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例(12篇)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1
仅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人为蓄意预谋的恐怖袭击、爆炸事件，海啸、飓风、地震等大自然引发的自然灾害等，已使全球社会遭受了多次重大灾难事件。在人为灾难方面，2001年9月11日，共造成3126人死亡的“9・11”事件，令其成为美国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案件。在自然灾害面前，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9.1级强烈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所到之处，不仅吞噬了20余万人的生命，还造成了近200年来全球最为惨重的一次海啸灾难。由于此类特大灾难事件的破坏威力之大，波及范围之广，遇难人数之多，灾难现场往往杂乱不堪、尸横遍野，多数遇难者或腐败严重或支离破碎而难以辨认。因而，如何尽快、准确地对遇难者进行个体识别与尸源认定，也就成了特大灾难事件处置与善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难以完全确认尸源的科技短板
美国“9・11”事件可谓本世纪以来，由恐怖袭击所引发的最为惨重的一起特大灾难事故。事件发生后的九个多月时间内，救援人员陆续对世贸中心残留的150万余吨碎片进行了清理。起先，美国有关部门找到的完整的遇难者尸体尚不足300具；随后，其又陆续在世贸中心废墟内发现了2万余件遇难者骸骨。可能有的时候，救援人员挖掘出一具遇难者尸体后，却发现其中的一条腿，或者一条手臂并不属于该遇难者本人。这样的事情，在“9・11”灾难事故现场亦极为常见。面对残缺不整，或者已高度腐败甚至白骨化的遇难者尸体，只有对其进行尸源认定后，才能明确其真实身份。在随后的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法医专家持续对遇难者家属提供的带有遇难者DNA信息的生前物品进行辨认，并相继确认了1600余名遇难者身份。不过，在“9・11”事件遇难者遗体辨认工作结束之际，该灾难中殒命的遇难者中，依然有将近一半人的身份未得到最终确定。可以说，如此众多的无名尸体，对于整个社会以及遇难者家属而言，实属难以愈合之伤痛。为此，美国纽约首席法医办公室承诺，出于科技考虑以及对遇难者家属的安抚，纽约法医鉴定部门已将1万余件尚未确定身份的遗骸用冷冻技术妥善予以保存，一旦科学技术允许，将继续对其进行鉴定。
面对灾难尸源认定技术不可或缺
灾难事件往往不分时间与地点，甚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面对灾难发生后呈现在现场中的遇难者尸体，究竟有哪些民众在灾难中遇难这一问题，就需要通过尸源认定来予以解答。譬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参与事件处理的法医专家所面临的一项棘手难题，即是如何准确、快速地对现场中众多尸体作出个体识别。为此，国际刑警组织在获悉“9・11”事件后，亦统一组织了其24个成员国准备向美国提供尸源认定的专业队伍。事后，纽约市市长专门致信国际刑警组织，对其提供的尸源认定技术援助表示感谢，并认为其是最为实际的国际援助行动。尽管如此，受制于特大灾难事故的巨大破坏力以及恶劣的现场环境，令遇难者尸体身份的确定增添了重重障碍。目前，仍有不少“9・11”事件遇难者的身份未得以确定。不过，就尸源认定这一技术本身而言，其在统计死亡人数，确定尸体身源等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其在特大灾难事件中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抛开特大灾难事故的特殊性来看，一般情况下，尸源认定技术可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较为丰富。无论是胎记、文身、伤疤等体貌特征辨认，抑或指纹比对、牙齿比对、血型检验、遗物辨识、DNA检测等方法，均可用于个体的人身识别。然而，特大灾难事故中的巨大破坏力与极为复杂的环境因素，往往易使遇难者的生物检材遭到破坏与降解。对于大量极为特殊的生物检材，个体生理特征以及法医人类学的识别手段有时只能作为参考的依据，而DNA分析才可称得上是特大灾难事故中尸源认定的关键技术。
不过，即使是DNA分析技术，在错综复杂的特大灾难事故面前，仍面临着诸多技术性与社会性难题。参与灾难事故现场调查的法医专家不仅需从科学技术角度着力解决生物检材的识别、筛选与DNA分析等难题，更需直面伦理、隐私等领域的挑战。
毫无疑问，如果是恐怖袭击、集体谋杀等引发的特大灾难，执法部门与公共安全机关自然需要履行相应职能，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承担对于遇难者的尸源认定工作。即使是飓风、洪灾、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执法部门与公共安全机关所具备的专业力量，使其同样有责任为灾难事故的处理提供尸源认定服务，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生物性检材的提取与保存是尸源确认的关键
特大灾难事故现场上的遇难者尸体，往往易遭受腐败、污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令尸体产生高度降解。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前提下，对于遇难者生物性检材以及用于亲源鉴定的遇难者生前样本及其亲属生物性样本的有效提取与保存技术，已然成为了特大灾难事件中尸源认定技术是否成功与准确的重要前提。
由于灾难事故中的遇难者尸体情形不尽相同，有的尚未开始腐败，且保存较为完整，而有的仅仅只剩部分尸体碎块，甚至可能已高度腐败。就此而言，在提取生物性检材时，应根据不同的状态与类型对相应生物性检材进行提取与采集。由于DNA降解与尸体腐败时间的长短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提取生物性检材时，可按照遇难者的死亡时间，对血液、肌肉组织、牙齿、毛发、骨骼、指甲（趾甲）等分别予以提取、采集。如果面对的是尚未开始腐败的新鲜尸体，通常可选择血液及口腔黏膜细胞进行提取。如果尸体已经开始腐败，则应尽量提取能够保存DNA信息的骨骼或牙齿。如果仅仅是部分尸体碎块，则应取较深的肌肉组织。此外，对于较易腐败的软组织检材，在提取后，应及时添加合适的溶液或保存于低温容器内，以防止其腐败变质。
为了对尸体身源进行准确认定，法医专家除需采集遇难者尸体的生物性检材外，还需对遇难者生前生物性样本及其亲属生物性样本进行收集。在收集遇难者生前生物性样本时，有一个问题往往是法医专家最为关注的――如何确保生物性样本来源于遇难者本人或仅仅由其本人所独用。为了满足上述条件，遇难者生前使用过的梳子、剃须刀、牙刷或未清洗的内衣等私人物品，或者遇难者生前因医疗用途而留下的病理组织切片、血样、尿样以及脱落或拔出的牙齿等均可提供遇难者生前生物性样本。除了遇难者生前生物性样本外，其亲属生物性样本亦是尸源认定技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收集遇难者亲属生物性样本时，法医专家所要考虑的问题，则是提供生物性样本的亲属与遇难者事件生物学关系的远近。这一关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尸源认定技术的可靠程度。通常来说，法医专家应尽可能多收集父母、兄弟姐妹等尽可能的直系亲属生物性样本。如果无直系亲属，或直系亲属亦不幸在灾难中丧生，则应尽可能收集远系亲属的生物性样本，以满足检验、鉴定的实际需要。生物性样本被提取后，应当在第一时间送往实验室予以妥善保存，以防止其降解或污染，从而无法进行有效分析。
尸源认定技术管窥
随着当前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DNA分析技术亦日趋成熟。不过，与普通亲源鉴定不同的是，特大灾难事件中收集到的生物性客体大多属于疑难检材。其或是所涉对象之广，或是取自高度腐败之尸体，或是来源极为分散，这对于专业技术运用以及实验室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正式对尸源认定所需的DNA进行检测前，法医专家应针对检材、样本收集时可能出现的标记错误，或者检材、样本因发生高度降解而需要重新确证等情形，根据检材、样本的实际状况来制定需要重复检验检材、样本的实施方案。另外，特大灾难事故的尸源认定工作量大，所涉对象广，且每一个具体的灾难事件均有其自身特殊之处。譬如，对于处在高温湿热环境下的灾难事故现场，遇难者尸体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就会开始出现腐败现象，从而造成生物性检材的降解；如果灾难事故由于爆炸、火灾等原因引起，遇难者遗骸受到持续火烧或与其他碎片等互相混杂后，如何通过合理的方法对DNA进行提取与分型是关键……面对诸如此类的技术难题，不仅应由法医学、生物学、分子医学、医学统计学、遗传学等领域专家共同组成技术团队予以共同攻克，更应在具体实施检验活动前，提出一整套系统化的指导文件，包括检材与样本的收集、运输、保存，实验室设备的运行与维护，检验、检测质量监控、实验室自动化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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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作物种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合作
一、我国作物种种质资源概述
作物种种质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健康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一种宝贵的地球公共资源。合理有效的保护、开发、利用作物种种质资源有利于更好的维护生物多样性，对提供安全的优良作物做出重要贡献。合作在保护和利用作物种种质资源上显得尤为重要。作物种质资源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我们的衣、食等各个方面。优质的作物种质能够为人类提供食品和药物的原材料，同时还为当今社会日益发展的生物科学源源不断的基因。保护、研究、利用作物种种质资源是国家农业发展的必要保证，也是提高国际地位有力竞争的筹码。作物种种质资源有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值得我们开发利用，更好的造福人类。当前作物种种质资源已经成为国际上热门的关注点，成为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作物种种质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已经成为一种必要选择。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它对国家农业持续性健康发展，加强农业基础、提高r业、增强农业科技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持久性的重要意义。作物种种质资源实际上就是物种基因资源，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合作都有利于作物育种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丰富，通过建立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为作物种种质资源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建立保护库、保护点，以及完善相关立法，构建了良好的物种种质资源系统和相应的法律保护体系，是我国管理利用作物种种质资源的基础。
二、我国当前在作物种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上存在的问题
（一）作物种种质资源缺乏一定的分享体系，使得作物种种质资源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共享，科研进展缓慢。保护者不能够及时的分享信息，使用者用于科研发展也进展缓慢，严重的阻碍了作物种种质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
（二）作物种种质资源的商业价值难以快速实现。由于公益性的研究落实不到位，无法使作物种种质资源的价值得以体现，这使作物种种质资源利用存在缺陷。
（三）对作物种种质资源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使得我国在作物种种质资源上一些成果进展缓慢。研究不系统不全面，导致能够用于科研项目的信息也尤为有限，难以提供针对性的实质有效的信息资源。
（四）我国作物种种质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因为作物种种质资源研究起步较晚，在作物种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保护、创新发展上采用的模式都较为陈旧，缺乏新思维，导致我国与世界上有关方面的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很多物种在没有充分保护，用于研究的时候就已经绝种了，这也成为作物种种质资源研究上的一大遗憾。
三、合作对于作物种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性
合作就是“多方共同从事一项事业，来达到共赢的目的。保护作物种种质资源需要多方的合作，这样才能达到高效利用、合理开发、创新发展的目的。我国在合作保护利用作物种种质资源方面可以借鉴的新思路：
（一）凭借合作关系促进作物种种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利用。通过建立完善的作物种质资源信息平台。各方共同利用信息、交换信息。前期考察，收集保存作物种种质资源的相关信息，由专业的人员进行评估，后期的录入，共享以及保护信息。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物种种质资源得到多方充分利用。建立一个有效的平台机制，在明确权益关系的前提下进行作物种种质资源的共享交流，录入者和使用者都能够共享信息用于研究。共享平台的日益完善和权益分享的明确，能够在公平利用的大框架下各方公平使用平台上的信息。合法有效的共享信息，避免资源浪费。比如世界范围内建立的一些特定作物的协作机构及其信息网络。各国之间能够对特定作物的信息交互使用，用于各自的开发和保护。这些科学信息的有效利用，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改良农作物品种、新兴农作物推广上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小麦、玉米。通过全球范围内作物种遗传资源的共享，人类已经在提高物种抗性，培育良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共同的遗传资源，共同的作物种成果，更高的产量，有效的解决饥饿问题、贫困问题，更好的造福人类。
（二）跨组织跨部门的协作也利于作物种种质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作物的培育、开发、保护并不是单一部门的职能，而是需要全社会不同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私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可以研究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物种。而专业的公共部门则善于研究特定作物的生长环境、生长条件，以此来开发出良株，最终用于更大范围内的生产，最终产生效益。种子公司开创多样化的作物产品市场，非盈利的育种部门则来进行作物育种。这中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来保障育种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是一个不同部门不同职能通力合作的过程。这样各自都能在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设置专利，保护信息资源，使物种种质资源信息流通更加广泛。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私人投资，有利于作物种种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运用。人们可以利用有专利的作物种种质资源进行杂交，培育出更加优质的作物用于生产生活。这样没有降低门槛的运用受专利保护的作物种种质资源有助于推广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
四、结束语
通过对作物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进行了浅要的分析，我们能够明确作物种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必要性，认识到当前作物种种质资源利用保护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而合作能够有效解决作物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所遇到的难题。正所谓一加一大于二，通力合作不仅可以满足各方的需求，最终还能达到对作物种种质资源的高效利用，造福人类。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样才能实现对作物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及高效利用，为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1篇3
①评估国家层级所有已知生物物种保育的现况。一是编制生物保育红皮书。二是制定生物保育和可持续利用的方法论或议定模式，目前生物保育及可持续利用的准则与指标仍在研议中，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准则与指标建立，已列入林业试验所重要研究课题的中。②保育生物多样性。一是3.60％受威胁生物物种，有效保存于可查询的迁地基地中。园林是最重要的迁地保育基地，在最新的生物白皮书未完成修订前，仍需依据现有资料，完成园林物种保存任务。二是10％受威胁生物物种纳入复育计划（方法同上）。三是针对具威胁的至少100种外来物种制定管理计划，进行限期研究。③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生物多样性。遏止生物多样性资源及其伴随的传统知识减少状况，对于民俗生物、民族生物及传统知识与技术的确认与应用，需有更明确的资源投入研究。④促进生物多样性教育及公众认知。规划并执行生物保育教育、宣传和大众传播计划。
目前林业部门及相关生态研究所均已制定年度自然教育计划，但仍应成立宣传报刊，统筹其成果与绩效成为国家报告。⑤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能力建构。一是规划并执行生物保育能力建构/人力培训工作坊计划。二是强化东亚地区的区域网络合作。
生物多样性推动方案已于2011年底完成第1阶段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第2阶段的开始。但在迈向2015年目标的过程中，若干可能干扰保育推动的问题已明显浮现。一方面各机构对国际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则是陷于生态与经济两难的旧思维，致使相关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一，共识难以达成。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的开展既属国家政策，也是展现我国国际责任的一面，应根据当前形式选择适当可行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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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木种质；资源保存；意义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S8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林木种质资源是林木遗传多样性的载体，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是林木育种中必不可少的繁殖材料，是森林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在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林木种质资源的概念
林木种质资源，特指以物种为单元的遗传多样性载体资源，包括物种天然的资源与为挖掘新品种、新类型所收集的育种原始材料。前者是指森林树种的“种性”并将遗传信息从亲代传递给后代的遗传物质的总体，包括物种基因载体的(综合体的)群体、家系、个体和决定特定性状的遗传物质;后者包括用于遗传改良的各类种质材料，如选择的、杂交的、引进的、诱变的及生物工程创新的种质资源材料。有关物种遗传资源或种质资源的定义广泛用于植物种质资源的保存、测定、评价和利用。
二、林木种质资源保存的意义
1、保持生态平衡
