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例(12篇)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1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1篇2

[摘要]在市、县尺度上，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等指数，选取人口、GDP和人均GDP三项指标，分析1990-2007年山西省经济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在不同尺度上山西省经济差异状况不同，在县尺度上比在市尺度上明显，即不同空间尺度的选择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研究有影响。锡尔系数分解的结果表明：市际差异对山西省经济差异影响一直较县际差异明显，是山西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山西省经济差异空间尺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经济以较高的姿态向前发展，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山西省经济发展也以成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关于山西省经济发展的文献已有很多，学者们对山西省经济的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如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及促进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对策探讨等。

山西省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但内部也存在经济差异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是值得学者们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等已趋于成熟，近年，学者们又转换视角开始从空间尺度关注区域经济差异状况，这对于省区经济差异研究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孙希华等，2003；刘爱华，2009；WeiYehua等，2003；）。因而本文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选取市尺度和县尺度等空间尺度，从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入手，从空间尺度上对山西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以期探求在空间尺度上分析山西省经济差异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山西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学者们从空间尺度入手研究如何缩小山西省经济差异提供一定指导。

二、方法和数据

1.研究方法

（1）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方法。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有很多，许多学者采用标准差、极差、极差变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熵指数以及锡尔系数等来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状况（高志刚，2002；周玉翠等，2002；王启仿，2003；刘慧，2006；余军华2007；）。在此，主要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分析法，选取GDP、人均GDP和人口三个经济指标，对山西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

变异系数最大的特点是计算方法简单明了，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常用的方法之一。基尼系数也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中常用的一种测度方法。锡尔系数因其易于分解，现常用于研究区域经济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状况。

（2）锡尔系数的空间分解。近年来，学术界又运用一些新的方法来测度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有：基尼系数分解、加权变异系数对区域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锡尔系数对区域差异的地理空间构成分解（林毅夫等，1998；于淑艳，2003；贺灿飞等，2004；陈昕，2004；）本文侧重于从空间尺度对山西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因此选取锡尔系数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构成分解。而且，由于锡尔系数具有把总体的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不同空间尺度的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的特性，已被学者们用于从不同空间尺度上认识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的发展差异，通过将总体的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可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经济差异状况，以及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对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和影响。

为详细了解山西省经济发展差异的构成，本文对山西省进行市级和县级空间尺度的划分，根据二阶段嵌套分解法对总锡尔系数进行分解，从而将山西省经济差异分解为市际差异和县际差异，进而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贡献和影响。根据以上对锡尔系数的分解，山西省经济差异可以分解成地市内差异和地市间差异。

2.数据

因为涉及对多尺度的分析，所以在空间单元划分上进行等级划分：以县（区）级行政区域作为较小空间尺度，以地（市）级行政区域较大空间尺度，分别在市和县尺度上分析山西省经济差异状况。以山西省统计年鉴中的各县（区）的GDP、人口以及人均GDP作为分析计算的基础数据。

三、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结果

以人口、GDP、人均GDP为经济指标，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方法，在市、县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山西省1990-2007年的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图1）表明：第一，山西省在县尺度上的三个系数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差异曲线图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但在市尺度上的经济差异曲线图总体上以2003年为转折呈先下降、后扩大趋势。第二，在县、市尺度上，三个系数的结果均为变异系数最大，锡尔系数最小，且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结果较一致，与锡尔系数分解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图1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表示的县尺度（1）和市尺度（2）上的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1990-2007

分析表明，虽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研究选用的指标和方法相同，但相应的结果却不相同；而且，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不同指数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在市、县尺度上，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一致，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敏感度最高，与锡尔系数相比，选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更能贴切表现山西省经济差异状况。

采用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在市、县空间尺度上对山西省1990年～2007年的经济差异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见图2）表明：第一，除2001年前的基尼系数外，各指数的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序均为县尺度、市尺度，县尺度上的结果一直比市尺度上大，山西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更明显。第二，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表示的山西省经济差异存在几点不同：（1）基尼系数上的县尺度反映的差异与市尺度上相异；（2）从用变异系数和锡尔系数表示的山西省经济差异的曲线图不难看出，在市尺度与县尺度上，山西省经济差异发展趋势有相同点，表现为都在2007年达到极大值。

图2山西省在三个空间尺度上的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1990-2007

分析表明，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示的山西省经济差异存在不同。在县尺度上，山西省1990-2007年经济差异一般较市尺度上大。这也表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有影响。

四、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

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按照GDP数据和人口数据，运用锡尔系数二阶段嵌套分解方法，计算1990-2007年山西省市际和县际各分解组分的锡尔系数，进而研究山西省市际和县际差异对于山西省经济差异的影响，分析结果（见图3）表明：第一，县际、市际差异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曲线呈明显的对称分布。市尺度的贡献率在1990年～1996年间交替上升，1996年后下降。县尺度的贡献率在1990年～1996年间交替上升，1996年后上升，并在2007年达到极小值。第二，从总体趋势来说，县尺度差异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高于市尺度差异的。第三，县尺度差异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从总体趋势来说呈上升趋势，相反的，县际差异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

图3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结果，1990-2007

分析表明，县尺度差异对于山西省经济差异的贡献较市尺度差异高，是造成山西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并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应该重视市际差异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影响。

五、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提出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全国各区域、各省、市县之间要缩小经济差异，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山西省各市、县之间经济协调发展是增强山西省总体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加强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对策方面的文献已有很多，在此仅就本文研究从不同空间尺度对山西省经济差异的影响提几点政策建议。因为山西省各市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山西省整体经济差异明显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山西省各市协调发展是显得尤为重要。就各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各地市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各自的特色经济。如矿产资源、旅游资源、高新技术产业资源等的合理利用与发展。

第二，完善各市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注重各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与外省甚至海外的联系。学习其他地区的优良发展模式，选择各种有利的政策措施，吸引多种经济成分资金、各领域人才，为山西省发展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

本文以市、县空间尺度为依据，对山西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并且通过对山西进行空间构成分解进一步了解山西省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和构成，以为学者们从空间尺度入手研究如何改善山西省经济差异状况提供一定的指导。但本文仅就市、县差异提出的几点政策建议还略显单薄，还有待其他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孙希华，张淑敏.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23（5）：611～620.

