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的心理学基础范例(3篇)

人际交往的心理学基础范文

人际恰恰恰——封闭型、成长型、结构型和异质型的团体

二、体活动的目标：

1、目标：培养团体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与信任感。

2、体具体目标：

（1）凝聚团体的共识，强化团体的向心力。

（2）培养团体的默契，增强成员的互信基础。

（3）强化成员在团体中的自我价值感，增强自信心。

（4）强调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的精神。

（5）透过活动的特殊设计激发成员的思考力与创造力。

三、团体活动的对象：

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疑惑的心协成员。自愿加入团体并积极主动的投入团体的一切活动中去。在小组成员中希望是异质的，所以会尽量平衡他们的性别、专业。在小组中我们需要那些有沟通愿望的同学，能认真的对待小组活动，并且为人坦诚和友善，能与人护目相处。在小组中，我们会尽量保证成员间是陌生的。

四、团体规模：

分三个小组，每组8-10人。

五、团体活动地点：

团体心理咨询室（科技楼319）

六、活动时间及频率：

每周一次，共五次。每周六晚上7：00-9：00

七、团体规则：

各组的领导者综合其成员意见，成书面形式，由各成员签字确认，即可生效。各组领导者及成员要严格遵守规则。

八理论基础：

“印刻”理论

著名动物心理学家洛仑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组鹅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母鹅自己孵化，这部分小额出壳后看到的抵抗一个活动物是母鹅。根据常识，这部分小鹅会跟随母鹅，同他保持亲近和依恋的关系。事实也确实如此。另外一部分鹅蛋是人工孵化的，小鹅出壳后看到的第一个活动物是实验者本人。这部分小鹅便把实验者当成母鹅，紧紧跟随，吧研究者当成母亲来亲近和依恋。这种有机体在其生命早期的敏感阶段对最早看到的活动物体产生依附的现象，称为“印刻”，通过印刻而形成的依附行为，对有机体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

人类的生物发展水平虽然比动物要高得多，但人类也有同“印刻”相类似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自幼儿与狼，兄等动物产生了强烈的依恋而逃避人类。此外，人类的婴儿也会在“敏感期”出现对母亲的依恋。人的交往和人际关系的需要，正式在这种最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本能理论”

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对群体的依恋是人的本能或遗传，是人类祖先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能力。人类的祖先古猿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差，要想保存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就必须以群体的方式活动，依靠群体的力量来抵御灾害，获得食物。经过长期的进化，这种群体的习性传递给后代，使人类先天具有与人共处，交往的需要。他们研究了人类的近亲恒河猴，发现在它们身上也存在依恋现象。实验证明，恒河猴的依恋行为取决于对象是否能够提供温暖、舒适的机体特点，而不在于能否提供食物。

动物的依附，合群倾向和表现，为人际交往这一人类行为的形成奠定了生物学的基础，对我们认识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爱与归属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5、自我实现的需要

首先，生理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人们的联系和交往。

其次，安全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人们的联系和交往。

再次，爱与归属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人们的联系和交往。爱与归属的需求，既是交往的结果，又是进一步交往的推动力。

又次，尊重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人们的联系和交往。

最后，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也离不开人们的联系和交往。

人际交往需求理论:

心理学家威廉姆斯库兹提出，人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爱、归属和控制，这些需求推动人们去进行交往。这一理论称为人际需求理论。

爱的需求反映的是一个有表达和接受爱、友谊的愿望，这种愿望促使他要与他人建立一定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归属地需求反映的是希望自己存在于群体之中，与他人一起的愿望。

控制的需求反映的是人希望拥有一定的权利，对他人发生影响的愿望。

上述三种需求反映出人际交往是人心理的需要，但对其具体的行为表现应有适当的认识、适度的爱、归属和控制需要会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而过分的亲密、交往和控制与过分的冷漠、孤独和无视秩序都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人际交往的心理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人际信任；大学生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信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石，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助于提高个人心理健康水平。大学生群体，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人际信任的水平逐渐降低。

一、关于人际信任概念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人际信任的概念还没统一，国内外学者对人际信任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

