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人员规章制度范例(3篇)

家政服务人员规章制度范文

第一条为了促进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推动经济发展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逐步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促进就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发展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规范人才和劳动力市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完善就业服务、提供就业援助等措施，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

第五条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受歧视。

第六条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国务院建立全国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研究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推动全国的促进就业工作。国务院劳动保障部门具体负责全国的促进就业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促进就业工作的需要，建立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履行促进就业职责中，应当简化审核、登记等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为劳动者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提供便利。

第九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政策支持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因素考虑，统筹协调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

第十二条国家鼓励各类企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

第十三条国家发展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应当发挥投资和建设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增加就业机会。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环境，扩大就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适当的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第十六条国家建立并逐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依法确保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实现再就业。

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扶持失业人员再就业。

国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失业人员举办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当年吸纳符合法定条件的失业人员达到规定要求的企业，依法给予税收优惠。

第十八条国家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信贷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增加就业，对自主创业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小额信贷等扶持。

第十九条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逐步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促进和引导农村劳动者有序转移就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引导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在制定小城镇规划时，应当将本地区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作为重要内容。

第二十条国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鼓励区域协作，统筹协调不同地区就业的均衡增长。

第二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者就业、农村富余劳动者转移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妇女、残疾人、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鼓励社会各方面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活动，提高其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并依法给予扶持和帮助。

第二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和实施与非全日制等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等政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维护国家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可以制定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具体政策措施。

第三章规范市场秩序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和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进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就业。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市场信息制度。

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以及职业介绍机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以下统称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不得以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歧视劳动者。

第二十七条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禁止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发挥职业中介机构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加强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提高职业中介服务的质量。

第二十九条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诚实、守信、公平、公开的原则。

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中介机构招用人员，应当如实向职业中介机构提供岗位需求信息。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职业中介活动侵害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

（三）有一定数量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保障部门或者人事部门提出申请。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发给职业中介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经许可的职业中介机构，应当依法持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第三十一条国家对外商投资职业中介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职业中介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

（二）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三）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

（四）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三条企业成规模裁减人员，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对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对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第三十五条国家建立劳动力调查统计制度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开展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失业状况调查统计，并公布调查统计结果。

统计部门、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劳动力调查统计和失业登记统计时，用人单位和公民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调查统计所需要的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用人单位用工备案制度。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失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失业登记。

第四章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六条国家依法发展职业教育，鼓励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制定并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能力开发计划。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统筹协调，鼓励和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和再就业培训，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操作训练。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对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实行一定期限的职业培训，扶持和促进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第四十一条企业应当建立职工培训制度，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

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用于职工教育培训。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和使用，应当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接受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以及工会组织的监督。

第四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引导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增强其就业能力。

第四十三条国家鼓励劳动者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建立促进劳动者就业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对规定的职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四条从事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殊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应当经过专业技能培训。

第五章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各方面依法开展就业服务活动，加强对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中介服务的指导和监督，规范发展就业服务机构，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公共就业服务：

（一）政策法规咨询；

（二）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服务；

（三）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四）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服务；

（五）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解除劳动关系备案等事务；

（六）其他公共就业服务。

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职业中介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给予补贴。

第四十七条国家鼓励社会各界为公益性就业服务提供捐赠、资助。

第四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咨询指导、融资服务等方式，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

第四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就业与再就业援助制度，将就业援助与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五十条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困难人员。

第五十一条国家采取特别扶助措施促进残疾人就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件。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层就业援助服务工作，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重点帮助，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和公益性岗位援助。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岗位信息等服务。

第五十三条国家鼓励资源开采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产业，引导劳动者转移就业。

对因资源枯竭或者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造成就业困难人员集中的地区，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促进就业的目标责任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就业目标责任制的要求，对其所属的有关部门进行考核和监督。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就业目标责任制的要求，对下一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和监督。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就业工作情况，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五十六条审计机关、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促进就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七条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对本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或者信箱，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

第五十八条工会应当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促进就业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取缔；有违法所得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求职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用人单位、职业中介机构及其个人提供虚假信息，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以职业中介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以及职业中介机构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或者吊销职业中介许可证。

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企业未提取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或者侵占、挪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给予处分。