[2]刘爱华.基于区域分离系数的福建省地区经济差异系统分析[D].福建：华侨大学，2009.

[3]WeiYehuaandFanCindy.IntraprovincialInequalityinChina：ACaseofJiangsu[J].ProfessionalGeographer，2000，52：455-469.

[4]高志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述评[J].当代财经，2002，（5）：7～9.

[5]周玉翠，齐清文，冯灿飞.近10年中国省际经济差异动态变化特征[J].地理研究，2002，21（6）：781～790.

[6]王启仿.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与检验[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3.

[7]刘慧.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评价[J].地理研究，2006，25（4）：710～718.

[8]余军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1998（6）：3～10.

[10]于淑艳.辽宁区域经济差异与产业结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3（5）.

[11]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城市化[J].管理世界，2004，（8）：8～17.

[12]陈昕.江苏区域经济差异变动及分解分析[J].经济纵横，2004（1）.

[13]张平.中国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97～103.

[14]ZhangXB，KanhurR.FiftyyearsofregionalinequalityinChina：Ajourneythroughrevolution，reformandopenness[J].WorkingPaper，2001（2）：8～14.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3

【P键词】山西煤炭经济发展

一、文献回顾

我国的学者针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汪旭晖、刘勇！A]利用1978～2005年间我国能源消费和GDP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我国存在从能源消费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一些国内学者以国内能源消费大省或经济发达省份为研究对象来探索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例如，刘爱芹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皮伟能与邹松涛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多是以全国或经济发达省份为研究对象。而山西具有特殊省情，山西省不是经济强省，却是能源大省。因此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耗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经济发展与煤炭消耗之间的关系，是解决山西省能源经济战略的首要问题，

二、研究意义

能源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不可或缺，而其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带来的污染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实现能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发展的重大问题。山西省煤炭资源非常丰富，长久以来逐步忽略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以能源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过去20多年中，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煤炭利用效率低、煤炭消耗强度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山西省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使山西省的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耗达成均衡成为目前函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山西省的煤炭消耗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山西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本文从《山西统计年鉴》获得了2005～2013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费量、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并以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山西省的经济发展状况。选择煤炭消费量（coal）作为自变量，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检验和回归过程借助于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7.2完成。

四、实证分析

对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煤炭消费量（coal）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如下：

得出方程为：

Gdp=16658.42+0.890604coal

（-4.917081）（7.423073）

R2=0.887282，F=55.10201N=9

对该方程进行检验。如下：

从经济意义方面来说，该方程表示：山西省煤炭消耗量与山西省经济发展存在线性关系，煤炭消耗量每增加1万吨，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890604亿元。这比较符合经济意义。

从统计方面来说：根据t检验，在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时的7临界值为2.365，coal的t=7.423073>2，365，是显著地，因此，解释变量山西省煤炭消耗量对山西省经济发展有显著性影响；根据F检验，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下，临界值F（1，7）=5.59，该方程的F=55.10201>F（1，7）=5.59，所有F检验也显著。

从拟合优度方面来说，从回归结果看，R2=0.887282，2=0.871180，说明该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山西省煤炭消耗量增加1万吨，山西省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890604亿元。这表明，山西省经济发展对煤炭消耗的依赖性较大，煤炭制约着山西省的经济发展。

五、政策建议

（一）促进能源多元化发展

山西省的原煤储量非常丰富，能源供应极其依赖煤炭和其他化石能源，消费结构较单一。应积极提升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合理地配置资源，发展新能源，构建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并举的山西省能源结构体系。

（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应当重点发展对gdp贡献度大、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推进企业集群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充分重视第二产业在降低能源强度中的作用，加强工业节能管理并大力推广与提升节能减排技术，从根本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三）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山西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相当突出。第二产业以高耗能的工业为主，而第三产业具有低能耗、少污染、高就业的特点，而山西省旅游，美食等第三产业资源丰富。因此，山西省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刘爱芹，山东省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评价[J]，技术经济，2008（5）：78-83.

[2]皮伟能邹松涛，江苏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江苏商论2009（4）：9-11.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4

【摘要】本文以广西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适当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并评价各市市域经济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广西14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平衡特点较为突出，有个别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可为广西各地区制定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广西；市域经济发展；分析评价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批准号：13BGL013）；广西师范学院区域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海风，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韦海鸣，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区域公共管理。

一、引言

广西的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人口、交通、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选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和崇左14个城市，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探讨广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这对于正确认识广西各地区市域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构建评价指标

在对广西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评价的过程中，可以用单一指标来完成，但要想对其全面进行衡量，就必须借助于多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为此需要构建相对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选取如下10个指标进行系统衡量：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性支出（元）、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总额（亿元）。为研究方便起见，令X1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4为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性支出（元）、X5为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X6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X7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8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9为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亿元）、X10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总额（亿元）。本文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

三、广西各市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过程及结果

利用spss17.0软件对广西市域经济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设定目标累积贡献率选取主成分，并依据所选主成分的贡献率列出相应的回归方程，再依据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各原始指标系数所反映出的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相关系数矩阵（表2）。

从表2中我们可看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同时结合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进而判断是否可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评价。

由表3检验可以看出，拒绝各变量独立的假设，即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是KMO统计量为0.620，小于0.7，说明这个主成分分析模型虽然不是很完善，但还可以接受，由此表明能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根据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对经济影响的程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对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以下依次列出利用统计软件对市域经济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的主要步骤及分析结果，表1为广西市域经济指标的原始数据。

表1中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对统计分析的影响，先利用SPSS17.0软

根据累积方差贡献率在85%以上的原则，从表4中提取3个主成分代替原有的14项指标，解释了90.31%的方差变动，达到了减少变量的目的。依据我们所得出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即

