老路上来。再次“‘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健康，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会而产生的”。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要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是要不得的。在面对气候问题、种族问题、战争冲突、文化矛盾等问题时，中国传统哲学不但没有过时，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传统哲学中富含仁爱、公正、中庸、和谐、大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为重建当代世界新秩序，正确对待各国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纷争提供方法论指导，是化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良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奠定哲学基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自觉地创造性地转化这些传统思想资源，这不仅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承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责任的需要。
（三）积极推进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范文篇3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4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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