大自然中的生物因素(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与非生物因素(如土壤、水分、大气、日光、温度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断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这就是陆地生态系统。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植物种质资源，负载着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和微生物的种质资源，是陆地生物(包括农作物野生种及近缘种)基因的载体“避护所”和“主基因库”，森林植物物种及种质丢失，将引起邻舍生物种及其种质以4~13倍的速率丢失。因此，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不仅制约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发展，而且是维持陆地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
2、是林木育种的物质基础
林木种质资源是决定森林植物各种性状的遗传信息载体的总和，保护林木种质资源就是防止遗传信息的载体——基因丢失和物种灭绝，并为培育林木良种提供广泛的选择条件。保护和利用林木种质资源，就是保护了林木育种的物质基础，拓宽了林木育种的渠道，培育具有高经济效益、某一特定形状以及较强抗性(抗旱、抗风、抗盐碱、抗病虫害等)的优良林木品种，为林业的“稳产、高产、优质、高效”提供可靠的保障，维持森林资源多样性和林业持续发展。
3、保护遗传多样性
林木种质资源保存是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林木良种工程的充分必要的物质基础。丰富的遗传变异，可使目前和今后的育种获得更大的林木遗传增益。随着人为干预的选育活动层次的提高，加上目前林木育种工作中存在的单纯追求生长性状，而忽视其它潜在有用的树种和性状的局限性，结果是经过选育的树种木材“产量”虽有所增加，而森林群体中的“变异性”却在递减。显然这种良种选育所获得的增益是以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为代价的，随之而来必然会导致森林物种的纯化和退化。因为遗传均一性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虽短期内不明显表现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弊大于利。在林业生产中，只用少数无性系或单一物种大面积造林常会带来难以抵御的病虫害。林木个体大，生产周期长，对立地条件要求差异大，应具有对各种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正是出于这种对林木遗传多样性的要求出发，保护目前或将来有用的树种或目的性状个体，增加遗传多样性，保护和提高遗传变异性，才能为目前或今后的遗传育种提供丰富的原始素材。
4、保护森林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是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收集和保存经自然界长期进化而来的林木物种资源，对于保护森林物种及其林内动植物的多样性，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其它动植物的生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5、“生物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战略需求
由于人口负荷增大，地球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加重等诸多因素，森林和林业用地退化或减缩，林木种质资源损失和侵蚀日趋严重。在近期内如不紧急抢救保存，丢失的基因将一去而不复返，目前与未来的可利用的国家战略性基础资源会受到严重损失。
三、林木种质资源保存的原则
依据“有效保护、抢救保存、增强国力、服务社会”的宗旨，全面实施中国特有、珍稀、濒危、重要的乔木、灌木、草、花卉的种质资源保存，最大限度地保存种内多样性，贯彻科学评价和合理利用的原则，使全国林木种质资源基本得到保护。具体有：林木种质保存应直接为国家生态建设及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需求的优良种质；林木种质资源是国家资源，应以中央保护为主体。中央主管全局性、跨区域性的重要物种的种质及核心种质；地方重点保护局部性和地区特色的种质；优先对特有、珍稀、濒危物种种质，覆盖面广、现实和潜在开发利用价值大林木种质，及具有遗传多样性和代表性的核心种质群体/家系进行勘察、收集和保存；实施林木种质的原地、异地和设施3种保存方式的优化配置；按照生态地理系统实行分层的保存原则；根据树种遗传变异现状，最大限度地保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林木种质保存优先考虑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与环境发展的需要，直接为国家生态建设服务。
四、林木种质资源保存的方法
1、建立合理的管理体系
林木种质资源是国家资源，是国家生态建设及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应以国家保护为主体。建立起国家主管全局性、跨区域性的重要物种的种质及核心种质和地方重点保护局部性和地区特色的种质资源相结合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同时要提高种质资源管理者素质，树立管理者种质资源是国家资源的意识，加强种质资源的管理。
2、建立国家林木种质资源信息库及信息平台
林木种质资源规范化、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是现代科技的需要，也是林木种质资源科学保护、管理利用的需要。它表征国家的科技水平，数量化反应林木种质保存与利用水平。该计划将为国家决策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育种机构提供重要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已有林木种质资源数据信息和3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技术），建立中国林木种质资源数据库体系及信息平台，建立国家林木种质资源数据库，实现种质数据规范，建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3、强化二级保存体制
林木种质资源是野生生物资源的主体，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属于基础性工作范畴，应以国家保护为主。实行“中央为主，中央与地方两级保护”的建制。中央主管全局性、跨地区性的重要物种的种质及核心种质；地方重点保护具有地区特色的种质。国家统一规划，中央与地方优势互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与储备国家种质资源的最终目的。今后20年内，中央建成不同气候带典型植物区系的15个各具特色的林木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及种质低温保存库；地方(省)分别在寒温带、温带、亚热带、南亚热带、北热带、中国西部等特色森林地区，设置34个林木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并与该地方的各类自然保护工程相结合。
结语
中国林木种质资源丰富，但种质资源保存和研究工作起步较晚，系统地开展工作也就近几年的事情。对林木种质资源概念及其认识还不完善，甚至还有许多误区，因此，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提高并统一认识。保存林木遗传资源就是保存基因多样性，绝不仅仅是眼前认为的优良种质的保存。目前，已有的种源试验林中群体(种源)样本代表性差，以各树种育种材料与良种繁殖材料为主，虽兼有林木种质部分保存功能，但不能实现完整地保存遗传多样性的使命。
参考文献
【1】于永福.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里程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出版[J].植物杂志，2012(5):3-11.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5
关键词：土地、资源、环境、评估
1、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土地整理在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在当前的土地管理以及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增加耕地数量仍然是土地整理的主要目标和动力，因而出现了片面追求新增耕地数量，而不重视土地整理活动可能对所在区域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情况，存在着诸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土壤资源和景观多样性等方面未能同步增强的问题。
1.1、对生物资源的影响――生物多样性
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因此，原有未利用地上的原生、次生自然生态系统将被单一的农作物所替代，景观多样性将降低，某些生物的生存空间遭到破坏，导致植物、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的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在土地平整工程中，机械对土壤的扰动，使土壤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破坏了土壤中的微生物生境，从而导致土壤微生物大量死亡；混凝土渠道的修建虽然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但却导致渠道中水生生物的死亡。
为了营造水生生物生存的环境，通过排水沟设计为水生生物提供避难所。土地整理中排水沟通常不加衬砌，而且在田块的较低部位，由于地下水的渗漏，即使在最干旱的晒田期也能涵蓄一定的水量来保证水生生物的存活；田块间的田埂、道路两侧的农田防护林则可以成为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对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积极作用。
1.2、对水资源的影响
土地整理中土地质量的提高、耕地和经济林面积增加，都要求有足够的灌溉水源作保证，土地的生产潜力必须依靠水分保障才能发挥，这样就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同时，如果水资源利用不当，也会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水源短缺、土地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同时不同的土地整理方式对地下水位也有直接影响，进一步影响到灌溉水源的稳定及土壤的盐碱度。因此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要防止滥用水资源，合理高效地运用水在土地整理过程中的作用。
1.3、对大气资源的影响
土地整理活动对大气及相关生态过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土壤结构与质地，以及改变水文结构、地形地貌等间接方式表现出来。主要反映在造成大气污染、影响局地小气候过程及区域大气质量状况等方面。前者如荒地开垦、林地砍伐、草地过牧等导致地表，从而造成大气中粉尘、杂物的浓度增加；后者如农田防护林带网的建设，不仅可防风固沙和改善农田小气候，还会通过涵养水分、净化空气等改善农田周围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1.4、对土壤资源的影响
在土地整理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土壤的各种性质及相关生态过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土地整理改变土壤结构。如荒地垦殖改变原有土层结构；筑路及村镇建设机械压实土壤破坏土壤结构；坡地开垦扰动地表、坡面，引起或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其次，改变土壤质地。农地耕作势必导致地表土层土质疏松和粒度细化，在山地区将易导致水土流失，在干旱地区又可能为扬尘、沙尘暴等。再次，土地整理对土壤肥力也有巨大影响。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整理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和生产力降低，甚至引发一系列灾害，如造成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最后，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不仅会对土壤造成污染，还会杀害土壤中丰富的微生物，造成土壤污染并加剧土壤退化。
1.5、对生态资源的影响
在土地整理中，各种灌溉排水设施、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利用土地的开发，会减少生物的栖息地，使生物生存环境破碎化和土地利用景观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内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当前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行土地整理时，过分追求高品位的设计，在田间大量铺设混凝土路面和沟渠，减少了绿地面积和生物栖息的场所，使得区域生态系统简化，影响了景观多样性。
2、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价研究
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价是指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根据选定的指标体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从资源环境系统层次上，运用综合评价的方法评定土地整理实施后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性质及状态变化的结果。它对于全面系统地分析土地整理的资源环境影响、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及其资源环境平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2.1、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2.1.1、典型性原则。资源环境的组成因子多，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评价指标体系不可能包括生态环境的全部因子，只能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与土地整理活动有关的最能反映生态环境本质特征的指标。
2.1.2、全面性原则。土地整理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多方面，多维度的，包括了大气、水文、生物、土壤、生态等各个方面，各因素共同组合成一个复杂综合题，每一部分都不能孤立。因此，选取指标要尽可能地反映生态系统各个方面的特征。
2.1.3、综合性原则。资源环境是自然、生物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系统，各组成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每一个状态或过程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都应是反映本质特征的综合信息因子，能反映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
2.1.4、简明性原则。指标选取以能说明问题为目的，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有用的指标，评价方法尽可能地简单。
2.2、评价指标的构建过程
2.2.1、明确研究对象――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
2.2.2、内涵分析――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具体影响因素及内涵。资源环境是有众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综合系统，包括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及其他资源数量与质量，充分认识这些可能影响将有助于综合分析总体的资源环境效应（见图1）。
2.2.3、指标选择。在分析完内涵与具体的因素方面后，便是针对各方面大指标选取一个合理且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进而细化出各量化的三级指标（即末级指标）。各指标的具体细化及分类有利于资源环境效应的量化研究。
2.3、评价指标的建立
2.3.1、生物多样性指数指评价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丰贫程度。生物多样性是资源环境系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丰度决定着资源环境系统的面貌，是反映资源环境质量最本质的特征之一。生物的多样性可依据其种类分为植物及动物。植物的分布及其数目、总类共同构成植物的多样性，而动物的多样性则以动物的种类数量和人类居民点的分布及密度为代表。综合以上植物、动物（一般动物与人）的各方面，生物的多样性丰贫程度也就一览无余。
2.3.2、水资源指数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水的丰富程度。水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态系统物质流与能量流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尤其在西部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水是资源环境系统的决定因素。在土地整理的具体实践中，水资源的分布又被划分为滩涂、河流、湖泊三个方面。单从这三者的数目上笔者难以断言水资源的丰贫，因此笔者引入了流量、储蓄量和湿度等动态因素，以便更直观全面的把握水资源的总量多少。
2.3.3、大气状况指数主要用于反映土地整理对大气的影响。其质量的高低及气候的差异。由于从根本上土地整理区域中的大气状况是由通过改变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土壤结构与质地，以及改变水文结构、地形地貌等间接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笔者将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植被覆盖状况及数目引入指标，以便于更全面的了解大气状况的指数高低。
2.3.4、土壤资源指数指评价区域内土壤质量、结构及污染情况。土地整理的直接对象是土地，这也是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影响效应中最关键的因素。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资源环境系统产生的压力超过了资源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系统功能不断衰退，土地污染是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与此同时，土壤的质量、结构及肥力也是评价指标的重要方面，通过实验调查易于获得数据。
2.3.5、景观多样性指数是指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方面的多样性。景观是一个大尺度的宏观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组成的，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笔者主要从其数量结构及空间格局两方面选区指标分析（见表1）。
2.4、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2.4.1、赋予评价指标权重。通过对每个因素的性质、特点及对土地整理过程的影响的分析，确定每类及各项指标及其中各项在整体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以达到评价的科学合理。首先，评价出个大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整体影响中的权重。主要方法为专家打分法，以此对各一级指标权重赋值。其次，在依据各二级指标在各自相关领域中的重要性程度进一步对其赋值，三级指标赋值也采用的类似效果。
在具体的权重确定过程中，除了采用特尔菲法以外，还参考了文献，以此确立的权重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见表2）。
2.4.2、评价指标分值的计算。在对具体土地整理的项目进行打分时，先按各指标分别进行评定，再进行加总评价。
