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诗句范例(3篇)
苏州的诗句范文
摘要：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整理关注较少。对于此词的结句，因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目前，《苏词接受史研究》虽有对此问题进行考辨，但并未十分深入。因此，有必要从词的结句的文本着手，追溯异文的源流，同时考察词集的版本、参考其他的文献资料。并且将词的创作地点、词的语意、语境等方面纳入其中，加以综合分析，以文史互证之法进行讨论，以期对《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究竟是“寂寞沙洲冷”抑或是“枫落吴江冷”的问题有所深入。
关键词：卜算子寂寞沙洲冷主旨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问题缘起
笔者在阅读《苏轼词编年校注》的过程中，发现《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下注“‘寂寞沙洲冷’，原作‘枫落吴江冷’，据傅本改”。此词末句由于版本不同，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苏轼词编年校注》以明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三卷为底本。而南宋人傅斡《注坡词》中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明末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此外今人整理本多是以各自所据版本为依据，或作“寂寞沙洲冷”，或作“枫落吴江冷”，并未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而关于此词末句文本问题，仲冬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苏词接受史研究》中对此做出分析，认为“枫落”句神韵超然，但不如“寂寞”句浑成。文中引用《词苑萃编》所载宋人陈鹄《耆旧续文》中的观点：“余倾于郑公实处，见东坡真迹书卜算子词。断句乃云‘寂寞沙汀冷’。刊本做‘枫落吴江冷’，词义全不相属也。”作者认为词义全不相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黄州属楚江，与“吴江”无涉，二是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无需特别提出一种树木，并且枫树与鸿雁并无任何之关系。其中，只是从词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并没有展开。
目前学界关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系年、主旨、思想、词中意象意境等，而对于此词的文本关注较少。《苏词接受史研究》虽对此进行考辨，但并未深入，本文试从文本人手、以文史互证之法对此问题再作探讨。
二、关于“枫落吴江冷”
“寂寞沙洲冷”，宋以前无记载，其出现应在宋代。而“枫落吴江冷”则是唐代崔信明的诗句，且为人称道，崔信明也仅因此名句而为人知。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列传《郑世翼传》中记载：“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日：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日：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其中明确记载“枫落吴江冷”为崔信明诗句，并且在世翼看来，崔信明的其他诗作与此句差距甚大，不能相提并论。
宋《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中《崔李诗语同意异》载：“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枫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语同而意异。”可见吴曾对崔信明此句较为称许，已可与李白诗句相提并论。
宋《北山诗话》：“谢宣城云‘澄江静如练’，康乐‘云池塘生春草’，吴武陵云‘枫落吴江冷’，薛元衡云‘空梁落燕泥’，此皆名世之语。方知古人不难到，但勉之而已。”此记载中将“枫落吴江冷”的作者记为吴氏，显然失考。
“枫落吴江冷”为唐崔信明的名句，为当时人所熟知、称赞，但是随着时展，到了宋代，世人对此句虽肯定，但对此句的作者，出处的记载已出现混淆，不十分准确。
三、异文辨析
笔者以为与“枫落吴江冷”句相比，“寂寞沙洲冷”为苏词原句的可能性更大，主要依据有以下方面：
（一）从版本角度看
北宋时期，词集多为单行本，不与诗文集合刊。苏轼词集也为单行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东坡词》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轼词》一卷。现存较早的按调编次的苏轼词集是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由南宋曾慥辑的《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现存最早的笺注体苏词为傅斡《注坡词》十二卷，傅斡在词序中说在编纂过程中，他曾进行过辨伪与辑佚。元延祐七年庚申(1320)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刊刻《东坡乐府》二卷，是今存东坡词集的最早刻本，即元本。