第八章附则

家政服务人员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公务员违法命令不服从合法性公平正义

一、公务员服从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中国古代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可以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个方面。“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践都应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这就是说，皇帝的意志就代表国家意志，所有大臣、官僚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封建君主的命令，而不论命令是合法还是违法。在这种权力至上的体制之中，下级仅仅是完成上级命令的工具和机器，并在后来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发挥到极至，军人、下级完全可以用“上级命令”为自身的错误行为开脱，由此引发不断重演的历史悲剧。

历经四年起草、十三易其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在2004年12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正式进入立法程序。人事部部长张柏林就公务员法草案向会议作的说明中指出，“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否则，将被视为违反纪律的行为受到行政处分。公务员法草案的这一规定，在第一次审议中就引发了常委们激烈的争论，并受到有关专家和媒体的广泛关注。【2】

我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确立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首长负责制。这个体制的重要特征是：建立起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责任明确，事权集中，以保证行动果断迅速，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这个行政领导体制虽然不同于军事领导体制，不要求下级像军人一样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但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仍然是这个体制的基本要求。在这一体制下，下级的执法行为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接受上级的领导，通过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去执行法律。这一管理体制成为公务员绝对服从最有力的基础和保障。

二、公务员不服从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公务员不服从是权利（相对于上级）与义务（服从法律、对人民利益负责）的综合体，具有保障人民利益、实现法治、体现公务良知、制止上级违法、防止权力滥用等多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2005年4月21日，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光宝在公务员法草案审议报告中吸收了常委委员、地方和专家的意见，认为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命令是公务员应当遵守的纪律，但草案的这一规定过于绝对，为了防止执行上级违法或者错误命令而对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公务员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执行明显违法或者错误的决定或者命令，公务员本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感。【2】

公务员是否有权不服从上级的违法命令涉及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公务员是否有权审查判断上级的命令？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如果否定了公务员对上级命令的审查判断权，那么，他无疑就无权不服从违法命令，但是“认为上司的命令是绝对的，不问曲直是非必须服从，这在现代化的、以自觉的人们为主体的组织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公务员对上级服从义务的理解上，必须以职务服从为依据，而在职务面前，公务员应当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任何一项国家权力的执行都离不开执行者的独立判断，行政权的执行也不例外。从最高行政首长到最低级别的公务员，其执行过程都包含对法律、法规、命令的判断以及对事实的判断两个方面。当然，下级公务员的主要职责不是通过判断从而对上级职务命令进行主动审查。因为，在一个健康和自足的行政体制内，上级的命令从理论上说应当是离宪法和法律更近的，是更趋于正确的，下级公务员没有必要去怀疑和审查，否则会影响行政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没有权利对上级命令进行独立判断。因为只有在对上级命令进行独立判断后，他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命令，更好地执行这一命令。同样地，也只有在对这一命令进行独立的判断后，他才能发现这一命令中存在的违法因素。法律赋予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对上级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赋予了公务员对上级命令乃至法律、法规的独立判断权。否定公务员对上级命令的独立判断权，实际上就是要求公务员对上级的任何决定都被动地服从。

为什么说公务员对上级的命令不能无条件服从呢？首先，在现代社会，公务员担任职务是为了服务于非个人的客观目的，即公共利益，而非服务或者“孝敬”某一个人，因而公务员体制中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不是专制体制中奴才与主子、孝敬与被孝敬、效忠与被效忠的人身依附关系。其次，公务员执行职务完全受规则的约束，即他的职责通常是由法律、法规或者说是社会的公共意志予以规定的，而不是上级的人格因素所能随意决定的。再次，整个公务员体制都是理性的，在这个体制中，任何官员只有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才有权下达具体的命令。最后，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是职务而非身份的服从。既然公务员担任职务的目的只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去服从和服务于他的上级，那么，对于上级背离公共利益的违法命令，他当然就有不予服从的权利。