首先，依据土地整理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打分。针对其调查结果，以100分为总分评分。在评分过程中，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等级一≥85；等级二为≥70并
再次，评价。依据总分值对土地整理中的资源环境效应进行评价。其等级分类与上述分等类似。即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等级一≥85；等级二为≥70并
3、结语：
地整理投资项目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且项目类型多样。总体来看，我国土地整理项目的资源环境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资源环境评价的地位还没有法律规定，部级的资源环境评价机构尚未建立，项目的持续性评价和环境、社会影响评价还很薄弱，评价数据尚未建立，资源环境评价的信息反馈机制还不完善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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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6
淮河源位于河南省南部，行政区划包括河南省信阳市10个县（区）和南阳市桐柏县，面积21109平方公里，人口830万人，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也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天然的物种“基因库”。2001年11月国家环保部将该地区所属国土面积作为“南水北调”重要水源区，批准为淮河源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加强对该区域水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多样的生物物种为淮河源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以此为依托，20世纪90年代以来淮河源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截止到目前，已审批和备案景区31家。其中，4A级景区5家，3A级景区13家，2A景区3家；国家森林公园5个，国家地质公园1个，国家自然保护区5个，省级以上水利风景区6个，省级湿地2个；已发展星级饭店25家，旅行社37家，农家宾馆600余家，旅游床位近2万张。旅游产品结构已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发展成为生态观光游、红色圣地游、休闲度假游、寻根谒祖游、宗教文化游、茶乡风情游、体育健身游、民俗文化游、工农业游等多种特色旅游相互促进的格局，形成了“红”、“绿”两大旅游品牌和十二条精品旅游线路。“十一五”期间，该地区旅游业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90.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6.1亿元[1]。然而，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对淮河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冲击，这种局面如果不加控制，既会妨碍淮河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也会影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文将全面剖析淮河源旅游产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利影响的表现、成因及其对策，试图为促进旅游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2淮河源旅游产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利影响淮河源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旅游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随处可见。
2.1新的景区（点）、旅游项目与旅游线路等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近年来，淮河源各县区在促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都热衷于建设新的旅游景点、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完善景区交通网络。相关项目的大量建设在增加旅游区的游览内容、吸引游客、延长游览时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但也会对生态功能与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一是扩大了游客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调查发现，淮河源多数旅游线路上的植被都遭到了游客不同程度的践踏，导致地表、土壤板结、降水难以下渗、地表径流增加，出现水土流失。二是随着景区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不少天然生态系统被旅游线路分割，动物的日常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三是新的旅游项目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既破坏了地表植被，增加了滑坡风险，也产生了巨大的噪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正常繁殖[2]。
2.2科普教学游与生态景观游使生物物种趋向单一首先是科普教学游。淮河源的鸡公山、董寨、连康山、金刚台等国家自然保护区由于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物种多样性特点明显，加之环境优美、交通方便，一直以来就是河南及周边地区许多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实习基地之一。然而，在实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采集动植物标本，由于相同专业采集的标本种类基本一致，且相当一部分又属于稀缺或濒危物种，周期性的、高强度的标本采集必然会导致一些物种数量下降甚至灭绝。其次是生态景观游。淮河源具有丰富的山水资源，发展生态景观游是其一大优势，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则是以茶叶景观型种植业为基础的生态景观游。信阳毛尖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浉河区、新县、光山是信阳茶的主产地，茶叶种植、加工与销售不仅成为各县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因此淮河源各县区一向把发展茶叶等景观型种植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景观型种植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对农林产量的片面追求，导致种植种类单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
2.3旅游特色产品开发客观上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构成了威胁为了拉长旅游产业链条，淮河源各县区鼓励对山野菜、根雕、奇石、花卉等特色产品进行开发，促使人们对植被、岩石等的无序采挖，客观上破坏了动植物的生长环境，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淮河源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特别是在各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为了增加收入，当地不少居民在农闲时节，会采挖药材、珍稀花卉、根雕材料、食用菌等。当然，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也有类似行为。随着交通线路向景区（点）腹地的延伸，居民与游客的采挖范围随之向深山区扩展，导致一些植物数量明显下降，这其中既有名贵花卉兰草，也有普通花卉金银花、映山红（杜鹃）等，还有冬春季竹笋等食用植物。
2.4“吃”使得一些生物物种的数量明显下降甚至濒临灭绝“吃”是旅游业六大要素之首。由于饮食习惯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具有区域特色的餐饮一直以来就是淮河源旅游业的重要吸引物之一。调查发现，在主要景区（点）沿线，相当一部分饭店（尤其是农家饭店）都把野生动植物作为特色菜与招牌菜以吸引游客。尽管大部分经营户明知滥采滥杀是禁止的，但在利益驱动与缺乏监管的情形下，均愿意提供游客需要的野生动植物菜品。在随机调查统计的12家农家饭店中，有9家表示可以提供野生动植物食品。其中，9家均可提供野猪肉、野兔肉、冬春季竹笋、食用菌、山野菜，5家除此之外还可提供野鸡，3家可提供野羊、山蛇等。对野生植物资源的过度采挖、对野生动物的大量捕杀，不同程度地破坏了生境，致使部分物种数量大幅下降，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的挑战。据经营户反映，除野猪肉、野兔肉比较充裕外，其他的动植物如野鸡、野羊、山蛇、山野菜已经越来越少见。2.5旅游污染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污水、垃圾、固体废弃物的任意排放影响了淮河源景区（点）的生态环境质量。一是随着近几年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各个景区（点）及通往景区（点）道路沿线的大量宾馆、农家饭店的生活污水基本未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直接或间接排入河道，导致水体出现富营养化，水质下降，由此引起的局部植被、树木枯死和濒危现象十分普遍。此外，随着景观型种植园规模的扩大，对产量的追求所引起的农药与化肥的普遍使用，也是造成水质下降的重要原因。二是废弃物随意丢弃，造成环境污染：游客乱抛乱撒的塑料制品，在自然条件下难以降解，直接干扰了土壤微生物的正常活动；酸性饮料残液会改变土壤酸碱原有状态，从而对植物生长构成不利影响。固体废弃物与水污染构成了威胁淮河源生态环境安全的两大潜在因素。
3淮河源旅游产业发展威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因
3.1法规制度不健全，制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是缺乏国家层面的生态旅游战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区域是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只应发展生态旅游。然而，随着生态旅游热的兴起，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国家生态旅游战略规划尚未制订，导致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活动与管理无章可循，严重制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3]。二是缺乏管理层面的协调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采取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环保、林业、农业、国土等相关职能部门都对自然保护区负有监管职责，不同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与办法不尽相同。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又缺乏协调，往往使得一些区域拥有多个“头衔”，比如既是自然保护区，同时又是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与森林公园，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各行政主管部门不以自然保护为第一原则，而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管理。
3.2缺乏科学的生态旅游规划与专业管理人员一是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缺乏科学的规划指导。淮河源各自然保护区要么没有生态旅游规划，要么规划内容不当，表现为普遍侧重旅游项目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而较少考虑生态功能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而完全背离了生态旅游的内在要求,也给管理留下很大隐患。二是缺乏高素质专业管理人员。管理者自身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能否实现旅游产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发展。调查显示，淮河源自然保护区管理者，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本科学历以上的管理人员更少，具有生态、旅游、环境、林业、资源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的专业人才更是严重不足。许多旅游管理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导致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意识薄弱,这种情况大大制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3.3缺乏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与旅游收益转化机制一是社区参与不够。淮河源各景区的旅游活动基本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很少考虑当地农民经济利益，社区民众不能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作为旅游管理者既没有培训当地民众，也没有根据旅游业的发展开发相应的社区发展项目，致使社区没有得到发展，社区民众对旅游的支持力度不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极为不利。虽然也有少数景区的生态旅游与社区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但社区参与规模小、层次低，获益不高。这种情况必然难以消除社区民众对区内自然资源的依赖,资源破坏现象难以避免。二是旅游经营收益不能转化为保护成本。虽然淮河源近年来的旅游收入快速增加,但由于转化机制缺失,保护区并没有从旅游活动经营中同步受益；与此同时，由于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增加，保护区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来保护生态环境[3]。
3.4科普宣教功能不足，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不相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淮河源旅游业发展中的科普宣教手段单一、覆盖面窄，效果差。此外，大部分导游未接受过环境保护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不能有效给予游客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引导和教育。笔者在淮河源董寨国家鸟类自然保护区的两个村庄随机调查了20位村民，其中居然有13位不认识被称为“国际保护鸟”的朱鹮。同时，缺乏对游客行为的限制和管理。调查显示，大部分旅游者的生态保护意识不高，给保护区的管理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制订详尽的游客行为管理规范,然而淮河源开展旅游活动的保护区在这方面还基本属于空白,也没有专门的生态旅游管理人员。生态宣教不到位，势必导致游客环保意识不强，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3.5部分旅游发展政策不合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相矛盾为了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淮河源各县区制定的一些旅游发展政策客观上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较典型的是突出旅游行政部门主导地位的政策。比如，“财政、税务、交通、建设、林业、水利、国土、文化、宗教、环保等部门必须配合旅游行政部门，各部门涉及旅游方面的工作，要事先征求旅游行政部门的意见”，以及大型旅游项目“放宽准入，允许企业边施工、边申报”等，这就使得其他部门在旅游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大大削弱了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监管职责[4]。此外，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淮河源各县区在政策与规划中都明确把具有地方特色的奇石、根雕、花卉、野菜等作为旅游特色商品或旅游特色餐饮食品进行开发。显然，这些政策容易诱使人们对植被与岩石无序采挖，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
3.6旅游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严重不足要有效规避旅游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就必须科学开展旅游活动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在淮河源，关于这方面的工作还非常薄弱，部分旅游规划环评报告中虽然考虑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但多限于简单的定性描述而非动态预测分析。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同其他地方一样，淮河源生物物种资源家底不清，对受影响物种的数量、空间分布、生理习性、行为习性等缺乏足够的了解；二是由于物种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和动态变化性,加之影响因素众多,导致很难全面把握评价的内容；三是就评价技术而言,目前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更多地以类比、对比、专家咨询等传统的评价方法为主，而生态机制分析法、基于GIS的图形叠置法、专家决策系统、生态系统稀有性评价方法和生境（群落）法等新方法的运用还很欠缺[5]。
4促进淮河源旅游产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的建议
4.1明确区域功能，在全部生态旅游地发展生态旅游按照人类干扰程度、基底成分、尺度和景观功能等方面进行划分，旅游地可以划分为生态旅游地与非生态旅游地。生态旅游地指具有生态旅游特质和功能,未受或较少受人类干扰破坏,以自然景观要素为主的宏观景观地域，是开展生态旅游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6]。根据生态旅游地的内涵，淮河源的南湾、黄柏山、金兰山等国家森林公园，鸡公山、淮源、连康山、董寨等国家自然保护区，南湾湖、香山湖、鲇鱼山水库、龙山湖、泼河水库、北湖等部级水利风景区，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两河口湿地、淮南湿地等省级湿地都属于生态旅游地。为了真正实现淮河源旅游产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应当在上述全部生态旅游地开展生态旅游，在非生态旅游地开展自然旅游（也可开展生态旅游），这样既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又可满足不同旅游者对不同旅游类型的需求，从而全面促进淮河源旅游产业发展。这当中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在生态旅游区严格开展生态旅游，杜绝以生态旅游之名行自然旅游之实的行为出现。二是对已开展旅游的生态旅游地进行全面评估，取消或停止使用不符合生态旅游规范的旅游项目、旅游线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设施进行拆除或搬迁（如，南湾湖岛屿上及沿湖修建的饭店等）；对传统设施进行改造，逐步实现生态化；在地表恢复植被，在旅游旺季对旅游流量进行控制。三是在尚未开展旅游或旅游刚刚起步的生态旅游地（如两河口湿地、淮南湿地等），严格按照生态旅游开发的程序与内容予以规划，条件不具备的暂不开发，条件具备的也要有序推进。
