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的问题范例(12篇)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1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开放型教学；教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48-0116-02
一、人文地理学概论的定位及功能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地理学科中一门专业基础性和导论性的课程，它在人文地理学课程群体中处于总括地位，具有综合性强、涵盖范围广的特点，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实践性特点。课程教学任务主要是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它在学生地理专业素养的培养方面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储备功能。人文地理学承担着除自然地理之外的人文基础知识、技能培养任务。让学生掌握地理学各种人文事象的时空特点，分支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了解与认识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掌握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观点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第二，人文素质的培养育化功能。现代人文地理研究涉及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需要从综合性、空间性、社会性以及生态性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分析和解决。通过具体区域实例对上述问题的讲授不但可以使学生获得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真知、培养他们解决区域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使他们形成生态环境伦理和对永续和谐发展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培养大学生对他人、对社会、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高尚品德，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开放型教学系统开发的基本理念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如何来处理人文地理各部分内容的教学关系，并实践现代教育创新理念，在突出广度的同时兼顾深度，既要保证让学生系统、扎实地掌握人文地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又要突出前沿、热点，参与创新，并导向实践，是一个难题。我们提出了开放型教学系统的思路，能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这一教学系统设计和开发主要体现为以下理念：
1.延伸教学空间，实现教学空间的开放性。由传统的课堂教学空间走向现代网络教学空间，并实现真实的课堂教学与虚拟空间教学的有机结合。通过教学空间的延伸，可以相对增加课堂教学时间，有更充裕的时间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难点知识进行精讲，同时发挥传统面对面教学的优势，以引导为主，对部分专题进行深入介绍，点拨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拓展教学内容，由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层面学习导向更深层次。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学科，日常生活中具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学知识。通过在网站、微信、QQ群等平台设置开放性的教学内容和素材，如人文地理教学资源、社会经济热点和研究前沿问题等资料，通过网站和手机APP等供学生实时学习及讨论，实现有选择、自主灵活的学习；也可以开拓学生视野、积累和增长知识，把教学由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基础层面等导向更高层次的研究型学习。
3.集成多种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在教学中可以把传统优秀的课堂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育技术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使得教学手段更能人性化、多样化和丰富化。
4.注重实践技能，导向社会实践。通过在虚拟空间平台上展示一些人文实例资料，如当前人类社会、世界或国家正在经历的一些重大人文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将其展示到虚拟空间上，供学生进行讨论；在网站、APP上链接人文地理研究机构或规划管理机构、实习基地、生产企业、政府决策机构等网页，让学生参与或了解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获取实践真知。
三、开放型教学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实践
1.开放型教学系统的概念模式。人文地理学开放型教学系统由课堂教学系统和网络教学系统组成。体现了教学空间的开放性，由传统的教室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教学内容由教材扩展到了现实的社会；指导教师的开放性，虚拟空间教学可由人文地理专业教师团队进行指导（图1）。课堂教学和虚拟空间教学的关系可概括为“精讲核心，适当拓展，完成于课堂；实时指导，开阔视野，导向实践，提高于课外。”把课堂和课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师在有限的课程教学时间内既能很好地完成本科层次的教学任务，同时又把教学活动向更高层次延伸和深化。
2.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和分割。在课堂和虚拟（课外）两个教学空间，按照人文地理课程的自身特点以及本科教学要求、知识的重要程度、必要性以及难易程度，对知识点进行了筛选、整合，把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科学地分割，明确课堂和虚拟空间教学的具体内容和任务。
课堂教学内容主要重点介绍人文地理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基本理论、文化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以及人文地理学面临的问题等专题。教学中精讲，突出基础性、启发性，同时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方法和技能。
虚拟空间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收集和展示人文地理学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研究实例、人文地理课程资料等。以供学生阅读，拓展视野、深化学习，并通过虚拟平台的讨论和答疑等方式实现实时教学的互动。
3.教学系统的构成及功能。本教学系统由课堂教学系统、课外虚拟自学系统和课程资料库三个模块组成（图2）。课堂教学课件系统，在内容设计上重点突出、重在精讲、点拨启发学生思维，注重培养创造性思維和基本技能。在教学方法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并发挥传统面对面、有组织教学的优点。课外虚拟自学系统，以人文地理教学网站和手机等通讯终端作为平台，远程指导学生自学、讨论、答疑、自测和批阅作业，指导学生在课外自定时间、自定步调、自定内容进行学习，发挥远程虚拟空间教学的优点。注重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及其知识深化和应用能力。课程资料库则是人文地理课程资料、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时事等集成，按专题组织数据，集成到网站或虚拟终端上，在教学中服务于以上两个模块，并用于学生资料文献的查阅与学习。
因此，本系统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把课堂教学、课外教学和自学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教学过程始终贯穿现代教育的基本思想，把现代知识传播及教育的各种手段综合集成到教学中来。
四、结束语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
问题学习理论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时以问题为中心自觉围绕问题进行发现、接收、分析、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学习目的和收获知识，而且在此过程中让学生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问题的心理和态度。本文主要通过问题学习理论探寻其在语文教学中应遵循的原则及其应用。
【关键词】
问题学习理论语文教学应用
问题学习理论主要是说学生在学习时以问题为中心自觉围绕问题进行发现、接收、分析、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学习目的和收获知识，并在此过程中让学生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问题的心理和态度。学生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其思维，锻炼其逻辑能力，并能够加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自信心。问题学习理论在各种教学中都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提倡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本文主要讨论问题学习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1.高中语文教学中问题学习理论运用的原则
1.1以问题为中心的原则
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创建一个生动有趣幽默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去发现问题，进而自主地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创建的问题为中心，将其真情实感表达出来。这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欲望。比如高中语文教学文言文的时候，就可以先创设一个古代的情境，让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让学生完成一次穿越，使其通过角色的演绎带着一些问题来发现文言文的奥妙。
1.2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原则
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是相互的，只有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思想，学生也才会对教师充满敬意。教师应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不可强制要求他们怎么做，扼杀他们的学习兴趣，需要让他们主动学习，主动去观察、思考和感悟。在整个教学中，学生都应当处于主体地位。通过他们的自主学习真正培养他们的兴趣。当学生对课文有了自己的理解的时候，教师不应该限制他们的思维，教师也应该试着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比如李商隐的诗歌《无题（一）》，全诗在哀婉凄凉的乐调下给人一种似解非解的感觉，让人觉得既像是写给不能长久相伴的恋人的，又像哀叹君臣遇合，其中真正的含义却无人知晓，全凭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你怎么能知道，我说的不是对的呢？当学生对这首诗提出新的见解的时候，教师应该是鼓励，而不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就否定。
1.3合作学习的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基于问题学习理论的要求教师应采取合作学习的策略。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学生们分成四五人一组的几个学习小组，让他们合作学习。每个小组可以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探寻问题所涉及的几个要素，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最后几个小组间可以互相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不懂的地方进行讨论进而获取新知识。
2.问题学习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问题学习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首先教师应该创建问题情境，以问题为中心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课文，其次让学生们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解决问题。最后学生对自己的想法可以进行自我评价，也可以小组间互相评价，看是否全面与客观。
2.1创建问题情境
问题学习理论要求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为学生创建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课文，以问题为中心去探求、解决。在问题情境下深刻理解文章。比如在学习诗歌与散文的时候，就可以先提出一些问题，如：诗中描绘的画面，有什么意象，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得到自己的理解，能够有效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思维能力。
2.2分小组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问题学习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语文教学中，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也尤为重要，让他们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共同探讨、解决问题。比如在诗歌鉴赏的课上，先将他们分为5人一组，一人为组长。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看法，组长进行记录，针对大家提出的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我为什么这样想，我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得来的”……他们在交流中就会明白诗歌所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的小组合作交流的能力。
2.3学生自我评价
评价是每个课堂都不可或缺的一项，在语文教学中也是。语文教学中教师在学生解答问题理解课文之后对其进行评价，但是，基于问题学习理论的要求，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以及同学们间相互评价。比如在诗歌的学习中，每个人的发言都不会是完善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不足，这时在别的同学提出新的看法时，学生就应当进行自我评价，“为什么我不能想到这一点？”“他是怎么想到的呢？”“我的想法也不错但是不够完善。”小组间也可以互相评价，“他们组说的对。”“他们说的不够全面。”“他们说的带有主观性，不够客观。”最后可以由老师和各组组长共同选出最合适、最全面的答案。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极大地开发。
总而言之，通过笔者的实践发现，问题学习理论能够有效提升课堂效率，加强同学们对课文的理解。问题学习理论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创建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合作学习、实施学生自我评价等办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探求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间合作交流的能力以及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也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培养出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才。简言之，问题学习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应得到广泛应用，应该在每个学校的每个课堂得到充分运用。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1篇3
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albertschweitzer在鼓励西方人反思自身时说：“我们过久从事着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发展，而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不过真正的“世界哲学”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还没有出现，世界的主流哲学倒是有的——假如认可这个说法的话——它自现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哲学。
说到这个事情人们难免会有一点愤愤不平地以萨伊德（edwardsaid）对东方学的分析/批评模式想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样想虽然有点小气但没有错。事实至少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分别创造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深刻而复杂的理解，从而各自都塑造了具有高度复杂微妙的理性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即那些观念和情感世界都具有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体会才能够进入和理解的思维层次和情感细节，但是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当权使它拥有了文化解释权（福科理论确实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各种“知识/权力”的关系），于是，非西方的思想就被看作是人类学或文化研究的对象（当然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即非西方的精神世界被看作只是由“思想”（当然指的是西方思想）来进行研究的对象和课题，或者说，非西方的事物可能都值得被研究，但研究的方式只能是西方的，总之其他思想不是可以与西方思想并列的、也可以用来思考任何问题的别的方法和原则。结果，各种文化之间便不存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和交换关系，而只有西方思想在“告诉”其它文化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值得思考的和不值得思考的事情。就像西方的传教模式一样，西方的哲学和其它思想也进入到其它文化中。
文化霸权的关键还不在于西方对东方的不正确解释，而在于东方自己为了迎合西方而对自己也进行了西方式解释，因为西方知识被假定为“普遍的”（往往还是“必然的”）并通过霸权成为普遍流通的知识。在现代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中国的事情和怎样表述中国的问题，即使为了对中国进行自吹自擂，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标准来进行自我批评或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正如杨念群指出的：“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至于到今天，中国人已经“习惯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至少中国知识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念的代言人”。
在哲学上按照西方标准来重述中国哲学可能更深刻地表明了对西方的彻底认同，因为哲学是文化里最深层部分。近百年来中国人按照西方哲学的结构和概念来重新表达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也分析为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等，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的解构，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各种方面的问题都在同一个问题体系中——不仅哲学问题不分类，甚至文史哲都不分家——各种问题只有当被一起考虑时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而不可能认为有着分别的存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之类的问题体系，比如说，中国哲学不大可能分别地讨论知识和行为（尤其不可能讨论纯粹的知识）；也不大可能觉得tobe和oughttobe的区分是个大问题；更加不可能单纯地讨论心智（mind）而不同时讨论心事（heart）；尤其不可能假设某种终极目的和超验（transcendent）关怀，如此等等。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象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
这里不仅是一个把中国哲学拆得七零八落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有一些在西方观念体系里难以表达的问题就或被忽视或被荒诞化或按照西方习惯重新理解，例如“形势”这样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会被忽视；“阴阳”则可能被认为是幼稚的神秘主义世界观；“道理”、“自由”会被解释为表面类似的西方概念，诸如此类。不得不承认，自从现代中国哲学形成了西方概念和中国概念的双重表述方式以来，无疑产生了许多混乱。特别是，既然西方哲学成为榜样，人们在解释中国观念时往往就会把中国的概念解释/翻译为西方体系里的“对应的”概念，或者，把西方概念解释/翻译为中国的“对应的”概念，而事实上那种对应性是非常勉强的，即使似是而非地混过去，既破坏了中国原本和谐的概念意义，也破坏了中国概念本来的思想位置而显得好象是个很傻气的概念。