可知，傅本与曾本是现今苏轼词集流传较早的版本。关于傅本与曾本的产生年代，据刘尚荣先生考证，傅本的“刊行时间当早于曾慥辑《东坡长短句》。因此，《注坡词》才是今知最早的苏轼词集，也是最早的苏词注本”。且“傅本与曾本、元本调名先后次序虽有不同，同调之内各首词的排比顺序则基本一样。特别是傅本误收苏辙词一首，黄庭坚词一首，又有他集互见待考者若干首，均被曾本、元本承袭照录。这都可以反证以上三个本子有某种源流关系”。元本显然比傅本、曾本晚出，并且以两本为校正参照。因此今所传苏轼词集版本的母本不外乎有两种：傅斡的《注坡词》和曾慥的《东坡长短句》。
今所传傅斡的《注坡词》已由刘尚荣校证，整理为《傅干注坡词》。傅斡本此词末句作“寂寞沙洲冷”注云“一作‘枫落吴江冷”’，校勘记载“吴讷抄本、《二妙集》本、茅维《苏集》本、《东坡外集》均无词题”。可知，傅斡在为苏词作注时，《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末句异文已出现。傅本虽倾向于“寂寞沙洲冷”，但并没有彻底否定“枫落吴江冷”，以注标明。并且，此词或无词题，但题下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是与词文同在的。
曾憷的《东坡长短句》赖明人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以传，而其又分为天一阁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和紫芝漫抄本《宋元名家词》，两者结句均为“枫落吴江冷”。但宋·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余顷於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蹟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其中的《补注东坡长短句》所进行补注的本子应该就是曾慥的《东坡长短句》，即曾本。此段文字以作者亲眼所见的东坡亲书为证，将曾本中此词的末句“枫落吴江冷”予以反驳，认为《卜算子》末句应为“寂寞沙汀冷”（“汀”当为“洲”之误）。
可见，从版本流传来看，虽无直接证据，但对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末句来说，“寂寞沙洲冷”的可能性大于“枫落吴江冷”。
（二）文献资料方面
1.《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六载《跋东坡乐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惊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交往甚密，二人时常集会，酬唱赠答多达百余篇。苏轼对其的品德和文学成就都给予极高评价。黄庭坚对苏轼这首词评价极高，其中所载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词文是可信的。从中可以推断此词的尾句为“寂寞沙洲冷”。
除此之外，南宋著名诗人、书法名家王之望（1102-1170）《跋鲁直书东坡（卜算子）词》：“东坡此词出《高唐》《洛神》《登徒》诸赋之右，以出三界人，游戏三界中，故其笔力蕴藉，超脱如此。山谷屡书之，且谓非食烟火语，可谓妙于立言矣。盖东坡词如《国风》，山谷跋如小序，字画之公，亦不足言也。”王之望见黄庭坚所书的东坡词，为之作跋，其中所提的《卜算子》词，当是被黄鲁直评为不食人间烟火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从记载中可知黄鲁直对苏轼的这首词欣赏不已，所以屡屡书之。作为苏轼的弟子、好友，黄庭坚与苏轼有较多的直接交往，并且他对这首《卜算子》很是赞赏。因此，他所书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应更为接近苏轼原作。
2．《古今词统》卷四载苏轼《孤鸿》：“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下注云“末句作‘枫落吴江冷’者非”@。卓人月十分肯定地认为《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结句应为“寂寞沙洲冷”，但让其做出判断的依据并没有记载流传下来。《四库全书考证》在考证苏轼的孤雁词《卜算子》时，依据卓人月《词选》判断刊本“寂寞沙洲”讹为“枫落吴江”。
（三）此词所作地点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调下有相当于题序的“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点明了词所作的地点，即黄州。