国外对人际信任概念的观点：（l）信任是个体对另外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Rotter，1967）。（2）信任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其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及信任别人（Wrightman，1992）。（3）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付之对方弱点的信心（Sabel，1993）。（4）信任可由选择相信他人的合作行为来显示（Deutseh，1973）。

目前国内对人际信任的观点：（1）陈介玄、高承恕（1991）认为信任是一种由人际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人际信任，亦即是一种针对与特定的个人亲近熟悉度所衍生出来的信任，是基于个人关系和后天成就形成的，这种信任是人情付出与理性计算的结果。（2）杨中芳、彭泅清（1999）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用日常用语说，就是放心，不必提心吊胆，不要担心对方会失信而完不成为自己做的事。在这一个概念化中，人际信任被视为是一个存在于两人之间的概念"因此用两人关系作为研究信任的单位。（3）张建新、张妙清和梁觉（2000）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条件下，预期另一方对自己做出合作行为的心理预期。

目前在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最认可Rotter提出的对人际信任的概念：信任是个体对另外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

二、关于人际信任的理论研究

人际信任是从交往信用和交往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安全感、可靠感，是人际交往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其理论基础，基于以下三种观点。对于人际信任的来源，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Erikson、吉登斯（1963）等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信任产生的过程提出了认识发生论。他们认为人的信任来源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主要是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看护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婴儿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婴儿受到看护人的定期良好的照顾，就会逐渐在婴儿心中形成一种对于秩序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信任：如果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他（她）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会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会太信任人。婴儿时期形成的信任是一种基本信任，这种基本信任是他（她）以后所有形式信任的基础。

美国学者福山（1995）提出了文化决定论。认为人际信任是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合作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信任不能单纯的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信任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基于文化道德规范，是文化道德规范的产物，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密码，信任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的特点，在不同的文化道德规范环境下，其信任模式与程度是不同的。

道德基础论。该理论认为信任可以划分为两类：对熟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即在以往的交往基础上的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偶尔吃过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感。

三、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研究现状

从2002年到2009年，农村生源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下降，而城市学生的人际信任却没有随年代明显变化，学生来源是信任水平逐年下降的调节变量。其原因也许在于，农村学生从生源地来到城市里学习、生活，往往也是经历社会流动的群体之一，他们所感受到的周围环境的变化更为明显。此外，农村学生社会地位相对较低，面对信任风险的相对易损性也更高。而研究发现，个体对周围事物产生越多的陌生感，社会地位越低，则越不易产生信任（王绍光，刘欣，2002）。

人际信任水平没有男女差异，但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人际信任都呈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性别差异不是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至少对于“人际信任量表”的测查结果而言），也不影响人际信任变化的模式。这与大部分人际信任研究结果一致（胡利人，刘义明，2000；罗任等，2006；冯现刚，王青，2011）。

目前关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取向主要有两大类：人际信任的前因变量角度和后果变量角度，前因变量包括心理控制源、养育方式、人格特征、依恋、信仰状况；后果变量包括进行主要有：自尊、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孤独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行为等。

刘金平、郭志峰分别对河南和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伍业光等认为积极父母养育方式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而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使子女人际信任降低，更多地产生自私自利，爱占便宜，互帮互助良好品质下降；苏巧荣认为子女的人际信任与母亲的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呈负相关。戚少枫调查了西安高职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情况，发现情绪稳定性、精神质等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伍明辉等对广西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显示，外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低，内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高；而神经质、精神质人格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人格特征的稳定发展可以增强人际信任水平。张咏梅对青少年依恋与人际信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同伴、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质量均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中同伴依恋具有更好的预测力。李雪峰认为社会信仰越高，人际信任越高，而金钱崇拜越强烈，人际信任越低。

参考文献：

[1]田可新，唐茂芹，吴昊等.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

[2]张杨.大学生成人依恋及其与自尊、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8.

[3]王霞霞.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特征研究[D].西南大学，2008.

[4]张静敏.大学生自尊、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2.