例如“仁”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它在传统的中国概念体系中具有最核心地位，属于中国概念体系中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最核心层中的一个，类似地位的概念还有“道”、“天”、“人”等。如果仁被翻译成benevolence或kindness之类，则理论意义分量轻薄，好象是个不重要的俗词；如果被翻译成humanity，又显然泛泛，完全空洞废话；翻译成compassion则含义狭隘，尤不准确；如果被翻译成goodness，虽然在思想位置的重要性上比较接近，但在观念含义上的差别无疑是鹿马故事。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关键词的理论潜力和历史环境（context）。概念体系其实很像人际等级体系，有一些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像重要人物具有更大更多的权力一样，如果一个重要概念被翻译为没有分量的概念，它本来所意味着的思想问题也就好象变得微不足道，而进一步就会觉得去思考那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似乎是傻乎乎的。历史环境也同样重要，像“仁”这个概念在孔子时代显然其含义是开放性的，甚至属于总也解释不清楚的概念，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神经兮兮地老是问孔子关于仁的解释，而如果可以把仁翻译为compassion或kindness之类，那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不是本来就很清楚吗？“仁”似乎应该直译为of-two-persons或between-two-persons（e.r.hughes有个翻译是不错的：man-to-man-ness），它显然在理论上表达着人之间的好关系（它肯定不是坏关系，坏事无非是杀人放火，根本不用考虑。坏事都清楚，好事才难说），但具体的好关系则必须给历史环境留出来解释的余地。对于孔子来说，仁这种关系是等级关系。我们不能随便就把它替换成西方式的个人之间关系，尤其是不能随便希望从中“开出”与西方一样的观念，比如说“开出”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观念。这完全不顾儒家的基本原理（如绝对的忠君孝父、家族高于个人等）与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南辕北辙，甚至可能严重冲突。
另外一个坏例子是对道家的解释，老子的“道可道”思想往往被说成是关于不可言说的事情，结果道家思想看上去就好似变成了知识论，甚至还有了超越的关怀，这未免过分了。其实道家思想是实践论的，是关于各种行动/生活策略的哲学，是中国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到医学、武术和阴谋的总的方法论，它讲究自然而然，灵活顺应自然之各种变化情势。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凡是有规可循的道便不是永恒之道”而不是“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之道”。中国人只关心是否能够灵活地把握形势，而不关心那些不可认识的形而上的东西。即使道家在说到语言局限性时，也决不是在说西方意义上的因为在科学知识之外而不可说的那种超越的、神的、不可思议的东西（theabsurdum），在中国思想里，天人总是能够合一的，不可能有超越性的神的假设。中国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因此永远不能拘泥，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
不过这里也不应该过分强调西学入侵国学所造成的混乱和伤害。我们不能过分抱怨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这样会显得我们像小人）。在批评西方的文化霸权时，必须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如果说在接受西方文化这件事情中，东方没有得到好处，大概也是说不通的。何况事实上西方哲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和强化了逻辑力量的表述/论证方式，这就是一些明显的好处。甚至可以说，西式的论证方式是发展中国哲学非常需要的东西，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自吹有东方式的意会能力，但是如果缺乏逻辑论证，再深刻的问题也终究无法展开和推进；而且，如果意会到的东西终究不能说出来与人共享，那也没有意义。这正是中国哲学传统做法的缺陷：尽管早就有许多深刻的问题摆出来了，但却没有由一个问题引出一些论证、由某种论证生成另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个明显推进过程，结果2000年来问题的演变发展不大——微小进展总是有的，如孟子和宋理学明心学等对孔子的发展，但这些微小的发展在学理上颇为可疑，与其说是问题的推进还不如说是问题变成了教条或教义化观念，几乎失去了孔子原来非常开阔灵活的问题意识。不再面对问题，只在乎一些基本概念和教条的释义，这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哲学实际上刺激中国哲学恢复了对思想问题本身的兴趣。西方思想的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的问题，这也应该说丰富了现代中国哲学，进一步说是丰富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其中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相当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的思维方式，现在几乎人人都会这样思考事情，其它如自由主义观念、康德哲学、尼采思想、海德格尔哲学等也有很大影响。也许还应该提到胡适等人的现代白话文改革，它以中国古典白话文为基础，又在其中强化了西式的逻辑表达方式，从而比较成功地在保留中国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实现了西方概念的中国化。今天我们正是以这种中西合璧的新汉语在思维和表达。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丢了自己的问题，这又是个当下的困境。
虽然西方的文化霸权到今天仍然非常明显，但过多的批判并无很大的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要对谁说话、说什么话。如果中国哲学在今天试图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部分，那么就必须能够对世界给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贡献。我愿意借用朱苏力的说法：“在借鉴了外来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经过百年的向西方学习，在近10年来中国虽然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倾向，但是目前困难仍然很多，而且问题特别复杂。
我们喜欢自称特别有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许确实如此，例如有过消化佛教的经验，但现在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与当年佛教的情况不同，西方思想远远不仅带来了异质的问题和思考方式，而且还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当年佛教也许带来了许多新思想，但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的制度和社会生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尽管中国的传统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不再具有惟一权威性，于是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在现代中国形成了双重权威，而这两种思想权威又是如此不同，这是独特的现代中国经验。由于我们坚决要保留我们伟大的传统又同时需要同样伟大的西方传统（想要兼有不同的好处也是正常想法），结果就有了中西协调这个非常特别的思想问题，于是有了诸如“中体西用”之类的结合方案。但一直到现在，尽管中国已经相当了解西方，融贯中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成功的事情。问题在于，中西文化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思想血统最不相干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没有足够多的共点可以成为融合的基础，尽管现代中国的经验是承认这两者的并列权威，但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
不同体系的思想观念要达成融合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只是在两者之间发现共同点或一致的思路，就是说，只能以各种思想资源为背景而创作出某种自身一致的新思想。不过要特别警惕一种伪创新，往往称为“现代化转换”之类，大概是从中国传统观念里“开出”西方现代观念诸如民主和自由等。这其实是文化霸权的另一方面现象，正如王铭铭指出的：文化霸权的形成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被动者变成主动者才可能实现，在现代弱势的东方的所谓现代化运动不过是要变成西方，于是“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变成了东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之前景”。这不是创新。创新没有这么容易。
有一个许多中国人都曾经想到过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融合和创新呢？西化有什么不对头？假如不要因为没有面子而觉得不好意思的话，这个似乎有损民族感情的问题其实很值得思考。只要比较现在的中国人和100年前的中国人，就可以看出中国思想文化西化的程度有多大，事实上从社会制度、经济和管理方式、法律体形到艺术和物质生活方式，都几乎以西为体了。在西体已经建立之后，社会生活完全西化是迟早的事情。尽管就目前而言，制度化层面是西化了，但其中的实际操作习惯仍然是中国式的，不过如果考虑到制度对行为方式的长期和有力的影响，就不难想象迟早会完全西化。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人们不会试图重新去发现那些实际上在行为和思维中已经失去了的或正在失去的中国理念。
从一个心胸比较狭隘的角度去看，在西化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就会寻找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如果从比较实际的角度去看，人们会发现，在寻求外来的普遍“真理”之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本地性的（local）问题，那些本地问题才是生活中的切身问题，而本地问题有着本地的历史造成的上下文（context），从历史中来的观念因此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从一个更有雄心的角度去看，我相信使人们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一个原因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中非常突出的许多共同的新问题或翻新了的旧问题，例如全球化、对话、他人、变态、精神病、商业和传媒，在西方思想里并没有非常令人满意地被解释。因此，东方的智慧似乎包含着另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想象力。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独特视野还发现了一些在西方哲学里没有被重视然而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形势思维可能意味着一种哲学水平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博弈论，“心”的哲学可能是心理学、伦理学和信仰问题的更好的基础，等等，这些都直接有关人类幸福。
在试图推出一种既可以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又保持中国精神的新哲学时，显然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教条，否则将失去与现实的相关性（relevance）。哲学虽然抽象，似乎离现实很远，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隐藏在现实中，哲学是思考所有事情的方法论，所以它隐藏着但又在身边。即使当年非常“好古”的孔子也是极其关注现实问题的。连雅斯贝司（jaspers）在解释孔子的“好古”态度时也非常正确地看到，孔子虽然似乎是在回忆古代知识，但其实是根据现实问题在创新。这个道理虽显然，但做起来却不易，尤其是因为今天的现实变化如此之大，已经与中国传统社会之间有了明显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当大部分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比如说与儒家思想相配套的人际关系、家族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非常薄弱或被现代化掉了（特别是父子、男女关系的现代化、利优于义和个人高于群体的社会生活现代化），因此儒家思想实际上被抛在当下问题之外。即使有些中国文化仍然存在，也往往在生活中被边缘化了，例如中国传统诗词、国画和京剧，它们更主要的是作为表现古代风情的古董存在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尽管我们知道，现在比较大的程度保持着传统生活风格的中国人仍然众多，但是，相比之下人数很少的“现代化了的”人们却掌握着更多的经济和话语权力，时代的问题终究是由那些有经济和话语权力的少数人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中国的现代经验，必须看到问题已经变化了，在我们试图回忆古代知识或进行知识考古时，只能是通过现实问题去追问古代。尤其是哲学，它必须与现实的前沿问题站在一起———哲学只有这样一种做法，而没有另一种做法比如说专门“好古”的做法。看来必须承认，就目前而言，现代中国哲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传统与现实问题的相关性。
进一步的困难是，中国哲学要进入目前由西方哲学控制局面的世界哲学，就必须能够为西方哲学所理解并且接受。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话或交往（communication）是流行理论，假定能够有“可理解的、真实的、真诚的和正确的”对话（如哈贝马斯所想象的那样），也许确实能够产生互相理解甚至在价值上的某种互相承认，但问题是，理解也许蕴涵着（implies）却并不衍生出（entails）接受或接纳。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别的思想这方面不坏、那方面不错，但这只是非常有距离的承认，重要的是你终究并不准备用别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比如西方对中国哲学确实有着某种兴趣，但主要是需要借助中国哲学这样的“另一只眼睛”来看清楚自己的哲学的身份和性质，却未必打算用它去改造西方哲学。我相信，理解不能保证接受，是所有对话理论的局限性。显然，我们不能想象西方会仅仅因为理解了东方的传统观念就接受东方观念进入世界哲学。这里决不是在反对对话，相反，对话永远是极其重要的，是所有有意义交往的基础。问题是，我们不能总是仅仅向西方讲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要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
至少有两个可以指望但也许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
1）使中国的某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按照王铭铭推荐的一个说法则是，“中国概念的普遍化”。很显然，目前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几乎百分之百由西方概念构成，虽然有时在学术著作中也会读到个别中国的、印度的或阿拉伯的概念，但却总是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解释的概念，总是被思考的材料而不是思想的工具和根据，就是说，不管想什么，都只能使用西方概念去“想”，于是，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所想出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都是西方的。假如一旦能够使某些（数量不用很多）中国概念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即成为人类在思考任何事情所使用的普遍（universalandgeneral）概念，或者说，使中国语言中的某些关键词成为普遍通用的关键词，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思想能够成为通用的思想工具和根据的一部分。当然，这就会改变目前通用的概念体系的构成方式，世界将会被不同地表述——目前通用的概念体系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由逻辑关系构成的由一般到具体的金字塔型的概念系统，这种概念系统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楚地表达事物间知识论的从属关系。中国思想显然不反对这种概念关系，但它似乎更重视发展一种表达人与事物之间的价值论的亲疏远近轻重缓急关系的概念体系，它可能更有利于思考实践上的重要问题。因此，从客观的角度看，中国概念进入人类通用概念体系将扩大人类思维的能力。
2）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中国的眼光与西方眼光同样是精神性非常强但又非常不同的眼光，所以如果中国思想中的问题能够进入世界的问题体系，那么一定能够丰富人类共享的问题体系，会使人们发现，原来还有这样多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问题能够与西方问题形成最大效果的互惠提问（reciprocalquestioning）——如果按照经济学观点，这可以最大化人类思维的反思（rethink）能力。
2．情景化理解和普遍化理解
现代中国哲学家们一直都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贡献给世界一些中国的思想问题或者关于人类共同问题的一些中国论证。最典型的努力可能是试图把儒家观念推荐给西方。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成功。我以为关于儒家其中有个悖论性的事情：假如回避不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压抑残忍的儒家的社会体制方面的规章制度和具体化了的社会实践（其中以迫害妇女、儿童和年轻人以及压制人性和自由最为有名），而仅仅抽象地推荐儒家的思想观念（如各种美德和理想），则儒家会显得十分平常，不足为奇（在西方也总能找到大同小异的观念）且空洞无力（比如说“孝”假如不与惟命是从和家族暴政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则失去特点，我们总不能说西方人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对父母的爱；“忠”假如不是愚忠，就失去特别的力量感，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人对政府和国家没有忠诚。等等）；假如要使儒家观念生动有力起来，则不得不在具体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中去说明，而这又同时暴露出儒家的各种罪恶使得儒家不值得被推荐。问题就在于，儒家的思想观念不是一种可以抽象成立的理论观念，它只有在与之配套的特定社会制度和实践中才能发挥出高度的精神性和道德意志力量，就必须在存理去欲、克己守礼、对父对夫惟命是从、崇古贬今和反对革新等等具体行为中体现忍辱负重的道德境界。如果没有这些实践表现，儒家理论就表达不出来，就几乎失去所指。我们不能超出儒家的实践去理解儒家思想，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来就是儒家的根本要求。要把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体制与儒家观念进行很好配对恐怕不大容易。通过这个例子，我决不是想贬低儒家——每种可能生活都有它的道理，所以儒家观念决非没有它的道理——而只是想强调在利用古代资源来创造新的生活时必须重视这种创造在技术方面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如果一种思想或观念能够成为通用的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的（local），那么它就必须超越特定情景（context）而发展成为在各种情景下有效的观念，或者按照传播理论的说法，它必须由一种受特定限制着的“高语境”（therestrictedhighcontext）走向说清道明了的“低语境”（theelaboratedlowcontext）。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化都在试图以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表达自身，尽管西方文化仍然具有霸权，但各种文化对自身的自觉表述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不合作毫无疑问是在试图削弱西方霸权。文化对抗或者像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也许会是个持续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不是好事。如何理解和接受他者，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然而，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含义，单就其知识论含义来说，也存在着很大困难。
当需要充分地和准确地理解某种文化中的某个观念，就确实需要建立一种情景化的（contextualized）理解，如格尔兹（geertz）所提倡的“浓描”（thickdescription）和“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情景化理解有利于纠正对他者文化的曲解，但同时也多少意味着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几乎变成了一项完成不了的任务，因为如果要真正彻底准确理解他者文化，就必须理解它的所有文化语法和重要细节，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样，要理解一个做法，就不得不理解整个游戏或整个生活形式。这项工作不仅过于繁重，事实上做不来，我们不知道多“浓”才算“浓描”。比如说，如果不是彻底的描述，那么就总有理由批评它不够“浓”。但是我们又知道彻底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可操作性上说，我们只能适可而止，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什么是需要浓描的。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钻知识论的牛角尖去证明“浓描”其实既烦琐又总也不够充分，然而，确实应该指出，无论什么样的描述，浅描或浓描，以自己眼光为准或以他者眼光为准的描述，主观的或客观的描述，都不是知识的真实的和充分的条件，都只是单方面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文知识事实上只能而且必须在对话中形成，它是对话各方在互相诱导中形成的被共同认可的话语和观念，单方面的描述或者说独白终究是无效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发展一种更加逼真的描述，而在于发展一种更可接受的、更亲和的、更友好的解释。人文知识寻找的首先不是真理，而是互相有好处的观念，即互惠知识。