在黄州曾居住达七年的张耒（1054-1114），在《杂言》中说：“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苏轼在黄州的贬谪期为元丰三年(1080)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这时的黄州地理环境应与张耒所说接近。苏轼寓居定慧院时期，黄州四处环水，并且小块被水包围的陆地应是较为常见的。甚至黄州的今址，水资源也比较丰富，河湖港汉交错，河流、大小湖泊约20个。而鸿雁“常栖息于旷野、河川、湖泊、沼泽，特别是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有时也活动在山区、平原和海湾等处。性好结群，虽在繁殖季节，亦见数只结群觅食在江河、湖泊中”。并且“它们大多数于夜间觅食，白天在水中或岸边休息和游荡。傍晚飞至觅食场，晨曦复返江河、湖泊中”。可知，鸿雁喜欢在水边或者沙滩上栖息，从黄州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讲，水源丰富，有河流、湖泊和湿地，它具备鸿雁、鸥鹭等鸟类栖居生活的自然条件。
因此苏轼寓居黄州时期，黄州的地理环境事实是完全可以向苏轼提供了这种词中意象的。反之，“寂寞沙洲冷”中的“沙洲”也与当时黄州的自然环境相契合。
“枫落吴江冷”中涉及到的“吴江”，其河流即今江苏南部、上海市境太湖尾阊吴淞江。宋时的吴江县也在今江苏省境内。它与苏轼寓居的黄州相隔甚远。在词中，上片写缺月、疏桐、漏壶、幽人、孤鸿，这些都是眼前之景。下片“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并没有展现回忆过去或展望未来等跳跃性思维，所呈现的词境转换也较为和缓，并没有很大的跨度。此词结尾句应该以黄州之景或是定慧院附近之景结尾，而不会突然出现距离黄州定惠院较远的吴江。因此，“寂寞沙洲冷”与词的创作地点黄州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枫落吴江冷”句则与之不对应。
（四）“拣尽寒枝不肯栖”语意方面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三十九载：“‘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楱宿树枝，唯在田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泳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泳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有人认为鸿雁不栖于木，“拣尽寒枝”是与其习性相悖的，是存在语病的，胡仔则认为文章妙处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针对“拣尽寒枝不肯栖”为语病的问题，《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认为正因为鸿雁的不栖于木，所以才会“拣尽寒枝不肯栖”，这恰是符合情理的。
其实，如果结尾句是“寂寞沙洲冷”，这种质疑“拣尽寒枝不肯栖”是否有语病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寂寞沙洲冷”强调的是沙洲。从鸿雁的习性来说，它确实不栖宿在树上，但却经常出现在河流、湖泊及其附近的沙滩之上，也就是诗中的“沙洲”。不肯栖宿于树枝，宁肯停留在寂寞寒冷的沙洲之上，这是符合鸿雁的习性，符合诗人的表达逻辑的。
相对来说，“枫落吴江冷”则有诸多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说，鸿雁不栖于木。而以“枫落吴江冷”为结，则又是回归到了鸿雁栖于枫树的事实，与前文造成矛盾。其次，既然鸿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又与之有何关系？鸿雁又何必去担心“枫落”之后的“吴江冷”呢？此外，下片中“拣尽寒枝不肯栖”，主语是惊鸿，“寂寞沙洲冷”承接上文，续写感受。而如果下句是“枫落吴江冷”，则主语已不自觉地转换，意思与前文不符。
因此，无论是从词意来说，还是从词中所描写的鸿雁习性角度来说，“枫落吴江冷”不如“寂寞沙洲冷”与其相符。
四、《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旨
关于这首词的主旨问题，历来有多种看法，在邹同庆、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已将其进行了归纳。为叙述方便，笔者略加陈述：
一种是认为这是苏轼为一位女子所写。《能改斋漫录》记此词是为王氏女子所作。“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此外，《东园丛说》《野客丛书》也有类似说法，分别认为是为邻家豪右之女、温都监女所作。
一种认为这是刺时之作。《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载：“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俞文豹《吹剑录》中也逐句阐释了词中的影射之意，认为这是刺时之作。
一种认为此词所写的是苏轼在黄州的寂寞。如《蓼园词选》中载“按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赌棋山庄词话》卷二：“咏物词虽不可作也，别有寄托如东坡之《泳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泳蟋蟀》，斯最善矣。”
关于此词的主旨，今人多认为是抒发了作者漂泊之感，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内心孤独寂寞的展现。笔者拟从文学创作意象这一角度对此词的词旨进行分析。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最突出的物象就是孤鸿，有的词选甚至直接将此词题目直接改作《泳雁词》。而鸿的意象在苏轼诗词中多次出现，详情见下表：