人际交往的心理学基础范文篇3

[关键词]关系中国华人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72－05

一、有关华人人际关系研究的回顾

(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儒家文化中，人伦的考量是个人发展其社会关系的核心标准，所谓“尊卑有份，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有异”。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格局揭示了在微观的层次上，中国人在社会结构互动中采取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这种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推移的动力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模式。简而言之，差序格局说明了中国人际关系互动具有三种基本特色：以家族主义的概念区分人际亲疏、展现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差别对待、具有伸缩弹性的格局界限。费孝通(1948)的研究成为后来讨论华人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概念构架”。

(二)金耀基的“人情”研究

“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具体内容。按照金耀基(1981)的看法，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人(与人)相处之道”。儒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种种“情分”，因此伦理关系即为情谊关系，这种种情谊关系叠结连锁起来，便构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人情最重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即所谓的“报”。但并非所有关系都是交换行为或“回报”人情，在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伦角色的要求是“尽义务”：只有在非特殊关系的人群身上，人情或报的观念才需要特别强调。在此基础上，金耀基进一步将交换行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性的交换行为，另一种是社会性的交换行为。在经济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因素被冻结，通常以钱作为媒介，容易计算和清算；但是在社会性的交换行为中，人情占据中心位置，对等的人情回报(俗称“人情债”)成为经济价值以外的考量。因此，可以说人情作为中国人人际关系运作的方式之一，必然要求个人清楚地界定双方关系的特性。

(三)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在整合了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概念之后，黄光国(1988)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通常会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并依不同的社会交换法则与对方交往。这三种关系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所谓情感性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也可以用来获取相应的资源，但是情感成分还是要大于工具成分。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人际互动遵循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关系的代价往往大于预期回报。所谓工具性的关系是指个人可能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和他人进行交往，其中只含有少许的情感成分，因此关系各方坚持的人际法则是“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关系代价往往小于预期回报。所谓混合性的关系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之外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是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及同乡等不同角色关系，这些角色关系构成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混合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由于难以估算关系代价和预期回报，因此混合性关系人际互动时经常会面临“人情困境”。就影响力而言，“人情与面子”模型更贴近中国人生活，三种人际关系类型也经常被引用；但从这几种关系的性质来看，仍然暗含着差序的区别。

(四)何友晖的“关系取向”与“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何友晖是最早提出“关系取向”这一概念的学者(黄光国，2006)，他认为，“关系取向”最能够捕捉住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此一名词不仅具有本土特色，并且能够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个人取向”概念清楚地区分。何友晖将人际关系上升到界定生命意义的高度，在他看来，人际关系“除了在人类性格发展过程承担历史使命之外，它也是个体有生之年，为生命定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它只有透过与其他人的共存才能尽其意义。没有他人，个人的身体本色便失去意义”。在中国文化中，自我并不是一个个的自我，“自我与非自我间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基于这样的观点，何友晖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理论工具。他指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是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中，个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则认为，是指社会现象的事实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关于个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放在社会脉络或人际关系中加以了解。因此，根据“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在对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文化如何界定关系，其“策略性的分析单位并不是单独的个体或情境，而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以及‘关系中的人们’”。

(五)Jacobs、乔健、杨国枢有关人际关系分类的研究

除了何友晖等人的人际关系分类外，Jacobs(1979)、杨国枢(1993)等人都尝试过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进行操作性的分类。Jacobs在观察台湾某一小镇的政治活动时，发现华人社会的关系，乃是根据两人之间过去共享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认同所建立的特殊连带，他称之为“关系基础”。常见的关系基础有血缘、地缘(含宗亲与姻亲)、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同姓、师生关系等。杨国枢(1993)以“差序格局”为分析基础，借鉴黄光国(1988)的研究结果，按照儒家伦理所界定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并分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原则：(1)家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责任原则”，强调付出而非期望回报；(2)熟人关系；人际互动的原则是“人情原则”，强调人情存续，回报的期望中等；(3)生人关系，人际互动原则是“利害原则”，对回报的期望最高。杨国枢的研究成为华人人际关系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