一些发达国家实行公务员制度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我国的公务员立法可资借鉴。第一，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服从上级决定和命令的行政原则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政府决策的贯彻执行，也符合国际上公务员管理的通例和潮流。从大多数国家的公务员立法来看，有关公务员或者政府雇员的行政纪律要求，尤其是“服从义务”，可谓是立法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比如《德国公务员法》第55条规定，“公务员应该支持和协助上级领导人员，在不涉及他必须遵守的特别规章、规定的前提下，他有义务落实上级领导人员下达的工作安排并遵照执行他们的全面指示。”《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第98条规定，“公务员在履行其职务时，必须服从法令，并且忠实地服从上司在职务上的命令。”第二，在规定公务员的服从义务之外，应当同时赋予其必要的意见反映权或异议权，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及渠道。《德国公务员法》第56条规定，“如果公务员对上级的某项工作安排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应立即向直接领导反映情况，如果直接领导主张按工作安排执行，公务员可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如果此项工作安排再次得到肯定，则公务员必须按工作安排执行。按照上级工作安排付诸实施，当然无须承担违抗命令的责任，但是，如果实施结果导致多人蒙受伤害，也难脱其责。因此，公务员有责任要求上级领导下达有关肯定此项工作安排的书面批示。”《英国公务员管理法》在其附属的《公务员行为规范》第11条规定，“凡是公务员认为他或她被要求做事的方式：是违法的、不适宜的或不道德的；违反宪法规定或职业道德的；可能导致管理不善的；与该行为规范不相一致的其他情形，他或她应按照内阁部与执行机构制定的行为准则或部门指导原则中的适当程序进行汇报。”【3】

三、公务员不服从在我国《公务员法》中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0年4月27日通过，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公务员是否必须绝对执行上级决定或者命令的义务，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公务员法作了如下处理。首先，公务员法强调公务员之服从是在上级作出的决定或者命令合法的情况下应当履行的义务。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务员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第五十三条将原草案中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的规定，修改为：公务员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第二，公务员法增加了有关公务员如何对待错误及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规定。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这一规定，一般情形下，公务员应当也必须严格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但如果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公务员有权向上级提出意见；如果上级不采纳其意见，公务员仍应执行，事后如有权机关认定该决定或者命令确系错误时，负责执行的公务员不承担责任。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如刑讯逼供、做假账、走私等，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会对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的或者不可挽回的损失，公务员有权拒绝执行，并且不承担不服从的责任。相反，如果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仍予执行，无论其是否提出过改正的意见，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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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的公务员立法应当尽量做到全面而细化，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并帮助公务员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像“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这样的规定，应当明确判定标准，以防滥用。尽管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下列缺陷：①力度不够。仅仅是规定了不服从的建议权而不是不服从本身；②范围含糊。“错误”涵义模糊，难以包括所有违法、违背理性、违背良知与社会公德等情形；③责任不够。在某些情况下，上级的命令明显违法；④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悖。在将法官等司法官员包括公务员序列的情况下，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与法官层面的“司法独立”要求也相去甚远。