理查兹认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意象的功用在于它是感觉的“遗存”与“重现”，是特殊心理情景中诗人的特殊感受的呈现。在苏轼的作品中“鸿”这一意象随着苏轼的际遇、情感有着一个演变过程，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倾注的感情也逐渐加深。在《与子由游寒溪西山》诗中，苏轼用没有长期栖息地的鸿雁自比，将谪居黄州时期自己的漂泊之感展露无遗。之后，这鸿雁逐渐变成了孤鸿。在这年秋天，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苏轼独自往来，成为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创作背景。他用性喜群居但却离群的孤鸿来表现内心的孤独理所当然。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俭》中作者写在平山堂上烟雨朦胧，埋没了孤鸿。当时苏轼已被贬黄州达三年之久。虽无明确指出，这“孤鸿”中已有苏轼的影子与情感。苏轼在《与杜几先》中提及“去岁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屦，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可知，词中的平山堂对于苏轼来说，也曾是他想起身世、际遇甚至生死的地点。“孤鸿”应是承载着苏轼这种特殊情感的。
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苏轼再次明确将自身与孤鸿同比。在元祐六年(1091)苏轼初知杭州，三月被召人京，八月再次遭受洛党攻击，出知颍州。《次韵程正辅游碧落洞》中苏轼再次关注到了孤鸿这一物象。此时，苏轼被贬官在惠州。“孤鸿方避弋”援引“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的典故，用孤鸿远飞以避免猎人的捕捉来展现自身躲避祸患的想法。
“一个‘意象’可以被一词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给人以深刻印象，经常可见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转变成其后期作品中的象征。”在苏轼的作品中，从鸿雁到“孤鸿”被多次重复，一直在与苏轼的人生际遇转变相连，是伴随着苏轼命运起伏而存在的，是苏轼对自身前途思考忧虑的产物。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正是“孤鸿”内含被升华的一个起点，作者用“孤鸿”这一物象来比喻当时自己的处境，表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孤独、寂寞以及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考。
苏州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苏门词人;创作;变化;审美意象;艺术创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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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代词人相比,苏门词人在词学观念和词的创作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将人生遭际及仕途风波,以及由此生发的感慨系之于词,表现出以诗为词的趋势。具体地说,其创作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词调选用凝定化与词意探掘深入化:轻形式重内容
与前代词人柳永和同代词人周邦彦相比,苏门词人在词调方面较少创制。如苏轼七十多个所用词调,大多数为传统词调,单单《浣溪沙》、《菩萨蛮》《减字木兰花》《南歌子》四个词调作品就达一百多首,占据了其词作总数的三分之一,表现出词调选用上的凝定化。但这并不说明苏门词人在词的创作上因循守旧,相反,苏门词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可贵的新变化,这种变化不在于其词调形式的创新,而在于他们给传统词调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词意探掘方面深入化,用旧瓶装新酒,利用现成的词调来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为原本被香闺艳情、吟风玩月之作占据的词坛,带来新的风格和品位。为了更恰切地表现仕途沉浮中的心态,苏门词人着重用容量较为丰富的长调填词。如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以周郎自况”[1](卷40)表现自己对功业的艳羡和“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的苦闷心情;黄庭坚《醉蓬莱•对朝云aΑ芬云鸱跌宕之笔写自己被贬黔州后的复杂感受;秦观《望海潮•梅英疏淡》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暗随流水到天涯”的无奈;晁补之《八声甘州•谓东坡未老赋归来》表达自己在政治上追随苏轼无怨无悔的决心。