也许这里需要解释。我不打算说人文知识与真理无关，那样未免哗众取宠，但我试图论证说，对于人文知识来说，真理是第二位的，更准确地说，真理是以可接受的观念为前提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人类生活一定需要合作，因此，要做成事情就一定需要共同可接受的观念，反过来说，假如别人不接受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做不成事情，也就不再是真理。因此，我愿意说，人文知识总是事后真理（thetruthexpost），它从根本上缺乏经验或逻辑的必然性，这一点决定了人文知识以互相认可为第一条件。从休谟以来我们已经知道tobe推不出oughttobe，考虑到人文知识的情况，似乎不得不说，ought
tobe甚至是tobe的一个条件，至少oughttobe是先行被考虑的。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伦理和政治问题在当下哲学中发展成为核心问题，而且同时与法学、人类学、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等方面的多种问题发生着密切联系而构成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问题组。不过，必须注意到其中问题的复杂层次，比如说，伦理问题很可能并没有一个伦理学的解决，当然也不一定，我们终究还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知识论来重新发现问题的症结，然后再判断。
如果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并且能够构成互惠知识（reciprocalknowledge），显然还是需要一种通用的“共同理解”（commonunderstanding）。在这里，我把“共同理解”看作是一种弱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或者说是在形成共同知识时所需要的一种共同的理解方式。这种共同理解或共同知识可以源于各种文化，但一定被普遍化为共享的理解和知识，从而不再特殊地属于某种文化。这种共同理解方式当然没有逻辑和数学的那种必然性，而只是各种文化群体都可以接受的。即使这样，事情仍然非常危险，因为各种文化群体最乐意接受的当然是与自己价值观相符合的东西，而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恰恰是文化间差异最大的东西，即使能够找出某些共同之处，也难免貌合神离而且为数不多。现代版的人权体系可能是目前相对而言最成功的一套共同观念，但在它的被普遍认可的表面背后却实际上缺乏充分的共同理解，因此人权体系只不过是仅仅字面上的共同认可而远远没有达到概念上的共同认可。可见共识是多么的难。
建立共同理解或者互惠知识的困难在于目前的通用理解方式是西方的，因此难以理解丰富的世界。既然世界是各种文化组成的，那么理解世界的通用方式也必须由各种文化的视界（horizons）在对话和合作中创造出来，借用嘎达默尔（gadamer）的话说则是视界融合（fusionofhorisons），不过不仅要历史地视界融合，而且更要地理上的视界融合。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要在各种文化的对话/合作中创造出来的共同理解决不是各种文化的某种组合形式，而恰恰是能够有效保证“各种文化的对话/合作”的一个对话体制，它使得各种文化容易互相理解和互相接受。显然，为了使文化间的对话充分有效率，或者说使对话能力最大化（maximizingofdialogue），就需要使这个对话体制包含有最大差距的、不能互相还原的（irreducible）多种世界/生活观，也就是不同的哲学观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进入世界通用思想体系从而参与重新建立一种更丰富的共同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正如franciosjullien所指出的——中国哲学正是与西方哲学的视界完全不同的、完全独立的、有着最大差距的哲学。
事实上，西方要接受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平等的视界和思想资源是不容易的，同样，其它文化也会对西方文化进行抵制。在今天，一些地方文化有着文化保护主义的倾向，甚至有着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尽管其中有着政治原因和其他利益问题，但这种倾向从长期来看其实对人对己都是不利的。很明显：假如你宣称你有你的先知，那么我也可以有我的先知，而即使各种来路不同的先知居然有一些异口同声所见略同的东西，一种先知总会不同意另一种先知，终究是很难合作的。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先知，都难免发展为欺骗，因为它们都是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平白无故地相信某种东西。在这里请允许稍稍离题地讨论关于先知的问题：先知主要是个西方知识论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属于希伯来传统的问题。可以说，如果承认知识存在着知识论的局限，即世界终究不能真的“看”清楚，那么就需要去“听”先知的话。这是宗教的思想基础。有趣的是，中国有着另一种“听”的传统，即要
求“闻道”，它不是宗教的基础而是哲学基础，它要“听”的是先师或圣人。如果说先知能够通神而后向人们传达一些必须相信的道理，那么圣人则要谦虚得多，圣人只是在人间世界中体会出道理然后去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于是听圣人与听先知有个根本区别，大概可以表达为：听先知意味着“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先知告诉我们必须追求某种东西s”；而听圣人意味着“我们知道要的是某种东西s但不知道获得s的方法m，圣人告诉我们m”。
关于先知这个问题的讨论并非与这里的主题完全无关，我想说明的是，一种方法论比一种价值观更适合于普遍化。当然，作为特定的思想技艺的方法并不像逻辑那样具有普遍必然的力量，但它意味着某种并非必取然而可取的思想和实践策略，因此虽不必然但却能够普遍。理由很简单：多拥有一些有效的思想和实践策略并没有坏处。而这正是交往的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哲学从西方哲学那里的确学到许多方法，例如苏格拉底式的观念辨证法、怀疑论方法（希腊的、笛卡儿的，休谟的）、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进入中国哲学并没有坏处。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能够整理出一些中国哲学的可普遍化的方法使之进入世界哲学也肯定没有坏处。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推荐的方法一定要是可以普遍化理解的方法，而不能够是那些只能私人领会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中国哲学往往推荐错了一些据说是要通过私人觉悟的特别高境界的东西——假如那种高境界不能够被分享，那你说给谁听呢？这样就变成对交往的破坏。
交往或对话是当下知识和文化的核心问题，但也是一个具有悖论性的或辨证的难题，它不仅涉及政治甚至经济利益，它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问题。显然，文化和人文知识体系意味着一种力量，尽管它并不是直接的对身体的管理制度或物质权力，但却是对心灵的诱惑性或控制性魅力，因此它成为可争夺的利益和资源。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语言问题，为了有效交往就需要一种通用语言，目前充当这种语言的是英语，它在交往过程中给非英语文化造成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语言问题典型地表现了交往问题的悖论性质：总有某些东西是交往所必需的，但它同时又是对交往的损害。
3．以对话为条件的共同的哲学问题
在今天，我们的两种做哲学的方式可能不再正确：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做法。正如前面我试图论证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自己的问题体系以及形成这种问题体系的必然性，但是由于现代中国的制度化层面和社会生活形式已经西化，并且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已经形成断裂，因此中国传统问题体系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格格不入的，它属于古代的地方知识而不是现在的地方知识，更不是能够普遍化的知识；另一种同样不正确的做法是按照西方哲学问题体系的哲学做法。西方哲学在解释当下世界的新问题时似乎已经失去原来的开拓精神和力量，一方面是经典的主流思想变得非常意识形态化，人权理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等都是如此，而且许多非经典的另类思想也已经通过多元化的借口和假借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而获得主流化的资格，它们事实上也已经主流化并且同样意识形态化，如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批判等；另一方面，仍然属于另类的非主流的思想则表现为消极的、反讽的、边缘的后现代态度。也许西方思想仍然将是最强大的一种知识体系，但无论如何，它并不像原来被想象的那样是科学般的唯一的普遍真理体系，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和知识，而去替别人生产关于别人的知识。如果说我们的知识生产包括对别人的知识，那么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但如果表现为按照别人的利益、价值和需要去进行知识生产，则是需要做出解释的行为，比如说按照西方的利益来讨论人权理论和全球伦理，或者鼓吹西方的先知和宗教之类。
现在我们似乎应该能够看清楚，由现代哲学所强化了的“抽象人与整个世界”这个知识论关系可能不够表达知识问题（它假定的mind,ego和cogito是个抽象的主体，在实践意义上相当于单一个人；同时，世界也表现为具有同样规律的对象。于是，根据这种一个抽象人对世界的描述关系，哲学自然就主要关心诸如普遍必然知识、先天范畴、先验论证、普遍语义等问题）。这种“人和世界”的知识论关于抽象人的形而上学假定是非常可疑的，事实上只要反思一下就会发现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抽象的心灵是什么样的，如果一定要去想象，也只能发现一个逻辑的心，而这和实际上的人相去甚远。类似地，对象、事物、语言和行为等也都在抽象的、非个性化的方式中被想象。可以说，现代哲学/知识论对真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它只是对构造一个有最多逻辑优点的论点感兴趣，而不管那个有着突出的理论优点的观念是否有意义。即使那个有着最多逻辑优点的论点如此普遍有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例如关于“单身汉就是光棍”之类命题的意义和所指的逻辑和语义分析（分析哲学曾经对此类东西非常感兴趣），也不一定就特别重要。事实上并非所有普遍必然的命题在所有世界中都同样重要——尽管可以同样为真——而在现实世界中很有可能是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更古怪的是，有时有的论点，在现实世界里不真，甚至在大多数可能世界都假的论点，然而却因为构造了某种理想的状况，也有可能被认为在理论上很成功，如罗尔斯（rawls）的无知之幕的有名假设，这种假设根本没有用，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使万一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也不一定会非常理性地考虑明哲保身的问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无知者无畏甚至应该是个更合理的假设；而且如果人们会非常理性地思考与他人的关系，这恰恰是因为有充分或很多知识，所谓知己知彼，才更会有理性。无知却理性，这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这种理想状态的假设加上逻辑分析的知识生产方式甚至影响到社会科学各种学科，例如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虽然不能算错（在进行经济思考时，人们至少是“愿意理性的”），但实践意义却不大，很显然，只有在具备关于一个事情的充分知识/信息的条件下，理性思考才是最有利的，相反，如果非常缺乏知识/信息，这种有明显局限的理性思考恰恰可能被局限在全都是错误选择的思考范围内，因此失去了任何正确选择的机会，反而不如非理性的碰运气或冒险。实际情况中的人的信息和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理想状态，比如说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及其明显可见的纳什均衡，实际上并不很多见。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都太依赖理想化假设，因此与真实出入甚大。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反对理想化假设，知识生产很难避免理想化假设，因为如果没有理想化假设，信息就很难从混乱中脱身成为知识。
就现在所显示的知识状况和需要来看，知识论除了“人与世界”这样的基本维度，至少还必需“人与人”这个同样基本的维度，而这个维度的问题在过去往往被以为仅仅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这个错误既与长期以来深得人心的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法有关，也与人同此心的抽象人还原论有关。尽管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以来就已经确定了人文知识是在对话中被生产的，但这种对话仅仅被以为是在进行论证比赛，真理和逻辑被假定为外在的客观标准，因此，知识生产只不过是通过了“人和人”的关系，而没有取决于“人和人”的关系，这就是缺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知识并没有一个在“人和人”关系之外的客观标准，它的真与它的实践地被认可是一回事，所以，知识就是对话，他人就是真理标准。真理如果没有同时获得价值认同就不是真理。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中国哲学的一种根本意义：人总是要符合天的（天人合一），同时人又总是要表现为人的关系（仁）。
当下中国哲学的正确做法无论如何要从当下思想症结出发，在回答当下问题时再决定对于具体的问题需要利用什么资源（中国的或西方的）。这里所谓当下的哲学问题，是指关于共同事实的共同的思想性问题。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只有共同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因为那些共同问题涉及各种文化和国家的发展，因此它们必定要求在对话和交往的关系中被解释，关于这些问题的来自不同文化的思想选择都必须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资源。但是这里也必须特别注意一个事情：我们在强调关于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文化解释的重要性时，只能在思想层面上把不同的文化解释看作是开拓和丰富共同问题的思想资源，即不同的文化解释仅仅意味着关于一个问题在思想上的更多可能性，而要区别于在价值上的不同文化选择，否则对话将变成两点间最远的线而不是最短的线，同时，基于对话结构的人文知识也将变成破裂的对峙或者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那样将导致共同问题和共同知识体系的崩溃。很显然，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是事实，这些事实同时也就是需要对话和反思的事情，而不能被假定为预先免于审问的绝对价值，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对话。正如我们看到的，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文化（基督教和自由主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仍然是相当失败的。不但没有满足哈贝马斯所要求的交往标准和共同可理解的共识，而且甚至还没有建立起共同问题体系，当然更没有建立起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
一种有效的对话至少需要1）建立一个共同问题体系。共同问题可以被定义为：任何一种文化在寻求任何一种自身发展时都必需考虑的普遍有效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它们是在发展策略和技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任何属于特定价值观的问题都必须被认为是次要问题；2）在建立了共同问题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哈贝马斯的真实、真诚和正确的交往标准去谋求互相理解和共识，即达到知识论水平上的互相理解；3）最后创造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正如前面我们曾经讨论到的，如果只有知识论水平的互相理解或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化的言谈状况”（theidealspeechsituation）仍然缺乏实际意义，因为它仍然可能是一个言行不一的结果，就像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多元化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知识论水平上的或者言论上的互相理解，但同时有着不少于任何时候的实际冲突，以至于多元化变成了冲突的合理借口。因此，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是必需的，它意味着知识和利益的互惠成为可能。
在这个对话的时代，各种文化走到了一起互相反思，这一境况改变了哲学。人们发现，原来的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完全不同地被理解。这个情况和原来那种在同样理解方式内部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完全不同。既然世界总能够被不同地解释，那么任何一种解释本身都不是问题；进一步说，既然事情总可以有不同的做法，那么任何一种做法本身也不是问题。一种解释或一种做法如何可能被他人接受才是问题。于是哲学的重心只能由主体性（subjectivity）转向他者性（theother-ness），由心智（mind）转向心事（heart），由分析（analysis）转向对话（dialogue）。这样，哲学的问题体系也必定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原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真理、善、存在、心智、命题意义、经验和先验等失去了原来的分量，哲学的核心问题将表现为，假如我的看法没错的话，这样几个问题组：
1）交往和合作问题。这是重新解释知识的重要基础，就是说，知识论的各种问题都必须在“说和听”的关系中被解释，其中涉及，谁在说，说给谁听，谁在听，听谁的，能不能不说，能不能不听，等等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2）心事（heart）问题。这是重新理解生活问题的基础。过去哲学更多关注的是心智（mind），更多考虑的是认识能力、思维形式和理性决定。但是，关于心智的研究主要表达了我们对事物的思考能力，却很少表达我们对人的思考能力。因此，需要、欲望、愿望、理想、梦想、压抑、失望、放弃、情感、激情、依赖、信任、猜疑、嫉妒、羡慕、叛逆、迎合、同情、牺牲、忍受、虚荣等等问题都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些生理和心理的症状，相反，它们可能解释着行为和生活的本质，它们可能更能够解释价值观、道德选择和宗教。如果说心智为“物”立法，心事则显示“人”的互动。
3）权利/义务体系和制度问题。人类生活的秩序由各种制度来保证，而制度主要表达为对各种权利/义务的界定。为了最大化合作的效率和保证社会的正义、公正和所有人的利益，人类为越来越复杂的生活制定了越来越复杂的各种制度，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要充分和正确地表达出正义和公正这样的制度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在制度体系和作为制度解释的观念体系之间几乎永远存在着一种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紧张和不和。其中还存在着从法律、政治、经济到伦理问题的互相干涉。尽管制度试图表达普遍的理性选择，但实际上又不得不暗中考虑对谁更有利、准备牺牲谁、对什么事情更有利、准备牺牲什么事情等等并非普遍理性的、不太公正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制度背后的观念体系肯定存在着许多没有被充分解释或者被错误解释了的哲学问题。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4
在中华文明史上，人文地理本十分发达，既有一整套“体国经野”载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会纵横表里的实践操作，而历史实际中不由人意的客观呈现，更具琢磨价值。从理论上说，经过三皇五帝、夏商周以及秦汉的长期历史酝酿，在《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范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说，为在偌大一块地域中安排好庞大多民族聚居地——国家的空间秩序，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既树立了社会地理的“主义”，也解决了社会地理的“问题”。“主义”就是“九州”、“五服”、“移风”、“易俗”，这是“普天之下”；“问题”则是州、郡、县、乡、亭、里，这是“莫非王土”，这里的“王”就是地域或空间序列及其总体关系的人格化表达。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不同。“主义”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需要我们虚怀而勤恳考察的，当然是古代文明的人文“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封土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等等，它们代表文明的秩序。
中华文明史上的人文地理是社会秩序的地理，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社会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开边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当朝的人士拿出一套办法或说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或心理问题。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均为人文地理档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凭“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社会管理的意义。