四、应该进行的立法改进与对于提高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法》关于“违法命令不执行”的条款将成为行政机关对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选择适用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但是我们仔细审视这一条款的规定就会发现在表述上并没有采用如国外有些国家那样明确的方式。如法国1983年的《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一般地位法》第28条就规定：“公务员不论地位高低，必须对规定的任务负责执行。他必须遵守上级的命令。如果上级的命令是明显地违法而且可能严重地危害公共利益时不在此限。”再如《埃及国家文职人员法》规定，每个工作人员应当做到：“在现行的法律、法令的范围内，准确、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意味着，凡是超越法律、法令范围的上级命令，公务员都有权不予服从。【5】我国《公务员法》以执行明显违法决定和命令公务员要承担责任的规定方式，以求客观上达到公务员不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目的。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似乎表明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如果不赋予公务员拒绝执行明显违法命令的权利，可能会对公共利益和和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严重破坏法律秩序，立法者因此受到社会的强大压力；如果直接赋予这一权利，似乎又对公务员审查命令合法性的能力持有怀疑，怕公务员会滥用这一权利而导致行政管理的难以进行，这从该条曲折的立法过程也能略见端倪。而且组织立法者对此条含义的说明也极为含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胡光宝在向十届人大15次会议所作的公务员法草案审议报告中也仅仅把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命令要承担法律责任解释为“以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感”。立法者意图的不明和法律语言的模糊必然造成法律执行的混乱。该条在执行中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公务员因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这也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要作这样的理解必须有一个充分的预设，就是公务员必须是充分的理性和正直的人。理性人最早是西方经济学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假定，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其行为的最大动力是利益的最大化。后来理性人的概念被引入其它社会科学领域，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动因。因为理性的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会一方面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而另一方面自己来承担法律责任，任由法律对自己作出一个否定性的评价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个理性的人在行动前必然会根据法律的规定预测自己行动的后果，并尽量避免作出法律所惩罚的行为。”【6】同时这个预设中的另一层意思是公务员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而且把维护法律所体现的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否则，既使是有法律责任的规定，也可能失去对于公务员的控制，因为公务员可能会为了私利而迎合上级机关的意图从而对法律诉求的正义视而不见。二是因条文没有授予公务员绝对拒绝执行违法命令的权利，当上级强令公务员执行时，公务员并没有完全充分的理由进行抗辩。如果法律直接授予公务员绝对不执行违法命令的权利，实际上就明确无误的赋予了公务员个人对于命令是否违法的判断权，如果公务员认为命令明显违法就可以直接不予执行。但是我国《公务员法》现有的规定由于语义比较模糊，上级机关可以借口公务员关于命令“明显违法”的判断不正确而强令公务员执行自己的命令，公务员实际上是没有法律理由进行抗辩的。既使上级机关认可自己的命令明显违法，如果仍然强令公务员执行，根据现有条款的规定，由于公务员没有绝对拒绝的权利，结果就可能是不得不冒着承担责任的风险去执行违法命令。而且责任总是事后的，而上级的压力总是事前的和现实的，和上级的关系会直接牵涉到公务员自身的升迁等诸多利益，因此公务员就有可能会为了迎合领导的意图而不得不牺牲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下，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仍然可能会对违法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法行使选择适用权，例二中王凯锋的悲剧因而也就并不能完全避免。

为避免条文规定模糊可能造成的适用混乱，借鉴国外的类似规定，可以有两种方式进行改进：一是像法国的规定那样，直接授予公务员对于违法命令的绝对不执行的权利。这样规定最大的优点是公务员可以排除上级机关的干扰独立的作出判断，只以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为行为的终极标准。缺点是公务员可能会因为自身法律素质不高、判断失误而错误的行使权利或滥用权利而导致行政管理秩序的混乱，使上级行政机关正确的命令也受到阻滞甚至无法实现。为了保证公务员审慎的行使这一权利，笔者认为可以配套的规定滥用权利的责任追究方式；二是可以借鉴德国的作法，采用相对不执行和绝对不执行相结合的方式。一般说来，相对不执行是指公务员怀疑命令违法时，可以向上级反映，若上级坚持命令并要求执行则公务员可以免责；绝对不执行是指当命令可能导致犯罪或侵害人身尊严时，则公务员可以直接拒绝执行。违法命令相对不执行和绝对不执行相结合可以从程序上保障违法命令的判断更具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公务员不执行违法命令权利的滥用，同时又为可导致犯罪或侵害人身尊严的违法命令设置了一道防火墙，防止在上级行政机关的强令下被执行的可能，彰显了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因此这种规定方式应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7】

再一个问题是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违法命令所包括的抽象命令中仅包括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不包括规章。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除了制定程序略有区别以外，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分别由各部委和有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追求最大化的今天，极易诱发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往往难以避免规章会成为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载体，再加上规章的制定程序相对简略、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度不够和对其进行监督的机制往往处于虚置状态等诸多原因，导致规章规范与高阶位法规范相冲突的现象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由于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于规章没有选择适用权，当其怀疑规章规范与高阶位法规范发生冲突时，只能寻求上级有权机关的裁决，但是上级有权机关有时会怠于做出裁决或者为了某种利益而故意不予裁决，那么这时行政机关与公务员既使明知规章不合法也只能适用。但是法院是可以对规章进行审查的，那么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就存在着一个落差，从而导致行政机关不得不承担败诉的责任，而公务员个人也可能要承担某些个人责任。而这些责任都是由规章制定机关转嫁而来的，因为规章制定机关才是违法的源头，既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曾向规章制定机关或上级机关提出过异议，规章制定机关或上级机关怠于作出规章违法的判断仍然不能使公务员免责。在国外有些国家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规范合法性审查的范围要广得多，如在德国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是可以对法规命令进行审查从而选择适用的。“公务员个人须对其活动的合法性负责，他的首要任务是根据一般法律规定解决有关优先问题，继而执行之。”“如上级拒绝作出决定而留给公务员自行处理（也许不能提供建议），那么公务员必须诚实地自行解决。”