即使是传统令词,苏门词人也能用来表现与花间词风迥异的内容。如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表现自己“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态度,寄寓了对人生波澜的理性反思;黄庭坚《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写出自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2](P400)的悲凉。这些脍炙人口的名作,都因其内容的丰厚、思想的深刻而魅力永存。
词随“宴乐”的兴盛而蓬勃发展,“倚声填词”、“作词以应歌”是其基本的创作传统。及至宋代,词主要也是供歌妓乐工演唱的,因此往往是协律第一,内容倒在其次,有时甚至为了协律而不惜改字换意。而苏轼作词则是以意为先,他有许多词是供人阅读而不求入乐演唱的。苏轼这种反传统的做法曾招致了时人的批评:“唱子瞻之词,虽不失体,而多不入腔”[3](P280);“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律”[4](P66)。其实不然,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就记载苏轼在定州作《戚氏》时是“随声随写,歌竟篇就”[5](卷17)。他在《书〈彭城观月诗〉》里亦云:“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独歌此曲,聊复书之。”[6](卷22)这些记载虽不能证明苏轼精通音律,但证明他不致于因为不会唱曲而使得词作不谐音律。苏轼既然知晓音律而又为何时时不守音律呢?作为一个决心把词当诗一样来抒写的改革者,当那些词乐规律对于内容的充分表达存在妨碍时,他是不肯受其绝对束缚的。
陆游所谓“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音律耳”[7](P66),真是一语破的之论。苏轼正是要改变“作词以应歌”的传统,淡化词对音乐的依附,使其能够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成为像诗一样可以自由抒写、供人阅读的文体。应该说,词能够在词乐消亡之后仍然作为一种诗体流存至今,苏轼起了一种暗示性的“导夫先路”的作用。这种变化与他们以诗为词的意识有密切关系。李清照批评苏词“乃句读不葺之诗尔”[7](P246),而晁补之则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8](卷33)。两种评价一贬一褒,但都从侧面说明苏轼词的诗化倾向,词调在苏轼眼中只不过是和近体诗的格律一样,是一种外在形式,表现自我情感和社会生活需要这种形式,但绝不应拘泥于这种形式而因文害意。因此,刘熙载《艺概》说:“东坡词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9](卷4)“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道出了苏轼词内容丰富的特点,他在有限的词调中注入无限丰富的内容,表现了其重内容,轻形式的特点。
二、娱乐休闲的弱化与记事交流的强化:突出个体、淡化群体
词因为在传统上属于艳科小技,因此很少像诗歌那样在朋友中唱和。而苏门词人由于其诗词同源的词体观,却并不忌讳用词来与朋友交流感情。元v年间,苏门词人齐集京城,交往更加密切,诗酒聚会,不免唱和。他们将诗歌常用的唱和方式移入词的创作中,不但以诗唱和,也以词唱和。这是一种“以诗为词”的集体行为,说明他们在实践中已经迈出了向诗歌靠拢、扩大词的功能、提高词的社会地位的第一步,而当时词坛的繁荣是与词人们相互之间的唱和分不开的。这些或同调、或同题、或同韵或兼同的唱和之作,不但增加了词的创作总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词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一定的阵势或气势,扩大了以诗为词的社会影响。如苏轼的名作《水龙吟•似花还是非花》,即是次章质夫同调词韵所作。
绍圣以后,苏门词人相继遭贬,星散各地,阻隔他们的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有残酷的政治迫害。元v间的风流雅集不复再现,就连熙丰年间的小型晤面也难得一遇,甚至通信往来也愈加不便。尽管处境艰难,但苏门词人的相互唱和并未中断。相反,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以词唱和更成为他们交流感情、寄托思念的有利工具。他们将词作寄赠朋友,实际上是将词作为一种和诗一样供人阅读欣赏的文本。在这种情况下,词的娱乐休闲功能逐渐弱化,而纪事功能逐渐加强。为了让遥远的亲友了解自己写词的背景,从苏轼开始,用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由逐渐在苏门词人中流行开来。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小序:“丙奈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黄庭坚《点绛唇•浊酒黄花》小序:“重九日寄怀嗣直弟,时在涪陵。用东坡余杭九日《点绛唇》旧韵。”这样,就将词的题序和词体本身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词彻底变为缘事而发、缘情而作的抒情言志文体。