还有许多非制度性的社会地理现象，比如教帮、商帮、匪帮、庙会、山香、市集之类的活动范围与方式，也涉及文明的时空秩序问题。
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从文明传播的视角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明传播、传承与发展的认识。比如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大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明与文化，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
在传统地理学中，对山水的宏观格局有系统认识，其最高意义是为人文大局规定永恒分野，《禹贡》“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也是一例，它们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出来的却是人文大局。“国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着民族之肌体的颠扑不破。历朝人士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其文明的可持续性也表现于此，也是中华文明的空间基础。
中国古代重水利，记叙河渠的书颇多，但书中天然河流与人工渠道并述，已经说明其本意重在社会水利而不是自然水文。司马迁“观”“望”过不少河渠湖水，他的感慨是“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水经注》无疑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地理著作，但绝不能忽视它的篇幅甚宏的人文内容，民生大问题寓于其中。研究古代科学史，对古人没有系统化的知识，我们可以把它们爬梳出来，系统整理，但最好不要轻率地称“学”。我们说历史科学要现代化，但千万不要以为把古人现代化一番就是历史研究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是我们，不是古人。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相遇；交谈；理解问题
跨文化语言交流是指在“跨文化相遇”(interculturalencounter)中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的交谈，谈话的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一方来说是母语，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外语，也可能对于双方来说，这种语言均不是自己的母语。本文只讨论一方是母语讲话人，另一方是外语讲话人的情况。双方对于交谈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和文化背景，因而在交谈中经常会出现理解问题。谈话是双方面的，理解达成与否取决于双方。本文试图阐述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从谈话双方出发对于理解问题的产生进行分析，说明双方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所采取的策略，提出语言理解是涉及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一、交谈中的理解问题
跨文化相遇指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不期而遇，在这种不期而遇的碰面中交谈的内容具有不可预见性，尤其对于讲外语的谈话者来说，他们无法预见会谈中可能碰到的词汇、语法等内容。因此，理解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在这种不可预见的跨文化的交谈中。在跨文化相遇中说话双方完全理解，交流与沟通顺利进行的情况不能被称之为问题，在此讨论的理解问题是指听话人在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时表现出来的听不懂(non－understanding)和误解(misunderstanding)的情况。
听不懂是听话人能听懂的话语有限或者完全听不懂，也有可能由于遇到突然的话题转换(topicswitch)导致听话人不知所措。
当说话者之间出现部分或完全的、暂时或长久的理解错觉时，误解就这样产生了。误解是母语讲话人和外语使用者对同一语言单位赋予了不同的意思。听话人对于所听内容得出了他觉得言之成理的一种意思，但事实上却不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听不懂或误解的理解问题时，双方的交流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当谈话一方或双方均发现交流中存在理解问题时，一方或双方可能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交流可能被继续进行了。有时，也可能由于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比如讲外语的说话人完全无法理解母语讲话人的话，交流被迫中断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对话双方均没有意识到交流中出现的误解，交流的思路没有被中断而是继续了下去。例如，在洗衣店讲法语的智利人berta询问窗帘的清洗问题，而母语是法语的店主回答她的是床罩的价格。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误解的存在，交流继续进行了。
区分听不懂和误解这两种情况并非易事。听不懂与误解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误解，它通常是讲外语的说话人对于自己听不懂的内容作了假想、主观臆测。
二、理解问题的产生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的理解问题可以归因于语言、会话原则以及文化的差异。
首先，理解问题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例如词汇层面。如果没有词汇基础，语言交流必然受阻，当然会出现理解问题。彼此语言不通、完全无法进行交流的情况没有讨论的意义。在此讨论的情况是交谈整体来说可以进行，只是因个别词汇造成的语言理解问题。比如，土耳其人mahmut。在荷兰应聘一家面包店工作时，对话一直十分顺利，但是当店主告诉他“必须先接受体检”(moetnoggekeurdworden)时，mahmut不知道“gekeurd”(检查)这个单词的意思，交流被暂时中断。当作为母语讲话人的店主给出“检查就是你要看医生，看内科医生”的释义之后，交流又继续进行了。
除了完全听不懂词汇带来的理解问题之外，还有因为误听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导致的误解。误听是误解的一种情况。这类问题的共同点是听话人对于一个或数个语音要素认知有偏差。如意大利人angelina在面试时把德语zuerst(第一件事)听成zuessen(吃饭)了。这是她自己假想的、猜测的。当听话人认为理解的内容是谈话内容的延续，比说话人实际表达的话语还要连贯时就有可能出现误听，听话人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母语讲话人会沿着的谈话思路作答。误听的产生常常是有其诱因的，比如，当母语讲话人的话语中有与前面话语有关联的要素(指称的、时间的或空间的等等)时，听话人可能会对所听到的话语产生误听。这些要素会给讲外语的听话人带来理解方面的错觉，由于不是完全能听懂，所以就凭借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联想、发挥地去理解了。另外，母语讲话人语速太快、讲话含混或发音不清也容易造成讲外语的听话人误听的情况。
语言的其他层面也会带来外语听话人在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内嵌句子等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省略的话语诸如使用代词、口语中的缩略式、弱读的元音等都会造成外语听话人一定的理解困难。
其次，语言交流背后隐藏着的比较模糊的会话原则也能带来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语用学家发现人们在交谈时遵循一定的会话原则，如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和礼貌原则(politenessprinciple)。在跨文化相遇中尤其以礼貌原则、人的面子问题所带来的理解问题具有普遍性。会话时的礼貌原则实质上就是谈话双方对于面子(face)问题的关注。面子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这种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positiveface)和负面子(negativeface)。正面子指我们需要被他人接受、喜欢。人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的认同，面子就体现了人对他人的需要。负面子指我们独立行使行为的权利，我们的行为不受到他人的胁迫等等。礼貌是人们有保全面子或自我公众形象的需要的意识。正礼貌(positivepoliteness)是要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被接受、重视和喜爱的自我形象。负礼貌(negativepoliteness)是要维护不受他人强加的意志影响，拥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自我形象。礼貌原则是我们在与他人进行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他人面子的关注，从礼貌的角度出发不威胁他人的面子，不让他人丢面子。同时，对于谈话的另一方来说，他也要关注我们的面子，即也要给我们面子，不让我们丢面子。
面子问题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相遇的理解问题中，说话双方有时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为了表现有礼貌而选择终止谈话。例如，智利人berta到了法国一家木材店，她想把家里的搁板加工成自己想要的尺寸，但是她听不懂木材店老板问她的有关尺寸的专业问题。由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听懂，她试图保住面子，没听懂却仍答非所问地说着自己想把这些搁板安装到墙壁上的想法。她的回答与店主的问话内容不一致，berta的停顿和迟疑将自己的理解问题暴露无遗。店主看到她尴尬地犹豫和沉默，为顾及她的面子，没有再问什么。berta很尴尬，担心再次出现听不懂的丢面子的情形，所以既不想重复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再问任何问题了。他们的交谈不了了之。
第三，从讲外语的谈话人角度来看，还要考虑作为非母语使用者，他的母语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相遇的影响，即文化因素在跨文化相遇中的作用。如摩洛哥人fatima在与负责住房问题的官员用荷兰语进行交谈时，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表现得很不合作。她沉默的原因是她觉得必须对自己不认识的政府官员讲自己的私生活，如一个房间里有几个孩子睡觉，对自己来说是侮辱。由于fatima的沉默，那位官员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交流受到了阻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这位官员如果认为fatima的外语语言能力是她无法回答的原因，相互的误会不会很深。但是，如果他从fatima前面的交流认定她有足够的外语语言能力回答他的问题，而她却保持沉默，那么他多半会认为这种行为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误会将会比较深。
从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产生理解问题的上述三个方面看，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会话原则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问题则比较难解决。下面讨论谈话双方在解决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时通常采用的策略。
三、理解问题的解决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出现理解问题，谈话双方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都不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外语谈话人通常采用以下四种策略。①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足以识别自己的理解问题，而且还不怕丢面子，他会采取积极有效的、能够表明自己理解问题的策略，如问“……的意思是什么”，采取向母语谈话对象寻求帮助的策略。②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有限而且很顾及自己的面子，可能会出现上文例子中berta在木材店里的情况，听不懂店主的问题，虽然知道理解问题已经出现却选择答非所问、掩饰问题的应答策略。③避开。谈话双方都会尽可能避开会使交流中断的语言问题，外语使用者在遇到此类理解问题时尤其经常运用这个策略。④不管外语语言能力如何，他都采取了观望、等着瞧的策略。先忽略理解问题，且听下文，期盼自己的问题在下文中自然而然被解决。另外，讲外语的说话人有时选择不表明问题或作出模糊、含混的反应，是因为他想让母语讲话人决定是否要进行协商以及采取何种策略。他也可能会因为想保住面子，害怕表明自己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存在的劣势，因而选择观望。①、②是两种极端的情况，最好的和最差的情形。视情况而定，第③和④种策略有时会有一定积极的效果。
母语谈话人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策略有以下三种。①积极且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语讲话人的理解问题。在理解问题出现时，首先要肩负起解决问题的重任，放弃最初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选择更能与讲外语的谈话人语言能力相配的语言，通过给出同义词或反义词的释义使交流继续。②观望。这个策略对语言能力或高或低的讲外语的谈话人都是有效的。③放弃。母语谈话人使用①、②种策略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时，只得选择放弃。母语讲话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是被动的，是视外语讲话人的情况而确定的策略。
四、理解：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在跨文化相遇中，虽然谈话双方进行的是语言的交流，但是在交流中传递的却不仅仅是语言的信息，还包括文化的信息。bremer认为：从理论上讲，形成语言理解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能造成理解问题。话语(utterance)本身以及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与听话人期待的语境是否一致等层面综合在一起形成的“力”(force)决定理解。语言理解的实现是多种要素的一个合力。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会出现理解问题，然而，由非常简单的原因造成的理解问题仍然是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不懂和误解等理解问题的背后常常有来自多个层面的多个原因。由于谈话双方在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语讲话人与母语讲话人之间的理解问题十分复杂。
跨文化相遇的理解是母语使用者与外语使用者对于谈话中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信息的表达和理解的动态选择。在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上，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拥有的唯一的自由是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还是保持沉默、中断或终止交谈。语言交流的双方要对“话语的产出和理解作出选择”，这里的选择涉及话语的各个层面，例如，选择语言形式、词汇、短语和语法等等。在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要对语言理解策略进行动态的选择，或直接提出问题，或观望或回避。
跨文化相遇中理解的达成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如果不了解谈话对象的语言文化的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彼此若了解对方的文化，交流便能避开谈话的禁区，或者即便出现了尴尬，觉得不快的一方也能体谅另一方并非是有意冒犯，只是两种文化对这一事物的诠释不同而已。
跨文化语言交流理解的达成还取决于谈话双方心智的正确选择。任何谈话都是在谈话双方依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意向和社会地位对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跨文化语言交流的双方在顾及文化差异的同时，更要顾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社会地位差异，选择恰当的语言、语气，以便达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理解。
综上所述，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动态选择不仅存在于语言理解形成的每个层面上，还存在于交流所涉及的语言以外的其他层面上。所有层面的选择，始终都是动态的。跨文化语言交流的理解是不断进行着的多层面的动态选择，只有谈话双方在各层面上所作的选择都是适当的才能规避理解问题，达成理解，使交流成功。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1篇6
问题设计一：
主问题：文中“精神虐杀的这一幕”具体指什么？
根据这一主问题，又设计了三个相关的小问题：
1.结合文中具体语句，说说文中的弟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2.根据课文内容，说说文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弟弟”与“我”进行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理解）
3.在课文教学的深化阶段，教师进一步追问：文中的“我”真是一个无情人吗？课文中的“情”表现在哪里？
问题设计二：
1.课文围绕风筝写了一件什么事？（做风筝，毁风筝。）追问：谁做风筝？谁毁风筝，怎么做的？“我”怎么毁的？
2.“我”毁坏的仅仅是风筝吗？追问：“我”为什么毁坏？（明确认为没出息。）真的没出息吗？（不是，因为“我”后来知道“我”错了，知道游戏是儿童天性，这是精神虐杀。）
3.“我”毁坏风筝做得对吗？（明确，不对，这是精神的虐杀。）追问虐杀了什么？谁是虐杀者？谁是被虐杀者？
4.知道不该毁坏风筝后，“我”已经很自责了，并想到要补救，为什么还要感到悲哀？“我”悲哀什么？
5.追问“我”为什么要补救？补救有机会吗？被虐杀的人怎么看待补救，从中你感受到了什么？（明确被虐杀者麻木，虐杀者清醒，人生的悲凉。）
两种不同的问题设计，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问题细碎泛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仿佛被老师牵牛鼻子般地“引君入瓮”，学得被动无力，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而后者则采用由一个主问题引发三个层层递进的小问题的方案，每个问题又都能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文本，从而实现教学目标。我被深深触动了，我知道要想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必须将课堂提问当作艺术去经营，让艺术性的课堂提问叩响教改之窗。以下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尝试。
一、立足文本，设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问题
庄子散文《庖丁解牛》中面对一头全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教学与之同理，抓住着眼于全篇的主问题，必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正如余映潮老师所讲，“主问题是阅读教学中立意高远的有质量的课堂教学问题，是深层次课堂活动的引爆点、牵引机和黏合剂，在教学中显现着以一当十的力量”。那么，怎样设计主问题，设计怎样的主问题呢？
1.设置探索性主问题，有效引导学生解读文本
主要问题的设计必须紧扣本课的教学目标，即把教学目标问题化，巧妙设计出探索性大问题。通过一两个探索性大问题来牵动课文与学生，学生思维才能被课文内容紧紧吸引。例如教授《藤野先生》一文，为了达成探究人物，把握明（藤野先生的性格品质）、暗（鲁迅的爱国情感）两条线索的教学目标，我设计了以下两个主问题：（1）藤野先生是位怎样的老师？（2）藤野先生为什么能如此关怀爱护一位“弱国”留学生？这两个问题由易而难、由表及里地牵动学生深入挖掘文本。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学生在深入思考后才会认识到是鲁迅的爱国情感吸引、感动了这位日本老师，之后更是会饶有兴趣地去探寻鲁迅爱国情感的具体体现，终究豁然开朗，原来这种情感体验在字字句句，不仅是看电影事件、匿名信事件、赏樱花事件，就连两处地名“日暮里”“水沪”也暗含此意，学生不禁赞叹鲁迅文章的高妙。教授《范进中举》一文，为了达成探究人物形象、把握主题的教学目标，我设计了层进式的三个主问题，即：（1）范进中举后谁变了？（2）他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些貌似平常的问题设置，正因是经过了教师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以势必会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再如教授《我的母亲》，为了达成把握人物形象的教学目标，我让学生找出能揭示母亲多重身份的语句，由此展开分析。学生们欢快顺利地通过分析文本得出结论：母亲是位严爱相济的母亲；母亲又是位宽容隐忍、仁慈温和的后母；母亲更是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的寡妇。
课堂教学中，若想有效地引导学生深入感悟文本，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充分拓展，需要教师根据教材特点，通盘考虑本节课的教学目标、重难点，巧妙设计出一节语文课的探索性问题。