F2=-0.006X1+0.417X2+0.480X3+0.424X4-0.104X5-0.157X6+0.016X7-0.070X8-0.118X9-0.129X10

F3=-0.043X1+0.238X2-0.086X3-0.251X4+0.738X5+0.337X6-0.037X7-0.041X8-0.062X9+0.052X10

从表5可看出，第一主成分与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亿元）有较高的载荷，可定义为经济增长的综合实力因子，用F1来表示。第二主成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性支出（元）载荷较高，可定义为居民收支的综合实力因子，用F2来表示。第三主成分为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有较高的载荷，定义为对外经济的综合实力因子，用F3来表示。提取的这3个公因子的性质及其顺序较好地体现了居民消费支出和对外经济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地位。

依据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可得到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回归方程：F=0.6438F1+0.1525F2+0.1068F3，再根据样本评价分析函数可得出广西市域经济发展的得分及排名，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二）聚类分析过程及结果

为了确保所选择的数据正确、合理、没有遗漏，对已经进行标准化的样本数据进行有效性检验。经检验，14个样本全部有效（见表7）。

对广西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用层次聚类法进行类分析，系统聚类图如图1所示。图中纵轴数字为样本编号，横轴数字为聚类标度。基于经济意义分为以下三类：南宁、柳州和钦州为第一类；桂林、梧州、北海、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和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和崇左为第三类（见图1）。

四、实证结果分析评价

由于本文选用的是总体规模指标，从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表6的排名是广西市域经济发展整体规模的比较情况。从表6可知，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因子得分最高的是南宁、柳州、桂林；居民收支的综合实力因子得分最高的是防城港、北海、柳州和桂林；货物进出口贸易额的综合实力因子得分最高的是崇左、防城港和钦州。3个因子加权综合后即表示市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南宁、柳州、桂林，排名靠前的主要是桂中北部地区，排名靠后的则是以防城港为代表的港口城市和桂东区域的贺州，基本上代表了2013年广西各市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由聚类分析结果得知，南宁、柳州和钦州为第一类，经济发展实力较强，而农村地区面积较小，人口密集度大，工商业发达。南宁经济基础好，第三产业较发达，人口整体素质较高，竞争力强。柳州市利用自身的地域优势发展第二产业，成为广西工业重点城市，柳州市的工业经济总量占广西的1/4，迈入了现代化工业城市行列。钦州是广西港口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较迅速，对外贸易额较大的城市，代表了广西港口经济发展的特点，从经济发展程度上讲，相对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优势。桂林、梧州、北海、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和来宾为第二类，由于这类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相对比较特殊，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虽然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但是其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教育水平低，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人口素质不高，社会保障水平差。防城港和崇左为第三类。防城港是广西三大港口城市之一，也是三港口建设规模最大的港口，但2013年整体经济发展状况较差，对外贸易额不高，投资规模不大，地方政府收入较少。崇左是桂西资源富集区，经济基础较差，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源得不到很好的补充，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一类。

综上所述，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代表的南宁市为第一类，北海为第二类，而防城港为第三类。其中，南宁综合得分是防城港的3.75倍。同时，广西西江经济带和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各个市域经济发展也不均衡，两大区域相比，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排名较为靠前。由此可以看出，广西构建“两区一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出现一定程度失衡，表现为市域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地区经济结构也有所变化。

五、促进广西市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适度调整广西“两区一带”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在面临经济总量下行压力和经济结构逐步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广西“两区一带”市域经济出现不均衡、不协调发展现象，表现为北部湾经济区的南宁经济发展位居首位，防城港经济发展居末位；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零星散落，发展增速不均；桂西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此，首先应将工业发达的柳州并入北部湾经济区来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提升经济增速，将北海和防城港两大港口城市从北部湾经济区分出，划入西江经济带，从而实现江海互动、江海联动发展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桂西资源富集区的3个城市区位相近，条件优越，资源互补，应继续发挥河池、百色、崇左3市资源富集的优势，进而实现陆海互动、陆海联动发展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

（二）发挥三个核心区域的发展优势，强化经济中心的辐射效应

从广西经济发展实力来看，南宁、柳州和桂林是三大核心经济发展区，具备作为广西市域经济中心的能力。南宁市的综合经济排名居广西首位，应充分发挥服务业优势，整合海外联络的商会经济，建设为区域性国际城市。柳州应充分发挥工业优势，发展工业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扩大对外投资总量，加速工业跨越式发展。桂林要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加速旅游城市的工业化、产业化进程，把桂林市发展成为外向型工业化商贸旅游城市。南宁、柳州和桂林在广西经济发展排名相对靠前，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要从服务业、工业和旅游业等多方面继续增强经济中心的辐射效应，带动其他经济腹地的发展。

（三）发展沿海地区的港口经济，增强对外经济的龙头带动作用

广西沿海环北部湾的防城港、钦州、北海三大港口是广西乃至整个大西南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和门户。长期以来，三大港口基础设施不完备，重复建设，功能定位不明确，也面临着临港产业的竞争压力，造成三大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因此，北钦防应抢抓多重战略机遇，大力争取国家支持，继续加快3市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港口运作效率；高起点制定专门发展规划，对各个港口进行功能定位；加快实施北钦防港区一体化进程，发展临港经济，从而建设大型现代化组合港。

（四）完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特色经济发展

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同时，工业落后，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各项人均产值普遍偏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桂西资源富集区表现尤为突出，缺乏对外界投资的吸引力。无论在地区工业化、产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还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这些地市都比较落后。因此，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注意发展地区特色经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增加落后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

总之，针对2013年广西各地区市域经济发展状况，自治区政府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特点来规划布局，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利用优势条件和后发优势实现广西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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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学；教学效果；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008-03

西方经济学自15世纪以来一直是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及完善逐渐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三个重要阶段，每个理论阶段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行并且相互相应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产生了高度渗透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状况下，如何正确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进而通过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来定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来预防资本经济的高速渗透带来的经济威胁，这对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门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轨迹与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学生在学习以及知识接受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困惑。当然，随着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课程的深入，学生能够逐渐了解和掌握整个理论体系。随着高校课程的进一步改革，如何更好的凸显教学效果，已经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将西方经济学课程本土化教学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认识和掌握课程内容，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已经被多次提出。因此，本文将针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学进行深入的探讨，主要分析和研究本土化教学的主要途径和方向，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内容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当前，诸多学者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本土化教学的概念。本土化的概念是在中国教学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将先进的教学思想内涵与中国实际的教学情况相适应，从而使得教学效果最大化体现。但是这一概念被大家所接受需要注意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实际的教学效果体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避免教学内容理论化较重