4.2加强旅游活动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教要有步骤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宣教。一是对淮河源生态旅游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其具备科学管理的知识与能力；二是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居民进行教育，使其懂得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加强导游的专业知识学习，使其掌握旅游产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互关系，从而能在具体工作中把相关知识传递给广大游客与社区居民；四是及时教育游客。要充分利用宣传牌、宣传手册、标本陈列室、警示语、野生动物放生等手段营造浓厚的环境教育氛围，让旅游活动真正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的大课堂，从而提高游客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4.3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地周边社区经济只有生态旅游地周边社区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淮河源生物多样性保护才有了坚实的社区基础。在具体实践中，一是要充分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了保护发展中国家大江大河源头生物多样性而援助的资金，以项目带动的形式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二是要承认资源有价，鼓励社区以资源入股的方式间接参与生态旅游开发,从而增加社区居民经济收入；三是要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确保旅游收益的大部分能够回报给当地社区,补偿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利益受损；四是提高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要求旅游开发投资企业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把多数就业机会留在当地，从而使社区居民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中去。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7
[关键词]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模式；生物多样性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127；X176；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62-19
[作者简介]孔凡斌（1967―），男，江西九江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熊凯（1987―），男，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和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研究跨学科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大湖流域的开发和保护，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探索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纵观国内外大湖流域的开发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深刻教训。我国大湖流域自然条件好，资源开发潜力大，以湖泊为核心加强流域综合开发，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我国多数湖泊面临着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污染、湖泊萎缩与剧减、湖水咸化四大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湖泊及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的生态问题，湖泊流域开发过程中所显现的不可持续态势令人堪忧。《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大湖流域通常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也是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极端敏感地区。对于我国大湖流域发展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直接体现就是把流域综合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流域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创造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资源综合开发新模式。因此，如何协调好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关乎未来我国大湖流域地区乃至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从可持续利用与管理视角看，造成流域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流域综合开发管理的理念和系统设计。从表面上看，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外来物种入侵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可持续利用与管理，以及政府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角度来审视的话，造成流域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流域综合开发管理的理念和系统设计。流域开发模式粗放、流域生态系统功能与开发秩序错乱、土地资源及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错乱无序、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保机制的制度力度不足、缺乏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流域综合开发管理机制体制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流域综合开发的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
国外流域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表明，以流域为单元构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我国有关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开发、集成和示范取得了显著发展，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有关流域综合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研究则十分零散和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大湖流域科学发展理论和政策创新的重要瓶颈。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和政策建议，并针对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主要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鄱阳湖流域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际重要湿地，被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在世界大湖流域的开潮中，作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流域在全国乃至世界大湖流域开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鄱阳湖流域是由江西省境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河”注入鄱阳湖而形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鄱阳湖流域水系。鄱阳湖流域面积16.22万km2，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江西省流域面积的97%；其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约占长江流域年均径流量的16.3%。鄱阳湖流域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洄游鱼类和大型水生哺乳动物迁徙重点区、江河鱼类产卵后幼鱼洄游通道，它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鸟类和鱼类等重要类群）、确保长江下游地区生态安全以及实现国家水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鄱阳湖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域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格外突出，这在较大程度上威胁着区域和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我国首次系统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一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国家行动。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标志着我国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将为我国乃至世界积累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的先进经验，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在全面比较和充分吸纳国内外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治理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这一伟大实践为生动案例，深入系统地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大课题研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鉴于此，本着“探讨理论基础、评价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的指导思想，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案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系统科学和行为科学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将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作为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关键节点，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对策；同时对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关键性生态环保机制进行系统性分析，最终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代表性观点及评述
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性，是经济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管理学、系统科学中的传统研究主题。由于学科传统的不同和研究范式的差异，各项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论域、话语习惯上都存在着区别。环境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比较注重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机理分析，旨在更好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理学家比较注重区域，往往从资源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进行研究，目的是协调好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则更多地从社会、经济等角度分析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因素，提出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保障机制。这些研究虽然分布在不同的学科，但它们之间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学科交叉是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的前提条件，现对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领域中的多学科研究内容梳理如下。
（一）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成因和协调性评价研究
1.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成因研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自然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伴随着人类长期、持续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不断以或强或弱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发生，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的过度开发。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人类大量开采包括生物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围海造田、偷猎走私、滥采滥挖等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生物的栖息地丧失，并形成大量的退化生态系统，从而改变了生态系统中的种类组成、群落或系统结构，导致自然生态破坏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据估计，人类的活动使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人类出现以前的100～1000倍。①
（2）生境退化和丧失。这是造成大量动物、植物以至微生物受威胁和大量灭绝的首要原因。②据统计，全球大约90%的已知临近灭绝物种的灾难是由于生境丧失所引起的。③伯克利大学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Daily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对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人类活动进行了如下排序：过度开发（含直接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占35%、毁林占30%、农业活动占28%、过度收获薪材占6%、生物工业占1%。其中前3项人类活动占93%，而这些破坏最直观的结果是造成了物种生境的破碎化和栖息地环境的岛屿化，从而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④
（3）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不仅降低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会通过改变生物原有的进化和适应模式，影响生态系统各个层次的结构、功能和动态，进而导致生态生物多样性在遗传、种群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上降低。⑤
（4）外来物种入侵。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导致其侵入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的改变，而且能彻底改变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性质，最终导致本地种的灭绝和群落多样性的降低。⑥有研究表明：生物入侵造成了迄今为止最难以恢复的生态系统变异，这些改变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仅次于生境破坏，而且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未来将会更加突出。⑦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物种入侵是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灾害四重奏”，而这些因素都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和发展需求而采取的不合理的利用资源方式所致。因此，如何在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2.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性评价研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本质是建立起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力图达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三者的统筹协调发展。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测度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性，有利于评价大湖流域开发是否朝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向推进，并能通过决策系统反映出的信息来强化适当的决策，建立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因此，大湖流域的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性的测度和评价，成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研究不多。以Brock和Taylor为主要代表的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他们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绿色Solow、强化减排、源头与末端、诱发创新四个模型，分别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外部控制以及增长的内在需求角度解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控制，从而为如何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支持；①Bretschger、Machiba的研究认为，结构转变、生态创新能够使资源重生，并能保持经济绿色增长，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②Hoang和Alauddin通过对OECD30个国家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评价后认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很大，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或改变投入组合提高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③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踊跃，研究主要集中在协调发展的评价以及促进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并且采用了不同的数学模型，如有的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有的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有的采用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法等。曾嵘，魏一鸣等建立了北京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多目标规划模型求解对北京市若干年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规划；④李雪铭、李婉娜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定量分析了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⑤傅必玲等比较了中国各省区和沿海11个发达省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⑥黄一绥对2000-2007年福州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⑦李智国、赵煜、韩桂兰等分别对云南、甘肃、新疆等省区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⑧欧结敏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变方程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广州市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进行了研究；⑨宋建波、武春友研究了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问题；⑩聂春霞等、许宏等研究了新疆、云南的区域城市化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评价问题。①利用数学模型从各种角度对区域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模型构造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数学模型可能得到的结果未必一致，这给政策决策者带来了困惑，因此一些学者试图从系统论角度、经济学角度对区域发展的协调路径进行探索，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有李鹤、张平宇、王国印、聂强等。②