2.设置品味性主问题，有效引导学生感悟语言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要“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品味作品中富有魅力的语言”等。要达成这一目标，核心就是“品味语言”。语文教学就是咬文嚼字、绞尽脑汁设计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挖掘品味课文中典范而精妙的语句，从语言细节去理解、分析、推敲、比较，学生对语言的领悟能力自然会随之提高。例如教授《我的叔叔于勒》一文，我设计了一个最简单但也许是最适合学生与文本的问题：“请找出能表现菲利普夫妇性格特点的语句，要求：（1）有感情朗读；（2）分析人物此时的心理。”学生通过对菲利普夫妇典型的语言、动作、神态甚至细节描写，感受到了他们的自私冷酷、唯利是图、爱慕虚荣，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学生的参与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而此前我的教学设计则是“结合文章说说菲利普夫妇是怎样的人”，学生的活动空间与兴趣相对小了很多。可见，不同的文章适合不同的问题设计，而品味语言则是语文教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再如教授《孔乙己》一文，要求学生找出交代孔乙己特殊身份的语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进而抓住“唯一”大做文章，孔乙己这个封建科举制度牺牲品的特殊形象跃然纸上。
3.设置矛盾性主问题，有效引导学生突破难点
学生对每篇文章的学习，不是一开始就感兴趣的。为此，教师应深入钻研教材，抓住突破口，有意给学生设置问题“障碍”，形成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冲突。当学生急于突破这些冲突时，也就意味着课文重难点的理解将要水到渠成。如《伟大的悲剧》一文，可让学生思考：题目中的“伟大”“悲剧”是什么意思？“伟大”与“悲剧”矛盾吗？这样提问，势必会激发学生对文本的兴趣，并急切地研读课文找答案。最后，当学生理解了“伟大”的含义时，也便掌握和理解了文本的主题思想。可见，教材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矛盾处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点睛之笔，抓住这些地方提问，不但能激起学生的探究愿望，而且能把课文理解得更透彻。
4.设置比较性问题，有效引导学生体会异同
通过比较分析，在相同之中找出不同之处。如《背影》和《我的母亲》都是表现亲情的，所不同的是《背影》的作者是怀着愧疚之情述说的，而《我的母亲》的作者则是带着一份崇敬之情来写的。先找到不同，再想想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提问，能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两篇课文表达的不同感情。同样可通过对不同内容的分析比较，找到它们的相同之处。《春》和《济南的冬天》分别描写了两个不同季节的景色，但文章有无相同之处？为什么会有相同之处？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能体会到两文的作者都流露出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5.设置体验性问题，有效引导学生丰富体验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要尊重学生与教师、作者间的差异，珍视每个学生独特的生活经历、感受与理解，巧妙设计出蕴含学生生活体验的问题，以便给学生搭建一座与作者对话的桥梁，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教授《敬业与乐业》时，可创设一个情境：假如你是梁启超，面对青年学生，你将如何发表演讲，告诉他们对待目前或将来的职业所应采取的态度。继而研习本文所提供的议论文的四种写法。教授《云南的歌会》时，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可问：“云南歌会和你通过电视或其他途径听过的演唱会、音乐会相比，有什么不同？”通过如此体验，便可把握云南歌会的特色，从而把握全文。课堂教学借助这些体验式的问题，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提高了对文本、对生活的感受力。
二、讲求实效，设置“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小问题
主问题能够一线串珠地带动课文的整体品读，能形成学生长时间、深层次的课堂学习活动。于是学生的读写说思成为了课堂的主要成分，气氛生动活泼。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关注主问题统摄下的小问题，它们也构成了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1.设置层进式小问题，化难为易
课堂提问必须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如果问题难度过大，就会导致学生思维滞塞，出现课堂冷场的尴尬局面，更达不到提问的目的。因此，对于一些难度大的问题，要降低难度去处理。例如教授《那树》，在提出主问题“那是一棵……的树”后，随即抛出两个层进式的小问题：（1）请找出描写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语句，并体会词语的妙处；（2）请划出描写人类砍伐树木的语句，说说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感情？通过这两个问题的设置，学生很容易理解本文的主题——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深层关系。再如讲授《沁园春·雪》时，如教师直接问“词的上阕写景与下阕评古论今有什么关系”，学生恐怕难以回答。此时可以根据学生情况，设计几个层进式的问题以降低难度：（1）词中上下阕的关系是由景及人，作者用哪个字概括他对历史英雄的评价？（2）作者为什么这样评论古人？（3）词中歌颂的是今天哪种人？（4）这首词的主旨句是什么，该做何理解？这样一问，可以使学生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步达到对难点的理解。
新《课标》揭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必须要有较强的调控能力，要运用一份智慧去把握课堂，照顾全局。当学生的思维大门已被打开，教师必须讲求追问艺术。例如教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最重要的品质——毫无民族偏见，往往是学生容易忽略的。于是，教师可追问：文中提到“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为什么用了一个“最”字？联系背景，学生会顿悟。问题提出后，学生启而不发时，不妨让学生重新回到文本，通过变换角度或降低难度来追加提问，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
2.设置开放式小问题，有效延展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水工环；问题；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P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110-0130-02
水工环是地质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的综合性学科。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能源的大量开发，社会能源消耗量的大幅度的增加，为社会经济提供能源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使得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存发展。因此，水工环的问题是关系民生，保障人民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对于水工环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水文地址学科、工程地质学科和环境地质学科3个方面的问题的研究，深入的探索分析，使其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健康发展相协调，从而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1水工环地质研究的发展现状
水文地质学科的研究现状：
水文地质学科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深入，研究范围不断地扩大。水文地址学科的研究对象越发的广泛和丰富。传统意义上的水文地质学研究以地下水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地下水的情况进行检测和分析，以判定地下水的利用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深入，研究工作也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涉及了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而且不断地有新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技术开发出来，促进了水文地质学科的不断发展进步。
1.2工程地质学科的研究现状
工程地质学科自从地质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发展迅速，已经具有了自身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学科内容。工程地质学科为工程地质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我国工程建设的发展步伐。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除了从实践中获得了大量的经验，而且还将国外先进的工程地质理论知识加以引进，结合我国时机的工程地质状况，建立了适合我国工程地质情况的新理论。
1.3环境地质学科研究现状
过度的能源开发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全球的自然灾害不断增加，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环境保护工作成为了全球各国的重要主题之一，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治理污染，防治自然灾害是全球各国的重要任务。环境地质学科研究主要以环境质量的评估、环境综合治理、自然灾害的预测和防治为基本工作，为国家的整体规划和环境保护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家的环境问题的重视度的提高，环境地质工作成为地质学研究工作的重点，是现今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
2现今水工环中存在的问题
2.1思想观念落后
从现今水工环的研究工作来看，工作人员对水工环的内涵认识不够，没有充分的意识到水工环地质问题的重要性，思想认识和社会发展脱节，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工作模式大多流于形式，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单方面的追求经济效益的研究，只着眼于当前的社会需要，忽视了对社会发展的方向分析，从而使研究工作不能满足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2.2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在水工环地质研究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工作人员技术落后、工作态度不积极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作人员的总体素质不高，在研究工作中存在观念落后，认识不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只顾眼前利益的状况。
2.3研究成果不能落实
在水工环研究的工作中，很多研究成果在研究出来后没能得到及时的落实，这就使得研究成果不能真正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只有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够真正的将科研工作的作用有效的发挥出来。
2.4缺乏科学完善的工作管理制度
现有的水工环有关部门的工作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和缺陷，各种规章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制度沦为了一纸空文，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工作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和健全。
3水工环问题的防治对策
3.1水文地质问题的防治对策
社会用水量的增加和水质的不断恶化，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威胁，地下水平衡被破坏，使得水文地质问题层出不穷。为了保证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水文地址问题做好防治工作势在必行。对于严重缺水的地区，为了保证人民的正常生活用水，必须对地下水的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的勘察和检测，对富水区的范围圈出。对地下水资源进行科学的计算和评价，对开发利用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对地下水开发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预测。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做好规划，在开放过程中随时进行地下水的监控工作，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适量开采，防止开发过度。
3.2工程地质问题的防治对策
工程地质问题比较复杂，隐蔽性强而且危害性大。地质灾害关系重大，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对工程建设有重要的影响。要做好工程地质问题的防治工作首先要做好地质勘探的工作。对地质构造、地壳的稳定性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对地质的地形地貌、地质分布、地层岩体构造和发育程度、岩体成因、时代和空间分布等工程地质特征做好勘探和检测工作，对工程地质稳定性做出结论。以防治结合为基本原则，根据工程地质问题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有效的防治。
3.3环境地质问题的防治对策
在进行环境地质问题的防治时要首先明确自然地质作用与人类工程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对工程开发的前景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为区域环境的质量进行评价并对环境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重点地区要着重加以保护。重视对开发地区环境的监控，做好环境质量的控制工作，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预警，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对环境保护或者治理。环境地质问题以保护预防为基本原则，促进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4结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同时也加大了资源的消耗，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要良好的解决水工环中存在的问题，就要从三方面着手，把握问题重点，处理好水工环同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协调，共同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8
关键词：跨文化；相遇；交谈；理解问题
跨文化语言交流是指在“跨文化相遇”(interculturalencounter)中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的交谈，谈话的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一方来说是母语，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外语，也可能对于双方来说，这种语言均不是自己的母语。本文只讨论一方是母语讲话人，另一方是外语讲话人的情况。双方对于交谈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和文化背景，因而在交谈中经常会出现理解问题。谈话是双方面的，理解达成与否取决于双方。本文试图阐述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从谈话双方出发对于理解问题的产生进行分析，说明双方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所采取的策略，提出语言理解是涉及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一、交谈中的理解问题
跨文化相遇指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不期而遇，在这种不期而遇的碰面中交谈的内容具有不可预见性，尤其对于讲外语的谈话者来说，他们无法预见会谈中可能碰到的词汇、语法等内容。因此，理解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在这种不可预见的跨文化的交谈中。在跨文化相遇中说话双方完全理解，交流与沟通顺利进行的情况不能被称之为问题，在此讨论的理解问题是指听话人在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时表现出来的听不懂(non－understanding)和误解(misunderstanding)的情况。
听不懂是听话人能听懂的话语有限或者完全听不懂，也有可能由于遇到突然的话题转换(topicswitch)导致听话人不知所措。
当说话者之间出现部分或完全的、暂时或长久的理解错觉时，误解就这样产生了。误解是母语讲话人和外语使用者对同一语言单位赋予了不同的意思。听话人对于所听内容得出了他觉得言之成理的一种意思，但事实上却不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听不懂或误解的理解问题时，双方的交流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当谈话一方或双方均发现交流中存在理解问题时，一方或双方可能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交流可能被继续进行了。有时，也可能由于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比如讲外语的说话人完全无法理解母语讲话人的话，交流被迫中断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对话双方均没有意识到交流中出现的误解，交流的思路没有被中断而是继续了下去。例如，在洗衣店讲法语的智利人Berta询问窗帘的清洗问题，而母语是法语的店主回答她的是床罩的价格。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误解的存在，交流继续进行了。
区分听不懂和误解这两种情况并非易事。听不懂与误解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误解，它通常是讲外语的说话人对于自己听不懂的内容作了假想、主观臆测。
二、理解问题的产生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的理解问题可以归因于语言、会话原则以及文化的差异。
首先，理解问题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例如词汇层面。如果没有词汇基础，语言交流必然受阻，当然会出现理解问题。彼此语言不通、完全无法进行交流的情况没有讨论的意义。在此讨论的情况是交谈整体来说可以进行，只是因个别词汇造成的语言理解问题。比如，土耳其人Mahmut。在荷兰应聘一家面包店工作时，对话一直十分顺利，但是当店主告诉他“必须先接受体检”(moetnoggekeurdworden)时，Mahmut不知道“gekeurd”(检查)这个单词的意思，交流被暂时中断。当作为母语讲话人的店主给出“检查就是你要看医生，看内科医生”的释义之后，交流又继续进行了。
除了完全听不懂词汇带来的理解问题之外，还有因为误听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导致的误解。误听是误解的一种情况。这类问题的共同点是听话人对于一个或数个语音要素认知有偏差。如意大利人Angelina在面试时把德语zuerst(第一件事)听成zuessen(吃饭)了。这是她自己假想的、猜测的。当听话人认为理解的内容是谈话内容的延续，比说话人实际表达的话语还要连贯时就有可能出现误听，听话人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母语讲话人会沿着的谈话思路作答。误听的产生常常是有其诱因的，比如，当母语讲话人的话语中有与前面话语有关联的要素(指称的、时间的或空间的等等)时，听话人可能会对所听到的话语产生误听。这些要素会给讲外语的听话人带来理解方面的错觉，由于不是完全能听懂，所以就凭借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联想、发挥地去理解了。另外，母语讲话人语速太快、讲话含混或发音不清也容易造成讲外语的听话人误听的情况。
语言的其他层面也会带来外语听话人在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内嵌句子等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省略的话语诸如使用代词、口语中的缩略式、弱读的元音等都会造成外语听话人一定的理解困难。
其次，语言交流背后隐藏着的比较模糊的会话原则也能带来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语用学家发现人们在交谈时遵循一定的会话原则，如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和礼貌原则(politenessprinciple)。在跨文化相遇中尤其以礼貌原则、人的面子问题所带来的理解问题具有普遍性。会话时的礼貌原则实质上就是谈话双方对于面子(face)问题的关注。面子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这种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positiveface)和负面子(negativeface)。正面子指我们需要被他人接受、喜欢。人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的认同，面子就体现了人对他人的需要。负面子指我们独立行使行为的权利，我们的行为不受到他人的胁迫等等。礼貌是人们有保全面子或自我公众形象的需要的意识。正礼貌(positivepoliteness)是要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被接受、重视和喜爱的自我形象。负礼貌(negativepoliteness)是要维护不受他人强加的意志影响，拥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自我形象。礼貌原则是我们在与他人进行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他人面子的关注，从礼貌的角度出发不威胁他人的面子，不让他人丢面子。同时，对于谈话的另一方来说，他也要关注我们的面子，即也要给我们面子，不让我们丢面子。