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建立在实际环境下的经济理论。在实际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加注重的是理论的教学，对于实际的理论建立背景以及经济发展的运作形式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渗透。偏重理论教学已经成为大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这样的问题是的教学只停留在表面，学生实际得到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偏重理论化的内容，对于实际的西方经济发展规律性问题并没有了解。偏重的理论化教学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较为困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非常庞大，通过简单的理论教学不可能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因此，无法体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学习；其次，使得西方经济学成为纸上谈兵。偏重理论化的教学使得课程完全浮于表面，整体教学成为纸上谈兵，学生在今后的运用时也仅仅停留在纸面的理论化内容，不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避免过重的理论化教学。

（二）杜绝内容体系构建的不完整

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教学内容非常庞大，它几乎涵盖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理论内容，因此，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所有的内容讲授完毕，并且让学生消化吸收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省略了很多教学内容，仅仅按照考试的内容进行课程教学，整体的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完整的框架体系，使得教学内容较为凌乱。这样的教学对于教学以及学生个人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不利于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发展和改革也在持续，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所限删除的教学内容，使得整体构建不完整，会极大的影响整体教学课程的改革；其次，对学生学习和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建立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框架，对于学生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理论体系内容构建的不完整，使得学生无法系统的获得理论内涵，从而导致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产生障碍。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内容可以简略，但是绝不能破坏整体的教学框架，导致教学体系的不完整。

（三）预防教学本土化体现严重不足

之所以提倡西方经济学进行本土化教学，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内容，而教学本土化是希望通过有效的分析和研究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将西方经济学进行本土化的教学，能够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并且财经类与管理类的学生通过学习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本土化的体现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得到实现，除了理论化偏重和结构体系不完整之外，在其他有关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同样存在很大的不足。尤其是在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因此在教学方式方法中，重理论讲授，轻学生实践的具体体现为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忽略学生教学参与，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身能力，更无法在具体工作中合理适当的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本土化的实际操作意义重大，需要进行实际而深入的探索。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6

关键词：新常态；中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地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驱动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与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取得显著成绩。然而，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而忽视创新驱动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便是要打破传统经济发展思路，走更加具有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构建经济、社会与生态“多重效益相结合”，投资、消费与出口“多种动力”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问题分析

“三大经济地带”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与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虽然存在地区性差异，但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与人均生活水平等都得到明显改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势区位因素，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积极努力借助地区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与资本等率先发展起来，而中西部地区因基础设施欠缺，资本与技术投入相对不足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变现在以下方面：

1.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经济发展速度得到明显提升。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伴随着青藏铁路的贯穿以及新一轮高铁建设，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积极推动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重工业产业发展，尤其是我国能源基地，如山西、内蒙古等，为中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西部区域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以内蒙古为首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到明显提高，成为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强有力引擎。而与之相邻的山西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经济转型发展与产业调整面临巨大压力。

2.工业体系相对完善，重工业产业比重较大。陕西、山西、黑龙江、内蒙古等中西部省份，立足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基础上，率先将重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类型。围绕着装备制造、钢铁、冶金等行业作为主要的产业类型，中西部地区迅速发展出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如包头一厂等，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常态下，调结构与转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为我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提供能源支持等，因此，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要求。

3.产业发展科技投入相对较低，创新产出能力较弱。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中西部地区首先存在着发展滞后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影响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科技等方面相对东部地区而言具有滞后性。虽然同等现实国家宏观政策扶持，但东部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等发展状况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北京中关村等，更是了全国的人才与科技的聚居地，并因此带来企业创新产出能力的区际差异。需要中西部地区转变传统的要素投入模式，积极参与创新驱动，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力度，推动企业创新产出能力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三、对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供均等化的基础设施服务，将会对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条件方面的差异，推动区际间经济发展协调化。与此同时，基础设施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外，也是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将有助于夯实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基础，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基础社会的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将会成为推动中西部地区与东部联系，乃至实现周边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途径。

2.调整产业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举，不断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转变现行产业结构过于倚重重工业的局面，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丰富经济发展的产业类型，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中西部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以优先发展旅游等服务产业。将服务产业作为新常态下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将有助于消化中西部地区过剩劳动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3.提升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创新要素投入机制与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将会成为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战略成为企业乃至地区实现经济效益明显提升的重要途径。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依赖于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因此，为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目标，，缩小与同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需要定向引导经济要素的流动，更加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乃至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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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标体系；综合评估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94-05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由于沿袭传统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是不经济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矛盾日益显现。近年来我国出现的能源短缺、资源进口数量扩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剧烈等情况都说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一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四位一体”的现展体系［2］。在这种新发展观模式下，加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研究，破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题，探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对其“十五”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进行了综合测评研究，并提出加速实现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相应对策，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决策支持和信息依据。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2.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或简单地说，是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3］。实际上是一种要素变化状况，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改善效益的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要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面对这种形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要适应这种新发展模式的要求，赋予经济增长方式更丰富的内涵。即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应是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更加突显，自主创新潜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资源利用水平更高，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生态环境更加改善。

2.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是有效评价的基础与关键，它必须能够良好地反映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这样才能发挥评价应有的作用。为了科学地评价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状况，依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客观性的原则，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以下评价指标体系［4］［5］［6］［7］［8］（见图1）。

图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状况的量化综合评估

上述七大类25个单项指标组成的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能比较全面、科学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但由于每一指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设置的，各指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方向不完全相同，且量纲不一，无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总体情况作出综合判断。因而，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综合。在此选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即综合评分法，其函数表达为：

Y=Σmi=1（Σnj=1XjZj×Rj）×Wi

式中：Y―总得分，Xj―单项指标实际值，Zj―单项指标目标值

Ri―单项指标在该层次下的权重，Wi―子系统权重

对于逆单项指标(即指标取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可用下面公式计算:

Y=Σmi=1（Σnj=1ZjXj×Rj）×Wi

子系统的权重及各单项指标在子系统中的权重Rj根据其在整个评价体系及各层次中的重要程度，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单项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参照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平均水平、国内先进省份水平、并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加以确定。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反映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及进程，在此选取十五时期各年作为评估年份，综合评估结果见表1。同时，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对全国同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也进行了综合评估，综合评估值见表2。

从综合评估结果可以看出：

（1）“十五”时期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评估分值一直稳定在64%左右，其变化与全国类似，先下降后上升，各年份评估分值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趋势与全国相反，呈下降趋势。综合评估分值从2001年的65.40%下降到2005年的63.42%，下降了1.98个百分点，而全国综合评估分值则从2001年的62.44%上升到2005年的63.20%，上升了0.76个百分点，至2005年全国综合评估分值已与陕西相当。这主要是因陕西技术进步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评估分值下降所致。

（2）各类指标及各单项指标评估分值虽然随着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大部分指标评估分值随时间推移均有所提高。经济增长规模指标和资源利用指标评估值呈现上升趋势，经济结构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以及生态效益指标的评估值比较平稳，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技术进步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评估分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进一步说明陕西省经济增长过于注重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增长，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仍然很明显。（3）

经济增长规模指标评估分值逐年增加，但始终低于全国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人均GDP增长率从2002年起就已经达到目标值。但由于陕西属于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经济总量偏小，GDP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所以GDP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全国，但经济规模却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资源利用水平指标评估分值呈现不断增长态势。至2005年评估分值已超过全国2.7个百分点，说明陕西资源利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陕西资源利用水平仍然很低，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十分巨大。如陕西2005年工业物质消耗率为61.10%，远高于东部城市上海（29%），陕西2005年能源消耗强度为1.47，上海为0.88。所以陕西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5）

经济效益指标评估分值没有明显的增长，始终在20%上下波动，且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估值最低的一类指标。说明陕西省经济增长中资金、劳动利用水平不高，产出效率低，经济发展中技术、信息和知识的含量不高，经济的集约型特征不强。目前发达国家已相继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此国际环境下，低技术含量、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利润必然不断下降。因此如何提高资金、劳动的利用率，产出率及投资效果，是企业、政府和学者都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6）

技术进步指标评估值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但始终高于全国水平。从具体指标看，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先降后升，但变化不大。R&D支出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6%左右，虽远高于全国水平，但由于陕西经济规模小，R&D支出的绝对额并不大，且大部分支出用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企业R&D支出不足，这不利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2004年又有所下滑，这与国家限制高新区扩张有关。为了适应这一政策，陕西省应该致力于提高现有高新区的质量，使其真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7）

经济结构指标评估值较高（各年份均在81%左右），且比较稳定，但评估分值始终低于全国水平且经济结构优化速度慢于全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除2002年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工业行业趋同度自2001年起就已经达到目标值，但是从实际值看，工业趋同度仍然有上升的趋势。工业趋同度高，则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难以发挥，造成资源的浪费，是一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从（表2）可以看出，全国的工业趋同度是不断下降的。以上两个指标的变化，既与陕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有关，也与陕西属于资源大省，西部大开发后，资源开采行业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而得到快速发展有关。陕西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合理规划，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进出口方面，由于陕西地处内陆地区，外贸方面始终处于落后地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全国水平。2005年陕西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为6.95%，远远低于全国水平（33.95%）。出口的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也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因此，陕西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努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要提高外贸质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防止资源和资金的过度外流。

陕西省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高，2001年已接近目标值，此后年份虽有下降，但各年仍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从工业本身的特点来看，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8）

社会效益指标评估分值与全国类似呈下降态势。从每项指标分析，失业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两项指标的评估值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增长系数（除2001年外）始终低于1，说明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效益并没有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GDP数值的增加。为了经济的长远发展暂时牺牲短期利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始终不能提高，就说明经济增长偏离了其最终目标，此时政府应采取措施加以纠正。（9）生态效益指标评估值始终稳定在73%左右，且大幅度领先于全国水平。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评估值自2004年起达到目标值，说明政府在治理污水排放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森林覆盖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评估值均呈逐年增长态势，这是政府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果，也是技术进步的必然。但是森林覆盖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始终低于目标值，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大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废气排放量和人均SO2排放量逐年增加。可见，生态效益指标仍然是陕西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努力提高的部分。

总体而言，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评估分值比较低，距离目标的实现差距较大，且随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至2005年，综合评估分值已略低于全国水平。按照刘淑茹“TheEvaluatingIndexSysteman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theChangingWayofEconomicIncreaseinOurCountry，,2004.8”［12］中划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判标准，“十五”时期末，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处于中度粗放增长阶段的后期阶段，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仍较高。目前的目标应是稳步推进经济增长由中度粗放增长阶段的后期阶段向较高集约增长阶段的初级阶段过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4.陕西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陕西省的省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认为陕西省应具备以下基础条件：

4.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13］［14］。因而要实现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4.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和日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两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14］，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陕西省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4.3能够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从1776年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实现经济集约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而实行国家干预的日本，只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所走的路程。日本战后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4.5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15］［16］。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4.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陕西省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更应根据各地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灵活把握，适时推进。

4.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以上基础条件，陕西省已基本具备，这将有利于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5.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十五”时期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程度仍然很高。因此，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仍很艰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陕西省已基本具备。陕西省政府应在此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时、适度采取各种对策与措施，以促进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的加速转变。如：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17］；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制度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用高科技及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和传统产业，提高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依靠技术进步，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及地区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18］［19］；着力发展产出高、能耗低、污染小的现代服务业，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及新兴行业的发展；转变消费模式，倡导适度、环保、节约资源的绿色消费；加强经济管理，建立能源、资源消耗审核制度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资源环境的法律法规等［20］。基金项目：陕西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6D00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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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8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解放，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