“苏门”晚期影响最大的群体唱和是由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词引起的。“由于词的特定内容,在政治大清洗的背景下,这首词超越了规定接受对明的局限,从个别到一般,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和作用。它作为某类贬谪心态的艺术载体,拨动了元v党人的心弦,演成了词坛上此呼彼应、相互唱酬的动人景象。”[10](P112)这首词原系别有所赠,绍圣四年秦观赴横州途经衡阳时又写赠给孔平仲。苏轼次韵此词则是在元符二年贬居海南时期,“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酬者寄之。东坡乃次韵”[5](卷17)。黄庭坚次韵此词,则是在崇宁三年贬宜州途中,距秦观初作已,秦观离世也已三四年,词前小序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余墨,始追和其韵。”[2](P412)黄庭坚的和词先是追叙同官之乐,后言长别之悲,结句极其沉痛。
三、缘情写景与理志并融:彰显独特性情,力避普泛情感
苏门词人创作的新变还表现在他们力避唐五代以来代言体词作多反映普泛化情感类型的特征,而是全面展示个人的精神世界,缘情写景,理志并融,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将抒写人生感慨、阐释禅理、咏物、咏节序、祝寿、次韵和韵、送别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入词,改变了词以艳情为主题的方向。这种新变从内容上说,由为歌儿写情,进而侧重于自我言志,振笔抒怀,开拓了词体的表现疆界。从写法上说,除比兴体和专以情、景为词料之外,也时有即事叙景和直陈其事的赋体,或倾吐胸臆、一泻无余的酣畅之笔。
苏门词人“以诗为词”的革新,使其创作之抒情达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从抒情达意的角度来考察,其主要特征就是极力表现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表达词人独特的人生体验,抒情说理,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这种新的抒情模式成为苏门词人的共同特征。他们在词中表现屡遭贬谪、他乡飘零、终至罢免回乡的悲愁苦叹和牢骚不平;以词高歌隐逸田园之乐,却仍不免夹杂着无奈和感伤;甚至用词来悼古伤今、思朋念友、托物喻志等等。赋予歌词以新的抒情功能。
例如,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晋潘岳之后,悼亡即成为诗歌的一种传统题材。但以词悼亡,苏轼却开风气之先。他的《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即是怀念其亡妻王氏所作。全词如泣如诉,以叙为主,辅以自己的哀衰模样、妻子梳妆的生活“小照”、墓地的幽凄之景三处描写,以景写情,读来令人凄然神伤,虽隔千年时空,仍令人感觉到词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这首词的感人之处,正在于它表现的不是普泛化的情感类型,而是展示具体的个人情感,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
又如黄庭坚的《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词:
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人愁处。
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年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暮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2](P412)
词写兄弟之间相依相怜之真情。笔力深至、平实质朴中自有沉郁、执著之深情。词句只如寻常,而其情深愁苦;强解忧怀,尤令人觉其诚挚深重。
再如黄庭坚的《望江东》词: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2](P413)
此词酷似民间词风,浅白如话。其回荡缠绵之情怀,却往复流转而深挚执著。连痛恨黄词“乖僻无理,桀傲不驯”的陈廷焯,亦大赞其“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10](卷8)
四、语义建构的雅化与个性化:突现文人化的语言机制
苏门词人创作的新变还表现在语义建构的雅化与个性化上。他们的“以诗为词”不仅表现在内容题材上的向诗靠拢,而且表现在将宋诗的学者化、典故化与词体自身的审美特质相结合,使词体摆脱“词语尘下”的卑俗而突现出文人化的语言机制。