然而，现有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较少；同时，目前学术界关于协调性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概念阐述和应用不同数学模型进行评价研究，对协调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从而无法切实有力地提出提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政策建议。
（二）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制度与政策等人文因素的复杂变化，深刻影响着区域土地利用变化③，并产生了相应的环境负效应④。王建英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全球变化成分对其的影响，土地利用优化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预防性措施。⑤现阶段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人类活动作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会反过来对地球系统环境造成持续的、多层次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变化对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水文、土壤等生态环境条件，以及产业、人口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通过作用于地表能量流和湿度等因素而影响区域气候条件⑥；从较长时间尺度来看，某些特殊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还会对地形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条件的影响更是当前学术界一大热点议题。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洲典型流域，近半个世纪的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森林采伐已使该区域地表径流约增加40%；⑦我国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太湖流域产流量平均增加4.11%，而苏锡常地区增加产流量平均增加10.07%；⑧土地利用变化会影响区域地下水和水质；⑨土地利用变化还会深刻影响土壤质量及C、N循环。⑩
近年来，随着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不断突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土地利用结构规划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展开研究。欧盟最先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并指出因人类土地利用活动加剧而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的行为应该得到正确评估；①Snyder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利用特别是城市和农业用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境完整性的影响最深刻；②Michelsen通过对一个开放的森林系统中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素的了解，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变化与土地利用结构规划的趋势模型；③Haines-Young借鉴“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系统性地分析了土地数量、土地结构和土地空间分布对生物多样性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并探讨了哪些因素会导致这种影响发生变化，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基础，到2100年，土地利用因素将超过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因素而成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重要的因素；④Vackár等人使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对捷克共和国的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土地覆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⑤Geyer等、DeBaan等则提出通过GIS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相结合的新方法评估土地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将其应用到加利福尼亚州乙醇生产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中，研究指出：GIS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相结合的新方法解决了传统生命周期评价中空间位置数据缺失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评估土地利用的生物多样性效应。⑥
2.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与预测研究
随着遥感、GIS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揭示其历史变化过程，而是在了解过去和当前变化的基础上，逐渐向探索未来变化趋势的方向转变。早在1980年代末，美国学者就通过建立时空模型开展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和预测研究。此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Veldkamp等提出了著名的CLUE模型⑦，并用它模拟构建了未来不同发展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该模型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欧洲、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此外，Hazen开发了基于平行虚拟机的LUCAS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系统模型⑧，用于模拟前后100年田纳西州小流域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情景；Pontius构建了GEOMOD2模型①，用于模拟和预测该国土地利用变化情景；Stéphenne和Lambin构建了基于土地投入―产出分析空间综合决策模型②，在苏丹萨赫勒地区模拟了不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情景。2000年以后，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模拟和预测研究，例如基于Logisticregression模型的马萨诸塞州典型流域③、基于CLUE模型的美国中部地区④、基于SLEUTH模型的加亚福尼亚地区⑤、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蒙大纳地区⑥、基于FORE-SCE模型的美国东南部地区⑦等，这些研究为人类在探测自身发展进程中所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趋势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此类研究都是针对不同区域、运用不同方法，但大多数都是以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剧烈影响为切入点，探索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未来变化情景，从而为指导区域土地利用和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为探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与情景，我国学者也积极展开了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及预测研究，且研究思路与国外大体类似，即集成GIS、时空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历史过程进行学习和反演，并结合对区域自然条件与人文因素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的未来情景。国内代表性研究有基于Markov模型的县级尺度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模拟⑧、基于CLUE-S模型的奈曼旗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模拟⑨、基于SD模型的中国北方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⑩、基于CA的城市演变知识挖掘及规划情景模拟①等。
纵观国内研究成果，现有对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更多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土地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和定量测度研究相对薄弱，同时目前学术界对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的优化，而忽视了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优化，也很少探讨生物多样性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问题。
（三）水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为因素对水资源转化的干预作用愈来愈明显，使自然条件下的水资源转化路径、层次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水通过循环与自然环境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负面效应已严重影响着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②因此，分析水资源利用现状及生态环境效应，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措施，维持流域健全的水循环系统，已成为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科学问题。现阶段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该类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研究是综合性地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系统的某一种或几种关键要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水系和水域面积变化、动植物生境与多样性变化、地表水和地下水质变化、土壤质量变化、局部气候和空气质量变化等。这类研究起源较早，研究人数较多，研究的时空尺度和研究手段随着观测数据的积累、观测仪器的改进以及RS、GIS等新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Dixon早在1892年就分析了澳大利亚干旱区殖民地进行牧场和水资源开发对本土植物种类造成的影响；③Rodríguez-Iturbe和Porporato对水资源控制下的地区生态系统尤其是土壤湿度和植物动态变化进行了探讨；④Snyder和Tartowski则集中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下地区可利用水资源量变化对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⑤这一类型的研究，大多由特定专业领域的生态学者和环境学者完成，内容较微观，研究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⑥
第二类研究是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修建水库、开采地下水、调水、灌溉、排水、增加城市和工业用水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例如，Matete和Hassan提出了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融入经济发展计划的整体层次框架中，并以跨流域调水的水资源开采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应用并发展了生态经济核算矩阵以评价莱索托高地水利工程的生态经济影响，同时还应用经济成本收益法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较分析，其研究成果进一步判定了跨流域调水对生态经济的直接、间接及潜在影响的程度；⑦Hu等和Li等利用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EFDC模型）分析了引江济太调水工程对太湖水动力调控和水质量的影响；①李亦秋等在提出猫跳河流域梯级开发生态效应区域响应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猫跳河流域河流生态系统中水文情势与水量、水质与水环境、水生生物群落等非生态和生态变量的区域响应，结果表明：猫跳河流域开发在带来流域人口增长、产业集聚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问题，人地矛盾更加突出；②高永年、高俊峰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各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水质变量、土壤地质变量、社会生产变量、水生生物变量、水资源变量和气候变量；③马芳冰、王总结归纳了国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④
综合分析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按照“发生的问题―产生的机理―调控的标准―过程模拟―情景预测―响应对策”这一逻辑思路，围绕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仍难以精确刻画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定量关系，难以动态模拟和有效预测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研究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较多障碍。因此，未来应以机理研究为基础，以过程模拟和情景预测为突破口，以综合集成的对策体系建设为落脚点，不断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
2.资源环境约束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阀值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标准，即水资源开发利用到何等程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胁迫作用、胁迫强度如何，何种程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驱动作用、改善程度如何等问题。水资源开发利用合理阈值、生态环境需水或与之类似的概念不断出现，并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
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是研究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与关系的核心。只要计算出流域的生态环境需水，就可以根据流域的水资源总量和已经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来准确判断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基于生态保护目标的生态环境需水量是指为解决生态问题及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所需要的水量。目前，国内外已经从理论、方法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对生态环境需水进行了大量研究。⑤在国内学者中，汤洁等论述了国内外生态环境需水研究的进展，分析了生态环境需水的内涵、概念、分类和特征，并总结了河流、植被、湖泊、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的理论基础和方法；⑥刘金鹏、费良军将民勤盆地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需水类型需水优先次序进行了划分，并根据盆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生态环境需水类型需水量的需水原则；⑦黎聪等、宋松等结合湿地分类分级计算，分析计算了不同层次生态保护目标下衡水湖湿地生态环境需水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最小、最优以及最大几个典型状态下生态环境需水量进行了分析评估。①