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其主要聚焦点的所在，从本质上看，西方经济学属于一种生产力经济学；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解放是其主要的聚焦点，它的本质是指生产关系的存在。由于双方在聚焦点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异，使得双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质。

贯穿西方经济学的轴心与主线是资源配置的稀缺性与最大化问题的研究。尽管在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学派纷纷建立，各大学派中对西方经济学中各自观点与见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各个学派在西方经济学方面却都存在着相同的观点。曾有英国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将人类行为当做目的和拥有不相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研究科学。”为此，有人将西方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一种科学。

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宗旨所在，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拥有一定价值中的特性，在这方面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利用稀缺手段去实现既定目的的一种行为。为此，对于各种所要实现的目的而言，经济学所处的地位都是中立的；如果要实现某一种目的，那么稀缺手段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一种重要的现象。要知道，经济学更加注重的稀缺手段的应用，并不考虑目的的本身，但是它的理念也有很多人认可。

将二者比较起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存在着相反的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研究的重点问题是探索劳动解放的根本途径的研究。实现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中最为根本性目的。为此，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其社会体系所要围绕的重要的旋转中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存在，劳动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要重点关注的一种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资源配置工作仅仅是一种手段，劳动解放即对人的解放以及人的发展才是最终所要实现的目的所在；其次，要消灭阶级剥削、更好的去实现劳动解放，才能够将生产力发展中的束缚因素真正的消除，从而真正的实现资源配置。如果生产力中的一些束缚无法被真正的消除，那么必然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既定目标，社会发展必定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事实上，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关注目的的实现情况，还重视手段的应用情况。如果没有手，目的必将不会完美的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必将会有重重的困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才给予了资本主义所存留的历史作用一定的肯定。如：在谈到只有资本家作为人格化资本的时候，肯定其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

二、从理论上看，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难题

伴随冷战的结束以及两大阵营的终结等等，意识形态的交锋情况得到了一定缓解，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已经成为发展的必要性所在。但是，两者都面临着一定的理论难题。

怎样去更加科学的论证公有制的经济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暂时的抛开传统理论以及一些传统的观念，坚持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经济发展效率，但是依旧无法克服经验事实中存在的矛盾与张力；虽然在价值方面按劳分配原则比较完美，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如：理论原则要怎样转化为客观经验事实等？

怎样克服私有制经济与自由市场竞争的破坏力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难题。西方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某些理论并不赞同。但是，对于自身的理论中存在的一些无法与实际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相符合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却无法解释。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9

关键词：西北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耦合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153（2016）04-0062-06

一、引言

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且明显超过物质资本、劳动要素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1]。随后，有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层出不穷，且众多的研究中都证明了舒尔茨这一结论。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运用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技术进行劳动生产，因此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十分重要。人力资本之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主要是因为它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具有收益递增性，即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效应[2]。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西北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西北地区也随之进行产业的优化与升级，但现阶段仍处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人力资本带动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中。那么，人力资本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到底有多大？两者怎样才能实现协调稳步发展？以下就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两者关系中入手，探讨其耦合度，促进西北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回顾

国内对于中国西北地区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结构[3]、人力资本积累与外溢[4]、人力资本投资[5]等方面阐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隐性作用。而目前学术界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于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行两者的回归分析。由于各个学者构建的模型不同，选择的研究对象及样本数据各异，所以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总结来看，主要有这两种观点：一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贡献作用[6]；二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还不明显[7]。显然，就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现状来看，两者的关系并不确定。这时，就需要进行耦合度的分析，深入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两者耦合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逯进和周惠民学者基于系统耦合原理，对中国各省份进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探索出了各地区人力资本能力的差异性，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8]。

纵观相关文献，涉及我国西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研究还较少。虽然众多学者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并未更多地关注该区域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运用耦合方法探讨本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特征，提出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耦合源自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用来衡量系统间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强弱程度[9]。系统间联系越多，其耦合性越强，相反表明其耦合性越差。

纵观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系统的关系模型，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适用性，采用耦合模型来分析西北地区两系统之间协调与发展关系。即人力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为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技术、人才等要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发展。因此，将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界定为耦合关系[10]。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子系统的协调模型为

由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发展与协调模型，可综合得出两系统的耦合度

式中，D就表示两系统的耦合度。有关于耦合度的判别标准如表1所示：

（二）指标体系及权重的确定

为探索西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程度，本文结合了众多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得性，选定以下内容作为衡量两子系统的具体指标。对人力资本系统，选取了教育规模、科研创新、文化环境、卫生医疗这四大指标。对经济增长系统，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这四大指标。通过二级指标的延展和扩充，较为充分和全面地阐释了这两子系统的内涵和具体衡量特征。具体指标见表2、表3。

对于各个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专家考量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指标权重的准确性及研究结果的真实可靠性。

（三）数据处理及指数核算

本文选取了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省2001-2014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查找及整理，得出了五省十四年的面板数据。这一时序的研究正是西北五省经济发展的飞速阶段，且数据较为完整，因此，具有较高的实证研究价值。

考虑到在实证研究前数据量纲的差异化，需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极差标准化法包括正指标标准化和负指标标准化，由于所选取的指标只包括正指标，故所采用的指标标准化公式[11]如下：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逐级加权求和，可得到西北地区2001-2014年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数，如表4、表5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数分析

根据表4和表5，可进一步得出我国西北五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数的增长率，如表6所示。结合分析来看，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五省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均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增幅明显大于人力资本。同时，各省之间增长幅度不同。陕西省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处于五省中的首位，新疆和甘肃省次之，宁夏和青海省处于最低位。但是，就增长率来看，宁夏和青海省处于最前位。

第二，从西北五省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来看，西北五省的人力资本均处于稳步上升趋势，增幅达150%。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分别为：123%、137%、1065%、462%、106%。可见，青海、宁夏相较于陕西、甘肃、新疆的人力资本增长幅度较大，速度较快，特别是青海省，高达1065%。但是其人力资本综合指数还明显落后于陕西、新疆等地区。这说明西部大开发之前，由于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青海、宁夏地区的人力资本十分匮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及健康水平极低。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不断实施，其人力资本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增长空间还较大。