(六)徐淑英和樊景立有关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研究

徐淑英和樊景立(1997)讨论了在华人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他们发现，即使设定了特定的组织背景，华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仍然表现出传统的“差序格局”特点。在操作性层面上，他们主要采用了杨国枢的关系分类模式，但同时指出，“生人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一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生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交往的记录和人情的存储，由于具有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或充任其他相似的社会角色等，其关系互动仍然会表现出与完全没有共同点的生人关系不同的互动原则和对待方式。因此，徐淑英和樊景立将华人组织中的关系类型区分为四种，分别是家人、熟人、具有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和不具相似人口背景的生人，并分析说明了对待不同人际关系类型的互动原则、对待方式以及关系基础。

2000年，Tsui，Farh＆Xin对1997年提出的关系架构进行了修改。他们把“生人关系”仍然用一种关系类型表示，并将家人、熟人和生人这三种人际关系当作人际关系的基础，各种关系基础对应的关系型式分别是义务、友谊和认同，最后指出三种人际关系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华人组织中“关系”与效能的概念模式。

(七)杨中芳的“情感性关系”、“义务关系”与“工具关系”

杨中芳教授(1999)指出，中国人际关系按照关系生成的方式可以被分解为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两种。既定成分是指两人在某个时点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既定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先天的(如父子关系)或后天建立的(如师生关系)，而每个既定成分都有相应的行为义务，因此既定成分酷似Jacob(1979)所提出的“关系基础”。交往成分则是指关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这种交往成分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两种。前者为交往过程中双方在自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后者则是指在工具层面的满意程度，即以利益交换和责任履行作为关系基础的义务。有研究者利用香港学生做研究样本，对杨中芳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香港地区的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三类关系类别；然而，学生关系是否表现出工具性、情感性或义务性，主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中国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研究展望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者，即关系本位也”。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式“guanxi”本身包含着推崇重视构建和关系网络的工具理性的内容，在这种构建中，所谓血缘、亲缘共同体的特殊主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真切了解和认识的。但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对“guanxi”重视和运用的实际结果，并且大胆地用“网络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力量的变化将会使得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生迁移，类似于一战、二战前后的英国和美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界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将会对国际学术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也已经证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出现中国人名字的比例和频率都在不断提高，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系统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努力必须充分考虑到“guanxi”对于中国人或华人行为驱动最深层次的意义，类似于当年日本崛起时国际学术界出现“Z理论”或“Z模式”一样，必须从文化的内涵分析探讨日本的经验。

另一方面，“guanxi”一词属于中国本土化的用法，国际学术领域与它对应的是“社会网络”，因此，从一开始引入“guanxi”一词的时候，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就一直摆在有关学者的面前。在有关“guanxi”研究的几个早期综述中，作者们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担忧。华人学者们要么过于重视“guanxi”的特殊意义，忽视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共性；要么就是直接套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华人的“guanxi”行为，忽视华人“gunaxi”行为的特殊内涵。因此，如何将中国背景下的“guanxi”研究提升到新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阶段，必须充分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guanxi”和“guanxi”网络。从本文回顾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的华人学者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探讨个人的人际关系基础、类型以及互动的原则等问题。显然，这种分析是微观视角的。从微观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能够充分彰显华人社会的“guanxi”本质，但缺点是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群体的“guanxi”网络特征。人际关系两端连结的是人，而网络两端连结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等。目前，国际上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理论基础比较清晰，测量工具也比较成熟，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央性、网络异质性等等。华人学者必须证明，在研究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时候，现有的这些网络测量工具是否同样适用；抑或是需要从个人人际关系分析出发，重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测量工具。

第二，方法与方法论。在何友晖提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基础上，黄光国进一步提出了“华人关系主义”和“儒家关系主义”的概念，将华人的人际关系研究正式提升到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研究的层面。黄光国认为，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可以将儒家的“庶人伦理”作为建构儒家关系主义的“深层结构”：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以此为理论基础，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讨论华人人际关系安排主张与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作者甚至进一步认为，可以使用这一理论结构剖析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并称之为“东亚的关系主义”。何友晖与黄光国等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偏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不足为奇。但是，同一理论基础可以派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华人学者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分析工具同样能够反映出“关系主义”的特点。换句话说，华人的关系主义研究可能需要一套更全面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