笔者认为，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合法命令固然是一项法定义务。但是，一旦上级命令与法律相违背，公务员是否必须服从以及如何处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绝对服从或者说绝对不服从都是不可取的。公务员对于上级命令的服从与否，应当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即服从是原则，不服从是例外。这包括以下含义：⑴通常情况下，公务员对于上级的命令应当服从，这是工作得以正常进行、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⑵如果上级违法命令特别是涉及刑事犯罪的翕令，下级应当绝对不予服从。⑶如果对上级命令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下级公务员有陈述意见的权利，但只要不涉及犯罪的命令，如果命令紧急，下级的意见陈述不得影响其同时执行。⑷如果上级的命令不涉及明显的违法犯罪，下级在陈述意述后，应当在得到上级的书面说明后继续执行。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的层级过多，立法的规定相当原则以及行政管理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和对上级身份服从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任何一个上级的行政官员即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也实际上享有不小的权力，其所下达的命令，存在的违法几率是相当大的。因此，在国家公务员法中建立公务员对违法命令不予以服从的制度非常重要。这一制度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规定：①严格执行命令是原则，不执行是例外。这是贯彻首长负责制、保证行政管理统一和效率的需要。②公务员必须不服从的范围。应当确立如下标准：上级命令直接与法律相违背的；上级命令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的。像有关贪污贿赂、报复杀人的命令，公务员不得执行；对于不符合法定身份的上级发出的命令，公务员有权不服从；对于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上级命令，有权不执行；对超越法律规定权限的命令，公务员有权不予以执行。③不服从的方式。当公务员认为上级命令有明显违法的情况时，应当首先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并要求上级作出书面答复，以排除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来不及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必须是确信上级命令明显违法且将会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方可不服从该项违法命令，并且事后应当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倘若是因为错误判断情况未经上级批准而不执行命令，其后果应当由本人承担。但是，对于上级任何有关犯罪行为的命令，公务员可以不经请示而拒绝执行。

笔者以为，在国家公务员法正式确立公务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制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具有适当限制的不服从是稳定宪法制度的需要。罗尔斯在著名的《正义论》中论及公民的非暴力反抗时，有这样一个精彩的片断：“非暴力反抗是一种稳定宪法制度的手段，虽然按定义它是一种不合法行为。”但是，“具有适当限制和健全判断的非暴力反抗有助于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通过在忠于法律的范围内反对不正义，它被用来禁止对正义的偏离，并在偏离出现时纠正它们。”【8】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借用罗尔斯的这一论点，并提出，在国家的行政体制中，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具有适当限制的不予以服从，是稳定宪法制度的手段和需要。第二，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是正确执行命令的需要。第三，不执行违法命令是保障国家和社会和谐稳定、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条件之一。第四，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完全符合公民担任公职的初衷。为什么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做广大人民群众最忠实的公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而不是要单纯地服务于上级。既然如此，面对违法命令，公务员显然不应该去执行，而应站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勇敢地对违法命令说“不”！

综上所述，在公务员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后，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因其直面传统和弊端的勇气和勇于革新、善于创新而被载入中国立法史册，不仅明确了“公务员不服从”的法理基础，而且对不服从的范围、方式和法律责任作出了开创性的规定，尤为关键的还在于从立法技术上给不服从的公务员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救济。在此基础上，笔者期待着公务员法能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笔者也希望，在今后，“官本位”的色彩渐渐淡化，“法本位”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公务员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9】只有这样，公务员才能真正地为国家作贡献，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务员”！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二条。