应该说国内外生态环境需水在概念界定、分类、计算方法、实证研究及生态系统和水文过程的相互反馈作用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由于不同学者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理解不同，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方法存在显著差异，亟待从机理剖析的角度，结合区域水资源的科学配置与管理实践，从而构建适合的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以测算生态环境需水量。
（四）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区域产业的发展及其组合类型、强度的变化在显著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研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效率国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结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产业结构是一个“资源配置器”，同时也是资源环境的消耗和污染物产业的质和量的“控制体”。产业结构对生物多样性种类、规模以及形成原因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组合类型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对环境的胁迫程度。目前国内外有关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产业结构演变的资源环境效应，另一类则集中分析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主导产业选择。
（1）产业结构演变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彭建等依据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构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和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以丽江为例，证实了重工业等高污染产业比例的下降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正效应；②赵雪雁分析了甘肃省产业变化轨迹以及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利用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计算了甘肃省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产业转型轨迹及其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轨迹在变化趋势上存在一致性，呈明显波浪形，产业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滞后于产业转型；③张海峰等、汤进华、钟儒刚借鉴赵雪雁的思路，利用产业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计算了青海省和武汉市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④韩峰、李浩运用转移份额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了产业结构效应系数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进而通过建立动态计量模型，分析了湖南省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⑤
（2）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研究。此类研究逐步由定性分析向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向发展，目前主要的方法有基于投入产出法的计量模型和基于博弈论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多目标规划计量模型、灰色系统分析法、一般均衡法、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的计量模型等。⑥陈树良等以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为目标，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线性规划模型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①王光净等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工具，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来建立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相关求解算法，并以温州产业为例进行分析，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②代伟等采用多目标规划方法，构建了秦皇岛市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秦皇岛市产业结构优化方案；③唐志鹏等利用北京市1987-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在能源消耗总量约束条件下，采用灰色系统分析法，比较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产业结构与优化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提出了北京市产业结构未来调整的方向。④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产业结构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主要以特定区域的实证研究为主，机理分析尚未展开。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优化问题研究较少，多数为定性阐述，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分析。
2.产业布局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产业布局是产业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连接点。产业在空间的转移和集聚会引起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环境污染空间扩散和转移，从而导致区域环境污染结构的转变，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有关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布局的环境影响与评价、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适宜性研究两个方面。
（1）产业布局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合理的产业布局和集聚通过发挥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当产业高度集中，超过了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时，产业布局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也会累积，例如诱发水环境恶化、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产业布局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增强。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侧重于产业的动态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多将产业集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评价环境对产业布局的响应。如Freeman提出产业集聚要研究其与环境外部性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区位、生产等因素与环境污染的作用关系；⑥Rigina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地区采矿业对大气、土壤、河流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影响进行了动态评价；⑦Grazi等将产业集聚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因子，结合外部性以及社会福利等指标，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模型；⑧王树功等的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空间布局不合理是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原因，而合理的工业布局是协调工业发展和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⑨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定性识别，产业集聚对环境影响的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研究。
（2）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适宜性研究。王云等利用区域环境承载力理论对城市工业布局进行探讨，提出工业布局合理度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北海市的城市环境规划之中，对其工业布局现状进行评价；①高爽等通过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以江苏省无锡市作为案例，揭示了制造业产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并提出了环境约束下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②陈诚等以江苏沿江地区为例，在提取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矩阵分类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的空间匹配特点，总结了生态保护约束下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思路；③赵海霞等以产业集聚发达、水网密集但水环境敏感性强的太湖流域为例，通过空间叠加分析，依据水环境容量支撑强度和产业集聚污染压力的对应关系，分别划分了农业、工业集聚空间优化类型区。④上述研究为制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以及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关于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产业布局优化的研究则较少涉及。
（五）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是我国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重要生态环保机制，本部分拟对这两种生态环保机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简单回顾。
1.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之一：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管理创新模式，受到学术界的持久关注。目前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研究。由于生态补偿对象的多样性以及范围的不确定性等原因，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公认的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市场法等。以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定价的依据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在我国则是必然的选择。⑤随着遥感技术和GIS技术的发展，把遥感技术和GIS技术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利用遥感技术和不同的遥感数据源进行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功能价值评估，⑥并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基于市场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案例主要集中于水资源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生态补偿，⑦用市场法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能够兼顾两方面的利益，在双方都能达到满意的条件下开展生态补偿，具有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①
目前，尽管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越来越多，但学者们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仍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从文献中看，目前在这个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整个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强，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二是现行研究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在获得最终结果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复杂的数据和计算，而复杂的数据计算容易产生结果的误差；三是按照现行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来进行实际的研究，其结果的认可度不高。②尽管如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主流方向。
（2）生态补偿的空间对象选择研究。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定位技术，指在众多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中，依据其区域或个体条件差异，确定最有效的补偿区域或生态服务供给者。③此前，针对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多数为定性描述和理论探讨，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了定量的讨论和研究。从发展过程来看，国际上对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经历了由单目标、单准则发展到多目标、多准则的过程。得分函数法、距离函数法和GAP分析法是国外生态补偿控件对象选择的常用方法。近年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技术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成，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解释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ESDA技术已开始应用到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这为区域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方法提供了新思路。④生态补偿对象的选择方案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也要从社会学、生态学角度考虑，既要注重经济效率性，又要注重公平性，更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补偿标准始终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且至今仍未形成学界和决策层能够普遍接受的方法体系，因此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当前，需要寻找到适当的函数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变为生态补偿标准，这是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重要选择。生态补偿空间定位及优化研究至关重要，是影响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内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探索并明确影响补偿空间定位的关键因子，确定生态补偿的区域优先序列，是流域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研究的必然趋势。同时，现有生态补偿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分析，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实证研究，从而严重影响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
2.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之二：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机制是指在政策过程中公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涉及公共政策参与的范围、途径、手段、政府的回应方式等。在民主社会，公众参与机制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公众参与原则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它是民主思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是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何种模式实现流域开发过程中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广泛参与，也成为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热点和前沿，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当前正在美国的五大湖（Greatlakes）、印度尼西亚的多巴湖（Toba）、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界的楚德湖（Peipsi）等进行的积极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众参与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环境保护事业发达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献资料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政策这一课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公众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无法对公众需求进行确认、公众对环境保护实施过程监督缺位、公众作为评估主体参与环节少发挥作用小以及公众意见被忽视。①相关法律法规文本分析表明，我国的宪法和环境保护法已经对公众参与制度有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其他单行法、部门规章中也有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还不完善。