大概由于词体起于民间的缘故,与诗相比,对于运用典故似乎有种天然的排斥。即使在文人染指词的创作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则。如苏轼的前辈晏殊、欧阳修等人,尽管“学际天人”[7](P246),但词作却极少用典。虽然严格来说,词中用典并不自苏门始,但在词作中较大量、普遍地用典并形成一时风气,却是从苏门开始的。有时在短短的一首词作中综合运用多种典故,其典故之密集也是前所未有。这些典故出处广泛,遍及经史子集乃至佛典。如其《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用舍由时,行藏在我”[11](P132)之句即出自《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12](P68)。《江城子•密州出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典出《汉书•冯唐传》。《念奴娇•中秋》“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12](P426)典出《庄子•逍遥游》。“天涯何处无芳草”则由《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变化而来。《南歌子•苒苒中秋过》“寓身化世一尘沙”则出自佛家《内典》等。这些典故,“用许多故事,不为事用”[13](P4910)恰到好处地深化了词的意蕴,丰富了词的表现能力,收到简炼含蓄、词约义丰的艺术效果。
苏门词人雅化词体语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以诗的句法入词或化用前人诗句或文句入词。黄庭坚曾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8](卷47)他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作诗之法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在词的创作上。有时,他以诗的句法入词,如《逍遥乐》中“花色枝枝争好。鬓丝年年渐老”[2](P406);《水调歌头》中“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2](P386)。对仗工稳,读来琅琅上口。有时,他巧妙地化用前人诗句或文句。如《雨中花》中“乐事赏心易散,良辰美景难得”[2](P387)即是化用南朝宋谢灵运的名句“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文句化用充满困难,而山谷化用后的句子却对仗工稳,易于记诵,借原句的意境为自己的词作服务。
集句词与隐括词的出现可以视为苏门词人在形式上“以诗为词”的另一个典型表现。这种创作方式虽然引起后人的批评,但作为革新词风的一种尝试,自有其意义所在。如苏轼的《哨遍》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歌颂田园隐居之乐。晁补之《永遇乐•松菊堂深》也化用陶潜《归去来辞》,流利自然,一如己出。又如苏轼、黄庭坚都曾隐括唐张志和《渔父曲》。苏轼所成《浣溪沙•渔父》体现了其对远离政治的渔父家风的向往,而黄庭坚隐括所成的《鹧鸪天》“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则以江湖风波暗指,加入了个人对人世沉浮的感慨,有其真切的人生体验在内,使全词意境由清新而转为老辣,更有经历磨难之后的澄澈之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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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苏州的诗句范文篇3
有一天中午，苏轼去拜会王安石，正巧主人在睡觉，他只好被管家带到书房用茶。苏轼边喝茶边欣赏书房里的字画摆设，忽然他发现砚台下面压着一张墨迹未干的纸，取出一看竟是王安石写的诗《咏菊》，诗的前两句为“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看完，失声大笑道：“原来宰相写诗也出错误啊，黄花即，菊开在深秋，能冒风霜斗严寒，即使花期过去枯萎枝头也不会落瓣的，怎么会因为一夜秋风而落‘满地金’？此句岂不与实际相差万里也！”于是他提笔依韵续了两句为：“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完后悄然离去。
王安石醒来后回书房，发现了桌上的续句，认为是苏轼所作，一问管家，方知真是他来过。王安石暗自笑他少见多怪，主观臆断。心想：他自己学识不广倒反过来教训我，对他这样恃才放旷的人，应该让事实教育他。
事隔几年，王安石借苏轼被贬之机向皇上奏本请让苏轼前去黄州任团练副使。
苏轼来到黄州后，有人送来十几株，苏轼把它栽到后面院子里。重阳节到了，苏轼邀诗友陈季常来赏菊。他们来到后院，看见秋菊朵朵怒放，争芳斗艳。此时他忽然想起了当年王安石的那两句诗。于是他便对友人说：“王宰相写‘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可笑，你看这此时哪有落瓣的呢？”
不料陈季常却说：“王宰相的诗也有道理，黄州的就是落瓣的。”
苏轼不相信地笑道：“你真会开玩笑，难道黄州的和外地的不一样？”
他的话还未说完，刮来了一阵狂风，只见眼前瓣儿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不一会儿落得满地铺金。苏轼目瞪口呆，十分惊奇。此时，他才恍然大悟，明白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任何事物没经自己仔细观察过，就盲目臆断是不对的。他羞愧地对友人说：“王宰相的诗没有错，是我盲目地下错了结论。”日后他还专门为此事向王安石赔礼道歉。