【2】刘松山《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载《中国法学网》。

【3】胡健《公务员不服从的法理基础和实践应用》。

【4】参考《关于公务员服从的义务与责任》。

【5】参见刘松山著：《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6】参见李庆钧：《利益关系的法律控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7】〔德〕G．本特纳著，朱标译《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家政服务人员规章制度范文篇3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村（居）级民主自治建设，建立、健全“两委负总责，协会当骨干，依法建制度、群众作主人”的计划生育群众自治新机制，提高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村（居）实际，制定本村（居）《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

第二条：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全体村（居）民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积极参与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逐步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观念，建设“少生优生、富裕文明、健康幸福”的新家庭。

第三条：本《章程》是村（居）民实行计划生育的行为规范，凡户籍在本村的村民及居住在本村一个月以上的育龄人员，均应自觉遵守本章程。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四条：村（居）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负责全村（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成员由村（居）“两委”提名，经村（居）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村（居）党支部书记和村（居）委会主任为村（居）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本村（居）的计划生育工作受镇街以上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服务，并按时完成上级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五条：村（居）计划生育协会（以下简称村（居）计生协）在村（居）党支部的领导和村委会的指导下，依据《计划生育群众自治章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管理本村（居）计划生育事务。计划生育协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组成。理事会具体负责本《章程》的实施工作，承担本村育龄群众计划生育的教育、管理和服务职能。

第六条：理事会成员由“两委”提名，经村（居）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村（居）计生协秘书长由村（居）计生专干兼任，会员小组由村（居）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村（居）计生协秘书长负责村（居）计划生育日常工作，村（居）计生协会会员小组长协助村（居）计生协秘书长开展工作。

第七条：村（居）建立计划生育群众自治监督小组，其成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

第三章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村（居）民在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中的权利：

（一）有权参与村居委会《计划生育群众自治章程》、《计划生育群众自治公约》、《计划生育群众自治协议书》以及有关制度的制度和修改。

（二）有依法生育的权利。鼓励村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条例》规定经过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无生育能力的，符合《收养法》和《条例》规定，可以依法收养一个子女。

（三）有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

（四）有接受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服务的权利。

（五）有获得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服务的权利。

（六）有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审议本村（居）有关计划生育的重大决策，监督计划生育村（居）务公开，推选本村（居）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并对其工作情况进行评议，检举揭发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和事。

（七）有享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及本村（居）规定的各项优待和奖励的权利。

（八）村（居）民实行计划生育，其人身权、财产权有不受侵害的权利。

（九）对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和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有请求法律给予援助的权利。

（十）可以自愿加入计划生育协会。

（十一）享有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计划生育群众自治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村民在计划生育中的义务有：

（一）学习宣传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自觉觉履行计划生育义务和本《章程》。

（二）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接受计划生育管理。必须依法进行结婚登记。不得多生育或者婚外生育。不得违反《收养法》的规定非法收养孩子。

（三）夫妻双方有共同承担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四）有接受人口与计划生育知识教育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指导的义务。不得近亲结婚。育龄夫妻一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疾病的，禁止生育；已经怀孕的，必须终止妊娠。

（五）有及时落实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接受孕情、环情检查的义务。不得违反政策怀孕，发现后必须落实补救措施。

（六）流动人口有接受计划生育管理的义务。不得无证外出，外出一个月以上的育龄人员必须签订《计划生育协议书》和申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不得隐瞒结婚、怀孕、生育情况。

（七）有支持计划生育工作的义务。不得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不得阻碍育龄夫妻采取避孕节育措施；不得虐待歧视女孩或生育女孩的妇女；不得遗弃、买卖、残害婴幼儿；不得容留、包庇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不得仿造、骗取计划生育证明；不得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胎儿性别终止妊娠。

（八）有按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违反政策生育者，应当按《条例》规定接受社会抚养费征收；扰乱计划生育管理秩序、阻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九）房屋若租（借）给外来人口暂住时，应认真配合村（居）计生部门做好外来人口的计生管理，督促其在规定的期限内交验《婚育证明》，接受现居住地村（居）委会及上级计生部门的管理。

（十）享有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计划生育群众自治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若干制度

第十条：学习教育制度。

（一）村（居）人口学校每季举办一次育龄群众培训班。讲授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基本知识，结合传授时事政治、政策法规知识和村民需要的实用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二）村民小组经常组织会员、育龄群众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三）村级要利用墙报、黑板报、标语等形式，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一条：民主议事制度。