理论研究文献显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兴起，关于这项制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观点被引入我国后，立刻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②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国外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成功案例进行介绍，近期也开始在实证方面作了一些研究，③但是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尤其缺少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模式及参与效果等内容的深入研究，④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公众参与机制的理论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大多研究侧重于公众参与的定性分析，对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较为缺乏，无法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公众广泛参与的有效政策建议。
（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的相关研究
自从2009年12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和生态保护问题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黄金国、郭志永分析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从控制湿地开发规模、搞好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公众参与度等方面提出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对策；⑤钟业喜、肖加超从国家的退田还湖政策、人口文化素质、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对策建议；⑥蔡海生等采用RS与GIS技术计算出了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相应年份的生态承载力，并结合生态盈亏情况和生态协调情况，对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①李志强、陈晓玲、廖富强、李松志、游文荪等分别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大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脆弱性、水生态安全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对鄱阳湖生态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为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②卢杰借鉴国外大河大湖区域治理经验，提出加强综合规划、综合开发，加大经济与法律手段的运用以及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的鄱阳湖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②
为了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开发和生物多样性和协调发展，一些学者在生态环保机制方面作了系统的探索。贺思源在分析了鄱阳湖区实施的以命令控制和排污收费为主的传统水污染防治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后，从排污权交易制度角度，研究了鄱阳湖水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制度，认为鄱阳湖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构建应关注排污权初始分配、交易市场培育、政府监管以及相关配套措施完善等方面的问题；④董云鹤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节能减排应处理好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护环境与保障就业、加速发展与持续发展、守法成本高与违法成本低、“硬政策”与“软执行”等五大关系；⑤傅春、周迪从鄱阳湖提供的生态经济价值、保障“长三角”水生态安全及促进江西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财税政策；⑥邱润根、舒小庆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理应走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低碳工业、全面发展生态农业的低碳经济之路，并且要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⑦王乔、伍红的研究认为，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规模建设和鄱阳湖水质不断下降这一现实，应适时择机出台水污染税，运用环境税收手段，矫正外部不经济，保护自然资本，促进代际间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⑧
为进一步扩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江西省社科院还专门创办了《鄱阳湖学刊》杂志，让学者们畅所欲言，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纷纷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姬鹏程、孙长学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提出了六项体制、八项机制创新的重点建议，以及生态经济区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和综合配套改革方案；⑨李周从生态产业发展理论透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思路，认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构建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⑩李志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鄱阳湖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的基础及其支持体系建设；①鄢帮有、严玉平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鄱阳湖的生态环境变迁，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围绕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的实践和探索工作，提出了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对策。②鄱阳湖生态区的研究正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不断地推进与深化。
总体来看，从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资源和探索性的研究成果。但是鲜有研究系统性地探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这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的重要性地位极不相称，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综合述评与研究展望
应该说，近十几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探索，取得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从力所能及的文献阅读和分析情况来看，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各项研究之间缺乏学科交叉，缺乏有效对接。流域综合开发的研究广泛分布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则主要分布在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科学之中，各项研究之间缺少交流、缺乏对话，不注重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借鉴，导致研究既不全面，也缺乏层次感。因此，急需搭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共同探讨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综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较少；对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的内涵、模式构建方向以及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和政策建议，并针对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主要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为多，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仍难以精确刻画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定量关系，难以动态模拟和有效预测流域综合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总体框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发展是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好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设计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三是如何从政策上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有效运行，
为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需要总结和借鉴典型国家及我国典型地区的可利用经验，并基于经济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地理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给出统一的解释框架。其次，在此基础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具体研究对象，重点从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建立的关键节点出发，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对策。同时，为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进一步分析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关键性生态环保机制的创新政策，最终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8
[关键词]湿地生态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X176[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4）-2-234-2
1湿地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及保护对策研究
1.1我国湿地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1.1.1污染严重
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污水随意排入河流。使得我国各类水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河水是我们日常生活及工、农业生产的命脉，但是大多的河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沿河的工厂所排出的工业废水大多都没有达到国家废水处理要求便直接排入大小河流，尤为严重的是许多河水已经成为了黑水臭水。湖泊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水体的富营养化使得河水内的鱼虾水产业大量死亡，以前的大规模渔业生产纷纷停产。
1.1.2盲目开发利用对湿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破坏
随着农业后备资源的不断开发，围湖造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原有的植被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新的水土流失，也让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了破坏。以汾河上游的宁武县华北屯段为例，20世纪80年代沙棘丛生，草丰水清，各种野生鸟类成群出没，是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生活的优良场所。但是在90年代末我们看到的却是水体污染，林木砍伐严重，周围都是新开垦的农田，很难再看到动物出没。农田的开垦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大大加大了汾河水库的淤泥囤积量。
1.1.3过度猎取导致资源难以恢复
我国的湿地拥有着大量的水生动物，而且也是候鸟栖息过冬的重要歇脚场所，因此拥有丰富的动物资源。然而近年来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和过度的猎取以及非法捕杀，导致许多野生动物遭到了毁灭性的的破坏，目前渔民捕鱼的工具无奇不有，没有节制的捕捉水生动物使得湿地水生动物种量骤减，使得来此过冬的鸟类食物匮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不法商贩每年冬季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大量的捕捉来此过冬的鸟类，捡拾鸟蛋，让许多的候鸟选择更改迁徙路线，这一资源很难得到恢复。
1.2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1.2.1合理开发湿地资源
人们盲目开发湿地资源是造成湿地生态环境恶化、功能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合理开发湿地资源是我们今后在开发利用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员额。首先，对河滩、湖泊、沼泽的发展，要在保持原有属性的基础下，因地制宜，根据“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牧则牧”的原则！尽可能避免单一模式的开发。同时要考虑到以湿地为生存环境的动植物的生活和生长习性，给这些野生动植物留一片生存的空间。对于一些稀有野生动物栖息的湿地，应该禁止一切开发和破坏的行动。
其次，在城市化发展与工农业生产进步中也应该合理用地，比如：可以通过改变湿地开发的方式来补偿用地面积减少的局面，尤其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更是要严禁开发工作，从而确保湿地动物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1.2.2大力开展湿地生态环境建设
首先，各级政府部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认知，在湿地面积不多，而且分布较散，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认识到一旦湿地遭到破坏，将很难得到恢复，只有有了这样的觉悟才会有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其次，根据一些重要湿地的分布，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分配专职人员进行定点定时的监测。检测内容包括：湿地自然环境改变的原因、湿地生物的多样性的动态、以及周边经济发展的情况等。通过这些检测情况，制定合理有针对的保护措施。再者，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对原本属于湿地的范围应该开展退耕还湿工程，尤其在一些尚还保留部分芦苇沼泽、香蒲沼泽的地方，应该优先实施退耕还湿工程，使原有的湿地得以尽早的恢复。另外，湿地生态环境的建设应切实贯彻《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对非法开采湿地资源、猎取倒卖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尤其是某些部门和个人的非法收购现象，切实落实好防止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的问题。
1.2.3加大资金投入，深入研究生物多样性
对湿地保护和监测会产生长远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应，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所以和大程度的要依靠政府的投入，应该尽快将湿地保护的话费纳入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每年应该拨部分专款用于开展对湿地的监测和保护管理，使现有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尽快运转，并快速的建立起一批新的重要湿地保护区。鉴于湿地生物资源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起一恶搞湿地生物多样性系统，并通过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保护、评价等方面获取详细的数据资料，走出一条“保护开发利用”的新路子。
2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
2.1湿地生态旅游开发原则
2.1.1承载力控制原则
在旅游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遵循生态规律，维护大自然原有的生物链，具体体现在遵循生态承载力这一基本规律上。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对其开发和利用都有它一定的承载范围，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旅游区的动植物资源及其生态环境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应该严格控制旅游活动的强度和游客进入的数量，使其不会超过当地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的范围。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9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农业；就地保护
中图分类号X1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4）01-02-108-02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人为管理下满足人类生存及发展的生物多样性系统，是社会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在物种利用、种质保存、资源管理利用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1]。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分为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两种[2]，20世纪80年代，迁地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各类主要农作物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收集、整理、评价，建立了巨大的基因库，然而迁地保护只是一种静态保护，存在着丧失适应性进化和新遗传变异特性、迁移过程中损失本身大量遗传特性等一些弊病；2000年后就地保护逐渐发展起来[3-4]。