第三，从西北五省的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西北五省的经济增长均处速上升趋势，增幅达1375%。由于陕西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文化环境等，其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西北地区的首位。青海和宁夏两省的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数较小，但增幅较大，分别达2693%、2515%。即西部大开发以来，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及消费水平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耦合分析

根据西北五省两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式（1）、（2）、（3）可得出西北五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度，见表7。

第一，从整体来看，西北五省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子系统的耦合度从2001至2014年呈稳步上升趋势，从中度失调发展逐步转为初级协调发展。但从西北五省的总体均值来看，还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即耦合发展的程度还相对较低。

第二，陕西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一直处于西北五省的首位，逐步实现了由2001年的轻度失调衰退向2014年优质协调发展的跨越式转变，这说明陕西省的人力资本发展已基本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实现了协调发展的良好状态。甘肃、新疆两省也逐步转变为中级协调发展状态，青海和宁夏还处于负向耦合和正向耦合的交界处，人力资本明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出现两子系统较为失调的局面，但发展前景较大。

第三，从耦合度的增长幅度来看，西北五省总体达229%，可见其耦合度的协调发展速度飞快。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分别为223%、281%、277%、253%、169%。即甘肃和青海两省的增幅最高，这说明西部大开发以来，两省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直朝着稳步协调的方向发展，预计今后的十年到二十年可实现较好的协调发展状态。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我国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西北五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指数飞速上升。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明显高于人力资本综合指数，且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增长率也明显高于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增长率。

第二，西北五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度呈稳步上升态势，总体上从中度失调衰退转变初级协调发展状态，即人力资本还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发展速度，两者勉强协调发展。

第三，西北五省个体发展差异显著。陕西省在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方面均处于五省中的首位；青海和宁夏两省位于五省中的末位，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发展还未达到协调状态，但经济增长率较高，这说明在该阶段两省经济飞速发展，但人力资本方面尚未跟上。故两省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科技创新，改善文化、教育及医疗环境。

以上结论均证明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我国西北五省带来了各方面的资源及支持，特别是经济方面。虽然目前还明显落后于东部等地区，但与其差距逐渐缩小。由于地理位置、科技人才投入、基础设施配备等方面存在差异，西北各省的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需要长期的规划和发展。不仅需要国家采取一定措施加大对各省的差异性投入，更需要各省发挥地区优势，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实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本文以耦合的方法对我国西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探讨，通过建立指标，查阅统计年鉴，得出了相关结论，一定程度上对西北五省今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指标确定的局限性，或者是分析过程中未考虑到部分的影响因素，在今后将会更深入的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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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篇10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是看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同志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论解决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呢？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26年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纵观历史，直面现实，按照实践第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

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统领中国经济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一些人眼里不时兴、不管用了，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只是一个学派。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语言；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和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著作是奠基之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创价值。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系列思想。马克思主义并非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不能说“句句是真理”，不能搞本本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会改变，但它的精髓则是必须坚持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就是坚持它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最高层次的概括，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学。当然，还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等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变，剩余价值理论就仍然是一把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钥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等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些原理对其进行研究，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基因，但主要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学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只有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才能把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之类理论的误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基本内容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不是别国的经济问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经济学。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非常特殊。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内容十分丰厚。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规律性的东西已经昭示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已经形成。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就连外国人都十分重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加以深入研究呢？

有的学者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发展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实践证明，照搬任何模式都是不成功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论，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没有阐述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和怎样结合的问题。研究学问首先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仅仅借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最本质的东西它们没有。比如，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在西方是不可能有的，但在我们这里却运用得日臻成熟，其中就有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情况迥异，中国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事实证明，靠外国人研究本国的问题，很难抓住要害。因此，西方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有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不感兴趣，更没有进行过认真系统的研究，只是盲从地认定只有外国人那套令人费解的东西才算是真正的学问。这使我们联想起当年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有人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然而，恰恰是这个“土生土长”的理论，使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也有人说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不是理论，没什么学头吗？然而，正是邓小平理论把中国引向了富强。邓小平同志的话很精彩：“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旨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并非用玄奥的东西吓唬人。现在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更应当坚定信心，明确方向。

善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范文1篇12

关键词：中国理论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创新

在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努力下，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在探寻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路。有的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有的试图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还有的试图使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而相应的经济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承认?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十年，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也有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界已不缺乏理论积累，也不缺少人才；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性，更是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素材。那么，我国经济学界缺少什么?笔者试图沿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探究妨碍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是转型的时候了，不仅要提倡理论创新，而且要将经济理论研究重心从引进和吸收为主向创新为主转移。

一、建国以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呈现“引进――突破――再引进――再突破”。

回顾起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经历了两大时期，包括三个主要阶段。两大时期的划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西方经济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庸俗经济学而受到排斥。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在艰难曲折中前进，政治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可称这一时期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为政治导向型。1949年～1965年这一阶段中，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原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理论根据，并依此构造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对《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而且重点是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影响比较大，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但是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中，孙治方提出了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商品经济思想，认为价值规律是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都不能取消的规律，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卓炯提出了商品经济理论，卓炯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一命题(马艳、郝国喜、漆光瑛，2006)，认为产品的商品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共产主义如果不消灭社会分工，共产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这些研究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开拓性的贡献。遗憾的是，多次政治运动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被中断。在“”中，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被迫停止长达10年之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到歪曲和颠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学获得了新生，呈现繁荣的局面，至今，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2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然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但西方经济学的地位逐步上升。

当时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变革，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我国学术界对《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涌现了一大批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理论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著作和文章；对原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丰富了对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开始不断地取得理论突破。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于祖尧在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被认为是我国国内最早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和理论的人。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1983年苏星在《红旗》杂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程恩富，2005)。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理论讨论更加深人，理论探讨经历了从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于是，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市场经济的结论日益清晰起来，最终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党中央所肯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经济学界就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初步变革以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经济科学出版社和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等都大量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如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当代经济学译库、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等等。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或价格理论和研究方法，给中国经济学界带来新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许多经济学者开始试图照搬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和提出改革的思路或对策。