面子问题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相遇的理解问题中，说话双方有时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为了表现有礼貌而选择终止谈话。例如，智利人Berta到了法国一家木材店，她想把家里的搁板加工成自己想要的尺寸，但是她听不懂木材店老板问她的有关尺寸的专业问题。由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听懂，她试图保住面子，没听懂却仍答非所问地说着自己想把这些搁板安装到墙壁上的想法。她的回答与店主的问话内容不一致，Berta的停顿和迟疑将自己的理解问题暴露无遗。店主看到她尴尬地犹豫和沉默，为顾及她的面子，没有再问什么。Berta很尴尬，担心再次出现听不懂的丢面子的情形，所以既不想重复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再问任何问题了。他们的交谈不了了之。
第三，从讲外语的谈话人角度来看，还要考虑作为非母语使用者，他的母语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相遇的影响，即文化因素在跨文化相遇中的作用。如摩洛哥人Fatima在与负责住房问题的官员用荷兰语进行交谈时，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表现得很不合作。她沉默的原因是她觉得必须对自己不认识的政府官员讲自己的私生活，如一个房间里有几个孩子睡觉，对自己来说是侮辱。由于Fatima的沉默，那位官员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交流受到了阻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这位官员如果认为Fatima的外语语言能力是她无法回答的原因，相互的误会不会很深。但是，如果他从Fatima前面的交流认定她有足够的外语语言能力回答他的问题，而她却保持沉默，那么他多半会认为这种行为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误会将会比较深。
从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产生理解问题的上述三个方面看，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会话原则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问题则比较难解决。下面讨论谈话双方在解决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时通常采用的策略。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出现理解问题，谈话双方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都不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外语谈话人通常采用以下四种策略。①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足以识别自己的理解问题，而且还不怕丢面子，他会采取积极有效的、能够表明自己理解问题的策略，如问“……的意思是什么”，采取向母语谈话对象寻求帮助的策略。②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有限而且很顾及自己的面子，可能会出现上文例子中Berta在木材店里的情况，听不懂店主的问题，虽然知道理解问题已经出现却选择答非所问、掩饰问题的应答策略。③避开。谈话双方都会尽可能避开会使交流中断的语言问题，外语使用者在遇到此类理解问题时尤其经常运用这个策略。④不管外语语言能力如何，他都采取了观望、等着瞧的策略。先忽略理解问题，且听下文，期盼自己的问题在下文中自然而然被解决。另外，讲外语的说话人有时选择不表明问题或作出模糊、含混的反应，是因为他想让母语讲话人决定是否要进行协商以及采取何种策略。他也可能会因为想保住面子，害怕表明自己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存在的劣势，因而选择观望。①、②是两种极端的情况，最好的和最差的情形。视情况而定，第③和④种策略有时会有一定积极的效果。
母语谈话人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策略有以下三种。①积极且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语讲话人的理解问题。在理解问题出现时，首先要肩负起解决问题的重任，放弃最初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选择更能与讲外语的谈话人语言能力相配的语言，通过给出同义词或反义词的释义使交流继续。②观望。这个策略对语言能力或高或低的讲外语的谈话人都是有效的。③放弃。母语谈话人使用①、②种策略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时，只得选择放弃。母语讲话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是被动的，是视外语讲话人的情况而确定的策略。
四、理解：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在跨文化相遇中，虽然谈话双方进行的是语言的交流，但是在交流中传递的却不仅仅是语言的信息，还包括文化的信息。Bremer认为：从理论上讲，形成语言理解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能造成理解问题。话语(utterance)本身以及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与听话人期待的语境是否一致等层面综合在一起形成的“力”(force)决定理解。语言理解的实现是多种要素的一个合力。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会出现理解问题，然而，由非常简单的原因造成的理解问题仍然是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不懂和误解等理解问题的背后常常有来自多个层面的多个原因。由于谈话双方在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语讲话人与母语讲话人之间的理解问题十分复杂。
跨文化相遇的理解是母语使用者与外语使用者对于谈话中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信息的表达和理解的动态选择。在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上，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拥有的唯一的自由是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还是保持沉默、中断或终止交谈。语言交流的双方要对“话语的产出和理解作出选择”，这里的选择涉及话语的各个层面，例如，选择语言形式、词汇、短语和语法等等。在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要对语言理解策略进行动态的选择，或直接提出问题，或观望或回避。
跨文化相遇中理解的达成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如果不了解谈话对象的语言文化的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彼此若了解对方的文化，交流便能避开谈话的，或者即便出现了尴尬，觉得不快的一方也能体谅另一方并非是有意冒犯，只是两种文化对这一事物的诠释不同而已。
跨文化语言交流理解的达成还取决于谈话双方心智的正确选择。任何谈话都是在谈话双方依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意向和社会地位对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跨文化语言交流的双方在顾及文化差异的同时，更要顾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社会地位差异，选择恰当的语言、语气，以便达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理解。
综上所述，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动态选择不仅存在于语言理解形成的每个层面上，还存在于交流所涉及的语言以外的其他层面上。所有层面的选择，始终都是动态的。跨文化语言交流的理解是不断进行着的多层面的动态选择，只有谈话双方在各层面上所作的选择都是适当的才能规避理解问题，达成理解，使交流成功。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特色文化城市研究（12&ZD029）
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面对全球化语境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竞争的新格局，必须走一条社会治理能力全面创新的“社会精准治理”道路。这一治理模式和理论实践是针对中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短板问题”而提出的，在问题精准定位的前提下，推行精准管理、精准对策、精准扶贫和精准目标构成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本文拟就社会发展的“短板效应”提出针对性的解决之道，并通过对经济较发达地区建构“社会精准治理”范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中国整体现代化建设提供“社会精准治理”的经验和样本。
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精准治理”
一个好的政策，不能替代一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好政策。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存在区域差序化格局的社会体系，制定方针政策必须要具有分区域、分层次和分类型的针对性指导功能。“社会精准治理”就是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现状提出的一种可持续治理模式。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主体经济区大体上表现为省域范畴的运行体系，在不同省域范围内形成区域性的差异化社会结构，各省域之间不仅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水平和问题的差异，还存在着区域性社会治理能力、区域性发展政策和区域性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一些相对发达省域，特别是苏南“小康”和区域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社会多类型化的先发地区。从理论上讲，区域社会现代化过程必然以“自组织”的方式构成特定的社会治理类型，包括不同的政策模式、行为模式、文化模式、经济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和区域创新模式等有多种差异的社会类型。[1]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在区域性人口集聚与扩散、集中与分散、侵入与接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的演替过程中，形成了典型梯度化的区域社会发展体系。[2]通过区域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省域，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的落差越来越大，仍在深化的区域型“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增加较发达地区新的社会问题，也使得后发地区的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后发地区形成经济社会问题的“回波效应”――“区域性短板效应”，将成为影响中国整体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滞后力。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总结先发地区的成就和成功经验，直面现实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到阻滞社会再发展、区域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短板”，寻找那些不可避免且可能愈发严重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社会精准治理”，这也是实现十三五规划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发展方式比发展本身更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分析“短板效应”的视角而提出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其宗旨就是为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通过综合分析可以看到，北京、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可持续性优势”有着共同的特点。如国民总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的增长、新型产业和经济水平的新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地域生产力和人口结构的优化、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基层覆盖率较高等。但是，在这些辉煌的“发展共性”后面，还有很多显性化的社会“短板问题”，虽然不同地区“短板问题”的类型、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是，这些问题都直接构成了影响社会整体现代化发展的滞后因素。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分析，较发达区域的“短板问题”恰恰也具有普遍性，而我们要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短板问题”，首先应该从较发达地区开始。如此选择，除了因较发达地区现存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外，还因为较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具备了“精准治理”解决“社会短板问题”的能力。当下的关键是，能否在思想认识上先走一步，找到“社会短板”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而以“精准治理”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精准治理”是“现代性”建构意义上的概念，也是应对全球范围文明冲突挑战所提出的社会治理新理念。“社会精准治理”强调“以人为本”，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社会风险成本、社会运行成本和生活安全成本为主要内容;以提高人民福祉、推动社会和谐、建设民众幸福生活为终极目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寻找影响当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短板问题”;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有效性的、精准性的解决方案，实现对现阶段“社会短板问题”的彻底解决。目前，在国家社会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方面，“社会精准治理”作为一个社会治理范式，已经在顶层战略设计中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比如，2015年在贵州考查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3]这很短的一段文字用了10个“精准”字样，既显现“精准”这一新概念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价值与重要性，更显现当代中国高层对某些重要“社会短板问题”彻底治理的要求和迫切希望。
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精准”这一概念注入了很多新的内容与意涵，如时间精准管理、战略精准控制、产业精准定位、问题精准处置等。最典型的是美国在1990年代提出的“高级精准农业”的理论与战略模式[4]，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样板。近年来还有“精准医学”、“精准营销”等新思维、新概念和新方法的产生。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数据、网络+等广泛的应用，为“社会精准治理”提供了理论和技术前提。
任何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在某种意义都是对以往利益结构的再调整，必然衍生相关的社会问题。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存在的复杂性是空前的，既有全球共性问题也有地方性特殊问题，既有显性问题也有隐性问题，既有静态问题也有动态问题，既有传统结构性问题也有新产生的问题，等等。在这些共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对立统一中，找到关键性问题、关键性环节和关键性要素，是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当下，人们能够感受到的社会问题很多，如环境与空气污染问题、城乡贫困与就业问题、房地产价格与住宅公平问题、产业雷同与经济结构失调问题、政府管理错位与市场失灵问题等。诸如此类的“社会短板”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负面影响权重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管面对何种社会问题，必须明确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并加以分类，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终极原因、临时诱发原因等。全球范围的社会治理经验证明，只有做到及时发现关键性问题，及时把控关键性问题，及时找到关键问题的关键环节，及时解决关键性的核心问题，及时对问题进行“精准治理”，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从学理上看，中国社会存在典型的“结构性功能失调”，主要表现是那些特殊的“社会短板”，如贫困、失业、生存尊严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短板”在有些地方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还在恶化。对这些显性化的“社会短板”问题，仅仅用一般性的政策指导和一般性的号召方式来进行治理，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找到社会问题的“结构洞”――“短板问题”的关键所在，才有希望解决问题。如是，也可以这样说：“社会精准治理”就是要率先精准解决“弱势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体的需要及问题。[5]
在当代社会快速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各类要素处在一个多元高速整合和嬗变之中，社会处于多样态的“文化坠距”与“社会坠距”的“异质性”的文化矛盾之中，“文化转向”[6]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会让人们很难发现社会问题的本质。有学者言：社会“各个部分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变迁”。“文化一部分的迅速变迁必然要求其他相应的部分也随之变迁……工业的变迁必然要求教育体制的改变以适应工业的变迁。工业和教育是两个变量，如果工业首先变化，而教育跟着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工业就是自变量，而教育是因变量。”[7]社会各要素转型、变迁的速率不一致，必然产生某种社会失调和“社会紧张状况”[8]，进而引致多发性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基于如下假设，即社会系统由互相联系的成分组成……在两个或更多的组成部分互不相容的情形下，社会系统的均衡就被打破了。这可能会导致社会变迁”。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造成不相容，往往会出现“包括人口失衡、失范、某些稀缺形式、角色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价值冲突，以及地位痛苦等情形”[9]。社会系统中的“组成要素”不相容的问题，在现实中国社会中表现得纷繁而复杂，如果不能“精准地”找到问题的核心，并以“精准”的方式加以解决，相关问题会伴随社会的变迁而更加严重。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很多，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关键有四：其一，建构系统的“福民富民”执政责任理念。政府要有全新的社会治理服务创新意识，政府管理服务的目标就是为民众造福，没有其他。“社会精准治理”要求政府必须改变以往“报喜不报忧”、“一般号召”、只发“政策文件”不管结果的粗放式政绩管理体系和意识，建设以人民幸福为己任的“社会精准治理”责任体系。其二，建构有民众参与和社会整体文化认同的社会治理机制。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组织、企业组织和市民多方共同参与，让民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其三，建构智慧型“社会精准治理”创新体系。中国古语云：“圣人见于未萌。”[10]最先、最快、最准地发现社会问题，是社会“精准治理”的最低要求。要运用大数据、智能技术和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直接对社会问题进行精准化模型描述、精准化的数字系统分析和精确化的结果处理。其四，建构精密的组织体系和精准的目标管理模式。强调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精准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精准的，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方法是精准的，解决问题的预期目标结果是精准的。这些要求也是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加剧和频发的应对策略。
“短板效应”与“社会精准治理”
从国情、省情和区域性差异化及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来看，在不同区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是不同的。因此，“社会精准治理”必须从针对某一区域某一事件的治理开始，否则必然又回到以往笼统粗放的行政管理方式上而达不到彻底治理的效果。如江苏作为一个省域，苏南、苏北的经济差异非常大，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也有类型化的区别，苏北作为相对欠发达地区，长期影响着江苏整体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很多“社会短板问题”往往被政绩所掩盖，成为被遗忘的社会角落。因此，能否治理好关键性“短板”问题，不仅具有样板效应，而且还会在整体上影响区域现代化发展速度和质量。要明确指出的是，“社会短板问题”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和渊薮。