（一）每季度召开计生工作例会。镇驻村（居）干部、联片领导、村（居）党支部委员、村（居）人口计生办工作人员、村会计参加例会，必要时可扩大至育龄妇女小组长参加例会，汇报小结当月全村人口计生工作情况，汇报全村结婚、怀孕、出生、四项手术、三查、全过程管理、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其它人口计生数据情况，并按变更情况及时调整有关档案。研究解决计划生育群众自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根据上级部署，结合实际，布置下季度人口计生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管理服务制度。

（一）建人口计生工作台帐。对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外来人员、享受计生技术服务人员信息录取入机（电脑）。对征收社会抚养费案件、接受免费避孕药具等计生资料建档入册，并做到每月进行变更调整完善。

（二）村（居）委会应及时为新婚夫妇或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出具有关证明或申办《生育证》，为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妇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三）协会小组长对本组育龄妇女每月上门访视一次，积极配合镇街计生服务人员对产后、术后对象及时随访，并做好随访记录，做到生、孕和节育措施落实情况掌握到人。生育者在产后10天内应向协会小组长主动申报生育情况，杜绝出生漏报现象的发生。

（四）配合镇街计生服务站按规定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生殖健康检查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对患妇科育龄妇女和不孕症夫妇，提供防病治病知识和不孕症诊治联系服务。

（五）积极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在计划生育家庭户中树立“少生快富”示范户，搞好计划生育结对帮扶，尽力为他们提供致富项目、信息、技术、资金、销售等服务，帮助计划生育户勤劳致富奔小康。

第十三条：计划生育村务公开制度。在村（居）务公开栏中张榜公布下列内容：

（一）奖励扶助政策及对象名单；

（二）再生育政策、生育情况；

（三）违法生育生育人员及处理情况；

（四）帮扶对象及项目情况；

（五）镇街、村（居）两级人口计生部门咨询举报电话、举报奖励办法。

第十四条：计划生育协议制度。村（居）委会与育龄村民签订《计划生育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自觉接受镇街政府、村（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

第十五条：评比表彰制度。每年召开一次表彰大会，表彰奖励先进计划生育协会小组、优秀协会会员和优秀计划生育协会志愿者等。

第五章奖励与处罚

第十六条：村（居）委每年从可支配资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计划生育经费，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人员进行奖励。

（一）对独生子女因意外亡故、致残其父母不再生育或领养的，其丧失劳动力后的养老问题，按照上级规定给予照顾。

（二）实行计划生育的已婚育龄妇女，免费享受计划生育基本项目技术服务；

（三）对符合生育二孩条件而自愿终生只生一孩的家庭户，享受区给予1500元奖励金；

（四）村（居）委会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提供就业信息，优先解决就业问题。

（五）0-18周岁的独生子女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由镇政府及村委员会承担，承担比例根据各村的情况，由镇政府与村委员会协商确定。

（六）农村独生子女特困（低保家庭）户的独生子女上学免交课本费，资金由镇计划生育事业费和民政救济各付50%。

（七）符合政策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特困家庭（低保家庭），给予产妇产后营养费补助100元，由镇街计划生育事业费支付。

（八）贫困（家庭人平均收入1000元以下）独生子女考上国家重点大学奖励1000元，普通大学奖励500元，经费由区计划生育事业费支付。

（九）镇人民政府审批农村建房时，“自治”独生子女家庭，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审批。

（十）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实际，制定有利于“自治”独生子女家庭优惠政策。

（十一）农村“自治”计划生育户改厕时每户补助100元。

第十七条：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要进行严厉处罚。

（一）凡享受第十六条所述优惠政策后，违反人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应退还所享受的一切优惠奖励。

（二）严禁不符合法定条件者生育。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计划外生育的村（居）民，按照《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章程》处理，取消其他优先优惠措施，不得参与村各类先进评比。

（三）对非法收养、弃婴及婴儿出生后去向不明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四）对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侵犯人身安全的，责令当事人写出检讨，赔偿一切损失；触犯法律的，报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五）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居）民，不享受奖励扶助扶贫贷款、子女入学、就业等优惠政策。不得评为文明户。

第六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村（居）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