2007年10月，“中国南部山区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项目在金寨县大畈村开始实施，项目以自然村为单元，探索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管理方法。本文以大畈村农业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管理为例，旨在为安徽省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提供参考。
1大畈村情况简介
大畈村位于金寨县西部的双河镇境内，平均海拔510m，森林覆盖率76%，有农户40户，181人，拥有山场面积近133.33hm2，耕地6.13hm2。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3200元，与金寨县城相距20km，交通较为便利。
该村特有物种有山茱萸（CornusofficinalisSieb.etZucc.）、白鹃梅[Exochordaracemosa（Lindl.）Rehd.]、大青（IsatisindigoticaFort.）、秤锤树（SinojackiaxylocarpaHu）、三白草[Saururuschinensis（Lour.）Baill.]等，其他各类大别山常见的药用、食用、材用等植物也多有分布。
大畈村是大别山区自然村落的典型代表。由于过去几十年的人为活动，村内生物资源损失严重，山地原有古树难见踪影，多是近10a来人工种植的杉木、松树，林下植物稀少。主要农产品为茶叶、稻米、板栗，农民靠山吃山，致富增收途径不多。农民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知识匮乏，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2村级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内容
2.1对项目村进行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普查对项目村进行资源调查，编制了《大别山区安徽项目示范村农业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项目区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多样性程度、濒危状况等，并对影响项目村资源的气候、环境、人文社会等方面因素进行评估，制定了植物优先保护方案，为国家基因库提供了重要数据，同时为制定村级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2.2科学制定村级规划，分步实施
2008年底，县内农林水专家深入项目村，在乡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与村民一起，顺利完成了村级规划。村级规划包括成立村级项目管理小组、建立作物登记制度、设立农民田间学校、制定村规民约以及小型发展措施等，尤其是小型发展措施（修路、饮水工程），深得民意，使得村民对项目投入了更高的积极性。大畈村交通便利、水源充足，生物资源损失主要是由于致富乏术，过分依靠自然资源，靠山吃山，所以村级规划更侧重于对保护意识的提高，通过一些培训、交流活动，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合理利用资源致富。
2.2.1为项目村成立农民田间学校为切实提高项目村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管理及可持续利用的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实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遗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可持续管理，结合项目村实际，大畈村成立了农民田间学校。从2009年1月起，根据项目村农民需求，开展了33次培训，共培训1410人次。培训内容涉及名优茶制作、高山有机稻生产、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大别山黄牛养殖、野生物种保护等方面，培训效果十分显著，受到了村民和乡村干部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
2.2.2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纳入村规民约项目村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了修改补充，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环境、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地方传统品种开发利用”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中，经村民讨论通过后印发各户，作为行动规范。
2.3寻找建立生计替代措施如何既能保护当地物种资源，又能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这是项目组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项目组织农民开展价值链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意识和经济技术手段，并组织项目村参加有机食品展，开拓了视野、交流了产品。大畈村选择对野生猕猴桃进行开采、利用，通过行政审批，合理开采野生猕猴桃，并对野生猕猴桃进行加工，制成猕猴桃酒，热销省内外。此外，当地还成立了有机茶农民经济合作社。项目村充分利用了参加上海、北京等地有机食品博览会的契机，在宣传推介项目村的资源和产品的同时，也提高了项目村的知名度。
2.4加强对项目的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意义，大力普及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从而使得人们自觉参与项目建设。2009年5月14日至6月3日，金寨县在梅山圆满举办了“人与自然―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巡展，在持续20d的巡展过程中，金寨县各界人士上万人积极参观学习。2010年4月，金寨县成功承办了国家项目办交办的种子交换及社区文化交流，7月又承办了农业生物多样性政策与法规研讨会，广泛地宣传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有力地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了项目村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的意识与能力。
3社会、经济及生态效益分析
3.1社会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了项目县、乡政府领导、农业管理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写入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项目村村民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大大提高，并辐射带动周边村农民进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些珍稀品种和地方传统品种得到了保护；项目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项目村饮水和交通困难，改善了项目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
3.2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特别是项目开展培训和实施友好性耕作方式和市场化运作后，提高了项目村民的生产水平和农产品质量、价格，减少了投入，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收入，平均每户年增收入近1200元左右，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3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的合理布局不仅解决了作物病害的控制问题，同时还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大大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5]。通过实施友好型耕作方式，特别是结合农村沼气建设和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杀虫技术后，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有利于环境保护。项目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为今后在全县推广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友好型耕作方式奠定了基础。
4结语
4.1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单一的生产结构、过度的采伐等人为活动会对传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带来严重威胁。农业生物多样性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种质资源，可以降低应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风险，另一方面维护了生态系统，提高了系统产出能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未来粮食安全意义显著[6]。
4.2村级就地保护管理的优点、难点就地保护的优点是利用原生态的环境使被保护的农作物更好的生存，不用花时间去驯化适应环境，保持了原有的生物学特性。就地管理的难点就是如何将经济效益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系起来。大畈村开采野生猕猴桃，成立了有机茶场，有效保护了狲猴桃和茶这两个品种。但仍然有许多当地传统的地方品种因其产量很低，缺乏经济竞争力，只是被动保护，难以持续。
4.3建议为了实现更多传统地方品种的就地保护，建议一是加强对有关方面的呼吁力度，争取更多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资金；二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政策法规体系，使农业生物多样性资源依法得到保障；三是加大科技支撑，找出传统品种的经济利益点；四是进一步增强全民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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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10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原因可持续利用保护对策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一、生物多样性概述
1.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2.2.2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环境污染
2.2.3.1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三、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3.5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羲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
[2]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
[3]曹志平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4]毛文永、刘剑平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伊武军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海洋出版社2001
[6]熊治延环境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7]中国外来物种黑名单科学生活2004（3）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篇11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健康”，更加强调粮食、营养和健康对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
多种多样的生物，是地球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人类的每个历史脚步，都与它们休戚与共，相互影响、共同进化。如今越来越多曾与人类相伴的物种正在逐渐失去生命的色彩，湮灭在历史长河。
联合国日前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许多物种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从地球消失。
研究发现，人类活动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全球人口的增加大大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生物资源的利用，砍伐森林、滥用农药、过度捕捞、非法走私、污染环境等行为更是使生态系统严重偏离自然状态，越来越多的生物失去家园无处栖身。
中国是全球首先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林草植被覆盖得到恢复和增长，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繁衍条件。
但生态修复需要时间，相关努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继续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另外，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方面，要积极参加国际或区域联合执法行动，扩大国际执法合作范围领域。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1篇12
国家基因库，就是储存这些样本和数据的地方
在西方神话中，诺亚建造了一艘方舟，带着各种牲畜、鸟类等，躲避了大洪水，安然度过“世界末日”。
一粒种子、一个细胞、一管血液、一口唾沫、一段脱氧核糖核酸、一条数据……这些不起眼的“现在”，可能都是构建未来生物科技和产业的砖石。
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拥有世界级基因库，由此掌握了生命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
9月22日，带着“留存现在、缔造未来”的使命，国家基因库在深圳开始运营。中国将拥有这样一艘“诺亚方舟”，承载人类及其他生物的遗传样本和密码。
“三库两平台”
在基因时代，这样的未来可以预期：到医院看病，只需自己的基因作为“身份证”和病历；想“返老还童”，保存完好的干细胞就能轻松搞掂；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不再稀奇，就在你家庭院里懒洋洋地打盹；远古的恐龙、猛犸象不只活在特效里，它们在博物馆奇妙之夜真实复活……
通向这样的未来，需要一些坚实的“砖石”――生物样本和数据。这正是我国唯一一座国家基因库的定位：有效保护、开发、利用遗传资源，提高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产业发展水平，维护国家生物信息安全，助力全球生命科学发展。
2011年，国家发改委等4部委批复同意深圳依托华大基因研究院组建国家基因库。
据国家基因库主任梅永红介绍，与美国、欧盟、日本三大世界级的基因库不同，中国国家基因库不仅仅是数据库，而是国际上现有的各类生物样本库、数据库、生物多样性库、疾病库等的综合升级版。除了“干库”（即基因、蛋白、分子、影像等多组生物学信息数据库）、“湿库”（多样性生物样本和物种遗传资源库）之外，国家基因库还引入了“活库”，即生物活体库，包括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和海洋资源等。
不妨把它想象成这样一个载体：它是人类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海洋馆、微生物馆的集合，这里存储的将不仅是一个个标本原型和实物，还有一粒种子、一个细胞、一管血液、一口唾沫、一段脱氧核糖核酸、一条数据……
此外，国家基因库还有数字化平台和合成与编辑平台。
有了以上的“三库两平台”，最终为的是解决生命数据的“存、读、懂、写、用”5个作用。
“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要把全球的生物资源都收集起来，用测序仪读取万物的遗传数据，用超级计算机算出结果，用合成与编辑平台写出生命代码，最后用来为人类服务。”梅永红说。
“生命银行”
“高大上”的国家基因库看似很遥远，但其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每个人一生中所有关键阶段的标本都应该永久保存起来：从出生时的干细胞，到20岁时的免疫细胞，到30岁时的生殖细胞……而国家基因库，就是储存这些样本和数据的地方，像我们的“生命银行”。
“这类似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给自己拍照片，如果我们不拍，那就永远拍不到了。”汪建说，“老照片只能拿来作留念，但是我们在不同阶段存进‘生命银行’的年轻样本，却是在我们越老的时候越有用，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救命。”
存储这些数据到底有什么作用？从数年前开始，汪建就开始有意识地存储自己的健康数据。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对自己身体变化状况了如指掌，并且根据这些数据设计自己的饮食、运动和生活节奏，“对抗”衰老。他说，随着国家基因库存储容量的增加，未来将会有更多人可以储存和掌握自己的健康数据，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除了对个人，国家基因库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有重要意义。目前，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已刻不容缓。汪建说，对濒危的生命物种，我们需要尽快地将这些资源存储起来，给子孙后代作一个交代。
跨越国界的生命“国库”
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基因资源以及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国际上，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生物样本库等应运而生，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先后建立了大型基因数据库，这三大库里的生物信息数据几乎涵盖所有已知的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数据。
国家基因库执行主任徐讯说：“中国亟须这样一个平台，从国家层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样本和基因数据进行有效保存、管理和合理利用。”
“基因库是生命科学的‘国库’，比银行的金库还要宝贵。”梅永红说，农耕时代的核心资源是耕地，工业时代是能源，而生命科学时代则是基因。基因资源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如精准医学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基因解读的结果。“未来精准医学方面的发展和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基因资源的获得与解析”。
目前，国家基因库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国际生物及环境样本库协会、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100多个组织和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物进化机制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