1.人的现代化――文化贫困与文盲群体问题
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现代人群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整体的教育水平。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1]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改变教育发展中的结构性缺失问题，使固化的社会阶层形成全新的流动模式。[12]根据相关年鉴资料整理，作为经济社会较发达的江苏，文盲总人口仍有近300万人。其中，徐州40万人、扬州18万人、淮安24万人、苏州24万人等，即使是高学历占比较高的南京文盲人口也超过21万人。一般说来，教育水平凹地必然也是经济贫困地区，相反亦然。截至2014年底，江苏共有18万低保户，总人数超过35万，贫困县多集中在苏北的丰县、睢宁、如东、灌南、滨海和泗洪等，这些贫困区县也都是低教育人口和文盲占比较高的地方。在江苏农业劳动力中，大学以上学历仅占0.53%。从对“短板问题”的“社会精准治理”来说，必须对低文化、低教育和文盲群体加以“精准治理”――脱盲脱贫。就江苏而言，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具体、彻底地解决300万文盲人口的教育问题，并着手在整体上改变农业劳动力低水平教育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改变劳动人口低教育现状、大幅度减少文盲群体数量、进行全面扫盲教育，属于“社会精准治理”范畴，也是贫困群体改变贫穷的必由之路。另外，文化贫困会衍生出连锁性的代际贫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必须纳入“社会精准治理”范畴，否则会形成“代际贫困”，进而转化为长期的社会问题。
2.社会认同――“深度老龄化”与“失独老人”问题
《礼记?礼运》篇提出“大同社会”的核心是“老有所养”，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10月1日的“国际老年人日”呼吁，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财政、法律和社会保护措施，使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摆脱贫穷，并确保他们享有尊严的、老有所为和健康的生活的权利”。江苏早在1986年就已经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出全国5个百分点。[13]但是，其关键性问题不是一般的养老问题，而是“深度老龄化”正在成为一个深化的社会问题。根据“六普”的数据，苏北某地级市户籍人口538.7万，其中常住人口仅480.0万，净流出人口58.7万，超过户籍人口的10%以上。2015年这一数据虽略有改变，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仍有70万人左右。一些乡镇作为人口流出地，“老无所养”的空巢家庭和空巢村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县市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28%，是未来20年后的中国老龄化水平。“深度老龄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两代居老人家庭”问题，即60多岁老人养80多岁老人的现象。以南京为例，60岁以上“两代居老年人家庭”数量已经超过3500多户，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两代居老年人家庭”生活压力十分明显，不仅生活难度日益加大，而且因“空巢”期的延长，往往导致孤独、落寞、生活失重等“联动型社会危机”的发生，有的家庭甚至到了无以为计的程度，如果政府不加大扶持和治理力度，其家庭困难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是，人们通过“深度养老问题”的感受，容易对政府的社会服务管理、责任能力产生误会和负面评价，是社会整体文化认同的负面舆论“漩涡”和社会舆论导向的重要影响因子。解决此类问题是政府的直接责任，更是“社会精准治理”的具体内容。
与此相类似的是“失独家庭”问题。全国“失独家庭”已超过100万，江苏“失独家庭”49周岁以上有3万多人，全国每年还要新增“失独家庭”近8万个。这是一种“特殊型困难家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生活困境问题的产生有政府的政策性责任。[14]虽然全国各地均出台了针对“失独家庭”的优惠扶助政策，或给予保险或提高扶助待遇。[15]如上海的“失独家庭”特别扶助标准从150元/人/月，提高至500元/人/月;[16]北京为“失独老人”设专门养老院等。[17]但是，因为这类家庭生活困难程度高，丧子使整个家庭和老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生活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对现实和未来缺乏信心，甚至自甘放弃，也成为某种政策结果的生活“样板”。应该说，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负责任的照顾管理是制度优越性与否的具体体现。由于“失独家庭”与政府的政策具有极大关联性，所以对失独家庭的精准扶贫、精准服务管理、精准治理，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3.农民市民化――“空心村”的衰败与“村镇文化固化”问题
笔者对苏北某地的调查发现，很多传统村落房屋的空置率已经超过20%甚至更高，劳动力流出超过50%以上。某地级市城市化率是53%，但其中有50万城市居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群体（农村户口），加上外来务工的群体有23万人，两项数据给城市化拉升了几个百分点。从总体上说，欠发达地区还没有改变传统农村“小乱散”低效蔓延的现象，一些村镇本质上还被排除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之外。以苏北某县为例（2013年按新口径统计），城市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431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8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化系数为0.497，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结构特征还比较突出。[18]全县34万人有126个行政村，1195个自然村，“空心村”超过15%以上。相比较而言，苏州村落建设解决得比较好，保留自然村1380个，其中古村落14个，传统手工业村庄68个，其他村庄1298个。从总体上看，过度分散的村镇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的难点，也是贫困群体的产生地之一。笔者对湖北某县调研的发现更是十分惊人：110万人的县域有15个乡镇、500个行政村和9930个自然村，10户以下的自然村占40%，“空心村”超过15%以上。很明显，有些欠发达地区传统乡村的分散特性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因近年在城市里打工群体回老家建房潮流的兴起，呈再分散化的趋势。在此需要明确指出：当我们大谈中国城市化已经超过57%时，很多地方的传统乡村仍然在以传统的方式存在着。从省域比较看，山东省常住人口9789.43万人，自然村数量是8.6万个，“空心村”比例为20%～30%;江苏省常住人口达7960.06万人，自然村数量为13.9万个;若按10%的比例测算“空心村”数量，至少有1万多个。当然，这只是一种悲观的计算方法。“空心村”的存在使得大量闲置土地和宅基地难以有效盘活，形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整体现代化推进构成一种障碍型要素。落后衰败村落使农民无法形成集约型城市生活方式，超低度分散的农村社会，无法纳入现代城镇管理建设范畴，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短板”。“空心村”数量增长的问题，已经到了应该全面精准治理的时候了。城市里打工族返乡自建房在一些地方已经十分普遍，如果任其无序发展的话，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将会面临更大的阻力。[19]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运用大数据的统计和管理的方式，以县域为单位，将所有自然村、“空心村”纳入整体治理范围，构建“一减五强”的模式：“一减”指减少衰败型非传统村落的数量，建构集约型的城镇体系（合并没有古村落保护要求的“空心村”和自然村）。“五强”指强化中心镇、特色镇及县域城镇网络结构体系的建设;强化保护传统村镇空间肌理和乡村记忆;强化自然风貌管控与再造;强化村镇就业功能的打造和特色产业的建构;强化城镇新市民生活方式的建构。以充分就业和创业作为核心抓手，以“产城一体”为切入点，提升村镇发展的产业集聚和特色文化功能，构建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资源创新保护开发模式。与此同时，还应该把“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纳入“社会精准治理”范畴。就江苏而言，虽然在2014年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65.7%，但是，仍然有超过2500多万人生活在农村，农村还存在着庞大的落后的文化生态组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还没有真正现代化，落后的文化习俗还有滋生的土壤。如乡村低收入农民群体宗教信仰迷信化问题、基层组织的宗法化和宗族关系问题、乡村落后文化认同和“集体良知”缺乏问题，以及落后习俗的“文化蜕化”越来越严重等问题。
“化镇为市”“化传统农民为市民”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之一。中国有超过2亿多的流动人口，如何让人口流动“扎根”并转化为“新市民”，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社会精准治理”策略，制定专门的、精准的人口引导分流政策规划，从顶层设计中建构城市化与城市人口流动相适应的政策与措施。[20]我们应鼓励建设特色产业镇、“产业集群镇”，推进乡村城镇化、乡村城市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如广东的“特色城镇产业集群”模式、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浙江德清乡村城市生活方式化的“洋家乐”模式、江苏“高淳国际慢城”人口就地城市化模式及“网络+淘宝村模式”等，通过特色城镇建设，创造广泛的、多层次就业空间、人才（劳动力）流动和创业空间，精准推进城乡全域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统一缴纳制度，让更多的从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也能够享有城市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政策，提高该群体的购房置业能力。从“社会精准治理”要求看，还要提倡“村镇文化自觉”，重提农村的“文化新生活运动”，[21]不仅要祛除传统落后的文化习俗，更要通过具体的方式让“新市民”在更短的时间内融入城镇生活，同时加快“在地化”“新市民”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培育，建构契约型的市民社会，亦如马克思所论，创造“新的历史出发点”。
“社会精准治理”与现代风险社会控制
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政策调适功能往往因个体获取信息渠道、方式的复杂而显得越来越弱，在贫富差异越来越大的社会体系内，具有某种“被剥夺感”群体的“异质性”越来越强，在形成文化多元化、社会分层化的同时，既使得主流文化出现式微的趋势，也使得社会存在着某种对抗情绪与隐性危机机制，社会发展的不确定风险因素存在于各个领域。以往，针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果我们剥茧抽丝，直接关注治理与制度的建构关系问题，关注在制度体系下的“秩序机制”的社会自组织整合的话，那么“社会精准治理”就是在制度体系下，重构一种能够“预见未来”的新“秩序机制”。福柯提出的“治理”“意味着精心组织他人行动的可能领域，它是行动之上的行动，对他人行为的行为。……治理是批评态度（或反行为）的来源，它总是包括反对它的某种抵制，表达了不被治理或者至少不以这种方式被治理的意志。”[22]这种“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管理主导下的治理，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意义上，社会学经典理论的“治理性”在强调制度设置、权力调整的同时，也在关注制度的调适功能和行政体系的功能整合。[23]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既定的制度形态面对社会的高速转型和变迁时，都必须要注入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才能适应社会快速变迁的挑战。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在以往风险社会认知的基础上强调制度性建构的创新意义，而“社会精准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创新现代性的表达――新的“有机治理秩序”。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建立制度的本质和目的，除了强化机构与体制工作效率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建立使治理形成“极度有效的规避风险的模式”。然而，社会发展与变迁历史“双刃剑”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创造制度、预防和控制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制度本身崩溃的风险，[24]这一点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不胜枚举。如吉登斯所谓，社会存在着“本体性安全”的自主张，但也存在着社会机体的“存在性焦虑”;现代化在推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建构了“结构性矛盾”，必然出现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危机，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二律背反”的必然。对这种社会与制度型的“结构洞”所形成的“存在性焦虑”，重要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建构“制度文化自觉”，形成合理的制度型自我修复、整治和创新机制，而精准预测、精准发现、精准管理、精准操作、精准治理，是对制度性安全保障的一种有机补充。换言之，“社会精准治理模式”是可以改变一般意义上制度和体制上结构性天生缺陷的一种发展方式。
“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也是适应全球化文明冲突挑战的一种创新。[25]网络社会的发生和广泛应用，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陷入对高新技术的“全面依赖”过程，构成现代化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基本特质。在以高技术为主特征的社会范畴内，一旦发生某种事故、突发事件和其他社会问题，往往是传播速度快，社会知晓度高，影响范围广，破坏程度超乎想象，甚至会形成愈演愈烈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全球化发展使一些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经济、技术、军事和宗教等竞争、冲突方式、范围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且复杂，社会问题的演化结果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当我们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当我们的分析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热衷于大数据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现代技术提高了、手段增多了，可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却束手无策了！为什么？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社会治理过于粗放不无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存的社会问题虽然说是不可避免，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治理。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而马克思在更早时间里还这样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26]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但是，不言自明的是，社会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手段变化了，相应的社会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说：“我们就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能够剥夺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把这一过程说成是危机，这就暗含着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解决应使陷于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成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危机被看成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27]当我们在治理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设问：“系统整合持续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性要素是什么？显然，在学理上，我们要解决社会治理主体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找到社会系统能够“容忍问题”的限度和“结构洞”，发现“系统持续失调”的关键环节所在。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10
关键词：浅析；社科研究；社会责任；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226-02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有近50万人投身于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工作。然而，我国有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醉心于经院式的闭门造车的纯理论“学术”研究，其研究脱离现实，淡化对现实社会的自觉关注，弱化了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把握，不能从现实需要选取和锁定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改革实践的认识、预测、决策、咨询和指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人文社科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科的地位和作用，摒弃仅为个人的兴趣或名利而研究的心态，走出象牙之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直面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国家目标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社会，深入实践，深入群众，着力推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勇敢地担负起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应尽的社会责任。
一、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政治建设
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三权分离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科学地解决了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诸如此类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真是举不胜举，由此足见人文社科研究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经历过反，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即“两耳不闻窗外事”，尤其是对时事政治的敏感度较低。但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政府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回答。人文社科研究应逐步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社会需求开展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其亟需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有深度的回答、提出有决策咨询价值的解题方案，即便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也应该从思想、方法等角度对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努力成为政府部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近年来，从地方政府单位到中央各部委每年都会有各种人文社科类委托课题或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或以直接指定的方式交到广大人文社科研究者手中。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显现，政府的各类委托课题也与年俱增，有不少课题还打上了“应急”字样，这就要求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必须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关注时事政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从社会现实问题f_J发，从矛盾的根本点出发，深入观察问题的本质，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将国外的东西“生搬硬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社会调研，及时地上交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人文社科类咨询报告的采用率才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被弃之如敝屣。