第二个阶段，从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取向这一思路的确定，使中国经济学界从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经济运行层面。这一阶段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显著上升。处于这时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转向了市场经济导向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迅猛势头不减。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教材和专著，大量翻译出版，从初级教程到中级、高级教程，从主流经济学到非主流经济学，从理论经济学到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可谓十分丰富，一些出版社干脆出版英文版原著。不少大学经济学讲台上，越来越多地使用经翻译的或者英文原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1998年教育部将西方经济学列入高等院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仅在高校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也十分抢眼，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

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强势，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巨大冲击。

1996年开始，在于光远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了多次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学术讨论会。讨论没有结束，多年来，在经济学相关的学术讨论会上和学者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人仍在关心这个问题。其

中一个集中的反映是，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教授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后，立即在学界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余宗言，2006)。

二、妨碍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问题

纵观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演进，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因此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起步和发展，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理论经济学迷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经济学界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大讨论，并没有给人满意的答案，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受困于现存的两大问题。

(一)教条主义

教条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风气在我国学术界有长期的影响。虽然中国经济学界曾努力结合我国实际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但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即使获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也没能致使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远离我们，而且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从一种增加到两种。在中国，目前主要有两种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一种是传统的但是并没有完全消散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思潮，另一种是新兴起的但却来势汹汹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周冰，2005)。不仅如此，教条主义的思潮还出现了极端化，一个极端是极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尊”地位，另一个极端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现代西方经济学独尊。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持折中的态度，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或综合。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开始，就完全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推崇生产要素理论。由于两大经济学体系在价值理论上的根本对立，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和经济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难以调合。如果主观上将两大经济学体系整合，也只能做形式上的机械组合，其后果要么造成概念使用的混乱，要么形成“两张皮”。折中作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教条主义，它不仅没有摒弃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呈现出的教条主义现象，又陷入了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旋涡。

(二)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学术讨论，至今硝烟未尽。透过硝烟，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呈现在眼前。争论中提出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结为三种：第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不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有继承和“超越”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程恩富(2005)指出，中国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种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将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有人称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李跃，2005)。钱颖一(2003)在该文中认为：现代经济学是“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为主流的经济学”，其“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第三种认为新构建的中国经济学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如杨永华(2000)说，中国经济学就是“21世纪的中国主流经济学”。

这里，讨论中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提法，已非西方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含义，更多地带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之意，类似于西方的正统经济学的叫法。

“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作为理论讨论本无可厚非，没有争论，就没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然而，这种争论的性质非同一般问题的观点争论，它关系到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争论的后果无论是倾向于三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均弊大于利。中国理论经济学一直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为地过早确定中国主流经济学，会限制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谁为主流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需要，由制度、文化、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前人没有做过。外国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已取得的成就是依靠中国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也要在实践摸索中求发展，按照生产力和实践标准来认定主流经济学。

本人认为，在条件不成熟时，应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强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和理论的系统化。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还很短，它的发展正处于“成长”初期，既需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需要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更需要不断提高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水平。总之，现阶段，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问题理论化的共同努力。

过度纠缠“主流经济学”会加重教条主义倾向。一旦成为主流经济学，就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对政府政策有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处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其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西方经济学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处于与日俱增的强势地位，其影响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势。这反映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现象：学者们为了使研究成果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文中常常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或结论出发，似乎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就没有理论水平。长此以往，势必导致经济理论僵化，照搬照抄现象严重。

三、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在于理论创新

中国理论经济学要摆脱困境，获得长足的发展，唯有大力提倡创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创新。创新，才能使经济学理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成长输入新鲜“血液”；创新，才能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国际的经济学界听到中国经济学者的强音。有创新，才有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一路走来，取得了一些理论突破，在经济转型领域，有些是原创性的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周冰，2005)。

遗憾的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份比较多，自主创新的成份还比较少。如果用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两条腿来形容，那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这是一条长腿；中国问题理论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一条短腿，即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也缺乏形成理论体系。显然，短腿的形成，是创新不足所致，已使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受限，出现了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不相称的滞后，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理论还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这里所说的创新，强调的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出发所取得的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创新不足。是指真正有突破的、有超越或开拓性的原始创新不足。客观地讲，创新不足并非条件使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极其丰富的，经济转型前所未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完全具有创新的客观条件。问题是主观因素，如果我们能从观念、学术风气和名利角逐上有所转变，锐意创新，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抵制名利的诱惑，那么，中国理论经济学必将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我国不少经济理论工作者著作颇多，对马克思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有很深的研究，但缺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所以很难挤身于经济学大师的行列。纵观经济学说史，凡大师级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简单地继承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主要是创新，他们的论著都具有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原创性的特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勇于探索真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正是他们的努力，经济学理论这棵大树枝繁叶茂。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辛勤地研究、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需要直面中国现实的对策研究者，更需要勇于开拓创新的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大师。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用现有的理论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如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事实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当初的普遍看法和预测是相悖的。正如林毅夫(2006)所说的，问题不在这些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学，而是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上。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经济现象，那么理论创新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大力提倡理论创新，促使经济理论研究的转型，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从引进和吸收为主向创新为主转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人才准备和实践条件都已具备。抓住时机，理论创新，将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希望。

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定位是否准确。准确的理论定位是创造性理论研究推动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对“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界曾经讨论了。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重从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结合”或“接轨”角度去理解。且不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上的分歧，从这种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后果是，许多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人士在努力做着一件事，即把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努力不仅反映在有关的学术文章中，也反映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中。真不知道，是应为之感到可喜，还是可悲。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92年后的中国逐步受到削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在时下的中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潮?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不到位的情形下，最省事，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抛开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的纠缠，借鉴甚至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

第二，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创新的关系。强调创新对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或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创新的关系，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关系必须先理顺。从纵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为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也因此成为创新的起点，使创新在更高水平上得以实现，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后所追求的目标，明确这个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则不攻自破，使中国理论经济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走向繁荣。从横向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相互否定，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或者用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互相替代；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或机械地“融合”或综合，也是徒劳无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需要赋予创新元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和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这“两化”与先天就有创新元素的中国问题理论化共同创造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