尤其是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相关的委托课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无论自身理论的建构有多么的完美，也只能是些“精雕细琢的概念、术语、逻辑编织起来”的“虚拟世界”而无多少实用价值；当然也不能套用过时的理论，使用过时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无论那理论在那个时期有多完善，有多结合实际，也无法保证能完全适用于现时期；更不能大量移植、借鉴国外的理论，忽略、漠视本土文化，制造出英式、美式、日式、德式等几个方案来，已导致一些政策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无法指导当前当地实际操作的用于制定、改进、推广各类政策的参考，仅仅是纸上谈兵，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甚至可能起反效果，激发矛盾恶化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在对待政治问题是更应该注重务实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引领社会的精神导向，促进社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二、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不仅严重损害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某些国家甚至危及到他们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密切观察、深入研究。诚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那样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通过市场，形成消费者的物化需求，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所形成的思想与智慧，却能够转化为人们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某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志，最终有利于物化的消费产品的形成，它往往对经济建设起着比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涉及和影响人们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以其所包含的“应用经济”为例，就分为“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25个学科，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如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再就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科学等社会科学，这就要求人文社科研究从这些实际出发，以实践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命题和研究方向，运用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模型模拟、综合集成、对比分析、系统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合理地规划，科学的管理，包括优势产业的认证，特色经济的挖掘，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社科研究周密详尽科学的论证，经济建设缺乏清晰的思路，很可能会导致盲目开发、重复建设、该扶持的未扶持、该投入的未投入，即使是一些原本很有特色很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管理和扶持也在零敲碎打中未成规模，像这类无重点无特色的经济建设必定会最终导致无经济效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都会转化为生产力，并非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能推进社会的经济建设，社科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进步与发
展有促进作用，取决于研究课题是否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也有不少人文社科研究，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研究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不少研究者只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填补了某项空白”，是否得到了国家、省部级的奖励，是否对评聘技术职务有帮助，为研究而研究，至于发表出来的成果是否被运用到实践中，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研究者就不再关心。在当今大力倡导科研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势下，我们人文社科研究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人文社科研究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也是人文社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三、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
纵观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辉煌使古希腊、古罗马走向了世界；莎士比亚作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近代以来的英国；我国的唐诗、宋词也是中华民族绽放在世界智慧园里的亮丽的奇葩，就连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2600多年的古巴比伦王国靠着当年刻在泥板上的那些历史、宗教、律法等等使它灿烂的文化至今都被人们传颂。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11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问题设计应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研读课标与教材，二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提炼学生预习中的提问，同时还要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生成性问题。由于教师问题的预设性和学生问题的不确定性，二者的纳入与整合需要教师较为精心的教学分析与准备，还需要教师重视和锻炼形成一定的教学机智。下面以人教版初中七年级《行道树》一课为例予以探讨“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问题设计”的教学模式。
一、问题设计
基于语文教学“问题中心”理念，能实行“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问题设计”的探索，将有利于挖掘学生的学习和思维潜力，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和质量。
创设问题首先就要求教师课前要认真钻研教材，解读文本、深入的领悟文本的内容，围绕课程标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精心设计问题。《行道树》一课的课程标准是“理解行道树——无私奉献者，获得痛苦为代价，是深沉的、神圣的，同时又是难以承受的”。本课教学重点应确定为“揣摩形象化而又深刻语言，体会奉献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快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要抓住这个重点来理顺问题设计的两条线索：一是学生方面，安排和引导学生依据已有的经验和认知水平确定设问内容，这是问题设计的原则。让学生在课前预习提问，将教学设计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基础上，有利于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但学生的课前提问会存在质量问题；二是需要教师选取与课标和教材要求比较密切的问题作为思维的航标，引导教学，并将学生的问题自然纳入教师的问题教学中。
二、以问题设计的特性来主导教学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学生的思维往往从问题开始，恰当的提出问题并巧妙的引导学生作答，是课堂教学的关键。好的问题不仅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顺利的带领学生走进文本，有效的引领学生走进学习的殿堂，而且能开启学生的思维，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发求知欲，为学生发现疑难问题、解决疑难问题提供桥梁。
（一）导向性原则：培养学生阅读文本、解析问题的能力
结合课文，用“我是一棵……的树，因为……”句式说话，明确行道树的生存环境。试想，仅就这一个问题，不足以促进学生多读多思理解“行道树”，所以要以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多种形式阅读课文在这基础上，明确：
我是一颗能承受痛苦的树，因为……
我是一棵无怨无悔的树，因为……
我是一颗不被别人理解的树，因为……
对学生的句式训练，学生顺着这些延伸性问题去思考、分析提炼不但很形象地得出行道树的生存环境——恶劣；生活处境——忧愁、孤独、寂寞；而且还能了解“行道树”的思想精神内涵——深沉、自豪、快乐。教师通过问题导向，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使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培养学生阅读文本、解析问题的能力。
（二）层次性原则：注重培养学生多角度，多层次思考问题的习惯
《行道树》一文作者张晓风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作品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呈现事与人之间的关系，甜美中不失条理；二是以小见大亦由杂乱中理出天地自然造物者的灵机与训诫。“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注重培养学生多角度、多层次思考的习惯，充分发挥学生是阅读的主体，对文章中心句的理解，则要求拓展学生思维。
问题1：如何理解“站在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
作为树，它们的家本来在“山上”，过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可是“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立在城市的飞尘里”，——“这无疑是一种堕落”，但是它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勇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选择——“这种命运事实上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选择了行道树的生命，就意味着奉献与牺牲，就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外在的和内心的。
由于学生存在个别差异，因此在问题设计上应照顾各个层次学生，巧设难度，让全班学生通过思考都能理解文本。这种选择是艰难的，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勇敢地接受它吧，生命的价值在于勇于接受命运的挑战。
问题2：如何理解“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惟有这种痛苦能把深沉给予我们。”。
立在城市的飞尘里，唯一的装饰“是一身抖不落的烟尘”；当整个城市都是“繁弦急管”时，当整个城市都是“红灯绿酒”时。两相对比，使行道树们付出却得不到人们认可的痛苦和孤独之感更加强烈。当整个城市喧嚣退尽，它们仍然在痛苦的煎熬中，“牙龈咬得酸痛”一直到天亮。因为它们知道：“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惟有这种痛苦能把深沉给予我们。”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生命的价值在承受痛苦与磨难中体现。痛苦是一种磨炼，更是一种考验。分步设问，采用递进的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3：如何理解“我是一列忧愁而快乐的树”。
“朝霞的彩旗冉冉升起”时，为城市迎接第一缕曙光；“或许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于污浊”，但它们“仍然固执地制造不被珍惜的清新”；当别人为它们成为行道树而大抱同情时，它们却了无遗憾地在春天“勤生绿叶”，在夏日“献出浓荫”，在冬天蓄积能量，等待来年春天的繁茂与葱茏。
行道树虽然饱受痛苦的煎熬，但它们知道，神圣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它们以无私奉献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生命的价值在于执著追求和无私奉献，奉献的过程是痛苦的，奉献的结果却是快乐的。
在这三个问题上，目标的实现是有层次的、坡度的。通过第一个问题的铺垫性分析，让学生的思维进入积极状态。学生顺藤摸瓜结合二、三问题掌握更多信息，在讨论中打开语言的闸门，多角度思考问题，个性得以张扬。行道树的痛苦成因？如何避免？文章中的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等等课堂生成性问题将引起学生课上、课下的思考与关注。
（三）开放性原则：珍视学生独特体验，培养学生个性发展
1.发现生活中的“行道树”。
要求：用一句话概述他们的动人事迹。
这是课堂上提出的生成的问题，是本课教学的又一认知取向：新课标重点强调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自主创新精神的培养。
2.《行道树》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之一在于奉献。如果你是一株小草，就奉献一丝绿色；如果你是一颗露珠，就滋润一朵鲜花；？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人文地理的问题范文篇12
摘要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浪潮中不断地提高着。度假型酒店已发展成为旅游行业中的一个不可或缺并无法被代替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着消费的不断发展，由此消费者需求也不断地提高。对于旅游业来说，消费者或者说是旅游者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旅行，而他们更侧重的是一个完全放松的自由享受空间。所以人们旅行娱乐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度假型酒店。但现下大多数酒店仍存在着员工流动性大，员工懈怠，忠诚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酒店管理中文化建设的不足甚至缺失，种种的不利因素致使中国度假型酒店的发展过程曲折缓慢。
关键词度假型酒店文化建设员工流动性饭店人力资源管理
度假型酒店之文化建设顾名思义是建设有文化内涵的酒店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的代名词。文化实力雄厚自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带动其他实力的迅猛增长。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一个组织的标准。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内涵，那么他的地位可想而知；相对而言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那么其发展也是可想而知的。当前，旅游业已经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行业，而其最基本的配套行业――度假型酒店也相应地成为一个热门的领域。所以，如何建设好度假型酒店文化建设不仅对于酒店行业是个很大的考验，对于旅游业也是值得思考的。
1.度假型酒店研究之文化建设的意义所在
时代的脚步正以飞一般的速度向前发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当今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这样飞速的风雨中站稳脚步，并能够从容不迫地不停向前成了所有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度假型酒店又称为度假村酒店。度假型酒店具有地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是源于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不同。同其它产业一样，度假型酒店的存在是应运而生的，它的出现和发展为人类更好的生活做出了贡献。而建设酒店文化是指酒店经过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逐渐摸索的并培育成的、占据其发展中主导地位的、并能被全体员工所认同和遵守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经营理念以及酒店人员等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具体的内容还应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多方面文化的综合体，还有处于主导地位的酒店精神文化。酒店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由酒店精神文化决定的，酒店的精神文化可以称得上是酒店企业的上层建筑。为了更好的适应这样急速发展的时代，管理者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度假型酒店的文化建设。若能使酒店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表面问题，酒店文化的发展就要深入人心，精神上就要拥有无穷的凝聚力。
2.度假型酒店研究之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在改革开放是我国旅游经济逐渐兴起并得以迅速的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至此，民以食为天，任何行业能够发展都离不开食，由此酒店业也就无疑成为支撑旅游经济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所以，相对应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酒店业也就随之急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在酒店业风风火火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妨害酒店发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源于酒店业其自身的一些性质造成的。比如，酒店业属于服务行业就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其中暂时无法改变，还有一些在酒店发展过程中管理等方面的不规范性等。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是酒店出现问题中较为严重和核心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历来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难解难分的令管理者为之头疼的问题。那么如何处理好人力资源的问题也就相应地成为解决度假村酒店文化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顾名思义就是人事管理调遣问题，以及处理有关人事方面的有关问题。若要使事业发展得好人是关键。不论是精英人才还是普通的劳动力都是企业发展中决不可缺少的基础。人就像一架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一样，没有它的存在机器将无法运行。所以，人力资源是一个企业要发展和发展好的最为关键的基础。但就目前我国大部分的酒店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现状来看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2.1员工流动性大
员工流动性大已经成为大多数酒店的惯例，许多酒店的许多员工都是极其具有流动性的。多则三五个月，少则两三个月酒店的服务人员就会更换一批，由于更换人员，人员对不同的酒店不同的环境其适应度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适应的时间相应地就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酒店的正常发展，由此为酒店的正常运作带来不必要的停滞，从而带来一些经济损失。凡事有果必有因，那么致使员工流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最最主要性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酒店的管理问题。而酒店的管理又是酒店文化建设的一个步骤，如何处理好酒店员工的流动性问题也就是如何发展好酒店文化建设的问题。员工的流失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当然有员工自身的问题，但更有酒店对员工的管理问题，其中后者是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
2.2员工懈怠
员工懈怠可以具体体现为工作不认真，态度不积极，或者对顾客服务态度不好等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又会促使酒店的运作能力下降；员工是酒店这个大机器运转中的小零件，小零件出了问题自然会影响到大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探究其根本原因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到酒店自身的文化管理建设上来。一个只知谋求眼前利益而完全忽视长远利益的组织是不会有人愿意为它卖命的，因为即使为它卖命，那么最终换来的也可能是一无所有。所以，在这样的管理文化氛围下很难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努力奋进性。所以，若想使员工竭尽全力地投入到酒店工作中去就要首先把酒店的管理文化建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